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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言福樓拜曾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莫言在采訪里則說：“我就是荊軻！”

在莫言版本的“荊軻刺秦”故事里，荊軻走上刺秦之路的目的從一開始的堅定到模糊，再被消解至無。最終，“刺秦”成為一件不得不做的無奈之舉。

在荊軻與燕姬的大段精彩的對話之間，荊軻不斷被逼拷問自己行為的支點，為自己構建一個刺秦的目的。但漸漸地，他發現每一個理由都難以說服自己。

“為了人民不成立、為了正義不成立、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尋找到一個千古流芳作為自己刺秦的意義，一個看似激動人心的意義。”

然而，隨著荊軻與燕姬之間溝通的深入，千古流芳的意義也被消解掉了。最后，“刺秦”成為了一件根本沒有目的，自然也沒有意義的事情。

借用讀者@valian 的評價：這個故事與其說是“篡改”歷史，不如說是借由古代這個道德高尚的故事拷問現在，拷問在這個物欲膨脹的時代和社會中，我們為人處世的動機，我們對自身的安放。

以下是莫言在《我們的荊軻》話劇演出之時的一次訪談：

“我就是荊軻！”

Q：您當初為什么會寫這個話劇？又為什么會選擇荊軻這一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來作為自己故事的主角呢？

莫言：寫戲的動力，一是興趣，二是內心深處有話要說。《我們的荊軻》這個戲題材的選擇是有挺大偶然性的。我曾經給空軍話劇團寫過一個小劇場話劇《霸王別姬》，演出后獲得很大成功，由此也激發了我寫歷史劇的熱情。

空軍話劇團在那之后也希望再排歷史劇，請了一位編劇寫荊軻的故事，話劇團希望我參與改編。我看了之后覺得人家寫得挺好，但是我不想按照傳統歷史劇的套路來寫這個故事，我希望能夠解構它，并且上升到一個哲學層面來討論它。于是，在非典時期，我悶在家里一個星期，寫出了這個劇本。后來部隊整編，這個劇團不存在了。這個劇本就閑置了，直到人藝的任鳴導演看中了它。

Q：無論是文學界還是史學界，對荊軻刺秦這一事件都有很多版本在討論，您到底怎樣解讀這個故事，或者說您筆下的荊軻到底為了什么而刺秦？

莫言：這個故事是個幾乎全民熟悉的故事，無論來源是《史記》、野史或者戲劇戲曲。對我來說這是個優勢，也是個難點。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的荊軻，我怎樣用嚴密的推演，把我心中這個故事講出來，讓別人看了能夠理解和接受，這是我一直考慮的問題。

《我們的荊軻》里，荊軻最初顯然是為了遵循一個很常規的俠客道的規則，包括各種明的和暗的規則，而被卷入刺秦這件事。他刺秦的目的從一開始就很模糊。他也在不斷尋找自己行為的支點，為自己構建一個刺秦的目的。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每一個理由都難以說服自己。

為了人民不成立、為了正義不成立、為了公道也不成立……于是他尋找到一個千古流芳作為自己刺秦的意義，一個看似激動人心的意義。

然而隨著刺秦時刻的接近，隨著他與燕姬之間溝通的逐漸深入，千古流芳的意義其實也被消解掉了。最后，荊軻刺秦只是成為了一件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事。根本沒有目的！自然也沒有意義。

Q：您怎么界定荊軻最后的刺殺行為，悲劇或者鬧劇？

莫言：這是一個以我們目下的戲劇觀念很難定性的戲。它有悲劇成分、有喜劇成分、有鬧劇成分，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正劇。但我覺得以古希臘概念的悲劇（而不是以當下作為喜劇對立面的悲劇）來界定這個戲，還可以算是比較準確的。

Q：燕姬是您為劇情需要創造出來的人物嗎？她有歷史原型嗎？

莫言：《史記》上記載燕太子丹確實給荊軻送過“美人”，也可以算是有原型吧。只是當時是不是就送了這么一個，而且是他自己的姬人，而且還是一個當初嬴政送給他的姬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Q：關于燕姬，您最后為什么給了她和荊軻如此出人意料的結局？

莫言：我不知道。最初并不是這樣設計的。寫到這里就覺得，應該是這樣，于是我的筆就變成了刀。也許是因為“你知道得太多了”，也許是因為“她是不是愛著秦王”，也許是因為“西施和范蠡的故事太不可能了”，也許是因為“我看見你就像看著鏡子”……這是個開放式的設計。不管觀眾認為是為什么我都覺得是對的。

Q：她是這個劇中唯一的女性，您讓這個唯一的女性作為最清醒的存在有什么深意？

莫言：當荊軻刺秦這件事運轉到一定程度時，這個女人成了最大的情節推動者。我的作品里經常是女性很偉大，男人反而有些窩窩囊囊的。我一直覺得，男人負責打江山，而女人負責收拾江山，關鍵時刻，女人比男人更堅韌，更給力。家，國，是靠女人的縫縫補補而得到延續的。

