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照進，貴州沿河人，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第13屆高研班學員，在《人民文學》《民族文學》《散文》《山花》《解放軍文藝》《散文選刊》等數十家期刊發表（轉載）作品。入選《2020年中國散文精選》《二十一世紀年度散文選》《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中國精短美文精選》等五十余種。獲貴州文藝獎、貴州少數民族文學金貴獎、全國第八屆冰心散文獎、第三屆郁達夫小說獎·責任編輯獎、全國報刊聯盟優秀編輯獎·內刊文學編輯獎等10余次。

裁一片云給你

劉照進

2020年11月26日，2019年度中國作家出版集團·全國文學報刊聯盟獎頒獎大會在江西弋陽舉行。我作為內刊文學編輯站上了領獎臺。當年，全國文學報刊聯盟獎首次增設“內刊文學編輯獎”，我和北京門頭溝區《百花山》主編馬淑琴、云南昭通市《昭通文學》編輯楊恩智同時獲獎。組委會給我的授獎詞這樣寫道：作為文學內刊主編，劉照進始終堅持大視野、高品位的辦刊理念，以《烏江》《梵凈山》為園地，大力扶持本土作者、培育地方文學生態。他責編的近30件作品，在《花城》《雨花》等刊物發表或被《小說選刊》《散文選刊》等轉載；責編小說《等深》《開屏術》等曾入選年度榜單及文學獎項。主持《梵凈山》七年間精耕細作，刊物首發作品300余件，先后在《人民文學》《十月》等數十家期刊發表，使文學內刊成為作家成長的重要平臺，《梵凈山》也連續五年被貴州省新聞出版局評定為優秀內刊。

看著一同獲獎的資深老編輯、老作家以及大刊大報獲獎的優秀編輯，我竟一時有些恍惚，一種搖擺的、虛幻的感覺在腦海中出現。很多時候，作為地方上的文學內刊編輯，我們是自卑的、不自信的，我們附身低處，年復一年地與那些同樣懷揣文學夢想的基層作者交道、交流，見證著他們的成功與失敗，喜悅與辛酸。

很多基層作者缺乏天賦，但是他們熱愛文學，喜歡閱讀。剪一片云彩給你。我想，我們每個做文學編輯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懷。

二十多年前，我在家鄉的縣報擔任副刊編輯，曾收到過鄰縣一位作者的投稿。由于質量一般，便沒有采用，也未回復。幾年后，我們在一個地方踫面。她說，我給你投過稿子。我說是嗎？她說你肯定忘記了，你怎么會記得我呢？言語間頗有些失望和落寂。事實上我是認識她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她所在的山城學校讀書，她是縣國營企業的工人，也是一位執著的文學青年。她的詩歌還上過地區的文學雜志。

我從旁人的口里了解到，她和單位一位文學愛好者結了婚，婚后依然癡迷文學，除了工作基本就是寫作，不過收獲并不大，只是偶爾在一些小報小刊發點東西，卻依然珍視得不得了。后來企業倒閉，她愛人就在街邊擺了一個小攤維持生計，裝著小百貨的簸箕里往往夾雜幾本書籍或是雜志，遇到熟人路過便硬拉著人家談文學。只是那樣眉飛色舞陶醉癡迷的樣子，早已嚇走了顧客，生意自然無法再做下去，不久便外出打工去了。

看著她一身滄桑和失落的眼神，我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好像自己做錯了什么似的。之后很久，每當想起或者聽到人們談起她，我都有一種負疚感，后悔當初太較真，沒有給她一次機會。哪怕是違心的“寬慰”，也能讓她心里少一些失落。

“她”或“他們”，需要這種“寬慰”，因為文學。不要輕易殺死他們的夢想。

我始終認為，文學內刊擔當著一個地區文學發展繁榮的責任，也是維護地方文學生態的重要陣地。尤其是在地域和文化雙重邊緣、經濟欠發達的邊貧地區，辦好一本文學內刊，對壯大當地文學作者隊伍、擴寬文學視野、提升創作實力作用十分明顯。

