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結緣文學：從湖湘到齊魯

宋健：宋遂良教授您好，很榮幸能夠對您進行訪談。前不久，2023年6月17日，山東師范大學以您的名字為題舉辦了《清氣·宋遂良文學文獻展》，通過手稿、信札、照片等文獻，呈現了您長達70年左右曲折但豐富的文學人生，您可否簡要概述一下您文學人生的起步和過程？

宋遂良：我1933年出生于湖南瀏陽，1949年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學，參加革命工作。畢業后分配去軍委民航學校學習報務，1952年整編入空軍，任文化教員。1956年轉業后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大三的時候，曾在《詩刊》雜志第一次發表評論文章，內容是關于郭小川詩歌的《創造性探索》，這是我與文學評論的結緣。讀書期間，與老舍、路翎等作家曾有交流。1961年9月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分配來山東，在泰安一中做語文教師，從此與齊魯大地結緣。1976年，我在《文藝報》發表了一篇論周立波和柳青藝術風格的評論，這篇文學評論的發表為我打開了一扇門。后來，《文藝報》邀請我進京參加長篇小說讀書班，隨后參加首屆茅盾文學獎初選工作。1982年經梁興晨同志介紹我加入了山東省作協和中國作家協會。1983年7月，我調入山東師范大學，任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從此，真正開始與山東作家群體建立起密切聯系。1992年，我晉升教授職稱，因人事政策調整，于1994年初退職。盡管繼行的返聘讓我仍有登堂授課的機會，但緊密關注當代文學現場、參與學界各種學術會議的可能卻由此消停。

宋健：據說您的第一篇小說評論《秀美的楠竹與挺拔的白楊——評周立波與柳青》，經歷了許多波折和歲月的延擱，可謂好事多磨。您能不能談談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和您后來準備研究柳青甚至撰寫《柳青傳》，最后又不得不遺憾放棄的過程？

宋遂良：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因復習文學史看到一篇分析《暴風驟雨》的文章，覺得其質量并不高。而當時的文學史著很多地方都引了這篇，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便像周立波這樣的作家，大概也只有這么一篇有關文章，感覺太不夠了。因此我便想寫一篇論周立波創作的文章，從《暴風驟雨》《鐵水奔流》到《山鄉巨變》，周立波是我湖南老鄉，又是肖洛霍夫作品的喜愛者，我們有共同喜歡的作家，這促成了我這個愿望。

與周立波相比，有關柳青《創業史》的閱讀則開始于半年之后，大約是1959年末，我是懷著等待了很久的迫切心情，把發表在《收獲》上的柳青新作《創業史》（第一部）看完了一大半。我從1953年看《銅墻鐵壁》時起就喜愛柳青。他在長安縣皇甫村落戶了七八年，埋頭努力。我早就盼望看他的新作了。

1960年10月18日，我收到《文藝報》來信，讓我寫一篇關于《創業史》藝術特色的文章。此后稿件寄出近半年，再無消息。我自1960年下半年來寫就的四篇長文，分別是：關于《山鄉巨變》、《創業史》、“兩結合”和評《魯迅傳》，都是經過編輯修改準備刊用的稿件，但結果都沒有登。后來才得知，都是因為我曾于1958年被開除團籍等一些政治原因。

因為格外喜歡作家柳青，除了寫評論文章外，我還強烈地萌生過寫一部《柳青傳》的想法，但因為那些文章都沒能及時發表，這個寫傳記的想法也就慢慢不了了之。

宋健：1956年-1961年，您就讀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期間，曾與老舍、路翎等作家有過書信交流。請問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什么？您有什么樣的收獲？

宋遂良：先談談關于路翎的書信。我當時大概20歲，還在當兵，因為看到路翎的小說《洼地上的戰役》受到了批評，我覺得批評得不對，就寫信表示支持路翎。但是這封信路翎沒有收到，因為他當時是“胡風分子”，所以這封信就退回了我手里。

