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毛時安，1948年生，文藝評論家，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第一屆主席團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委員、常委，評論作品曾獲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一等獎、第四屆中國戲劇獎理論評論獎等。

2023年末，毛時安度過了自己又一個重要的人生時刻——“呼喚真誠——毛時安從事文藝評論工作50周年暨舞臺藝術評論研討會”召開，高朋滿座。

習慣參加各種作品研討會的毛時安，這一次角色“翻轉”，從臺下走到了臺上，被推到舞臺中央的聚光燈下，誠惶誠恐之余又百感交集。

50年來，毛時安做過很多工作，經歷過很多崗位，唯有寫作貫穿了這半個世紀的悠長歲月。他始終勤勉、真誠地寫作著，橫跨文學、美術、戲劇、影視、音樂、舞蹈等多個領域，撰寫了大量有力度、有深度、有影響力的評論作品。

這一切的源頭，也即最早對于寫作的景仰，來自父親嘴邊的一句民間俗語：“你有力千斤，我有筆如刀。”它刺激了毛時安幼小的心靈，“朦朧中我知道，寫作是有用的”。

50年后，寫作確實向他證實了某種程度上的“有用”：讓他完成了自己少年時期的兩大人生志向，一是改變命運，二是報效祖國；除此之外，寫作還慷慨地“附贈”了另一件重要的禮物：

這位在上海文藝繁榮、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從不缺席的“在場者”，以他在上世紀80年代的發現與吶喊、在上世紀90年代的轉身、在新世紀的深入以及在新時代的沉思，勾勒出上海文化發展至今的一條完整線索。

轉機

周末周刊：早在1973年，您就發表了第一篇美術評論。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您是怎么起步的？

毛時安：我出生在一個工人家庭，從小喜歡語文。但“文化大革命”讓我的大學夢破碎了，1967年，我高中畢業后到廠里做了一名木工。

在那個看不到黑暗隧道盡頭、人生最低谷的至暗時刻，拯救我靈魂免于墮落的是音樂、文學和美術。

我抄寫一切從眼底經過的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海涅、拜倫、泰戈爾、賀敬之、郭小川……我把自己的手抄本裝訂成冊，一本本設計封面、畫插圖。苦惱的時候，我站在陽臺上，看著月亮、流云、星光唱歌，還學習各種技法吹口琴。

那時，我也不知道從哪里聽到一句話，據說是托爾斯泰說的——但我后來怎么也沒找到他是在哪兒說的。那句話是“一切都會慢慢地好起來的”。這句話支撐了我：首先，不會永遠這樣；其次，好起來是有個過程的。

周末周刊：幸運的是，人生轉機的到來，似乎比想象的更快。

毛時安：是的。其實，到了“文革”后期，人民被壓抑已久的文化精神需求已經開始萌芽，民間私下創作的小說、詩歌、繪畫、歌曲開始在地下廣泛流傳。為了適度滿足人民正當的文化需求，群眾文藝和專業文藝開始慢慢恢復。

1971年，我參加滬東工人文化宮的革命故事學習班，擔任了楊浦區工人革命故事組組長。在那里，我結識了一大批當時被下放被打倒的藝術家，還參與了音樂書籍的編寫。

但我發表的第一篇評論卻是美術評論。1973年5月，《美術資料》創刊號發表了我和上海十五中學語文老師忻才良為油畫《銅墻鐵壁》寫的評論。

周末周刊：在發表文章難如登天的當時，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

毛時安：50年過去了，我至今還記得當年來組稿的畫家葉文西，這位上世紀40年代初就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和黨的地下工作的老革命，戴著一頂當時非常罕見的鴨舌帽。他畢業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是我一生見過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畫家。

50年過去了，回頭看當年文章，雖然稚嫩，大體還看得下去。半個世紀，我初心未改，把自己的全部幾乎都獻給了文藝評論。

明亮

周末周刊：1978年，您30歲，進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學習。當時的校園氛圍是怎樣的？

毛時安：當時，國門剛剛打開，各種思潮走馬燈似的紛紛登臺亮相。人們的思想也像夜空里的火花，燦爛明亮。

我記得，在一棟教學樓里的中文系、歷史系較勁似的成立自己的學生社團，把大家稚嫩大膽的見解貼在樓道的黑板報上。年屆古稀的老教授們像年輕人一樣，洋溢著青春的活力。哲學系有馮契教授，中文系有許杰、施蟄存、徐中玉、錢谷融，歷史系有吳澤、陳旭麓，真正是“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周末周刊：對您影響最大的老師有哪幾位？