在我剛進入報社的時候，我們縣的文學氛圍還很冷清，幾乎處于自生自滅的散漫狀態，全縣沒有一名省級作協會員，公開發表作品的人更是寥寥無幾。一位八十年代在《春風》發表過短篇小說的作者和另一位在《滇池》發表過詩歌的作者還被寫進了縣志。剛剛成立的報紙副刊就像一個鄉村土壩籃球場，迅速集聚起了全縣的文學愛好者，盡管場面一片“塵土飛揚”，但是卻各顯神通，熱鬧異常。我在副刊上開設專欄，每月重點推介一位本地作者，同時每個季度組織大家開展一次筆會活動。沒有經費，就采取AA制，每個參會人每次出資一二十元，主要用于當天的生活。筆會都是在周末舉行，場地是縣城附近的農家樂，院壩里擺幾張木桌，泡兩壺熱氣騰騰的茶水，散漫地圍成一圈，或靜悄悄地看稿，或大聲武氣地討論、爭執，話語也像茶水一樣激起層層霧氣，洇漫著一個下午的美好時光。有時下雨，外面是滴答滴答的雨聲，騎著摩托從鄉下幾十公里外趕來的作者一身雨水、兩腳泥濘地跨進屋子，來不及收拾，便從衣兜里掏出稿子，眼神里滿是激動的神情?；顒咏Y束以后，報紙便連續不斷地刊登大家的筆會作品。

有一次，臨出發的時候，一位作者找到我，十分不好意思地說，他不想參加當天的筆會。我知道他對文學很癡迷，平時都是非常的積極，便問他理由。他支支吾吾地說，沒有發工資，湊不出份子錢（生活費），所以就不想參加。那時大家的工資都很低，每個月只有三五百元，他愛人沒有工作，又帶著孩子，家里還有老人，生活負擔重。我說生活費我給你出，筆會你必須參加，不然對不起你熱愛的文學。

一位曾經在鐵道干過臨時工的鄉下作者，時不時地，會把稿子郵寄到報社，用圓珠筆抄寫在文稿紙上的字跡有些潦草。他后來解釋說鄉下農活實在太忙，往往一邊干活一邊構思，稿子都是深夜的時候在油燈下完成的。每次從鄉下郵電所收到幾元十幾元的稿費，他都會興奮一陣子。他說，文學養不了他的家，但是可以養他的心。有一年，地區文聯在我們縣組織召開文學筆會，邀請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何士光前來講課。由于經費緊張，參會的人數被嚴格控制。筆會的前兩天，他得到消息，就從鄉下趕來，希望能夠參加活動。當天恰逢縣城趕場，他背著一個背簍，腳上穿著破口的解放鞋，衣服皺皺巴巴，看上去十分憔悴。他說，我不要你們安排食宿，聽說何老師要來講課，我很早就讀過他的小說《鄉場上》，寫得太好了，我想見見他，聽他講課。我問他怎么解決吃住。他說背篼里準備得有東西。我揭開他背篼上面的塑料布一看，原來里面有幾個蒸熟的包谷粑和一張舊毛毯。忍不住一陣心酸。我和縣文聯負責人商量，最后讓他以文聯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筆會。

第三天上午，送走完外地參會的老師，他和我們告別時再三說著感激的話。然后，他背著背簍，獨自蹣跚著從烏江大橋下面的便道上走向老家的方向，瘦小的身影在烏江邊逐漸變小。

我感覺，文學在那一刻，就像那江水里閃著金光的太陽。它是照徹的，對萬物。也是恩慈。

向上生長需要更加寬闊的天空。區域性的文學創作，既要培植草皮，綠化荒野，更要植樹造林，催生大樹。這是文學內刊肩擔的責任，也是必然追求。開放也就變得迫切而更加重要。

如果把文學內刊比作一個圓，地方作者無疑處在保護的核心，那么逐漸展開的圓弧應該是開放的，引領圓心向外突圍，而不是封閉的環形。2014年我開始主持《梵凈山》文學雙月刊，確定以“建構大武陵文學版圖，打造黔東實力作家群”作為辦刊宗旨，堅持大武陵文學視野，開放式辦刊理念，建構區域文學藝術版圖。在欄目設置上，重點開辟了“武陵風”（聚焦武陵山區域優秀作家）、“新干線”（推介本地潛力新人，通過“作品、觀點、印象、批評”敞開的方式，實現對作者的全方位掃描，集束式亮相）、“新視野”（關注全國新銳作家，以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為主體）、“新批評·武陵名家研究”等欄目，從內到外，梯次遞進，在重點保護扶持本地作者的同時，也給予他們與外地優秀作家同臺競技、交流學習的機會?？锸冀K堅持原創首發，以保持作品的新鮮度、神秘性，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惰髢羯健肥装l的作品，先后有300余件在《人民文學》《十月》《中國作家》《詩刊》等重要期刊發表，并被《新華文摘》《小說選刊》《散文選刊》等選刊轉載，多次入選各種年度選本、年度排行榜，獲中國出版集團特別貢獻獎、“十月文學獎”、《作家》金短篇獎、郁達夫小說獎等。隨著《梵凈山》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國內優秀作家的引領，促進市內作者的學習競爭，刊物品質和本土作者都得到了較大提升。特別是通過《梵凈山》“新干線”欄目策劃推出的崔曉琳、陳丹玲、句芒云路等本土青年作家，先后進入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習，作品不斷在各級重要期刊發表，并獲得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項目出版扶持，帶動了大批文學新人的成長，地方實力作家群體漸趨形成。