再說說和老舍先生寫信的事兒。我當時看到他寫的一個叫《義和團》的劇本，我就給老舍先生寫了封信，信中表達了我對太平天國這段歷史感興趣，問他覺得我能不能夠把這段歷史寫成小說。我當時用了這么一句話：你看我一個學生做這個事，是不是自不量力？是不是“挾泰山以超北海”？大概不到四五天，老舍先生就給我回了信，在信中鼓勵我。看了他的回信，我很激動，也很欣慰。但很慚愧的是，后來因為種種原因，我最終都沒能寫成這部小說。從現在看，太平天國還是很值得一寫的，可我目前已經沒有這個精力了，這是我很多年來都感到非常遺憾，非常愧對老舍的一件事。

宋健：1980到1990年代，您三次擔任茅盾文學獎初評委。能不能談談當時的經歷和感受，以及您對那個時期小說創作的印象和評價？

宋遂良：那個時候的小說大部分都是寫時代、寫政治的，都帶有“革命性質”，都是善惡分明的一些作品，很少有藝術性比較高的。李國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好像是嘗試著用一種新的意識流的手法，但是也不算很成熟。那時候即便是獲獎的一些長篇小說，真正能夠流傳下來的，少之又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芙蓉鎮》，其他的都記不太清楚了。當時的評獎還是比較公正，我記得劉心武的《鐘鼓樓》是不錯的，雖然有些反對的聲音，但最后還是評上了。總而言之，當時的評獎都是為了文學，從文學這個標準出發，沒有牽涉或者說較少牽涉其他方面的考慮。

宋健：您當初是因為愛好文學寫作走上文學道路的，后來卻成為文學評論家。評論之余，您也創作過不少文學作品，您能否談談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宋遂良：人的命運是很難把握和控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因為喜歡文學寫作走上文學道路，后來卻又更多從事文學的評論和教學。值得欣慰的是，我始終沒有離開文學，始終沒有離開文學現場。直到現在，我參加的還大都是文學活動。

我寫的東西比較雜，不太集中，但也給我帶來了不同的體驗和收獲。如果要談文學評論，我倒是有這樣一個感受：現在你要想在文壇上批評一個作家的缺點，或者說哪個作品不好，都是很難的。所以，現在文學批評往往等于文學表揚，這種現象不好。我以為，還是搞文學創作的好，既能搞創作又能搞評論那是最好的。

宋健：您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所秉持的文學觀和批評觀是什么？

宋遂良：我的文學創作，如果還能談得上“觀”的話，那么就借用恩格斯的“歷史的與美學的”觀點吧，把文字雜糅在歷史真實和美學真實的“觥籌交錯”之中。我在對他人作品進行文學評論的過程中，得到了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能力和欣賞能力，這種能力在我自己的文學創作中也是非常有用的。在創作過程中，我時常深入理解自己想要表達的情感、思想或故事。這種對文學的敏感性和對作品的欣賞能力可以幫助我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對于文學批評，我認為一個好的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尊重文本、多元視角、專業知識、客觀公正、讀者意識、歷史眼光和獨立思考等素質。首先，文學評論家應該尊重文本，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文本，而是通過文本本身來探究作者的思想和藝術表達。其次，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多元化的視角，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審視作品，例如主題、風格、結構、文化背景等，以便更全面地評價作品。同時，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相關的文學理論知識，對文學流派、文學史、文化研究等領域有一定的了解，以便更好地解讀和評價作品。此外，文學評論家應該保持客觀公正的態度，避免主觀偏見和情感影響。文學評論家還應該將讀者放在首位，關注讀者的閱讀體驗和反饋，以便更好地理解作品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影響和價值。我還想說，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歷史眼光，能夠將作品放在一定歷史背景中進行評價，探究作品在文學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最后一點，文學評論家應該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見解和判斷力，不被外界的聲音和壓力所左右。

