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鳳群，安徽無為人，安徽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現居南京。著有《大江》《大風》《大野》《月下》等多部長篇小說。曾獲第三、第四屆紫金山文學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安徽省首屆魯彥周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人民文學》2018年度長篇小說獎，中國好書獎等獎項。

李鳳群曾經有個筆名叫“格格”，直到《背道而馳》出版時，編輯認為筆名太輕，與這部小說的分量不符，于是她改回了原名“李鳳群”。她的老家在安徽無為，一個米芾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但對她影響比較大的還是那片“無為之地”，貧瘠和偏僻滋養了她。李鳳群的《大江》《大風》《大野》《大望》“大”系列四部曲，以自己的文學命脈承續大時代的傳統，為她贏得了不小的聲名。而到了最近一部作品《月下》，她把一間出租屋命名為“小留”，然后將主人公余文真藏身其中，重塑自己的內在英雄，實現了從“大”到“小”的轉換。李鳳群的意圖是從宏大走向平實，從歷史走向現實，再從現實走向未來。至于文學和現實的關系，李鳳群則表示：“生活缺少文學，如同冬天缺少雪花，春天缺少綠葉。”

1 我有兩個文學故鄉，她們像兩盞燈照射著我，陪我走得更遠。

青年報：講講自己名字的故事吧。你曾經有沒有想過起一個筆名？

李鳳群：若干年前，“華文在線”網站聘任我為他們的形象代言人，他們幫我挑了一個筆名：“格格”，我用這個筆名發表、出版過不少作品。顯然，它沒引起多少關注。改回原名是因為《背道而馳》，這部作品露出我喜歡“深究”的特質，雖然它只是一個講述農村女性在城市尋求身份認同的故事，但它開始對主人公的心靈和處境不斷追問和深挖。編輯老師建議我改回原名，因為“格格”這個筆名太“輕”了，“配不上這個小說”。事實證明他的建議是中肯的，從此之后我的作品沒有一部華麗貴氣，它一直在底層挪移。

青年報：你是安徽無為人，請介紹一下你的故鄉。說到無為，我想到那里有一個米公祠，你的文學理想或者說是文學觀，是這片土地上的人物和故事培養起來的嗎？

李鳳群：北宋著名書畫家米芾曾經在無為任知軍，米公祠應該在米芾生活過的舊址上修建而成，我在無為的時候，那地方并不引人注目，直到2002年重修和擴建，可惜我早已離開，一直未有機會觀瞻重修后的勝跡。

我的文學觀的確是這片土地上的人物和故事培養起來的，但不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書法家、大畫家或大詩人。我聽說一個關于家鄉的典故，說曹操曾經率兵途經此地，舉目四望，一片沼澤茫茫，嘆息說：此乃無為之地。“無為”由此得名。雖真假莫辨，但這片土地之貧瘠、偏僻可見一斑。但貧瘠和偏僻也培養了人的單純，對抗命運的韌勁，以及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在我的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江心洲”就是我故鄉的縮影，她滋養過我，我的身上到處是她的印記，她必定跟著我走向未來。

青年報：我在網上搜索了一下，發現“李鳳群”有兩個百度詞條，一個是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另一個是安徽文學藝術院專業作家。這兩個人好像都是你，這是怎么回事？

李鳳群：我是十八歲離開安徽來到江蘇打工、學習和生活，因此理所當然加入了江蘇省作協。我在江蘇獲得了格外的好運：進大學深造；21歲獲得第一個與文學有關的獎； 2017年入選江蘇作協“文學蘇軍新方陣”。我以為我會一直以“江蘇作家”的身份繼續前進時，2019年安徽文學藝術院又通過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召喚回去。在此之前，我獲得了安徽省的好幾個獎，可以說，安徽作協關注我的寫作時日久遠。因此，他們拋來的橄欖枝我接住了。眼下，我供職于安徽，卻仍然生活在江蘇南京。情況基本如此。事實證明，住在哪里，背后的標簽是什么，都不會影響我的寫作，這些變化是錦上添花。

