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孔陽認識李紅兵的時候，已經在出版社當了七年的副總編，就是說，他在這個辦公室已經坐了七年，但一直沒有升上去。辦公樓重新裝修時，淘汰了一批舊家具，他的椅子也可以換一把，但他拒絕了，心想，既然頭上的這個“副”字去不掉，又何必換椅子？簡而言之，他不愉快，但也還不至于孜孜以求，寢食難安。當官要當副的，吃菜要吃素的，他就當個副總，寫寫小說，也沒有什么過不去。

李紅兵來訪前，預先約過，但并沒有定下準確的時間，孔陽就在辦公室忙自己的事。那幾天，他心情不好，原因是他的辦公室遭了賊，公文包被偷了。二十幾間辦公室，被偷的只有他一個：他到第一編輯室開個會，不到一小時，辦公室門沒鎖，回來就發現包不見了。包里昨天帶回家看的書稿攤在桌上，這證明上班是帶了包的，但確實是不見了。書稿沒丟，損失就不算大，主要就是一部手機而已。無論如何還是生氣，好像這小偷專門針對他新買不久的手機下了手。他到樓下讓門衛調出監控，也看不出個所以然。好在時間段是明確的，那門衛突然指著一個戴著棒球帽、背著個羽毛球拍包的小伙子說：“就這個不是熟臉。”孔陽問：“不是熟臉你怎么讓他上去？”門衛說：“他說喊朋友去打球。”孔陽很惱火，但也不想再罵這個退休了再來拿份工資的臨時工。體育館離辦公樓一箭之遙，小偷的這個借口很巧妙。回到辦公室，他遲疑了一下，還是給派出所打電話報了警。

李紅兵來之前，又打來一個電話。手機一響，孔陽嚇了一跳，愣了片刻，這才想起這個手機是以前淘汰了的，包丟了才重新找出來啟用，鈴聲是陌生的。手機里李紅兵說他就在樓下，門衛要孔總接個電話才讓他上來。孔陽又好氣又好笑。他坐在椅子上，把玩著自己過時的舊手機，想想，一抬手，扔到抽屜里去了。李紅兵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個超級書商，南京兩大私營出版巨頭之一。年碼洋是孔陽這個出版社的十倍。這是個大老板，富豪，如此老掉牙的手機被他看見，要跌份的。孔陽正要去把門先打開，剛起身，門卻響了。輕輕的，敲三聲停一下，怯怯的，孔陽站住了，頓時想起前天的那個小偷，據推測，他一定是看見哪個門關著，就試著敲敲，沒人就進去下手。那種敲門聲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小偷？或者是李紅兵？

孔陽站在門前不動。門還在怯怯地敲響，如果是小偷他應該轉動門把手了，可是他沒有。孔陽揚起嗓子說：“請進。”門開了，一個與孔陽年紀相仿的人，伸著脖子點點頭進來了。他一進門就鞠躬，不是那種深深的鞠躬，是一路彎著腰小小的一連串的鞠躬，說是點頭哈腰更合適。孔陽有點懵，這不是小偷，但也不像是大老板李紅兵。這是誰？

那人朝孔陽手一攤，說：“您請坐。”孔陽坐到椅子上，臉上滿是疑惑。不過他立即就知道來人是誰了，隔著桌子站著的那人又彎腰來了個正式的鞠躬，自我介紹說：“我是李紅兵。孔總好。”說著遞來一張名片。名片一點也不考究，素紙藍字，孔陽手下的編輯，他們的名片至少還是套了色的。手上的名片頭銜也只有一個：春暉公司總經理。但孔陽實在不能把眼前這個人同書業巨頭聯系在一起。不過孔陽也沒有失禮，他立即站起身握手，請來人到沙發上坐下，還泡了一杯茶。他做著這一連串的動作，臉上并不錯愕，但心里犯嘀咕：這真的是赫赫有名的李紅兵么？

