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伯偉

今年1月份，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張伯偉教授已屆退休之齡。一位60多歲的準老年人，和朋友見面時，難免會被問到身體狀況，研究了一輩子古典文學的他，援引韓愈的話來說就是“而視茫茫，而發蒼蒼”；用錢鍾書的詩句形容，就是“病眼難禁書誘引，衰軀端賴藥維持”。人生患病是常態，張伯偉的回答中更多顯現出的是一種古典文人的情懷情趣和對學術的熱愛、堅守。

最近20多年來，張伯偉常常喜歡引用清代學者阮元的那句話，這就是“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中國現代學術發展至今，已走過百年歷程。按照他對百年來人文學術的觀察和思考，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最好，成績最差。其所謂“基礎”，是相關文學文獻的收集、整理；“成績”，則指的是真正的文學研究，也就是以文學自身為主體，用文學的方式提問并追問，最后站在文學的立場回答歷史的、時代的、社會的、個人的問題。“其中的確有成績，但相對而言太微小了。”

1977年，張伯偉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大學生。在南大，他得以有機會親炙同樣剛剛復出學界的程千帆先生，并在讀書期間和同學曹虹戀愛，后來結婚成家，共同從事文學研究，成為令人艷羨的學術眷侶。《回向文學研究》中最早的一篇論文寫于1982年3月，這是他與曹虹迄今唯一合寫的論文。這不僅見證了他們青春歲月的美好，也是張伯偉將“寫什么”和“怎樣寫”相結合的學術生涯的起點。

2022年，張伯偉的《回向文學研究》被商務印書館納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出版，躋身于當代人文學科原創名著的行列。其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成就為理論資源之一，在與西方文學批評傳統的比較和對話中，探索和實踐文學研究之路。《前言》開篇云：“本書要談的不是一個帶著懷舊或感傷情緒的問題，所以不須回歸；也不是一個已經處于完成時態的話語，所以無從回到。回向，僅僅意味著要將思考的重心、凝視的目光做一個方向性的轉移。”在張伯偉看來，百年來的文學研究，幾乎就是一場考據和理論之間的拉鋸戰，無論怎樣的此起彼伏或此消彼長，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程度不一的對于文學自身的遠離甚至背棄。兩者之外，那些延續著傳統的以文學經驗為基礎的批評，多半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作品鑒賞之中，讓人驚詫的還在于，這類論文在今天仍然被學界津津樂道，視同樣板。因此，“文學研究什么時候才能真正以文學自身為主體，向文學作品提出真正屬于‘文學的’問題，并以‘文學的’方式通向歷史、當下、社會、個人呢”成為一個時時縈繞在他心頭的問題。

一門學科要能獲得自身的尊嚴，必須有自身的理論和方法，這是張伯偉探索文學研究的核心所在，也是他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畢生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拿以賽亞·伯林著名的“刺猬與狐貍”為喻，他希望做一只“多知”的“刺猬”。而《回向文學研究》，無疑就是走在這條路上的一個學術記錄。

借“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作者系列訪談之機，本報采訪了遠在南京的張伯偉。以下是他的講述。

百年來的人文學術中，文學研究的基礎最好，成績最差

按中國大學的通常規定，到2024年1月我就年滿65周歲，可以光榮退休、安享晚年了。如果自問此刻的精神狀態，那就如同T. S. 艾略特在詩中的發問：“為什么年邁的鷹還要展翅？”

中國現代學術發展至今，恰好也就是百年歷程。坦率地說，百年以來的人文學術中，文學研究的基礎最好，成績最差。我講的“基礎”，就是相關文學文獻的收集、整理；我講的“成績”，指的是真正的文學研究，也就是以文學自身為主體，用文學的方式提問并追問，最后站在文學的立場回答歷史的、時代的、社會的、個人的問題。其中的確有成績，但相對而言太微小了。錢鍾書說：“治文學者十之八九不能品味原作。”先師程千帆也指出：“讀詩作詩，不從風格之辨析入手，終同面墻。”這些話都是在上世紀70年代的私人信件中講的，直接且真實。以今日學界狀況與之對照，似乎改善不大。如果說，傳統文學批評面臨的問題是，除了風格還會說什么？ 那么現代學者面臨的問題恰恰反過來，除了不會說風格還有什么不會說？

