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中國古人間贈花的風尚，早在春秋時即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如《詩經·鄭風》有“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秦漢以降，因贈花、收花而互相酬唱的詩詞不勝枚舉。

1934年5月2日，魯迅就再版《北平箋譜》致信鄭振鐸時，專門交代：“初版之一部，第二本中尚缺王詔畫梅（題云：《寄與隴頭人》）一幅，印時希多印此一紙，寄下以便補入為荷。”所謂《寄與隴頭人》，亦即南北朝詩人陸凱《贈范曄詩》：“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此詩與岑參“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意味略似，卻多了一樣信物梅花，因此更加動人。詩人傳送的不是書信，而是“一枝春”，即梅花，以此表達祝愿。魯迅在《北平箋譜》中特意補入《寄與隴頭人》題詩箋，足見他的興趣所在。

與陸凱贈范曄梅花相仿佛，魯迅平生也不時收到別人贈花。

在北京時，教育部同僚賀周氏兄弟遷八道灣宅，送過八盆桃花、梅花（1920年1月17日），云松閣也送過兩盆月季花。不過，這屬于贈送綠植，可美化家居環(huán)境，尚非文人之間的情趣。

魯迅在上海時期，陶元慶（字璇卿）自杭州來時，贈魯迅梅花一束（1928年1月3日）。陶元慶不僅親自送花，還讓朋友黃行武代為贈花，“夜黃行武來，未見，留陶璇卿所寄贈之花一束，書面一幀”（1929年1月4日）。許欽文給魯迅送過三次花，兩次是蘭花三株，一次是橙花一盒。

最愛給魯迅贈花的是內山完造夫婦，這也許和日本文化有關，除魯迅生病探視時多次送菊花、盆花外，有一次還贈了一盆堇花（1933年3月3日）。堇花，三色堇的近親，普遍生于草地或山坡，“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堇也用于表示美好的事物，比如“堇年”，指美好的一年。

此外，哲學家、翻譯家和印度學專家徐詩荃看望魯迅時，“贈水仙花四束”（1934年1月1日）。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拜訪魯迅時，也給他贈花（1936年3月23日）。

魯迅接受別人贈花，也贈別人花卉盆景。1933年3月，內山夫婦贈送魯迅堇花兩天后，魯迅訪瞿秋白，大約沒有合適的禮物，就將這盆堇花轉贈給了瞿秋白的夫人（“下午訪維寧，以堇花壹盆贈其夫人”）。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英勇就義后，魯迅親自編成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以“諸夏懷霜社”名義出版，僅印制了五百部，以此紀念他與瞿秋白的友誼。許廣平分娩后，魯迅送給夫人的禮物是一盤小松樹。那年，魯迅49歲，老年得子的他非常高興，到醫(yī)院看望母子時，“手里捧著一盤小巧玲瓏的松樹，翠綠、蒼勁，孤傲、沉郁，有似他的個性，輕輕地放在我床邊的小桌子上”（許廣平《魯迅先生與海嬰》）。

如果說贈花是一種人人可為的雅事，那自海外寄給魯迅鳥羽，又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1923年11月9日，魯迅日記：“得春臺自巴黎來信并鳥羽二枚，鐵塔畫信片一枚，均由伏園轉寄而至。晚始生火爐。”春臺即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1898—1962），字春苔，浙江紹興人，現(xiàn)代散文家、美術家，在北京大學文史哲各系選課旁聽時結識魯迅，此時由蔡元培校長介紹在法國工讀，先在里昂中法大學任秘書，后入法國國立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學習。魯迅很欣賞這位青年畫家，其《野草》《小約翰》等著譯的封面畫及插圖均為孫福熙繪制。

兩人通信，夾贈鳥羽，此種性情，筆者僅見于魯迅與孫福熙之間。這一天，天氣已經很冷了，魯迅“晚始生火爐”，得到明信片和鳥羽的心情應當是愉悅的。

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有1923年孫福熙從巴黎給魯迅寄來的“鐵塔畫信片”，這張印有埃菲爾鐵塔的明信片背面寫道：“登鐵塔之巔，遙望中國，懷念先生，特寄此紀念。”遺憾的是，來自巴黎的二枚鳥羽是何模樣，外人無緣見到。

據魯迅的鄰居小友俞芳回憶，魯迅租住在磚塔胡同61號的三間北房時，中間的堂屋是客廳兼魯迅的工作室、臥室，擺著一張小八仙桌，可會客和吃飯。“魯迅先生的書桌上陳設整齊簡單，文房四寶俱全。桌上最使我感興趣的是那個大筆筒里面插著的兩根大雀羽，據說它是從外國帶來的。‘只能看，不能摸’，我們遵守魯迅先生的規(guī)定。”（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巴黎寄來鳥羽，此種高士之風令人向往，今人弗及。但魯迅如何對待這兩枚鳥羽，在筆者心里一直是個謎，直到讀到俞芳上述回憶文章中“那個大筆筒里面插著的兩根大雀羽”，仿佛他鄉(xiāng)遇故知一般，始覺心中惦念的事有了答案，此間有微妙的快樂，不足為外人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