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放逐詩人，把詩人驅趕出治理良好的城邦，因為“詩人的創作是和心靈的低賤部分打交道的”，詩人“像所有其他的摹仿者一樣，和真實隔著兩層”。在柏拉圖看來，詩歌通過挑動情感，制造出一種在實際生活中通往這些情感的危險途徑，進而毒害人的靈魂。面對柏拉圖對詩歌的攻擊，亞里士多德從真實、情感、道德等方面為詩歌辯護。在此之后，西方關于詩歌和藝術的思想史中形成了一個綿延千載的為詩辯護的傳統。從中世紀的但丁、薄伽丘直至當代的艾麗絲·默多克、雅克·德里達等，為詩歌辯護者大有人在。

在十六世紀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菲利普·錫德尼的《為詩辯護》（A Defense of Poetry）就誕生于這樣一個傳統之中。面對清教徒從歷史和道德角度對詩歌發起的攻擊，錫德尼構建了一種集行動者和沉思者的使命于一體的新教詩學與之交鋒，他本人也因為這部書在后世被視為“當之無愧的英國文學批評之父”。為何西方會有連綿不絕的為詩辯護的傳統？如何理解錫德尼的詩學觀念，它又如何與政治、社會互動？

為了更好地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我們需要稍稍離題。在思想史領域，長久以來存在關于“語境”（context）的爭議，學者在討論問題時多有偏重“內在理路”或“外部環境”的兩種進路。前者擁抱哲學立場的內在整體性，注重思想本身的發展和邏輯演繹，后者闡明觀念在特定歷史脈絡里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如何被運用，以及這些觀念如何顯現于當事人所處的“語境”中。“觀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取向的學者認為觀念有脫離其歷史脈絡的自主性，抗拒社會史家化約論乃至于決定論的野心，甚或譏諷其對復雜問題的解釋為“沒有思想的思想史”。具體到對詩學的研究上，也存在類似的方法論框架問題。

何偉文在近作《為詩辯護：菲利普·錫德尼的人生和詩學》（以下簡稱《人生和詩學》）中，采用一種以關注研究對象整體性特質為核心內容的動態文化研究方法（Kulturgeschichte），避免純粹的哲學闡釋，獨取觀念的內在開展，也避免將詩學觀念的變遷視為外在社會環境的產物。何偉文以錫德尼的文學批評文本和書信集為核心，分析錫德尼詩學與他那被賦予太多含義的人生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從中窺見詩學與政治、宗教的互動。《人生和詩學》中錫德尼詩學的“語境”是他那短暫而非凡的人生，只有了解了錫德尼的人生，方能在歷史脈絡中理解他的實用主義詩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何偉文為錫德尼撰寫的是一部思想傳記（intellectual biography）。何偉文認為，錫德尼不止是以文學批評家，更是以政治家、廷臣等多重身份來寫作《為詩辯護》，他的目的既是為了解決詩學問題，也是為了解決社會和政治變革、宗教改革、人的塑造等多方面的問題。

《人生和詩學》始于錫德尼之生。錫德尼出生于顯赫的貴族家庭，他的出生注定了他以成為廷臣為人生旨歸。他自幼接受典型的貴族青年教育，在家中讀書開蒙，年歲稍長后進入以人文主義教育和拉丁語見長的什魯斯伯里文法學校。1566年夏天，十二歲的錫德尼親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事件。那年他拜訪位高權重的舅舅萊斯特伯爵，隨他一起參加為迎接伊麗莎白女王到訪牛津而舉行的慶典活動。通過這一事件，涉世未深的少年已然對權力和地位有了刻骨銘心的記憶和全新的認知。一年之后，錫德尼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幾年之后，像其他貴族子弟一樣，未獲學位即離開。

