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因為一個人而喜歡了一座城。”忘記了在哪里看到的這樣一句話，然而，卻覺得這話是不錯的。對一個地方的喜歡、愛，以至眷戀，雖然可以有許多原因，但是，那最主要的原因，無外乎那里的某種美食、某處美景，或是某個與你關系親近的人，使你心心念念，難以忘懷。在這幾條之中，那最重要的，恐怕還是那里的某個人，常在你心里，讓你放不下。

我喜歡上海，總想有機會再回到當年讀書的復旦校園走一走，再到熟悉的南京路外灘和紹興路、打浦橋一帶走一走，再到香氣滿園的桂林公園逛一逛……這些，都和一位我尊敬的長者有關系，——他就是巴金的胞弟，李濟生先生。

要說清楚我與李濟生先生相識的經過，和一份難得的友情，先得從我的畢業實習開始。

1975年春節過后，就臨近了我們1972級同學畢業的日子。過完年假，我和另外幾個同學，就按規定，被系里安排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去完成為期半年的實習。我有幸被安排到了名老編輯薈萃的文藝部。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文藝部的辦公室，占了二樓朝南的一個寬敞明亮的大套間。辦公室里間，是一個接近正方形的大屋子，那是幾位女同志的專屬領地。她們各自姓甚名誰，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唯一記得靠窗坐著的一位，是鄒韜奮先生的女公子鄒嘉驪老師。外間屋里，兩個臺球案子大小的長桌，首尾相連擺在一起，從近門處一直排到南窗下。長桌東側靠門口一端，坐了一位三十來歲，手腳麻利的年輕女同志。她是編輯室的秘書，負責一些比較繁雜的編務工作。坐在她左邊的是錢迅堅老師，一位四十多歲，剪短發，舉止干練的女編輯。實習期間，錢老師曾帶我一起到上海近郊組稿。我到北京工作后，1976年重返上海出差，回文藝社看望老師們的時候，還是錢老師請我在社里吃的午飯。

我的座位在長桌的西側，與秘書大姐相對。從我的位子往南向里數，緊挨著我的是姜金城老師。他是一位詩人，知道我喜歡寫詩，就熱情地簽名送了我一本，他新出的詩集《海防線上的歌》。后來，還介紹我認識了在上海歌劇院做編劇的詩人，王寧宇老師。從姜老師再往里面的一位，是文藝部負責人江曾培老師。我離開上海不久，就聽說江老師擔任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社長和總編輯。從江曾培老師再往里面，靠窗邊位置坐著的一位，就是編輯部里最年長、資格也最老的李濟生先生了。這就是我至今記得的，當時文藝部的全體人員了。

和先生們在一起時間久了，我才慢慢知道，李濟生先生是巴金先生的胞弟。他不但是一位老編輯，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譯家。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參加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在艱苦的戰爭環境里，他和出版社一起顛沛流離，共克時艱，由廣西桂林到貴州獨山，而后又到重慶。年輕時，他曾為成都《華西日報》、重慶《商務日報》等報紙副刊撰稿，并從事翻譯工作。1949年后，他隨同巴金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起到了上海。1954年公私合營，文化生活出版社并入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他從此成為該社外國文學編輯室的一名編輯。195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成立后，他又進入文藝社，還是做編輯。

然而，我和李濟生先生真正的接觸，卻不是上班工作的時候，也不是在辦公室里，而是在工余時間，在文藝社門外的紹興路上。

為了保證實習生能夠按時上下班，出版社安排我們住在了打浦橋450號的出版局招待所。每天下班后，我們只需從出版社所在的紹興路往東走到瑞金路，再向南走一兩站路就到了，很是方便。在文藝社實習的半年里，每天中飯后的午休時間，在同一張大辦公桌前坐了一上午的先生們，都會一起到街上走一走，閑聊上一陣。這種緊張工作后的放松和難得的聚會，每一次，我都不會錯過，總是興致勃勃地參與其中。走在樹影婆娑，幽靜而美麗的紹興路上，我總是一邊輕松愉快地跟著前輩們來回踱步，一邊滿懷興味地聆聽他們海闊天空地閑聊。在幾位師長當中，數濟老最年長，也數他最為活躍。濟老身材高大而略顯清瘦，舉止從容，目光謙和。大家一起在紹興路上散步的時候，他總是邁著輕捷的腳步，走在大家中間。他講話聲音洪亮，性格爽快而開朗，是一位很受大家尊敬和歡迎的長者。而今，當年大家一起散步時都聊了些什么，早已經淡忘了，唯有紹興路上那灑落一地的斑駁樹影，街路兩旁古舊的弄堂與房舍，和濟老那瀟灑的身影、爽朗的笑聲，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大學畢業后不久，我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因為做《新文學史料》雜志的編輯工作，有機會接觸到許多文學大家和他們的文稿。讀前輩的書信文章的時候，尤其是在第四屆文代會上，采訪過巴老之后，便自然地又想起了巴金胞弟李濟生先生。終于，有一天，我忍不住，貿然地給他老人家寫了封信。由此，便開啟了一段文學前輩與一個懵懂少年長達數年的書信往來。

濟老來信中，現存最早的一封，是他收到我寄去的《露沙的路》之后，給我的回信：

洪治同志：

想不到你在人文現代文學編輯室，事隔二十年了，你還記得我。老實說我倒真想不起來，年紀大了記性不行了。不過要是見了面，說不定還能認得。你說經常一起午間在外散步，那時“四人幫”還沒垮臺，“文革”尚未結束，真是一場噩夢啊！