毛時安：在大學里，我最幸運的是遇到了影響自己人生的三位老師：徐中玉、錢谷融和齊森華。

齊老師給我們講授古典文學。他善于在同類型母題的作品中比較分析，顯現出作品獨有的藝術特色。徐中玉先生和錢谷融先生是同代人。他倆治學個性鮮明，性格截然不同，但相處融洽，配合默契，對我們影響很大。

徐先生積極入世，字里行間充滿了憂患意識。他做的是“濟天下”的學問，提倡顧炎武先生“為文應力求有益于天下”的主張，處世辦事精干練達，剛正不阿，不徇私情。事關事業、國家，他敢于直言，不畏風險，是我接觸過的前輩學人中最敢于講真話的人。

如果說徐先生代表了中國文人知識分子儒家入世的精神，錢先生身上便更多一些道家逍遙出世的風度。他九十多歲時還會和弟子坐在陽臺上，在陽光里棋枰手談，然后像孩子一樣悔棋重來。

作為一名學者，他不是徐先生那樣的苦修派，而是才子型的。他很少強迫自己寫文章。他的文章也像他的生活一樣從容自在，是那種娓娓而談游刃有余的風格。包括轟動一時的《論“文學是人學”》，照樣寫得湖水一樣波瀾不驚。他是那種在學院中很少見的以藝術感覺的敏慧見長的學者。他用藝術的感覺品嘗生活，又用散淡的生活心態看取藝術。他是能把藝術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句臺詞感受到極致的人。他給我們上《雷雨》課，兩小時聽得我們津津有味，似乎還沒有開始卻已經下課了。

周末周刊：在校期間您就開始發表論文，嶄露頭角，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毛時安：徐中玉先生做系主任，做了幾件事。第一，定點培養。如果你有才華，對某個專業感興趣，又通過了考試，那就跟著某位老師，老師會像帶研究生一樣帶你。我后來就跟徐先生和陳謙豫先生做古代文論的研究。第二，免修考試。某個課程你只要考試通過就可以不上，像我就免修了文學概論課。第三，就是鼓勵寫文章，并以論文作為考核依據之一。所以，我是同屆中最早發表論文的學生之一。

1981年，我在《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上發表了《現實主義的局限和現代主義的崛起》，提出，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文學和藝術樣式有它的局限性，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文學藝術思潮，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周末周刊：這個新動向是如何捕捉到的？

毛時安：我在學校里廣泛接觸了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分析心理學、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等各種思潮，受到了濃郁的學習和自由思考的氣氛的刺激。

對于新鮮的東西，我仿佛有一種天生的敏感，總覺得一件新事物出現了，就必須有人去吶喊。后來，應當時的《美術》雜志編輯栗憲庭之約，我對這篇文章進行了修改充實，又在《美術》上發表了，在美術界引起了轟動。

1985年，上海美協醞釀召開以海派為主題的研討會。在籌備過程中，原先計劃的配合性的“中青年畫家觀摩展”也漸漸浮出水面。

為了辦好這個畫展，從1985年7月開始，前前后后舉行了七次研討會，我都參加了。至今我還記得，那年夏夜，我們在上海戲劇學院那棟典雅的鑲著黑色鵝卵石的樓里討論籌備畫展時的情景。

會議的氣氛非常莊嚴。大家慷慨激昂地表達著各自的想法，一句句一聲聲，漂浮在有點昏暗的燈光中。會一直開到深夜，最后，大家一致決定，要做一個有想法、有探索、有藝術格調、有學術品相的畫展，而不是一個一般性的畫展。大家還為畫展想出了一個明亮而富有意義的名字——海平線。

我特別感謝時任美協主席沈柔堅的信任，他決定由我這個剛剛入會沒幾天的新會員為這個當時很重要、日后在美術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畫展撰寫序言，讓我參與、見證了這個中國新時期美術藝術創新的高點。

鳴鑼

周末周刊：國門打開后，春風不僅吹拂了美術界，文學界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景象。回歸文學評論老本行，您有哪些發現？

毛時安：我大學畢業后進入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美學室工作，陸續參加了全國各地的許多文學研討會。那個時代的文學十分真誠，洋溢著青春氣息和狂飆突進、打破禁區的時代精神，涌現了傷痕文學、尋根文學、先鋒小說等流派。當時我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新筆記體小說”，被文學界廣泛接受。

周末周刊：這一時期上海涌現了一批青年作家，葉辛、王安憶、孫甘露、趙麗宏、葉永烈、陳村、程乃珊、孫颙、俞天白、陸星兒、王曉玉、王小鷹、竹林、殷慧芬……他們的背后，少不了文學評論家的鼓與呼。

毛時安：同一時期，上海出現了一批包括許子東、吳亮、程德培、蔡翔和我在內的青年評論家，以《上海文學》為主要陣地，為新時期文學登上歷史舞臺“鳴鑼開道”。我還在作協工作8年，為許多老中青作家組織了研討會。