赴歐陸游學是錫德尼為成為伊麗莎白宮廷的廷臣所做的最后準備，他的父親深信，“只有在為君主和國家的無私服務中，一個人才能找到值得他全身心投入的目標”。1572年，錫德尼在巴黎親歷了慘絕人寰的圣巴托羅繆之夜。在這年的圣巴托羅繆日，法國國王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和信奉新教的國王亨利即將舉行婚禮，胡格諾派的重要人物因此云集巴黎。婚禮前夕，天主教貴族領袖吉斯的亨利派人刺殺了胡格諾派在巴黎的領袖——信奉加爾文教的科利尼，暴亂和屠殺隨之而起。1572年8月23日到24日，數以千計的新教徒在巴黎街頭或是屋內慘遭殺戮。在這場天主教徒對新教徒的攻擊中，胡格諾派貴族被悉數屠殺殆盡。身為皇家貴賓的錫德尼在屠殺開始時住在盧浮宮或附近，8月24日作為高級別外國使團的成員被帶往慘案始發現場視察，親眼看見了科利尼被褻瀆凌辱的尸體，隨后被送到位于左岸的使團駐地。這一事件強烈刺激了錫德尼，使他強化了新教思想，并確信國際政治斗爭就是反抗羅馬教皇及其捍衛者西班牙國王的斗爭，為后來的新教詩學埋下了伏筆。

回到英國后，錫德尼如愿進入伊麗莎白女王的宮廷，一開始還算順利，第二年就被提升為女王的嘗酒侍者。然而，錫德尼很快就發現他所屬的萊斯特伯爵集團新教陣營及他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女王截然不同。萊斯特伯爵和錫德尼熱切參與反抗西班牙的積極外交，主張推進新教事業，而女王則采取一種迂回拖延的策略，以平衡歐洲大陸各方勢力。如果說女王代表政治現實主義，那么萊斯特伯爵集團則代表理想主義。與女王迥異的政見，使得錫德尼在宮廷中前途渺茫，政治抱負化為泡影。在十六世紀中后期，無論是騎士還是紳士，抑或是廷臣，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崇尚行動生活（vita activa），而不是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錫德尼壯志難酬，不得不“邁入詩人的行列”，被動選擇行動者和沉思者的雙重人生，以詩歌實現行動者未盡的事業。何偉文指出，錫德尼寫作《為詩辯護》，很大程度上也是面對自身內部那個懷疑詩人的自我。

《人生和詩學》用一章的篇幅闡述錫德尼《為詩辯護》如何為詩歌謀得一席之地，而不再是神學的婢女。錫德尼《為詩辯護》采用文藝復興時期討論文學的常見格套，分為七個部分：緒言、敘述、命題、劃分、論證、申訴、結語。在申訴之后有一個長篇離題的部分，采用“演說中的演說”形式討論英國詩歌的現狀。在《為詩辯護》中，錫德尼將詩學與哲學、歷史學等學科進行比較，并讓詩學在競賽中勝出。錫德尼認為，詩人超越哲學家之處在于，他有能力通過教育和愉悅來激活和引導讀者的意志。詩人超越歷史學家之處在于，詩性虛構是一種比歷史真實更可靠的求知途徑。正如亞里士多德《詩學》中所論，“詩傾向于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于記載具體事件”，錫德尼承襲了亞氏呈現可然性知識（probable knowledge）的理論，指出詩人在詩歌中提供了一個關于真實的虛構世界，用來揭示人生活于其中的那個有限世界的真正秩序，并賦予詩人君主的地位。

《人生和詩學》其后的三章選取“詩人的神性”“有聲畫”和“無藝之藝”等核心概念闡釋錫德尼的詩學。在“詩人的神性”概念中，錫德尼通過創造性地吸收亞里士多德傳統和柏拉圖傳統的相關元素，并融入基督教精神和時代新思想等，來強調詩人的主體性。柏拉圖認為詩歌是神賦迷狂作用的結果，詩人僅僅被當作“容器”。錫德尼以新教徒的身份從藝術創作過程和藝術理念兩個方面，把詩人的創造與上帝的神性并列，強調其創造性價值，重塑其尊嚴和地位，從而達到為詩正名的目的。《為詩辯護》中“有聲畫”概念與十六世紀后半葉詩學理論的變革密切相關。詩歌原來被視作一種有韻律的語言，以其音律、韻律等回應并展現超驗美的和諧比例，而在當時主要被看成一種描繪性藝術，摹仿行動中的人。在十六世紀，思想像畫面一樣可以被看見這一認識已被普遍接受。詩歌在腦海中產生的畫面“打動和透入人們的靈魂”“占據其心目”，能夠對人的心靈產生一種類似于宗教的作用，詩歌的美學功能因之與社會和政治功能聯系在一起。

