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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子”（魯迅）譯《造人術》

魯迅對“科學小說”，早就有他自己獨到的跨時代見解、個性化的精神追求及其形象表達。

20世紀初，梁啟超創刊《新小說》雜志，并率先寫出今天被“追認”為科幻小說的《新中國未來記》。同時，他提倡一系列借鑒西方文學的現代樣式，令人耳目一新。魯迅曾明確表示，自己因為向來“學科學，所以喜歡科學小說”（參見魯迅1934年致楊霽云的信），在當時呼應了梁啟超的號召，很快翻譯出凡爾納的《月界旅行》于1903年出版，卻并無“署名”。魯迅妙筆暢想，通過從法文到英文再到日文的“三傳手”文本，譯述加改寫，比較當時的同類文字，可謂雅俗共賞，更勝一籌。如小說開頭描繪工業革命初期“巴爾的摩”市，字里行間充滿了“改寫”的生動情感：城里“真是行人接踵，車馬如云”，“一見他國旗高挑，隨風飛舞，就令人起一種肅然致敬的光景”。還引用陶淵明的詩，用美國的“大炮俱樂部”比較中國上古時代的“精衛”“刑天”，充滿了相反相成的淳情異趣。其中雖然摻雜有中國的佛道術語，但也“將原作含有的19世紀技術樂觀主義表達得十分明了”。這樣，魯迅的科幻譯著在清末民初的“科學小說”發軔期，開文壇中外交流的風氣之先，成為具有歷史代表性的科幻“前驅”。百余年來，魯迅在《月界旅行》弁言中指出“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的名言，至今堪稱中國科技傳播與科幻文學思想史的座右銘和里程碑。

出版《月界旅行》后不久，魯迅又翻譯完成另一部凡爾納小說《地底旅行》。由于轉譯訛誤，這兩部小說的原作者署名為英國“培倫”或“威男”，全弄錯了。魯迅后來回憶他譯著《地底旅行》是“改寫”得更多。在逝世前一年，他還念念不忘對科學小說的熱衷譯述，說自己“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真是悔之已晚”。他主要從“技術樂觀主義”的角度考慮科學的時代發展，目的仍然在于“導中國人群”以及怎樣“導”——這是往往被我們忽略了的晚年魯迅難以忘懷的重大思想命題之一。 因此有理由推測，假設魯迅的身體健康，對國際文壇“科學小說”的關注和譯介將一如既往，甚至可能以更多的“改寫”來彌補“悔之已晚”的“直譯”。

需要特別關注而又鮮為人知的是魯迅的文言譯作《造人術》，刊登于1905年《女子世界》第4、5期合刊，署名“索子”。其原作者是美國擅長寫兒童冒險小說的露易絲·杰克遜·斯特朗（Louis Jackson Strong）女士，原作題為《一個不科學的故事》（An Unscientific Story）。當時，魯迅根據大量刪節原著后的日文譯本，“只看到其中贊美科學的大量篇幅，也充滿了對科學的自信”。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是位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培育出了新的生命——被魯迅譯作“人芽”，并指出假如“世界有第一造物主，……生命，吾能創作；世界，吾能創作。天上天下，舍我其誰。……人生而為造物主，快哉！”魯迅用“人芽”指代和形容當時生命科學的蓬勃發展與創新業績，活靈活現，恰如其分。那時的魯迅正年輕，非常崇信達爾文的進化論，也與晚清知識界文化界“改良”社會的“新民”思想十分合拍。這種希冀身體“造物”和“舍我其誰”的時代理性精神，通過科學小說翻譯與魯迅早期的科學論文，一直延續到五四時期“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民族呼喚，成為現代文壇重要的歷史命題。

一百年后的今天，魯迅的文言文譯作《造人術》又被美國漢學家譯回英文在香港發表，引起學界尤其是魯迅研究領域的關注。讓人聯想到，1910年包天笑編譯發表《新造人術》，在文末呼吁并探問：如果生物真的被創造出來，這對人類社會來說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嗚呼。創造生物。創造生物。果人間社會之幸乎否乎”）其后，從上世紀30至80年代“弗蘭肯斯坦”的電影、圖書引進，到跨入21世紀前后，影視作品里各種機器人、生物人的爭奇斗艷等等，無不說明魯迅關于“人芽”的形象描繪和文化隱喻一直在不斷進化、發展，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發展到當下，可以類比當前人工智能“AI”的生機勃勃、萬千氣象。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把握并不斷優化人工智能的倫理思維和價值觀，追問“人芽”、人性和人生的歷史脈絡、內在關聯？人工智能是否充滿了對科學的自信，是萌芽于“技術樂觀主義”的時代必然？何以保障AI今后的社會化服務能遵從并符合人類的規范、理性及其自由意愿？僅僅依靠通過AI的強化學習、數據投喂、邏輯規訓等等來規訓AI的倫理就夠了嗎？

尋蹤溯源，魯迅譯述的“人芽”不可能給我們任何啟迪當下的答案。但假設又一個百年過后，再來看今天的人工智能AI，豈不也就相當于某種智能創造的跨時代“人芽”？試問到那時，我們與AI之間會是怎樣的關系？

（作者系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