青年報：現在是一個大移民時代，很多人在全國各地到處跑。在上海的叫滬漂，在北京的叫北漂，你出生在安徽，居住在江蘇，工作又在安徽，有沒有那種漂的感覺？

李鳳群：我在安徽生活過十八年，在美國生活過八年，其余的時間都在江蘇，所以，如今你一提醒，我才恍然生活在“外省”。出省最初的幾年，我生活在常州。當地人說的是吳地方言，作為一個外省人，我如聞天書。但是，最初的不適之后，我便開始了身份認同，尤其是在常州生活十年后，我去了南京。南京被調侃為“安徽省會”，生活習慣和語言幾近相同，在這里我更是如魚得水。換句話說，在一個善待你的異鄉，鄉愁是淡的，近于無。

青年報：江蘇和安徽山水相連，畢竟還是兩個地域，文化和生活習慣還是有差異的。每個作家，都有一個文學地理，或者說是文脈地氣，你認為自己的文學故鄉在安徽還是在江蘇？這兩個地方對你的文學創作意味著什么？

李鳳群：這個問題我真的非常想回答。我個人認為我前十年的創作都是依賴安徽這個文學故鄉完成的，我寫了一系列的作品，比如《大江》《良霞》，深深地打上了故鄉的烙印。就譬如你站在一塊高地，遙望另一塊高地，那站著的以及被遙望的都堅實又清晰，但到我去了美國之后，我的視線落回了江蘇。《大野》里的故事發生地就在江蘇武進的某個鄉鎮，那也是我生活過的地方。今年出版的《月下》則更有意思，安徽人讀出了安徽味，江蘇人讀出了江蘇情。我想，這兩個地方都是我的文學故鄉，她們像兩盞燈，照射得更亮，陪我走得更遠。

青年報：你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什么嗎？

李鳳群：第一次發表作品應該在1993年，是一篇千字散文。那時候我二十歲，對此后的命運考驗和饋贈一無所知，我寫下這篇歌頌父親的文章，敬仰他的奉獻和開明。不，那不算什么文學作品，我露出了我真摯的痛苦，以及渴望，同時，我捕捉到生活中的愛意，以及命運的某些影影綽綽的殘酷性，我文學上的能力初露端倪，也僅僅是端倪，如同一座四合院的臺階露出來，謝天謝地，如今我建造了自己的文學小世界。

青年報：你在一篇自述文章里，把自己的寫作總結為四個階段。我們就先談第一階段的作品《背道而馳》和《大江》，你把這一時期歸類于“我像一個浴缸里的困獸”，你能不能結合這兩部作品的內容，解讀一下這句話？

李鳳群：《大江》給我帶來了很多褒揚，大家形容它的時候總說它開闊、宏大、史詩性，等等。但是，有心的人會留意到這部小說故事的發生地沒有離開“江心洲”這個島，島外的故事都是一筆帶過，我們人物的命運、壯舉或者悲劇性都是在島上完成的。表面上我喜歡有一定難度的寫作，雖然那個時期剛寫作不久。但是真正的挑戰性在于，這個大部頭是在床上完成的，因病——這個事我提到太多次——我不能外出，只能臥床。但我的內心空間比臥室還要小，只有浴室差不多大吧，因而說我是“一只浴缸里的困獸”，不算比喻，而是現狀。我此后不停地回想那個時期，總會想起那些受困的日子。另外，人們對待疾病的態度，多半是輕拿輕放，時至今日，我覺得，我當時是咆哮、吶喊，發出痛苦和不甘認命的聲音。這聲音因空間太小而無法釋放，只使自己震耳欲聾，所以這部作品是情緒化的，可以說，情感比故事更跌宕起伏，但是毫無疑問，最打動人的地方也正是它的情緒化，它痛苦撕裂而不放棄的行走的腳步，歪歪扭扭……如果是今天寫這樣的題材，我會更舒緩從容，但寫作沒有假設，一段生命屬于一部作品，那已成宿命。

2 文學像一架修正機器，修正我曾經的不健康，也見證信念的光透進來。

青年報：《背道而馳》是2006年出版的，封面上有一句話：“生活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概括的話，謂之‘幸福’也未嘗不可……”這是一部愛情小說嗎？你開始就是以網絡小說和愛情小說起家的，現在的社會，人的感情中摻雜的東西太多。我問一下，你塑造的人物，和你自己，還相信愛情嗎？

李鳳群：嚴格說來，那不是愛情小說。主人公都遭遇過愛情，但那不是在寫愛情，那是在寫變革和身份認同，寫變革中的人與事。一個70后作家，必須正視這個時代風云。對作家而言，尤其寫過不少愛情小說的作家而言，說自己不相信愛情那太虛偽。無論如何，都要相信愛情，更要有愛的能力。我深深懷疑一個不相信愛情、沒有愛的能力的人能把小說寫好。因而，我塑造的相當一部分人物，和我自己，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曾經和繼續相信愛情。