但確實是的。李紅兵對孔陽的禮遇表現得誠惶誠恐，簡直手足無措。對孔陽伸過來的手他是雙手相迎；本來已經規規矩矩地坐在沙發上，一看孔陽端來了茶，立即又站起身雙手接過紙杯，滿臉賠笑。他衣著普通，上身一件夾克，褲子是灰色的，皺巴巴的絕對看不見褲線。到過孔陽辦公室的人不計其數，有學界大佬，有發行精英，他們雖年齡、風格不一樣，但即便身上看不到一個名牌logo，也都衣冠楚楚，有頭有臉；哪怕是昨天進來偷竊的小偷，他也還一身運動裝，那個斜挎在肩上的球拍包也蠻酷的。這辦公室也進來過專收廢書的，他們指著墻角那一堆書，說要不這個也給我得了，那口氣也沒有乞求，而只是個公平交易的詢問——這個李紅兵是最特別的一個，他寒酸，卑微。按他的體重，他坐在沙發上，絕對不止陷這么深，可是他正襟危坐，夾克離沙發背有半尺遠，雙腿顯然都在分擔體重。臉上的表情也怯怯的，輕聲細氣，一切都表示他是在求人，而且他求的這個事對他自己而言十分重大，生怕這個“孔總”不肯伸出援手。

他開口說明了來意，幾句話后孔陽就看出他思維明晰，表述簡潔，水平確實不低，配得上他名片上的頭銜，是名片的質地配不上他。只是一口一個“孔總”，讓孔陽實在不適應。一個業內響當當的人物，在一個小出版社的副總編面前，如此巴結，謙恭，委實不可思議。他來求的事，說小不小，說大也真不能算大，簡而言之，就是要“合作出版”，更直接地說，就是要買書號。春暉公司作為民營書商，要出書，就必須與國有出版社合作，從組稿、編輯、出版到發行，全由春暉公司負責，出版社只收取管理費。孔陽這個出版社此前當然做過這類事情，可算輕車熟路。總編辦公室事先已把整套書的選題送給孔陽看過，唯一要注意的就是這次的合作規模較大，是一套書，幾十本，都是中小學教輔用書。孔陽看中的是，規模大，利潤也高，至少從碼洋上就可以取得一個突破。規模就是體量，孔陽這個小出版社正需要這個，他簡直有點求之不得。

看起來李紅兵并不明白這個，他的一舉一動，一字一句都是懇求，一副求人賞飯吃的樣子，似乎合作不成他的公司馬上就要倒閉。孔陽不免動了惻隱之心，要知道，他雖然沒有跟李紅兵合作過，但也聽說過李紅兵畢業于上海的一所正牌大學，還做過大學教師，并不是那種從收廢品起家的企業家，他如此低調，可憐兮兮的，合作的事談到為難處，還不時恰當地夸一下孔陽，說他讀過孔陽的小說，十分敬佩，不等孔陽問他讀過什么，他主動談起讀后感，說得頭頭是道，果然真的讀過，弄得孔陽仿佛在面對一個粉絲。李紅兵如此懇切，這合作很快也就談成了。

但是孔陽心里還是有疑惑。李紅兵低調得有點觸目驚心。孔陽把他送下樓，李紅兵嘴里一直說著“不敢，不敢勞您”。上車前還又深深地鞠個躬。他開來的是一輛低檔的豐田，孔陽站在樓下，看看自己停著的車，使勁抓了抓腦袋。

