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茅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創作過電影劇本，但過去茅盾研究界只有一些片言只語的傳說，茅盾在什么時候收集材料？什么時候創作？都沒有明確回答，一些茅盾年譜也沒有明確記載。對茅盾是否創作過電影劇本，筆者過去沒有材料證明，不敢隨便猜測。近日，在香港的朋友發來茅盾給電影藝術家蔡楚生先生的幾封佚信，竟都是有關他寫電影劇本的事。這幾封信，解開了茅盾創作電影劇本的部分謎團，證實他當年寫電影劇本是確有其事。

茅盾四十年代在香港創作的《腐蝕》，改編為電影，1951年2月已在全國各地放映，反響熱烈。茅盾對熱點題材的駕馭是有豐富經驗的，他決心去嘗試一下電影劇本的創作。于是，茅盾選擇上海作為搜集材料的地方，一方面是上海是個大城市，社會生活比較復雜，故事豐富；另一方面，茅盾對上海比較熟悉，對一些社會現象，茅盾容易理解。

1951年4月10日至月底，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蔡楚生和舒非、張客等陪同茅盾到上海為創作電影劇本搜集素材。據蔡楚生日記記載，他們是1951年4月10日晚上登上去上海的火車的。蔡楚生在日記中說：下午“旋即與張客、舒非、葉華赴車站，沈部長雁冰先生及夫人與警衛員一人亦至。七時四十分登車，我等所乘為四號軟席臥鋪。我與舒非、張客同車廂，……”

4月12日早上，茅盾一行到達上海。蔡楚生日記中寫道：“車于八時二十三分抵上海北站，我有游子歸來之感覺。因沈部長同來，來接車者有于伶、鐘敬之、陳白塵、蔡叔厚、盧怡浩及陳市長代表等十余人，即出乘五部汽車赴衡山路929號市府招待處。此間前為住蘇聯顧問者，極華麗安適而寧靜。未久潘漢年市長亦至，并共進早點。”茅盾他們到上海的當天下午，就去上海市第二屆人代會上聽報告，尤其是聽上海市公安局長的“反特報告”。

4月13日下午，茅盾和蔡楚生他們一行到市公安局聽情況的全面介紹，公安局的黃處長又補充一些內容。晚上，茅盾一行還專門去參觀公安局系統的治安展覽。

4月14日公安局外事科王大超到茅盾下榻的招待所介紹破案情況，故事極其曲折，王大超還帶著大家去參觀破案現場。

4月16日，天下雨，公安局安排錢明科長到招待所向茅盾他們介紹情況，材料非常豐富，從上午9時起到下午四時半，幾乎介紹了一天。茅盾他們聽了一整天的故事。但是這一天還沒有講完，第二天，4月17日，錢明科長繼續到招待所為茅盾他們介紹如何破獲案件的經過。蔡楚生日記中說，“簡直就已構成一個戲”。

此后幾天活動，蔡楚生日記沒有記。但是茅盾在上海的工作沒有停，4月19日，應《人民文學》之約，茅盾寫了《關于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一文，23日，茅盾在市委招待所拍了幾張拍照，還和蔡楚生合影。25日，茅盾出席上海文藝界組織的歡迎會，并且在會上作了《目前文藝創作上的幾個問題》講了目前文藝工作者的創作任務、目前文藝創作上存在的問題、加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等三個方面的內容。4月28日，茅盾他們又向公安局借了三本內部資料，進一步了解有關詳細材料。

此時，茅盾他們已經在上海半個多月了。馬上到“五一”勞動節，茅盾決定29日回北京。因此，4月28日晚上，華東文化部陳望道、金仲華在上海酒樓宴請茅盾一行以及參與五一廣播大會的英雄勞模。氣氛“十分熱鬧”。29日，茅盾他們晚飯以后乘火車離開上海。回到北京，茅盾正好趕上首都慶祝五一勞動節群眾大會。

為了到上海搜集材料，創作電影劇本，茅盾連世界和平大會理事會執行局開會都請了假，5月8日，茅盾在北京給蕭三的信中說：“此次和大理事會執行局開會，我因在上海搜集鎮壓反革命材料，未能出國為歉。”（《茅盾全集》37卷p312）。

茅盾在上海公安局系統搜集創作材料抓得非常緊，一邊搜集材料，已經在構思電影劇本，回到北京就動手創作。

1951年5月23日，茅盾給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蔡楚生寫了一封信：

楚生兄：

鎮壓反革命電影劇本初稿現在先整理出前六節，（這六節，算它是全劇的第一部罷，我的計畫，全劇共分四部，廿四節），自己一看，問題頗多。不管如何，現在先把這六節奉上，請和舒非、張客、葉華等各位同志討論后多提意見，以便修改。我自己對于此初稿也有若干尚待推敲之處，并且也擬了修改意見，這都寫在本稿的眉頭，又對于全劇人物故事等等也有待討論處，這都寫在稿前另一張紙上，以上都請參考。