二 作為“文學魯軍”的重要推手

宋健：從1980年代起，您與山東文壇建立起密切的聯系，成為文學“魯軍”崛起的重要推手。請問您是何時開始關注文學“魯軍”的？最先關注哪位作家？

宋遂良：1982年秋天，山東省作協召開“文革”結束后第一次作家創作會議，曲延坤、苗得雨邀我出席會議并作了一個介紹新時期文學創作情況的主題發言，從此結識了省內老中青三代作家。

我最早交往的山東作家是王火，他原名王洪溥，曾任北京《中國工人報》的總編輯助理，l961年下放到臨沂一中，后來做了副校長。他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陳望道校長的研究生。他早年寫過《節振國》《外國八路》，到臨沂后開始寫反映國統區抗日戰爭的長篇《一去不復返的年代》，三卷120萬字，中國青年出版社正準備出版時，“文革”爆發，紅衛兵抄家批斗，將他的書稿焚之一炬，使他痛不欲生。“文革”結束后，己經55歲的王火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重寫此書，這就是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戰爭與人》。他在臨沂生活了23年，1985年調回故鄉組建四川文藝出版社并任總編輯。但不幸在一次下土坑營救小孩時頭撞鐵管導致顱內出血右眼失明。他是在極端困難情況下完成《戰爭與人》的。王火是一位謙謙君子，極重道義，我從1980年代起即和他有書信來往。王火對臨沂對山東滿懷深情，對我也關懷備至，他是我最敬服最傾情的山東作家之一。

宋健：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煒，曾任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張煒的作品不僅在國內有著廣泛的讀者群，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作為張煒文學作品的最早研究者和推薦者之一，請問您對張煒文學作品有何評價？

宋遂良：最初發現張煒寫作才華的伯樂是蕭平，時任煙臺師專中文系主任，是張煒的老師，著有《三月雪》。當時張煒、矯健等一批熱愛文學的青年合力建立文學社、創辦文學刊物《貝殼》。

1982年應時任山東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的李新民之約，我為張煒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蘆清河告訴我》寫了一個序言，并在《大眾日報》上以《他描繪的是一個美好而多情的世界》為題發表，從而結識了張煒。那時他剛從煙臺師專畢業分配到省檔案局工作，我們一見如故，深夜促膝長談。我和邱勛、趙鶴翔、自牧那時就認為張煒將會成為一個大作家。他的抱負、執著、才華、勤奮、敏銳、飽讀詩書和謙和內斂是人所難及的。

1983年底，我在山東省文學研究所主編的《文藝評論通訊》上呼吁扶植青年作者的成長；后來又在1984年第五期《文藝報》中發表了《山東的兩個——記矯健與張煒》一文；次年，《文藝報》再次在第三期上刊發我評王潤滋、矯健、張煒的文章——《三點成一面》。這是我對張煒較為集中的推舉時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1990年代，在比張煒年長的兩代作者中，我幾乎給有代表性的作者都寫過評論，看過作品、提過具體意見的更是無法統計。這個過程中，我也清楚地看到，多數作者的表現都是后勁不足，尤其在文學改變命運之后，作品的力量感往往是衰減的。能堅持走下來并在全國持續擁有影響的，可謂鳳毛麟角。張煒是我評得最多、推薦得最多的一位作家。

張煒是一個有雄心壯志又不張揚的作家。他在不斷地學習、讀書。不光是社會科學、文學，他還讀醫書，研究《黃帝內經》，研究科技、天體、動物、植物。他的雄心壯志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他跟我說，要寫一部作品，融合小說、故事、詩歌、寓言、童話，他現在還是這樣努力而有想法。他現在寫詩歌，還研究古典文學，寫李白，寫杜甫，寫蘇東坡。此外，張煒具有寶貴的文學品格，厚道，熱情，孤獨，冷峻，融為一體。他整個作品充滿了人道主義和悲憫的情懷，特別具有力量。人道、悲憫，這也是山東作家共同的特點——對弱小和不幸者的同情與關愛，包括莫言、尤鳳偉、李貫通、左建明。