很多時候，基層的作者缺乏一種自我突破的能力和向外生長的勇氣，總是處于一種迷惘的狀態。作為編輯，就是盡其所能地去幫他們解決問題，提振自信。

青年作家崔曉琳一直在從事散文創作，2014年春天，她突然投給我一篇小說《我曾給你寫過信》，閱讀后感覺散文化風格很濃，結構、敘事都存在一定問題，但我覺得她有講故事的潛力，語言質感也相當好，本著鼓勵為主，就在《梵凈山》刊發了出來。不多久，她又投來短篇小說《老陳的暮年》。小說塑造了一位孤寡老人，他陷入兒女之間日常瑣碎的利益算計里，窘迫而落魄。敘述節奏舒緩，情緒飽滿。我感到震驚，畢竟這是她寫的第二個小說。當即決定，《梵凈山》配上創作談、評論重點推出。恰好，我們邀請了喬葉、魯敏等外地名家前來印江采風，活動期間，要在碧江召開一個座談會。我將稿子送給《小說選刊》的付秀瑩，請她現場指導，得到了她的肯定，后來小說被推薦到《天涯》發表。這是崔曉琳寫的第二個小說。不久之后，她又送來第三個小說《我不相信天總是會黑》，我們對小說結尾作了些修改商議，然后推薦到《朔方》，小說發表后被《長江文藝·好小說》轉載，并配發了推薦語。短短幾年時間，崔曉琳便先后在《天涯》《山花》《鴨綠江》《山西文學》《長江文藝》《雨花》《湖南文學》《安徽文學》等十多家文學期刊發表作品，部分還是頭條。她的短篇小說集《東一街》入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項目出版扶持，入圍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前十名，取得了不俗成績。她的每一篇小說寫好后我都幾乎第一時間閱讀，有時也提出修改意見，我們會為某個細節、某個人物反復推敲，直至滿意。

散文作家聶潔2018年被單位派去一個叫老鴰林的地方駐村。有一天，我在《銅仁日報·梵凈山周末》上看見她的一篇報告文學，記錄幫扶干部和幫扶群眾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細節，描寫細膩、情節逼真、情感飽滿。于是我打電話給她，問她是否有足夠多的題材，照此風格，多角度去寫老鴰林，寫成一個系列，出一本書。同時，我也給她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盡量避免新聞語言，以紀實的方式去寫，貼近人物，客觀真實地去展現脫貧攻堅戰役中人的生存狀態、工作境況、心理反應、生活變化。她很爽快地答應了。稿子一篇一篇地傳來，以《我在老鴰林——駐村幫扶手記》系列方式在《梵凈山》連載。后來，我又將稿子推薦到中國作家網，在“長篇連載”欄目推出。2020年，散文集《我在老鴰林——駐村幫扶手記》得到銅仁市文藝創作扶持基金資助出版，2021年獲首屆貴州文學獎二等獎。獲獎公示信息出來后，聶潔給我發微信感謝，說是沒有我當初的建議和策劃，就沒有后面的一切。言辭間滿是感動。那一時刻，我也分享著和她同樣的喜悅和感動。

《時代文學》主編張世勤說，刊物與作者最好的關系，就是互相成就。再小的刊物，編輯也都希望得到優秀的稿子。尤其是處在基層的文學內刊，一篇優秀的作品不僅可以成為當地作者反復討論、學習的范本，也會讓刊物“長臉”，增加存在感，給編者帶來榮譽和自豪，使他（她）體會到從事文學編輯的意義和價值。