201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新編了一種出版物《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開篇即是《“十年前瞻”高峰論壇》，匯聚了很多活躍在學術研究第一線的老中青學者的見解。歸結起來，就是“主流文學現象的研究突破不大”，“研究者更偏向于外因”（葛曉音語）；甚至需要追問這樣的問題：“文學究竟怎么研究？”“什么叫回歸文學本體？”“文學性的研究還是不是我們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詹福瑞語）從這樣一些“大哉問”來看，我說文學研究“成績最差”的基本判斷，是不是就可以稍稍容易接受些了呢？ 文學研究工作者是不是會覺得自己的使命屬于“任重而道遠”了呢？ 日常被種種“內卷”折磨得神魂顛倒的青年才俊們是不是因此而要發憤追求“向上一路”了呢？ 這么說來，“回向文學研究”豈不是既迫在眉睫又無現成模式可搬之事嗎？

我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第一批入學的77級大學生，堪稱少小失學、壯不如人。但也非常幸運，剛入學不久，1978年3月國家就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詞《科學的春天》。當時有一本非常流行的書，就是王梓坤的《科學發現縱橫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特別強調科學方法的重要，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同年8月，程千帆先生應匡亞明校長之聘，由武漢的一個街道居民成了南京大學的教授，我也就有幸聆聽其教誨。在同時代的古代文學研究學者中，程先生最具有方法論的自覺。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嘗試將考證和批評相結合，到90年代中期概括出的“兩點論”——文藝學和文獻學的精密結合，這種努力一以貫之。這一點對我影響至深，也在某種程度上形塑了自己的學術特征。

因為受到時代語境和老師的影響，我在研究文學時也就很自然地將方法放在了首位。然而在當時的普遍認知中，文學研究的方法只有舶來品，絕無本土資源，大量的傳統批評文獻只具備原材料的功能。我到現在也無法想清楚，為什么當時自己對文學研究的現狀竟然會冒出一種“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感覺，想探討在現代的亦即西方的學術進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是如何進行文學批評的，而傳統的文學批評方法又能否成為今日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于是建構了由以意逆志、推源溯流、意象批評為支柱的基本框架，大三的學年論文就以《推源溯流論》為題，畢業論文以《意象批評論》為題，給程先生“古代詩選”的課程作業又以《以意逆志說》為題。碩士論文寫成《以意逆志論》，博士論文便順理成章地寫《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論》。從最初動意到最后完成，花了20多年時間，終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以下簡稱《批評方法研究》）為名，200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我把它作為向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商務印書館最初希望將這本書納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但中華書局已經有新版此書的計劃（已在2023年6月納入“中華學術·有道”叢書出版），所以更改為新編一部論文集，也就是大家看到的《回向文學研究》。

回向文學研究：將思考的重心做一個方向性轉移

從某種意義上說，《回向文學研究》是《批評方法研究》的續編，除了2篇論文，其余16篇都寫在《批評方法研究》出版之后。它以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的成就為理論資源之一，在與西方文學批評傳統的比較和對話中，探索和實踐文學研究之路。本書出版于2022年，我又一次把它作為薄禮獻給南京大學百廿校慶。

我在這本書的《前言》開篇即云：“本書要談的不是一個帶著懷舊或感傷情緒的問題，所以不須回歸；也不是一個已經處于完成時態的話語，所以無從回到。回向，僅僅意味著要將思考的重心、凝視的目光做一個方向性的轉移。”百年來的文學研究，幾乎就是一場考據和理論之間的拉鋸戰，無論怎樣的此起彼伏或此消彼長，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程度不一的對于文學自身的遠離甚至背棄。如果做一個大致的劃分，從20世紀10年代到40年代，是考據的天下；從50年代到80年代，是理論的輝煌；從90年代至今，考據學卷土重來，文化學無遠弗屆。本來，無論考據還是理論，都可以成為文學研究者左右逢源的工具，結果卻是“喧賓奪主，婢學夫人”（錢鍾書語）。兩者之外，那些延續著傳統的以文學經驗為基礎的批評，多半沉浸在自我陶醉式的作品鑒賞之中，最經典的論文如梁啟超《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或者如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等唐詩雜論，堪稱傳統“印象式批評”的現代版和擴大版。讓人驚詫的還在于，這類論文在今天仍然被學界津津樂道，視同樣板。所以我常常想，文學研究什么時候才能真正以文學自身為主體，向文學作品提出真正屬于“文學的”問題，并以“文學的”方式通向歷史、當下、社會、個人呢？

這本書分為四輯。第一輯“別裁偽體親風雅”，用以“致敬前輩”。這是對百年以來學術史的觀察和思考。第二輯“詩家關捩知多少”，意在“再識傳統”。第三輯“六經責我開生面”，期待“古典新論”。選擇的作品都是讀者耳熟能詳的，卻希望能夠從中激發出“新義”并且展示其不為人知的面目。第四輯“果然東國解聲詩”，溝通“禹域內外”。既能消減文化帝國主義的膨脹欲，又能打開民族主義的封閉圈。雖然分為四輯，但它擁有一個共同的方向，就是“回向文學研究”。我希望以此表明，文學研究的道路不僅是寬廣的，也是多樣的、有趣的，更不用說是有意義的。以上四輯內容，第一輯屬于學術史的檢討，第二輯偏重于文學批評史，第三輯主要是詩歌史，第四輯則是以漢文化圈為整體的文學研究。這里，我想選擇大家較為熟悉的詩歌史研究中的幾個案例作進一步說明。