我跟蹤評論了張煒的蘆青河系列、秋天系列直到《古船》，那時候他已走向全國。說實話，《九月寓言》以后，我就覺得有點兒跟不上了。

宋健：您曾在《文藝報》《文學報》《人民日報》《紅旗》及省內報刊上推介了王潤滋、左建明、尤鳳偉、李貫通、劉玉堂等一批青年作家，還有濟南部隊的李存葆、苗長水等一批青年軍旅作家，并和他們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交往。您最喜歡哪位山東作家的作品？可否對文學“魯軍”的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進行簡要評價？

宋遂良：就我個人的審美傾向而言，比較喜歡悲劇和語言典雅干凈的作品，因而更喜歡李貫通、苗長水、尹世林的風格。貫通的《天下文章》，長水的《犁越荒冢》，大新的《漢家女》，都是可以收入文庫流傳長久的小說。

我還喜歡會講故事的作家，這方面最有本事的是尤鳳偉。鳳偉的《石門夜話》講一個被擄掠上山的女子經過土匪頭子三天三夜的說服，從寧死不從到甘做他的押寨夫人的經過，展示了非凡的藝術才華，而他的長篇力作《一九五七年》則是另外一種氣象。鳳偉創作量很大，他不大在乎評論界對他作品的看法。他說：凡是讀我作品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我都感激他。

另一位會講故事的作家是劉玉堂，他的“小意思”“小得瑟”“小慚愧”等都成了山東文壇的佳話。玉堂深得民間文學的滋養，將農民的苦難、憂傷、傳統習俗，以樂觀、幽默、自嘲的土語方言，化作一片含淚的笑聲。有一段時間，我還在張海迪家里聽到他講八卦的段子，總是引起滿堂歡笑。

會講故事的還有畢四海，他的小說大多有歷史色彩，豪情滿懷，大起大落，斬頭瀝血，聲勢浩大。

關心時代，敢于揭露現實矛盾的作家以王潤滋、李存葆、左建明、矯健、張宏森、陳占敏等為代表。潤滋的《魯班的子孫》，矯健的《老人倉》《河魂》（他后來又參與周梅森的反腐題材電視劇創作），宏森的《車間主任》《大法官》《西部警察》，占敏的《沉鐘》，《紅暈》在當時都是影響很大的作品。王潤滋是一條山東漢子，珍情重義，臉面酷似關公，可惜英年早逝。張煒最近還在嘆惜：潤滋是個大作家啊！建明的《陰影》是迎接光明的，他善于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細致地描寫心理活動，是左建明藝術手法上的一大長處。張宏森從一個擅長寫現代派小說如《陽光與蛇》，擅長寫電視劇如《無雪的冬天》的青年作家到寫批判、思考與解剖現實的電視劇本，宏森聰明謙遜，好學深思，坦誠銳敏。他一路走來，完全是時代的選擇和玉成。

老作家李心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寫過《尋夢三千年》《結婚三十年》《十幅自畫像》《銀后》等反映現實生活的中長篇小說。他說，“我就是想要寫出好看的主旋律小說，不能光說不做。”他為此還冒險去闖夜總會體驗生活。他其實并不太看重自己的成名作《閃閃的紅星》。他幾年前去世時，我曾寫過一幅挽聯：“戎馬生涯儒家襟袍 兒童質地錦繡文章。”

眼下山東最活躍的中年作家要數趙德發了。他從《通腿兒》開始寫農村三部曲，又破繭而出地寫宗教三部曲，直到最近的《黃海傳》，他視野開闊，勤奮精思，寫得多也寫得快。只是我讀他的作品不多。

劉玉棟是我看好的一位作家。他不寫重大題材和高大英雄，卻一直關心社會底層的不幸者、苦難者和羸弱者。他的作品如《年日如草》，給人一種蒼茫又博大的情懷。

山東新一代寫小說的作家，我只知道趙月斌、房偉、瓦當、阿占等幾位，他們好像都屬于現代派。

宋健：莫言是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也是一位從山東走出來的重要作家，他的文學成就和影響不言而喻，能否談談您對莫言的評價？