我希望在星期六下午三時三十分，我們再會談一次，地點即在我家中。希望那時能夠聽到您的寶貴的意見。匆此即頌。

日祺

雁冰 五月廿三日

附稿本壹冊

這是茅盾有關創作電影劇本最初給蔡楚生的一封信，說明茅盾在1951年5月23日之前，就寫出了電影劇本的初稿六節。蔡楚生是中國著名電影藝術家，是中國進步電影先驅者，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奠基人，導演過《漁光曲》《一江春水向東流》等電影。新中國成立以后，蔡楚生擔任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后來又擔任電影局副局長，全國文聯副主席等。因為蔡楚生是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而且一起到上海搜集材料，茅盾把自己的初稿六節送到蔡楚生那里，請蔡楚生他們提出意見。信中提到的舒非，就是袁文殊，舒非是他筆名。袁文殊也是一位電影評論家，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全國文聯黨組副書記、中國電影藝術家協會副主席等。信中提到的張客，也是一位電影工作者，是電影局任命的電影導演，此時他在導演電影《上饒集中營》。這幾位都是電影行家。

茅盾這封信寫于5月23日，星期三，本來信中約蔡楚生他們星期六（26日）下午三點到茅盾家里討論電影劇本，不料，第二天茅盾知道星期六有會議，與原來預約的時間有沖突，所以茅盾又寫一封信給蔡楚生。

楚生兄：

昨函（連同劇本初稿前六節）曾言星期六下午三時到我這里來開會，討論劇本前六節的大綱。現因文委會全體會議開會，我要出席該會議，擬延至同日五時半開始，并請你們各位在我家便飯。此頌

日祺

雁冰，五月廿四日

（請接信后來電話為荷）

那次，估計茅盾把初稿讓蔡楚生他們討論修改。6月2日，茅盾催蔡楚生把修改意見告訴他，并且讓蔡楚生將劇本稿子送到他那里，以便他修改。他在信中說：

楚生兄：

一個星期開會開過去了，劇本初稿前六章請派人送來。明日起的一個星期內，算來又只有三個整天（那還是拼湊起來的），照這樣下去，初稿何時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國文工團會議追著來了。

因此，我打算務必在六月十號前完成初稿，就是經過你們提意見，又作第三次修改后的稿本。這不是文學劇本，這還是故事——較詳細的故事，改為文學劇本，要靠你們了。請做精神準備。匆此即頌

日祈！

雁冰

六月二日

信中，茅盾對修改這部電影劇本很有緊迫感，但是公務繁忙無法抽出時間修改。所謂“明日起的一個星期內，算來又只有三個整天（那還是拼湊起來的），照這樣下去，初稿何時完成，殊不可知也。而六月十日以后，又有全國文工團會議追著來了。”查史料，文化部召開的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是1951年6月中下旬召開的。6月16日，茅盾以文化部部長的身份，在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上作《文工團的方針、任務與分工》的工作報告。此后一直到6月29日，茅盾一直在全國文工團工作會議上，參加討論，聽取匯報等。其實茅盾在6月2日給蔡楚生寫信以后，會議不止這一個，大的會議有6月5日的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舉辦的“德中友好月酒會”，6月7日出席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嘉獎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體工作人員大會，茅盾在會上致辭。

在文工團工作會議期間，茅盾在蔡楚生他們提出意見的稿子上，又作了一次修改，6月21日，茅盾寫信請蔡楚生幫助提意見。

楚生兄：

奉上草稿一冊，請法眼推敲后，提出如何增、刪、改等等具體方案。我自己當然也想到如果要改，還有何種樣子可改，但由一個人想，不如多人想，所以請你們各位多給我提意見。

即頌日祈。

雁冰

六月廿一日

此時茅盾的電影劇本審看的人比較多，中宣部電影處和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的人曾經一起討論過茅盾的電影劇本，電影局看過劇本的人，提意見很委婉。后來，8月29日，蔡楚生和同事王震之一起商量準備給茅盾寫封信，陳述他們的意見，蔡楚生在日記中說：“可費好大牛勁，為慎重計，即函請波兒同志代為考慮一下。”可見蔡楚生在審理茅盾的電影劇本上，非常慎重。

蔡楚生他們對茅盾的電影劇本的意見，現在沒有見到材料，但是韋韜曾經回憶這些專家的意見：“它太小說化了，拍電影有困難，而且也太長，可以拍成上中下三集，故必須改寫和大大壓縮。”韋韜事后說：“那時如果能有搞電影的行家來幫助父親對原稿進行修改和壓縮，也許電影就拍成了，可是父親的聲望使人不便提出這樣的建議，他自己又從未想到可以采用這種方法，因為他自己的習慣是自己的作品自己來完成。結果就拖延下來，拖到后來則時過境遷，‘鎮反’已成歷史，也就沒有再拍電影的必要了。”（《我的父親茅盾》p159,160）。

據說，1970年春夏之交，茅盾的孫女沈邁衡在家里發現茅盾當年寫的電影劇本手稿和另外一部小說手稿，茅盾告訴孫女說，這是兩部沒有完成的作品。孫女沈邁衡讀過以后，就放回原處。當時“茅盾就默默地拿出來銷毀了。”后來，韋韜專門找這兩部手稿，問父親，茅盾淡淡地說“已經撕了，當作廢紙用了。”接著又說：“這兩部作品寫得都不成功，留之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