《李義山詩的心態》是書中最早的一篇論文，寫成于1982年3月。這是與曹虹合作的論文，也是迄今唯一與她合作的論文。雖然是以李商隱詩為對象，但探索的實際上是詩的“意圖”與“法則”的關系。5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論著，論作家作品的基本模式就是分為“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但任何一首成功的詩，它以這樣而非那樣的“法則”組合成文，都不僅僅是為了造成某種賞心悅目的審美效果，更是為了使其表達的“意圖”更優化、更深刻、更能震撼讀者的情感和意志。全文分為十節，除去一頭一尾，當中八節就是從各種“寫法”體察詩人的“心態”，旨在從詩歌的創作法則去探索詩人的心態，在批評實踐中將對“意圖”和“法則”的探析融為一體。先師程千帆早年針對文學研究中“一種比較普遍的和比較重要的缺點，那就是，沒有將考證和批評密切地結合起來……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沈祖棻語）。先師的研究實踐就是要破除兩者間的人為對立，使批評有內容，考據有方向，并在晚年發展為“文藝學與文獻學的精密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也是向老師學習的結果，它要破除內容和形式的二元對立，強調詩中的“意圖”是通過“法則”呈現，而“法則”的運用又是為了優化“意圖”。在最近幾年，這項實踐也被重新提煉為“意法論”，并作了較有理論色彩的闡發。如果追溯其源頭，就始于這篇《李義山詩的心態》。

本文寫于大四末到研一初，寫成后正值南京大學組織80周年校慶論文報告會，我們就在教師組報告了這篇論文。前中華書局執行董事徐俊本科比我低兩級，當時也在現場聽取了報告會，后來總是感嘆：“那時有誰說心態啊。”文中的一節曾經刊登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1983年3月29日），全文則發表在《唐代文學論叢》第6輯，那已經到了1985年。此文在當時頗有些影響和好評，但不可否認，40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界，在古典闡釋的理論和實踐中，對與本文所涉問題的相關探討依然是寂寥的。

《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新論》是從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視野出發，根據其固有的文學史核心命題和研究方法，以陶淵明為個案，試探其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功能、價值和意義。文學史著作是百年間最為流行的一種著述體式，其名詞和體制幾乎都是外來的。但“文學史”的意識和實踐，本為中國批評傳統所固有，可以取之與外來的觀念和研究作比較，卻不可以認為是“人有我無”。這篇文章寫成于2008年，發表于次年，到現在已有15年。我覺得就像是一塊石頭丟進了沙漠，幾乎毫無反應。

我曾經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作過一次講座，內容就是上述陶淵明文，陶文鵬先生很欣賞，理由是因為我表彰了一個“姓陶”的人。但“姓張”的也有可表彰者，這里要講的就是張若虛，論文題目是《宮體詩的“自贖”與七言體的“自振”——文學史上的〈春江花月夜〉》。寫這篇文章，我是希望能夠將文學理論、文學鑒賞和文學史結合起來。我特別指出：“從文學史研究來看，僅僅體會到美的魅力并傳達出美的感受，只能說仍處于‘未完成’的狀態。”既有文學感受，又有技法分析；既有史學眼光，又有哲理思辨，這才較為接近我理想中的文學研究的模樣，至少是值得追求的方向之一。文章刊發在《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社會科學文摘》和《新華文摘》也都作了轉載，2020年還獲了第16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有人告訴我，這篇文章在“知網”的下載次數達4700之多。我對這個數字沒有感覺，想來是表示頗受歡迎的意思吧。