人送走了，孔陽就開始走合作出版的程序。上會，報選題之類，都很順利。這事就算過去了。人上一百，各式各樣，他也不再琢磨李紅兵這個人。倒是社里此后卻出現了波動：副社長出缺，要提一個。對這事，孔陽不能說完全不上心，但比較樂觀。他做了近八年的副總編，按理說，輪到他了；全社近百號人，從專業上說，只有他一個是土木專業出身，不客氣地說，如果不是他，社里的本業基本就玩不轉；更重要的是，他的群眾基礎不錯，好些人主動關心，表示對他的支持，那語氣神態，都透露出非他莫屬，別人當了他們一定不服。譬如說社辦公室主任，女的，上級部門某領導的夫人，就明確說：“你這還不是鼻涕往嘴里淌么，水到渠成！”孔陽真的也就這么認為了，而且他認為辦公室主任的話很有水平。孔陽心里原本還有些忐忑，她這句話簡直是藥到病除。原先他對這主任還有點瞧不起，以為人家是工農兵學員出身，文化不高，剛來出版社在公告欄寫個通知，四五十個字，錯別字倒有三個，約占總字數的百分之六，遠遠超過了《出版管理條例》規定的上限萬分之一。不知哪個促狹鬼，還用紅粉筆在這三個字上都畫了圈，實在是過分了。辦公室主任丟了丑，從此不寫通知，叫辦事員打印張貼，搞得公告欄上總是有膠帶熠熠閃光。可是現在，人家說的話：鼻涕往嘴里淌，水到渠成，俚語和成語用得多好！

孔陽樂觀還有個原因：他的公文包居然失而復得了！派出所打來電話，叫他去取包。不是他報案的派出所，而是夫子廟派出所，他以為是騙子，去了才知道，沒人騙他，他的包就在警察的桌上擺著。原來包被扔到那里的一個小巷子里，有人撿到交給了警察。手機和錢當然不見了，但包還在，他的名片盒也在。雖然這包已經臟了，剮花了，不能再用，但這樣的事，難道不是好兆頭嗎？

其實不是，他誤會了。小偷都知道要拿最重要的東西，辦公室主任能不知道嗎？送你個“鼻涕往嘴里淌”，你還真當碗米湯喝下去了，活該嘛！任命下來，辦公室主任當了副社長。孔陽不能假裝很高興，只能裝作若無其事。想起自己一直還特別注意維護與前主任現副社長的關系，就覺得好笑。人家夸他也是一貫的，說他有才，學的土木，還能寫小說，真是才子。他一高興，還送了一本自己的小說集，簽了名送她，簽的還不是她一個，是“伉儷”，把人家的領導丈夫也寫上了。據傳孔陽當不上副社長有個原因，就是他“不務正業”，這個，孔陽認了。于是更努力地寫小說，跟副社長的關系很快也就調整好了：下級服從上級，有壓力高柱子頂，大家客客氣氣。副社長的姿態更高，不但客客氣氣，還比以前更親熱，夸他也夸得更到位，說孔陽的土木專業根基，出版社離不了，是棟梁。他們一個認為對方是柱子，另一個說你是棟梁，幾乎是從結構力學的角度彼此欣賞了。

老實說，副社長組稿審稿都是干不來的，她看不出錯別字。但她很謙虛，對孔陽尤其謙虛。她干出版時間還短，但閑下來就到孔陽這邊，跟他聊聊出版發行，主要是聽孔陽說。孔陽忍不住，想到什么也毫無保留。他知道自己有個毛病，就是說起來就收不住，人家還帶著請教的姿態來，他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你別說，聊聊也蠻好的，跟一個外行聊往往更有啟發。她出了門，孔陽坐著想想，覺得自己有一些想法，可以寫一篇論文，專門針對重大選題策劃。想寫就寫唄，不合他下次又順嘴說了出來。副社長眼睛一亮，大喜，鼓勵他快寫。專心寫小說的人是看不上這種論文的，孔陽說說而已，并沒有真寫。副社長很關心，又常常催促他寫。她姿態很低，不是領導布置任務的意思，倒像是一種粉絲的期待。孔陽很受用，于是把小說停下來，開始寫論文了。這對一個已經發表了一百萬字小說的人來說，也真不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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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2024年第1期《芳草》）

朱輝，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我的表情》《牛角梳》《白駒》《天知道》《萬川歸》和中短篇小說集多部，有《朱輝文集》（十卷）出版。曾獲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