宋遂良：談及山東文學，當然要說到莫言。莫言是一位有良知的天才。我曾在北京的一次文學會議上大放厥詞：“文學是屬于世界的，但張煒、莫言是我們山東的。”其實，莫言如果一直在山東，也許是難以順利成長的。山東太規距，太務實，官本位傳統久遠。莫言是在撥亂反正、中國知識分子惡補西方文化的時代、在軍藝這片探索創新的活水中游泳出來的。他的《紅高梁》曾讓我激動難眠。他得諾獎以前，我們只在飯桌上見過一面，我問他你怎么把剝人皮寫得那么細膩，他說他看過剝青蛙皮。我對他的想象力充滿驚訝和愛憐。

我想在這里恢復被刪去的一段我談莫言的文字，表達一下我對莫言一種“偏見”的支持。他說，“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要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們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份。”我完全贊同他的觀點。1980年我在《文藝報》一篇文章中就說過，古今中外，沒有一部傳世的文學作品是以歌功頌德為主的。此論雖然受到過批評，我至今仍然堅持。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閏土……永遠是我們民族的內傷和惕怵，刻骨銘心地教育我們認識自己，負重前行。

舉一個例子，《豐乳肥臀》塑造了一位偉大的母親形象，但這位母親養育的九個子女，都是亂倫，或被強奸，被引誘生下來的，傷風敗俗，奇恥大辱，但這正是舊中國貧困愚昧被侵略的現實。母親的形象正是在重重的迫害、無邊的苦難中成長起來的，那種痛楚、傷感、悲戚、羞辱，正是砥礪我們前行的力量。這就是文學。

宋健：山東是文學研究和批評的重鎮，21世紀以來，先后涌現出眾多優秀的文學評論家，有的成為全國范圍內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能否談談您對山東文學研究和評論家的印象？

宋遂良：在山東文學理論界，扛大旗的應該是孔范今。他有膽有識，豪情激蕩，有才有氣，思想敏銳。他主編的《中國百年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補遺叢書》《民國散文集》《讀中國》等都是很有份量的集大成之作。他比我小8歲，70歲后疾病纏身，竟先我而去，非常可惜。我曾給他寫過一幅挽聯：“一代名師桃李齊魯 十分才氣立說山東。”

山東較老的一代理論家還有朱德發、呂家鄉、夏之放、袁忠岳、任孚先、丁爾綱、吳開晉、耿建華、賀立華、趙鶴翔、劉增人、張立國等，但文學評論界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是陳寶云，他是首任山東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會長，《山東文學》主編，身患癌癥后依然堅持寫完《大江流日夜》的長篇小說。寶云是人大理論專修班畢業的，學養深厚，為人正直，是我的畏友，多次批評過我，我心存感激。

山東文藝理論批評界人才濟濟。世紀之交我曾將張清華、吳義勤、王光東和施戰軍戲稱為“四小名旦”。果然他們現在都走出山東，成了全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和文學領導者。現在，山東還有一批茁壯成長的年輕的文學評論家，他們很是有才，也非常勤奮，讓人充滿期待。

宋健：地域文學往往能夠保持其獨特的地域特色，弘揚區域文化，展現所處地域的風土人情和人文精神。對于山東文學的未來發展，您有何期待？

宋遂良：山東文學很難概括出一些共同之處，但有一點，山東文學都是現實主義的。山東比較少有浪漫主義、想象虛構那一類偏現代派的作品。莫言如果要在山東的這個環境，恐怕也成長不起來。山東文學除了張煒這個高峰以外，能夠留下來的作家，到目前為止我還看不出更多。從1930年代王統照，一直到馮德英、尤鳳偉，包括趙德發、李貫通、劉玉堂、畢四海等，他們的作品多半都是反映現實生活，記錄現實生活。還包括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也是革命現實主義。所以，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反映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苦難和時代的斗爭，別的好像沒有太多的新的資源、新的內容、新的思想。我特別希望，在山東這樣深受齊魯文化濡染又薈萃著眾多文學人才的地方，能誕生藝術表現形式豐富、內容與藝術手法均有創新的好作品、大作品、好作家、大作家，走出齊魯，影響更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傳之后世。