“無藝之藝”與伊麗莎白宮廷現實政治的關系更為密切，呈現出錫德尼詩學實用主義的面向。在《人生和詩學》中被譯作“無藝之藝”的意大利詞sprezzatura出自十六世紀風靡一時的《廷臣論》（The Book of the Courtier）。錫德尼在《為詩辯護》中所推崇的“無藝之藝”藝術風格源于當時廷臣的行事姿態。在十六世紀宮廷，廷臣競相向君主獻媚邀寵，而宮廷對禮貌文雅又有著很高的要求，這迫使廷臣潛藏蟄伏。由于這個緣故，宮廷文化看重寡言少語、不動聲色、輕描淡寫等品質。“無藝之藝”即把自己真正的渴求與計劃隱藏在無動于衷的面具下進行欺騙的能力。反映在藝術風格上，彼時英國盛行的極端西塞羅主義使得作者競相摹仿矯飾的文風，炫耀性地展示技藝，而錫德尼暗示技藝要行之有效，就應該被隱藏起來。他主張自然地表達其主體意識和情感，“自己還不知道”做得“合乎藝術技巧”才是“無藝之藝”的核心含義。錫德尼認識到英國文學呈現蕭條景象的核心癥結之所在及其醫治良方，在西塞羅主義之爭中表達詩人主體性的重要性。他從藝術風格切入，謀求本國文學的獨立發展之道，最終開啟了英國文學的黃金時代。

《人生和詩學》以錫德尼之死終結全書。在人生的最后兩年，錫德尼得以獲得機會，重新投身于服務國家的行動生活之中。當時英國援助低地國家，領導一個松散的新教聯盟抗擊西班牙，錫德尼被任命為荷蘭海岸線上軍事要塞弗拉辛的總督。1586年9月22日，在荷蘭扎特芬，錫德尼在率兵與西班牙士兵交戰的過程中身負致命重傷，兩周后傷勢惡化、不治身亡。錫德尼去世后，伊麗莎白女王出于政治目的主導了其形象的第一次轉變。女王有選擇性地利用錫德尼的意外早逝，延遲舉行隆重盛大的葬禮。錫德尼的形象從一個時常被忽略的廷臣，轉變為一個完美騎士的典范。女王用盛大隆重的葬禮，把公眾的注意力從審判和處死蘇格蘭女王瑪麗的血腥事件中移開。錫德尼之妹彭布羅克伯爵夫人主導了錫德尼形象的第二次轉變，在紀念性詩文中錫德尼的形象從最初挽詩中多才多藝的恩主和戰士轉變為詩人，最后成為新教殉道者。錫德尼家族通過塑造錫德尼新教殉道者的形象重振家族雄風。至于十九世紀，錫德尼最終成為基督教騎士精神的關鍵符號，被塑造成耀眼的英國文化偶像，服務于大英帝國的擴張主義。在1806年由喬治三世御用歷史題材畫師本杰明·沃斯特所作，一幅名為《身負致命重傷的菲利普·錫德尼爵士》（The Fatal Wounding of Sir Philip Sidney）的畫中，錫德尼臨終前的姿勢被刻畫得如基督受難一般，目光寧靜地投向遠方，這進一步犧牲了歷史真實，以達到渲染情感的效果。

何偉文的《人生和詩學》值得商榷之處在于，對錫德尼本人的文學作品，如《阿卡迪亞》（Arcadia）、《愛星者與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等，這部專著鮮有討論。文學作品的缺席與純粹理論化的分析對于讀者全面認識與理解錫德尼創制的文學世界略有遺憾。此外，由于錫德尼的人生過于短暫，三十二歲即殞命沙場，并且他所寫作的絕大多數文學作品與文學批評皆誕生于仕途失意的數年間，通過現有資料追溯錫德尼詩學思想的歷時性變遷也十分困難。

或許正如亞氏在《修辭學》中所云，“情感包括所有使人改變看法另作判斷的情緒”，錫德尼之死所塑造的英國文化偶像“打動和透入人們的靈魂”“占據其心目”，起到震撼人心靈的作用。這似乎回到了錫德尼《為詩辯護》的本意，即通過詩人的虛構引領讀者走向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