2012年下半年，我去西北時向甘肅作家弋舟約稿，他把還沒在任何公開刊物發表過的中篇小說《等深》給了我，發表在《烏江》第5期。校對時我發現小說寫得特別好，那種一擊而中的力量感是我在以前的閱讀中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我在辦公室興奮不已，就向魯院的同學付秀瑩推薦，當時她是《小說選刊》編輯部主任。我說這篇小說你一定要耐心看完，前面的節奏有點慢，一定要耐心！我這樣加重語氣地強調，生怕留下“遺珠之憾”。我知道他們每天要閱讀海量的小說，不可能從頭至尾細看。沒過多久，付秀瑩打來電話，說他們刊物要選這篇小說，發在第11期，而且是頭條，問我要弋舟的電話號碼，請他寫一個創作談。我知道《小說選刊》不選內刊稿子，就說我們刊物是內刊，這個稿子還沒在其他公開刊物發表過呢。付秀瑩說沒關系，杜主編已經確定了，原發刊物就是《烏江》。她還告訴我，她在向主編推薦時，把我對她說的“一定要耐心看完，前面的節奏有點慢”的話，照樣說給了杜主編。我把消息告訴弋舟，電話那頭稍遲疑了一下，然后就爽快地答應了。恰逢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小說選刊》便在當期“推薦”欄目推出了他的《透明的紅蘿卜》。弋舟的小說《等深》安排在“中篇小說”欄目頭條，配發了創作談?！缎≌f選刊》在“閱讀與闡釋”中這樣寫道：“弋舟的《等深》是一篇讓人感到隱痛、感到難言的作品，作家對人物環境、心理狀態寫得繁枝茂葉，絲絲入扣，小說中那個等待已久的孩子是當代文學少見的獨特的人物形象，編輯在審稿意見中稱，‘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潰敗，才迫使我們的下一代懷抱短刃從容上路’，切中我們時代之疼、心靈之痛。關于那些成長、關于愛、關于生命的命題不再是簡單的概念，和人性的微妙編織在一起?！?/p>

弋舟也在創作談《當茉莉成為莫莉》中表達：“感謝《烏江》，感謝《小說選刊》以這種幾乎‘原發’的方式，將這篇小說遴選了出來?！?/p>

《等深》被《小說選刊》轉載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獲得了2012年度小說選刊獎，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很多人也因此記住了《烏江》這本偏遠地方的內刊小雜志。2014年，《等深》獲得第三屆郁達夫小說獎，主辦方當年還給原刊責編頒發責任編輯獎。2014年12月7日，我和《民族文學》的哈聞、《天涯》的王雁翎、《上海文學》的甫躍輝、《作家》的王小王一同登上領獎臺（《人民文學》的周曉楓、徐則臣、楊泥因故未到場），站在面前的都是名刊大刊的編輯、主編，激動、自豪之余，我也有些不自在、不自信。

作為內刊編輯，我們時常會有一種自卑感，總是存在著一種自我否定意識，尤其是在那些名刊大刊編輯面前，這種感覺特別強烈。所以，當我在杭州坐車前往富陽的路上，《江南》主編袁敏問我，你是北京的雜志（編輯）？我說不是。接著問，你是省刊？我說不是。又問。我聲音低低地說，我們雜志是貴州一家縣級內刊。一車人就望著我，有的表情驚訝，有的就笑了一下。我也尷尬地笑了一下。好在是在行駛的車上，我們的笑都變得搖搖晃晃，一會兒就過去了。

《等深》被《小說選刊》轉載后，就不可能再到其他公開期刊發表了。我心里總有一種愧疚，感覺對不住弋舟，讓他謀受了經濟（稿費）和影響力方面的損失。我們經過研究，決定再給增加2000元稿費，算是對作者的一點微末彌補。在富陽江游船上座談時，我說，我像一個半路“搶劫者”，攔路打劫了弋舟的《等深》，使他謀受了損失。好在，弋舟是寬厚人，他并不介意。

有人說，弋舟的《等深》要不是原發刊物是內刊，第六屆魯獎就應該評上。這話我信。后來，弋舟的短篇小說《出警》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算是實至名歸。也終于解除了我心中的愧疚。

莫言在一次回憶小說處女作發表時，感慨地說，自己是從《蓮池》里撲騰出來的，沒有《蓮池》就沒有自己的今天。我想，我們大多數寫作者都會有類似的感慨。

2017年夏天，手機突然收到一條信息，是陜西青年詩人左右發來的，提示給我寄了詩集，是《詩刊》社主編的“青春詩會”詩叢。他說十年前剛開始寫作時在《烏江》發過詩歌，對他的鼓勵特別大。多年來，他還記著我們的這本縣級雜志。那時候，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公開期刊發表作品，收到《青海湖》樣刊時，心里的那種激動和感恩。

文學的曠野里，走著走著，人就星散了。作為編輯，我們無法記住每一個相遇的面孔。然而，正是那些遠方到來的消息，讓我們倍感欣慰，感受到了文學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