Q：燕姬在與荊軻對話時，曾提出擔任刺秦副使，這是否意味著她也未能免俗呢？

莫言：人總是在互相改變的。荊軻無疑在被燕姬改變，但燕姬很可能也在被他改變，或者被他們兩個所討論的東西改變。不過我覺得，她也有可能僅僅是為了逃離燕國，她被自己謀劃的西施與范蠡的遠景吸引了。就算她是清醒的，誰說最清醒的人，就一定能夠免俗呢？

Q：您對燕太子丹的塑造更多地來源于歷史還是演繹？這個人物似乎與以往我們印象中的不太一樣，甚至有點跳梁小丑般滑稽，是您的初衷還是僅僅是舞臺呈現的效果？您為什么這樣處理這個人物？

莫言：我說過，這個作品里沒有純然的壞人或是好人。燕太子丹這個人物在歷史上就沒有定位，沒有對這個人物心理的刻畫。這個人作為在秦的人質，居然從秦王手中成功遁走，又組織了這場功敗垂成的刺殺案例，在人們心中，這個人物必然是有城府的。我還沒有看到演出，盡管我不知道他還能很滑稽，但是我至少能明確我沒有把他設計成陰險毒辣，二次創作讓這個人物呈現這種效果，我是很能認同的。算是個意外收獲吧。

Q：您認為燕太子丹組織這樣一場刺殺的目的何在？

莫言：我覺得在這一干人中，太子丹刺秦的目的應該是相對單純也相對明確的——就是救燕。他的救國之心肯定是真誠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以他統治者的身份，救國就是救自己。國仇和私怨在他而言，難以割裂。

Q：您說過：“這部戲里的人，其實都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或者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荊軻》是否傳遞出了您自己的某種價值觀？是否有您自己的影子？

莫言：肯定是的。我自己經歷了這種過程，之后發現，名利皆虛，“神馬都是浮云”。但是總要有一種東西支撐我們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達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純粹。我在寫這個劇本時，前幾稿都在追求共性，我希望表達：“我們都是荊軻！”改到最后這一稿，我放棄了之前的立場，我只是表達清楚：“我就是荊軻！”我的目光也從外部轉向了內心，這也使我的創作從復雜轉向單純。

Q：您也說過：“我們對他人的批判，必須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那么您是以批判的態度來創作這個戲的嗎？

莫言：批判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時也有歌頌。批判過度的欲望，歌頌人的覺醒。就像戲里說的，每個人既是英雄，也是懦夫；既是君子，也是小人。別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這么看的。

當荊軻持圖攜劍走上刺秦之路時，他依然是個小人；但當他在易水河邊呼喚“高人”，看到了螻蟻樣的自己時，他已經成了英雄。他沒有等到來自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經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這種覺醒，是值得我們欽佩和歌頌的。

Q：很多之前獲茅盾文學獎的作品都曾通過改編在影視領域獲得成功，您之前的作品《紅高粱》被改編為電影后更是家喻戶曉，還有根據《白狗秋千架》改編的《暖》也在東京電影節獲獎，對于此次獲獎的《蛙》，您有將其改編的打算嗎?

莫言：現在，較之于八十年代，電影對小說的依賴度似乎有所降低。《蛙》當然是一部可以改編成電影的小說，也可以改編成話劇，但我自己暫時不會去改，我想創作新作更重要。

Q：您怎么看待文學作品的改編？您覺得寫劇本和寫小說有什么不同？

莫言：小說改編成影視或舞臺作品，都是個選擇的過程。選取精華，揚棄糟粕。改編者的眼光和水平，決定了他們能發現什么樣子的小說，也決定了他們改編出的作品與原作的區別。話劇是離小說最近的藝術，其實，可以將話劇當成小說寫，也可以將小說當成話劇寫。至于影視劇本，有自己的藝術要求。我對此沒有太多發言權。

Q：有人認為您在《我們的荊軻》這部作品里不僅解構了一個刺客，解構了一個荊軻刺秦的故事，甚至解構了歷史，解構了我們一直以來的歷史觀。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或者說，這是您的初衷嗎？

莫言：歷史劇，其實都是現代人借古代的事來說現在的事。但古代的事到底真相如何，其實誰也說不清楚。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我覺得都被嚴重加工過。我想，所謂古人，從根本上看，跟我們沒有什么差別。因此，我沒有刻意去解構歷史，我只是把古人和現代人之間的障礙拆除了。

Q：您在文學界已經獲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您怎么評價自己在戲劇創作方面的表現?

莫言：戲劇創作方面，我是一個學徒。但我有成為一個劇作家的野心。

Q：您對《我們的荊軻》的舞臺呈現有什么期待？您對人藝的演員演繹您的作品有什么期待?

莫言：我對人藝的班底非常信任。劇本完成了，剩下的工作歸他們，我不摻加任何意見。

（訪談收錄于《我們的荊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