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933年，新年伊始，一群衣著簡樸的書生，押送裝載著一箱箱珍貴文物的板車，走出故宮午門。

他們沒有想到，這一走，就是數十年。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東北淪陷。不到兩年時間，戰(zhàn)火漫及華北，北平岌岌可危。危難中，這群人，為了故宮文物免遭損毀劫掠，踏上了漫漫征程。他們自北平出發(fā)，向南，向西，橫貫大半個中國，篳路藍縷，負重遠行，用生命和信仰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

這些文物中有10件單只重約一噸、被譽為“中華第一古物”的先秦石鼓，也有總計3.6萬余冊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遷移路途遙遠，運輸難度極大。縱使在和平年代，要想安全運輸體量如此巨大、數量如此繁多的文物，亦絕非易事。

當其時，中華大地戰(zhàn)亂頻仍、物資匱乏，文物南遷之難可想而知。在顛簸的路途中，國寶守護者們要面對的，除了敵人、炮火，還有疾病和饑餓、急流險灘和火災水患，以及不利于文物保護的潮濕環(huán)境和白蟻鼠患。

今天看來，90年前那段國寶南遷的歷史簡直是一個奇跡。90年來，無數人屢屢發(fā)問：一群文弱書生，緣何能夠攜帶著一萬九千余箱文物奔走于國難道途，奔走于連天炮火，保護了中國文明史上的大量珍品，使中華文明的長河不被戰(zhàn)爭截斷？

其實，奇跡的背后，是無數平凡中國人的平凡故事。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突然發(fā)生了一場火災，危及故宮文物。《峨眉縣志》記載：“6月8日，下午1時40分，峨眉城區(qū)發(fā)生一次特大火災。人們稱‘六·八火災’。據一份官方資料稱：燒死9人，警察失蹤2人。燒毀房屋1363幢，受災人數6778人，估計損失折合法幣73047.123萬元。”彼時的峨眉，沒有現代化的消防設備。人們只好從井中汲水，用碗瓢舀水滅火，奈何杯水車薪。大火一旦燒出西門，故宮文物將遭受滅頂之災。

危急之中，峨眉百姓和駐守士兵一起動手，紛紛拆除自家的房屋，在武廟庫房周圍拆出一片“隔離帶”。終于，庫房里的文物躲過了這場大火，安然無恙。

這是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感人至深的一幕。這樣的場景，在南遷歲月中不止一次地發(fā)生。國寶遷徙途中，百姓讓出祠堂，僧人騰出寺廟，軍警盡心保衛(wèi)，民族企業(yè)鼎力相助……故宮文物南遷成為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振奮人心的篇章，成為人類文明史上光輝燦爛的壯舉。

翻看老照片，我們會詫異地發(fā)現，南遷途中動蕩不安的日子里，這些從故宮走出來的書生，盡管忍受著時世艱困、歲月清寒，他們的臉上卻閃耀著寧靜的光輝。戰(zhàn)亂、貧困、饑餓、孤獨……都無法湮滅他們心底神圣的信念。在峨眉武廟，存放著西遷北路文物共7286箱。其中10件先秦石鼓，就存放在武廟西配殿庫房里。那志良在武廟西配殿隔出一個小房間，作為自己的宿舍，從此與石鼓為鄰。每天早上起床，他就到大佛寺去，在那里辦完一天公事，晚間回到武廟。古佛青燈，伴他寫下一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著作——《石鼓通考》。離開駐留了將近8年的樂山、峨眉之前，馬衡院長親筆書寫了“功侔魯壁”牌匾，向存放過故宮文物的安谷“一寺六祠”以及峨眉的武廟、大佛寺、土主祠、許祠表達謝意。

從走出故宮的那一天開始，國寶守護者們長途跋涉，輾轉顛沛，用小車推送，用汽車載運，用竹筏渡河，把文物護送到遠離硝煙的大后方。1958年，行程近兩萬里的文物南遷終于結束，分散于各地的文物，在守護者們的護送下，北返故宮。這場中國近現代史上歷時最長、規(guī)模最大的文物大遷移，被譽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次奇跡”。

今天，當越來越多的人走進故宮，欣賞文物美輪美奐的光華，當越來越多文物背后的故事為人們所知；今天，當我們佇立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當我們回望故宮文物南遷這段浩瀚歷史——我們不僅是緬懷那一群國寶守護者，也是在追尋中華文明的精神密碼，讀懂了中華民族何以艱苦卓絕、堅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