三 在文學場域的內外

宋健：能否談談您的著述？

宋遂良：最早是1991年出版了《宋遂良文學評論選》，2000年，出版過一本足球評論集《足球啊足球》，2003年出了一本以散文、隨筆為主的雜文集《一路走來》，還有2015年出版的《在文言文：宋遂良論當代文學》。大概就這么幾本，說來很是慚愧，都是隨心隨性之作，日常積累所成和教書與生活所得。

宋健：您不單單是書齋里的教授，更是公共輿論的話題參與者和議題設置者。早在1987年，您就曾公開建議濟南應該辦一份晚報，之后不久，《齊魯晚報》于1988年1月1日創刊。您還在1990年代初建議濟南泉城路應該給電影演員塑像，還引起過較大的爭議。請問您是如何看待文學精神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系？

宋遂良：大概是1988年前后吧，我在泉州看見了一個全國晚報的展覽會，發現除了烏魯木齊以外，只有濟南沒有晚報。當時《濟南日報》還是一個16開的小報。在一次濟南文化座談會上——當時是姜春云同志任市委書記——我去發言的時候，就提到了希望濟南有一個晚報。我記得當時姜春云同志點了頭，并且在本子上記錄了，好像是那之后第二年，《大眾日報》社就創辦了《齊魯晚報》。后來，我多次給這張報紙投過稿。

1990年代初，我曾建議在泉城路給鞏俐塑像，還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和攻擊，的確很出乎我的預料，也讓我很是失望和傷心。當然，也讓我思考了很多，關于民眾心理，關于固有觀念，關于人情人性。那時候，不光是這些建議受到質疑，就連我當時給報紙寫文章，接受電視臺采訪談足球，都會遭受不屑和攻訌。尤其是在高校內，不少人覺得一個大學教授不去做所謂的學問，而去介入這些事情，屬于不務正業。

但我始終認為，對于一個文人來說，他的文學精神與公共生活是相互影響的。比方說你關心公共生活，你是用文學的角度來關心，文學生態里面對你的評價是文學評論家或者作家，這是一種文學身份，然后你會自然而然帶著這個“身份”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務。此外，文人其實就是要“關心”，你抱著“關心當下”的心關心那些不幸的人，這樣才能幫助社會解決問題。

宋健：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總是相去甚遠，最能體現人情人性的愛情就更是如此，很多作品都會描寫和涉及。您如何看待文學作品和現實生活中愛情的差別？

宋遂良：老舍先生曾說：“看生命，領略生命，解釋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這句話就能闡釋文學愛情和現實愛情。文學中的愛情是這兩個人愛得要結婚了，結果結不成，這個愛是最好的愛，最高的愛情。現實生活中，兩個人的愛情就像兩個人一起爬山，一路游山、玩水、談話、逛景，怎么走都不覺得累，等到了山頂了，兩個人就非常好了。這個時候就沒法往上走了，再走就是下山了。

生活中的愛情，喜劇、悲劇和發展平平的都有，而文學中的愛情就不一樣，更集中，更高于生活，也更多地傾向于悲劇，就是上面說的那種愛而不得，愛又失去，充滿痛苦和遺憾。實際上，文學中的愛情也來源于現實生活，只不過經過了精煉化和經典化。再一點就是，生活中別人的愛情你很難知道，而文學中的愛情，寫出來就是要讓你看，要讓更多的人知道的，生活中的人還可以向文學中的愛情有所借鑒，有所對照，有所學習。