現在想起來，我當年完成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通過評論讓當時初出茅廬的程乃珊成為文學界的一顆新星。

程乃珊出身名門，有很高的文學、音樂修養和外語造詣。從1979年發表處女作開始，她的小說就帶著上海“上只角”社會生活的痕跡，貫穿著一種淡淡的信仰意識。

這一時期，廣大讀者已經習慣了主流的工農兵文學，但時代也進入了冰河解凍的時期，上海“上只角”居民和他們代表的那種文化，也渴望在文學這個“鏡像”中看到自己，渴望得到時代的承認和接納。

1984年，我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了《獨特的生活畫卷》一文，通過我的評論把程乃珊的文學價值更清晰地傳遞給讀者。這是我寫的第一篇作家論，也是程乃珊小說的第一篇綜合評論。令人高興的是，第二年程乃珊的小說和我的這篇評論同時獲得了上海文學作品獎的肯定。

周末周刊：作家與評論家是互相促進、互相成就的。而文學界的“冰河解凍”也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從點到面的推動。

毛時安：是的，當時我有個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們已經站在新時代的門口，僵化的文學史應該追隨時代變化。

1988年我到《上海文論》擔任副主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約請陳思和和王曉明主持推出“重寫文學史”專欄。過去，對于文學作品，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政治性，對藝術性不甚重視，因此，藝術上比較粗糙的一些作品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而現在應該用更寬闊的視野來觀察文學史，對重要作品、重要現象、重要作家進行重新評價。

所以我們北上京城，召開了重寫文學史的研討會，王瑤、謝冕、何西來、吳泰昌、錢理群、陳平原等一大批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氣氛極為熱烈，對我們的主張既有認同也有碰撞。

我們隨后推出了專欄，歷時一年半，發表重評文學作品、思潮和現象的文章幾十篇，全國上下隨之呼應，引起了學術界、思想界的轟動。“重寫文學史”由此成為一個響亮的口號和一場意義深遠的文學實踐。

立場

周末周刊：1997年起，您擔任上海市文化局創作中心主任，主抓上海文藝創作。身份的轉變給您的文藝評論帶來什么樣的變化？

毛時安：參與到上海的文學藝術創作過程中來，對我最大的觸動，就是我看到了更加復雜、在現實中運行的文學藝術運動過程，這幫助我走出書齋里的經驗哲學，擺脫了容易簡單化、理念化、絕對化的弊端。

我在文化局工作了六七年，看了幾千臺戲，有時候從早上看到夜里，經歷了一出戲從創意開始，劇本提綱、初稿、修改稿、進入排練、正式演出的全過程。像京劇《貞觀盛世》，光啞排、小響排、大響排、坐排、彩排……前后看了不下十遍。

因為參與了創作實踐，我進入了藝術創作的深層次，知道我們的創作到底面臨了什么樣的實際問題。

周末周刊：隨著經濟大潮的興起、改革大潮的襲來，當時戲劇界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面臨著觀眾流失、創作受限、入不敷出等困難。

毛時安：上世紀90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市場化商業化的時代，文藝也必須面對社會、面對市場。我自己身處其中，知道轉型期的艱難，知道每一臺劇目出來都很不容易，非常能體會他們的甘苦。

2002年，文化部在廈門召開全國文藝創作工作會議，我找到文化部藝術司司長馮遠，通過他向文化部副部長陳曉光反映了基層院團生存、演出的實際情況和面臨的實際困難。每次出席重要的座談會，我都會為文藝院團、為藝術家的生存困境大聲疾呼，對不符合藝術規律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和建議。

周末周刊：您的基本觀點和立場是什么？

毛時安：我是主張市場和經濟效益的，也主張文化可以有產業成分，但我不主張簡單、絕對的產業化、市場化。當時文藝院團改革，流行一個口號叫“養事業不養人”。但事業是人做出來的，沒有人何來事業？文藝事業還是要以人為本。

我的一個基本的文化立場，就是關注藝術的精神品格和審美品性。藝術如果沒有精神品格，不能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不能讓人有美的感受，其他的價值都是子虛烏有。如果文藝簡單地市場化、產業化，藝術家一定會在金錢面前迷失方向，藝術一定會陷入“三俗”。

周末周刊：這是否也是催生出您后來那篇文藝評論《我們的戲劇缺失了什么》的動因？

毛時安：這篇文章發表于2004年，是在陳思和的督促下誕生的，我借這個命題集中談了自己那幾年對一些文化問題的思考和憂慮。

為什么悲劇沒有眼淚、喜劇沒有笑聲、正劇沒有意義？我把當時的戲劇創作的普遍問題歸于三個“缺”。一是大量缺血，與現實生活疏離隔閡，血脈不通；二是缺鈣，缺乏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三是缺乏想象力，藝術的翅膀難以飛翔。這引起了眾多文學家和戲劇家的共鳴。