青年報：《大江》這本書2011年初版的時候叫《大江邊》，再版的時候為什么改名？我看到出版社在推介時，將《大江》譽為一部媲美《白鹿原》的中國南方的村莊史，講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農民的命運交響曲。《白鹿原》對你有影響嗎？如果真拿《白鹿原》來比照的話，白鹿村，江心洲，白鹿兩姓，吳氏家庭，你覺得你們之間，包括人物和故事內核，有哪些共通的地方和不同之處？

李鳳群：到今天，我仍然覺得《大江邊》是個非常好的名字，但是，因為第二部《大風》引起了比較大的影響，許多人開始期待我的三部曲，我因而在2018年完成了《大野》，出于協調和統一，《大江邊》再版時改成《大江》。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作品和《白鹿原》進行過比較。《白鹿原》作為一部公認的經過時間和讀者共同檢驗過的作品幾乎是完美的。我覺得作家在寫這部小說之前已經進行過長達數十年的積累——語言、故事、寫作方式，以及生存經驗。有一位前輩曾經說過一句話，寫作就像撐竿跳，最好的一跳決定一個運動員最終的成就。我覺得《白鹿原》是一次完美的火箭升天。像所有熱衷于寫家族小說的作家一樣，我一定是受到過《白鹿原》等更多巨著的影響，但是，我創作《大江邊》的時候，剛剛三十出頭，心智尚未成熟，作品質與量的積累都不夠，所以，《大江》與《白鹿原》沒有可比性。

青年報：我們再談談第二階段的《良霞》和《顫抖》，你認為這兩部作品最大的特點是“帶著一種非常搖擺的特征”。你結合內容解讀一下，什么是“搖擺”？

李鳳群：我所理解的“搖擺”是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搖擺。我們小時候所受到的教育實在太強勁了，比如我們的民族情懷，比如我們對美的理解，我們的味蕾，我們的生活習慣，這些伴隨著我們成人的教育里，大多數是非常好的。再細致一點，比如我小的時候，以物質的多寡來定位人的成功，以“改變命運”為永恒的目標。一句話，我們的愛恨情仇，受到環境的影響，我們把大多數的看法當成“對”，把別人告訴我們的“錯”當成真正的錯，然后，在我們漸漸出走的過程中，新的東西進來，它們之間必定是沖突的。我們必定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持續糾正、持續反省。有的我能夠修正，有的則不能。顛覆和修正固然會持續人的一生，但三十歲的那個階段沖撞是最激烈的。我三十多歲時還在持續搖擺，這個階段創作的小說里，主人公的成長和覺醒，也代表了作者本人的成長和覺悟，文學像一架修正機器，修正我曾經受到的影響，也見證信念的光透進來。不完美，但非常勇敢。

青年報：你說《良霞》是有原型的，而《顫抖》中的主人公是“我”。那么患病的良霞和自小遭到傷害的“我”是不是你？你最希望在自己作品里扮演什么角色？

李鳳群：患病的良霞不是我，《顫抖》里的“我”也不是我。患病的良霞就是我們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生來意氣風發、中途遭遇考驗的姑娘；而自小遭遇傷害的“我”就是那些自小遭遇傷害的姑娘。塑造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絕對不能僅靠作者個人經驗。在我們創作的初期，作者一定會依靠個人經驗，但持續依靠個人經驗走不長遠，走不成功。成熟的作者，個人經驗僅僅作為他作品的一個支點；更成熟的作者，會在作品完成后，不著痕跡地抽離那個支點。讀者可能會完全不知情，可是作者心里有數，什么是他本人，什么是他的同理心和敏銳的觀察力以及超高的想象力塑造出來的，所以，我在創作的頭十年，就基本能夠有意識地不把作品和作者混為一談，我希望作者脫離作品，甚至也不是幕后推手，他最好消失不見，只剩下影子，或者連影子也不是，他被完全忽略。

青年報：第三階段的創作主要是《大風》《大野》，包括前邊提到的《大江》。這幾部作品都是在美國寫的嗎？從大洋彼岸，拉開距離看中國，看你書寫的人和事，視角應該特別不一樣，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有沒有異常的發現或者說是超越？