宋健：您曾提出文學應面向青年，要扶植青年作者，鼓勵文學創作的實驗與探索。您認為，當下青年的文學閱讀和文學創作應該注意哪些方面？

宋遂良：文學本來就是年輕人的事業，要鼓勵更多的年輕作家成長，讓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文學閱讀和文學寫作的隊伍，文學才會大有希望。我對青年人還有一個愿望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多學學歷史，學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史。我現在覺得很憂慮很難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年輕人不懂得歷史。恩格斯說過“歷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的歷史，應該被一代又一代人認真、深刻地去了解，去學習，去研究，才能讓我們今后的路走得更順更好一些。文學和歷史，都呼喚年輕人，也呼喚年輕。希望人們更多地好讀書，讀好書。對于文學創作者而言，閱讀就更重要了，是提高文學寫作水平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個作家最基本的學習狀態。

宋健：記得您曾經為泰安一中您教過的學生寫過一篇文章，在網絡上流傳甚廣，觀點獨特，言真意切，讀來讓人有茅塞頓開之感。能否談談您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所理解的人生與命運？

宋遂良：我在那次發言中主要談了三個觀點，后來被傳到網上去，很多人都比較關心。我是這么說的：第一點，生命是短暫的。第二個，世界是不公平的。第三個，人性是有弱點的。當然，里面有很多例子和感慨。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在學習怎樣做人。當然我覺得從個人的涵養來說，努力奮斗、讀書、關愛他人、善待他人，這是一個人的修養的最基本點。你愛人，人家才能愛你；你尊敬人，人家才能尊敬你；你虛心向別人學習，別人才會真誠地待你。所以自我的修養，在任何比你高的人面前——所謂地位高、學問高或者是級別高——你不要自卑；在任何比你低的人面前——所謂年齡、學歷或者職務——你不要驕傲。要冷靜地看到自己的優點缺失，看到自己殘缺的不足的一面，好好地認真學習。還有一點就是心態，一個人的心態永遠應該向善、向上、向快樂。不能夠讓一些負面的、悲傷的東西使自己精神健康陷入一種不正常的狀況。因為生命是短暫的，尤其青春更是一閃而過，所以要珍惜、要珍愛、要自重。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但是做起來，確實不容易。當然終身讀書，終身學習，學而不倦，努力地讀各種各樣的書，這也是非常要緊的一件事。

宋健：您曾以“知道分子”自居，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不僅要“知”而且要“道”，主張把知識講出來、說出來。您覺得“知道分子”和文學評論家之間是否有一定關系？您作為一個高校知識分子，為什么熱衷于社會事務？

宋遂良：“知道分子”是別人先提出來的，我不過是借用。我們有些大學老師都是在象牙塔里面搞學問，不和社會接觸，這是不應該的。我曾被人批評為“小報教授”“足球教授”，很多人說我不是學者，沒有多大學問。但是我這個人比較熱情，愿意去說一說，我覺得任何我知道的事兒都應該講一講，做一些普及。尤其是作為“知道分子”，更應該做一些文化的、文學的普及工作。作為一位有良知有責任的知識分子，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有責任，通過身邊的所有機會，通過和社會和大眾所接觸的很多契機，將文學作品的無限魅力及其豐富內涵，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傳達給社會，傳播給公眾，以期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為豐富、有趣。我曾經在報紙上發表過很多時事評論，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因為這種積累式的開拓研討，是提高一個城市的文明層次，建設一種寬容理解健康向上的良性文化氛圍所不可缺少的。再說得大一點，也以期在我們的國家與社會的整體進步并變得愈加美好的過程中，能夠盡自己的一分之力。

宋健：最后，您是否可以用簡單的一段話概況一下您心中的“文學”究竟是什么？應該是什么？可以是什么？

宋遂良：我們說文學就是人學，文學是寫人的，寫人性的，寫人的感情世界，人的靈魂，人的超越自我。文學關心人民，關心國家命運，關心世界發展。文學總是教人尋找世界的一種不確定性，總是讓人們向上的。

（作者單位：宋遂良，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宋健，山東政法學院文化藝術傳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