40年前，先師程千帆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誤解》，從唐到元的數百年間，此詩湮沒無聞，當然未能得到理解。隨著明人對唐詩的重視，尤其是何景明對初唐四杰的出乎尋常的好評提高了其地位，而屬于“王楊盧駱體”的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也就隨著行情看漲，開始得到理解。至于清末、現代學者對于此詩的最大誤解，在先師看來，就是王闿運、聞一多為代表的將此詩歸入“宮體”。他的意見則是，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不屬于宮體詩。其實，還有一個人的觀點，在先師的文章中沒有明確揭橥，這就是他的老師胡小石先生的看法，文章引及胡小石《張若虛事跡考略》，但就在這篇考證性的文章中，胡先生認為張若虛受梁、陳宮體之“重沐”，其詩也本于“陳曲”。在更早的《中國文學史講稿》中，他將張若虛歸為“齊、梁派”。所以，程先生的觀點與其師胡小石先生的觀點是對立的，后者也難免要被歸入“誤解”。而我的文章觀點，又再次強調《春江花月夜》屬于宮體詩，贊成胡先生而不贊成程先生。此文初稿曾經呈請周勛初先生指正，他給我打電話時說：“你表彰我老師（指胡先生）的觀點，我很高興。”我們如果不從唯一性、確定性來認識“理解”，那么，幾乎所有的“誤解”中都包含了若干“理解”，而任何的“理解”中也都難免“誤解”。重要的是，后人的討論能否增進對《春江花月夜》的認識，能否擴大對文學史進程的了解，能否加深對古代和現代人生的體悟。

努力向西方學界提供別種新的理論和分析方法

這本書（指《回向文學研究》）是我過去學術人生的小結，又是未來學術人生的開端。禪家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我只想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完成一件事，那就是探索文學研究。在文學的普遍知識的基礎上，為“文學學”的建立貢獻綿力。

一門學科要能獲得自身的尊嚴，必須有自身的理論和方法，這也是我探索文學研究的核心所在。本書的主要論文寫于最近20年中，因此，思考問題的時代背景、問題意識、學術語境等，也就是立足點發生了改變。所以我在《前言》里說：“它應該是十字路口：從縱向看，是百年來中外文化交匯中的現代學術；從橫向看，是當今世界的主潮——全球化。”

理論和方法的本質特征有二：一是建立模式，二是對模式的質疑。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理論和方法可以給具體研究提供論述框架，從問題的提出、切入的角度、材料的運用、論述的展開直到最終結論的得出，都可以給出或抽象、或具體的思維路徑。它的缺陷在于模式一旦形成并推廣，久而久之就會固化為類似權威的、理所當然的出發點和歸結點，而研究對象和研究語境本身卻是豐富的、多面的、變化的，需要適時地予以質疑、反省，甚至推翻、顛覆，所以其第二個本質特征就是批判。經過“后現代”的思想洗禮，人們往往偏重強調理論的批判性。然而一種理論和方法，如果只具備批判的或摧毀的力量，那就會導致建設性的缺乏，無法提供其他可行的選項。所以，我強調的理論和方法，是在這兩種特征之間的張力，是努力尋求其間的動態平衡。至于理論和方法的獲得，并不能一味依賴西方理論著作或哲學著作的學習，它需要與本土經驗相結合。本土經驗至少意味著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對象，即具體作品（廣義的）；二是與這些作品相應的本土評論資源。我目前的探索所得極為有限，但自信其前景尚為可觀，原因就在于本土經驗的持續積累和再積累。假以時日，這些本土經驗與外來理論進一步“相互參證”，必然會有更多的所得。

這些“本土經驗”，其內容并不僅限于中國，而是東亞的漢文化圈，這就與“全球化”的問題有關了。全球化在文史領域中都有反映，但在我看來，文學似乎落后于史學。典型的表現就是“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成為歷史著述的新體式。全球史寫作與過去的世界史相比有兩點重要特色：一是盡量在主觀上破除歐洲中心觀念；二是改變了以民族國家歷史為敘述主體的寫法。而在文學研究領域，雖然“世界的文學”在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提出，再往前推20年，歌德也更早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但迄今為止的“世界文學史”寫作，仍難以避免國別文學史的疊加之弊。如同“現存的全球史著作在方法論上還沒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杜贊奇語），在“世界文學”領域，除了理論呼吁稍稍強勁一些，全球的研究業績都顯得薄弱。從1983年開始陸續出版的前蘇聯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編纂的8卷16巨冊的《世界文學史》，到2011年版的日本藤井省三的戔戔小書《華語圈文學史》，體現的都是這種陳陳相因的學術思路。值得一提的也只有一些文獻的匯集，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探索和實踐更是少得可憐。本書第四輯的5篇論文，就是針對這一薄弱環節作出的探索。

我很希望以東亞漢文化圈為范圍的文學研究，能夠基于東亞的史料和經驗，逐步建立起一套概念和途徑，用來理解和剖析“文化圈文學”——一個具體而微的“世界文學”的歷史和發展，進而向西方學界提供別種新的理論和分析方法。盡管要達到這一目標還堪稱“道路阻且長”，但重要的是，我們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并且將繼續堅定地走下去。

我們需要不斷地再出發，不斷地重臨新的起點。最后，請允許我采用“集句”的方式，將尼采的一句詩與艾略特的詩相配，以表達我的感受和感悟吧：

為什么年邁的鷹還要展翅？他的眼睛只看繁星，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