李鳳群：長篇小說中，只有《大風》和《大野》是在美國寫的。我還在美國創作了一批中短篇小說，比如2023年底出版的《天鵝》就是。你說得對，拉開距離看生活，看中國，是一種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要我說，“消除誤解”是距離感帶來的巨大收獲。你與你過去的生活之間的巨大誤解，你與你過去不曾有機會了解的生活的巨大誤解，你對另外的文化、風土人情的巨大誤解。誤解消除猶如堅冰破碎，謝天謝地，你可以比以往清晰十倍、百倍地看到水下的世界。

《大風》也是家族小說，但絕對不同于《大江》；《大野》寫兩位性格迥異的女子如何在她們的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響，差不多同時期創作的《象拔蚌》里的槿芳，因為一個偶然擺脫了生活的常態后，發現了生活的粗鄙與惡俗，她開始挑戰原有生活，以期獲得一個更不合常理或者更殘酷的未來。我想起王家衛拍的《繁花》，因為王家衛是上海人，又因為他離開上海已久，所以他比始終留在上海的導演更能把控那種上海的腔調。因在上海，又因不在上海。抽出身來看世界，脫離“當局者”視野，便會有驚人的發現，以及對自己莫大的超越。

青年報：我們正好來談談你最新推出的，也是你第四個階段的長篇小說《月下》。《月下》中有一個主人公叫余文真，她把出租屋命名為“小留”，然后藏身其中，把自己重塑成了平凡英雄。你從“大”到“小”的轉換，有什么特別的用意嗎？

李鳳群：這樣的發現令人驚喜啊，我這會兒才后知后覺，原來，我在不知不覺間完成了從“大”到“小”的轉變，這就是文學的奇妙之處，我此前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經放下“大”，轉向“小”。但是，所有的變化里都蘊含著作者真正的愿景。我可能非常希望自己從宏大走向平實，從歷史走向現實，再從現實走向未來。是的，必定是這樣的脈絡。

青年報：書名《月下》，立即讓人聯想到“花前月下”，你寫的又是“月城”的故事，透出了一股浪漫氣息。但我們同時又知道這是一個憂傷的故事，結合你的人物故事，解讀一下這個書名吧。

李鳳群：《月下》原名《達摩克里斯之劍》，在文中，有多處寫到劍的場景。比如在郊區，有一輛挖掘機，在黃昏的映襯下，像一只懸在眼睛中間的劍；在與男友談判時，雙方父母的語言也像劍出鞘一樣短促有力；在形容丈夫王一明對游戲的迷戀時，也用“劍”來形容他對生活的逃離，換句話說，就算名字改了，懸在人們心頭的“劍”也沒有掉落。但是，一部作品的名字不僅跟它的氣質息息相關，也跟它的命運息息相關。小說寫一位叫余文真的女子，四下張望，四處打量，渴望被看見，渴望被愛，渴望在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跡，但最終走向善意，走向愛。《月下》這個名字散發出來的清冷氣，很符合我對這種主題的定位。我認為小說的題目和它的內容是表里如一的。

3 在陽光燦爛的窗前，縫補或修改衣服是我的最愛。

青年報：你認為這一階段，“困獸不屬于浴室，不屬于城市，也不屬于河道，自己的困獸時期總算過去了”。你所說的“困獸過去了”是指什么？我可以理解為解脫或者解放？這與異國他鄉的經歷有關，還是與歲月流逝、步入“不惑”之年有關？

李鳳群：我并不清楚究竟是解放還是解脫，也不確定是否跟異國他鄉的經歷有關，更不確定是不是年齡到了這個階段就應該是這樣，但我能清晰地感覺自己的平靜，以及對寧靜生活的渴求。我多次表達過對現狀的滿足。這現狀包括：寫過大家伙，也可以不寫；去過很多地方，也可以哪里都不去；接受榮譽，也接受長時期的孤獨，可以改變，生活可以有較大的不同，如果跟昨天一樣我也能喜氣洋洋地接受。

青年報：評論家楊慶祥的評語是：“中國式的包法利夫人，一個平凡女性和世界的對峙和對話。”寫女人應該是女作家的優勢，你談談小說中哪些地方，是男作家可能寫不出來的？有些人比較反感稱自己是“女作家”，尤其是“美女作家”。你是怎么看待“女作家”這一稱謂或者標簽的？你覺得女作家和男作家之間，最大的差別和優越感是什么？