謝謝你的書。先只是在報紙上見到別人的介紹，在一篇短文中提及，后來有一退下來的老記者跟我講，勸我不妨找來一讀，也不告訴書的內容。因之渴思一讀。不久前去奉化同行的馮英子老人也對我講，更思一探究竟。

韋君宜同志曾見過兩面，還是六十年代初葉。她來上海住出版社，甚當酷夏，看稿必須揮扇。其艱苦樸素，認真工作的精神，令人心服。也是出版社的領導，一二·九時代的大學生，再歷“文革”，思前想后，早有所悟也。作品雖然僅寫了延安時期的一段經歷，由不待續也，可概其梗矣。

你是在編輯室吧？編有些什么書啊，一定成績不錯吧。匆復，即問

編安

李濟生

（1995）十一、廿八

《露沙的路》是我社原總編輯、社長韋君宜，以自身革命經歷為素材而創作的一部自傳體長篇小說，1994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在《后記》中寫道：

這本書是早就想寫，也早就可以寫的。一直拖到病倒之后，才勉強執筆，把這點意思將就寫出來。

寫的時候，已經是腦溢血發作過，半身不遂，手腳都不方便了。只有腦子還有一部分管用，心想，人活著，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誰病到這樣還寫小說呢？但是我得寫。一天寫一點點，今天記住明天要寫的內容，用了過去寫兩個長篇的勁，寫了這十來萬字。

意思見于書本身，不再煩絮。反正我寫的是我確曾涉足過的生活，我決不愿把虛夸的東西交給讀者。

我能堅持寫出這本書，應當感謝王笠耘同志的鼓勵。他說：“相信你能寫。”他還仔細看了稿。還有許顯卿同志也看了稿，由此可以看出朋友的鼓勵對于一個衰殘的人的作用。

韋君宜

1993.7.于北京

原來，《露沙的路》竟是在如此不尋常的狀況下寫成的，而這部書的作者也是一位不尋常的女性。因而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這部小說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以至在問世二十年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同時還有一個《出版說明》：

1994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露沙的路》。二十年后，我們重作修訂，并增加作者1938年日記片段和作者的相關題材小說三篇，使讀者了解“露沙”的來路與歸處。謹以此增訂本紀念《露沙的路》出版二十周年，紀念寫作此書及《思痛錄》的作者韋君宜先生。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2014年6月

韋君宜在該書《后記》中特意感謝的王笠耘、許顯卿兩位同志，都是人文社當代文學編輯部小說組的老編輯。正如作者所說，他們的鼓勵與幫助，對《露沙的路》的寫作與出版，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位女性革命者的自傳體長篇小說，這部書的寫作與作者都不同尋常，所以，遠在上海的濟老，才會想要讀到這部書。另外，正如濟老信中所說，當年，韋君宜到上海“住出版社，甚當酷夏，看稿必須揮扇”，“其艱苦樸素，認真工作的精神”令他“心服”。大約這也是他想讀《露沙的路》的一個原因吧。

在此后的幾年里，我與濟老不斷有書信往來。有時，是我為編輯《新文學史料》雜志向他約稿；有時，是他托我代購某種熱門書；也有時候，是我要給他郵寄某種稀有圖書，或是他要給我郵寄一本值得珍藏的好書。譬如，1996年8月23日濟老的來信，除了回應我的約稿事外，并隨信寄贈我一本他和巴老女兒李小林共同編選的《巴金七十年文選》。信中說：“隨函寄去《七十年文選》一冊。巴老養病杭州，無法簽名，正好他有圖章在手邊，為應出版社要求印上若干本作紀念本之用。”又如，在收到我寄贈的曹聚仁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之后，濟老于1996年9月23日來信詢問：“未知《我走過的道路》（茅公的），老舍的《生活與創作自述》，及《從文自傳》三書，都能找到否？共若干款請示知。當匯奉代購如何？”1997年5月30日的來信說：“又得麻煩你一件事，三聯書店出的一本蘭（藍）英年寫的有關蘇聯的種種文章，書名叫《尋墓者說》。此間尚未見到。勞神請代購二冊。多少錢示知，當即郵奉匯還。勞神了。至托。”濟老博古通今，眼界寬廣，編輯工作之外，又能持創作與翻譯兩支大筆。旺盛的求知欲和創作欲，促使他好學不倦，讓我幫他代購圖書，也是來信的一個重要內容。

每年的“六一”兒童節，是孩子們最盼望和高興的日子。1998年兒童節這天，收到濟老來信，我也像孩子一樣高興了。

來信是托我代購一部《巴金譯文全集》：“我又有一事相煩，你看能否在你們出版社代我買一購（部）。如果能夠，請告知需款多少。當立即匯去。因急需用。巴老自己購的，都已送光。此間書店又從未見到，不知何故。想系印得少，書店到書就少了。上不了書架，或擺出來沒兩天，就光了。真是買書難啊！”《巴金譯文全集》10卷，大32開，精裝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由于印數不是很大，而讀者的熱情卻很高，當年在北京要買一套，也頗為不易。濟老在上海一時未能買到，也不足為怪。

濟老一生以編輯出版工作為業，同時又是著名作家和翻譯家。他和巴金一起工作、生活，接觸過許多人，經歷了許多事，是《新文學史料》最合適而難得的一位作者。我作為《新文學史料》雜志編輯與濟老通信多年，不但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在做人上也獲益良多。雖然和濟老朝夕相處的日子，只是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實習的半年，但是，我和濟老的通信，前后卻有數年之久。至今，每當想起濟老，眼前就會出現他那和藹關愛的目光，耳畔仍會響起他那洪亮爽朗的笑聲。我想，在過去的許多年里，濟老一定也會偶爾想起我的吧。如此說來，我和濟老在一起的日子，又何止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