周末周刊：憂思過后，經過這幾年的發展，您對上海文化的總體判斷是怎樣的？

毛時安：最近幾年，我越來越感受到上海文化是有底氣的。上海文化自信的底氣來自海派文化的創新求異、江南文化的悠厚底蘊、紅色文化以人民為中心的精神力量。所以上海總是會在國家文化發展最需要的時候，出其不意地推出“爆款”，比如《繁花》。

我是小說《繁花》最早的讀者之一，也是最積極的推薦者之一。電視劇《繁花》在開年之初火爆，尤其振奮人心。《繁花》有其突出的上海性和時代性特點，在當前文藝創作陷于同質化的時候，它與此前獲獎的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雜技劇《戰上海》一起，預示了將上海性和時代性相結合的文藝作品創作的前景。從《長恨歌》《繁花》《千里江山圖》三獲茅盾文學獎，我們可以看到文學藝術的上海城市書寫有著巨大的創作空間。

期待

周末周刊：50年是個相當長的時間跨度。您的文藝評論之所以能持續輸出并產生影響，原因何在？

毛時安：我覺得關鍵有兩個，第一個是“在場”。在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考和評論的資源，在場也促進了我的思維始終保持一種向前的、青春的、有活力的姿態。

第二就是“立場”。我原本就不是一個很極端、很偏激的人，跟隨徐中玉先生學習后，更受儒家影響，強調中庸之道。所以我的評論從來不是所謂的“酷評”，也不是一味的夸贊之詞。中庸之道使我的寫作雖無大紅大紫的顯赫，卻也無大起大落的苦惱，在評論的路上我走得很扎實、很長遠。

周末周刊：在數字時代，每個觀眾、讀者都可以通過網絡即時給作品評分、發表觀感。相較而言，專業的文藝評論價值體現在哪？

毛時安：網絡評論是觀眾對作品的第一印象，是忠實的，也是即興的，代表了大眾的普遍傾向。但普通觀眾并沒有掌握一定的理論工具，這些評論的啟發、引領作用是比較弱的。

我自己撰寫評論時，會盡量多看幾遍，會尊重大眾的感受，但一定堅持自己的獨立思考。我也非常在意文藝評論寫作的風格化，評論的語體、節奏，與評論對象風格的對應性等。

周末周刊：在您看來，優秀的文藝評論、文藝批評是什么樣的？

毛時安：是具備獨立品格的文藝批評，是有自己審美發現的批評，總是能發人所未發，揭示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作品特色，或某種具有規律性的看法，給人啟發。

優秀的文藝批評，是能對藝術家創作發生作用的有力量的批評。因為你有獨特的藝術發現，包括對其局限不足的指出，會對藝術家今后的創作產生影響。就如別林斯基以他對時代和文學的視野之于同時代的俄羅斯作家，如葉圣陶對巴金的發現、巴金對曹禺的發現，如當年茅盾先生以自己創作實踐積累的文學經驗之于茹志鵑及當時的年輕作家……

周末周刊：您和同期的文藝評論家們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文藝批評之于文藝發展、之于時代的關系。在當下這個時代，文藝批評是否能夠一如既往地發揮作用？

毛時安：我們這一代做文藝評論的人確實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我也深切地認識到，雖然我們受到了完整的教育，但我們的學術準備是不足的，雖然后來全力以赴地補課，但畢竟先天不足，還是經常覺得無法勝任這個時代所要求文藝評論承擔起的職責。

關于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寫過：“今天是一個文藝眾聲喧嘩特別需要文藝批評的時代，也是一個文藝批評閃爍無定相對缺失的時代；這是一個文藝創作數量空前繁榮、人們對文藝批評抱有極大希望的時代，也是一個文藝批評自身陷入判斷迷茫令人失望的時代；這是一個文藝批評從未有過的可以大展身手的時代，也是一個文藝批評信譽相當低下的時代；這是一個文藝批評應該令人矚目的時代，也是一個文藝批評備受輕慢的時代。”

我不否認，現在文藝批評正在陷入一種怪圈。許多重大藝術項目藝術活動和媒體在利益上達成了一種同盟。正是這種驅動，干擾了批評保持公正中立的客觀立場，成了為某些藝術演出和文化活動評功擺好的吹鼓手，無法發出公正的、專業的、實事求是的聲音。

當然，我還是充滿期望地期待著，把健康的、理性的、講真話的文藝批評，納入上海城市精神建設之中，為不斷開創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新局面、打造文化自信自強“上海樣本”奉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