李鳳群：我覺得我小說中有相當多的東西是男作家寫不出來的，比如《月下》這部作品，它只屬于我，不屬于其他任何作家，其次便是《大野》，我覺得男作家絕對寫不出，因為今寶和在桃，制造她們人生悲劇的罪魁禍首便是她們身邊的男人。我不反感別人稱我為“女作家”，我當他們在陳述一個事實，大多數人并無任何惡意，只是出于慣性，只有很少一部分有根深蒂固的誤解和偏見。我沒仔細研究過男女作家之間的差別，但顯然，在文學的世界里，女作家并無特別的優越感，當然，這并沒有阻止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女作家在全世界散發光芒。

青年報：《包法利夫人》中的農家女艾瑪，是一個受過貴族化教育的女人，她瞧不起當鄉鎮醫生的丈夫包法利，夢想著傳奇式的愛情。中國當前的城市化，可以算是城鄉文明的沖突。請問一下，你認為文學與現實社會和時代的關系是什么？

李鳳群：據我所知，許多人沒有受過貴族化教育，仍然對門當戶對的婚姻厭倦，仍然夢想著傳奇式的愛情。就比如《月下》里的余文真，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更大的城市所誘惑，被不屬于她的生活所誘惑。艾瑪的悲劇說到底是人性對美、對新鮮的事物、對另外的生活有天然的好奇心。艾瑪是處理不當的典型，說教育害了她，不如說她性格中的天真和軟弱害了她。每個人眼里都有不同的艾瑪，這也正是文學的魅力。

說到文學與現實社會和時代的關系，我認為文學就是時代和現實社會的鏡子。我們看那些幾百年前的文學作品，有時候仿佛發生在自己身邊。文學的魅力還在于，它展現過去、現在和未來你來不及經歷和見證的人與事。生活缺少文學，如同冬天缺少雪花，春天缺少綠葉。

青年報：你無論哪個階段的小說，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貼近生活，可讀性特別強。在娛樂至上的新媒體時代，純文學的可讀性非常重要。但思想性是優秀文學作品必須具備的品質。你認為，思想性與可讀性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李鳳群：對于思想性和可讀性，我相信，雖有偏好，但每個人都渴望寫出兩者兼顧的作品，娛樂至上的時代，人們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許多新的娛樂形式冒出來，這對閱讀來說算是致命的打擊，不光是文學作品，包括影視作品都因此而面臨巨大的挑戰。雖然我認為兩方面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也閱讀過許多兩者都兼備的作品，比如《局外人》，比如《安娜·卡列尼娜》，還比如《恥》，但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更喜歡被人稱贊是一位有思想性的作家。目前來看，兩方面我做得都不夠。思想性與可讀性之間的關系，是太陽與月亮，是一架飛機的兩翼，是作家的畢生追求。

青年報：創作這么多年，可以說是獲了很多獎。如果讓你挑選一部作品，留給一百年后的讀者，你會挑選哪一部？能夠經受住時間考驗的作品才是經典，你覺得成為經典最重要的元素，或者說永遠不會消失的價值是什么？

李鳳群：我不認為我有作品能夠留到一百年后，我已經創作出來的作品應該留不到那么久，這是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小說工具，是西方的，我們的文學傳統，斷裂了，因為傳統寫作資源如今無法在現代性寫作中使用。同樣，我們今天的寫作，放到一百年后，能夠留下的一定寥寥無幾，因此，我對于自己有無這樣的能力感到不那么樂觀。但同時，我又是無比樂觀的，我相信是下一部。因為，較之于從前，我將來會更加心無旁騖，激情澎湃，忠厚與誠實。我相信，所有開放過的花的美，都會被記得；我相信，活過，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偉大；我還相信，就算一片雪花落到某一個人的頭上，也意味著屬于所有人的冬天的到來，沒有人是獨自的，永不消失的是愛的能力，以及對它的持之以恒的書寫。

青年報：除了寫作，你業余生活中還有其他的興趣愛好嗎？

李鳳群：實不相瞞，我是個無趣的人，離群索居的人，嚴重社交恐懼癥的人，也沒有諸如彈琴、畫畫的高雅愛好。偏要找出些愛好的話，我喜歡養花。從前住在有院子的房子里，房子四周種滿了海棠、迎春、鳶尾和百合等，我每天會在院子里來回踱步；我也喜歡做點縫紉活，在陽光燦爛的窗前縫補或修改衣服是我的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