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創意寫作在中國興起十多年來，已經深度參與了當代中國文學教育和寫作教育的改革，并在寫作觀念、作家觀念及作家成長與生存等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態。與創意寫作源生地美國不同，中國創意寫作的興起算得上“順風順水”，高歌猛進，“短短十年，中國的創意寫作幾乎走完了歐美國家半個世紀的歷程”[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國及世界創意寫作的“大勢”給了中國莫大的鼓舞。比如，它對文學的積極反饋：“美國戰后小說取得的成就、涌現的優秀作品，超過了戰前任何一個時期，這與創意寫作項目帶動的集體努力密不可分。”[2]以及它對國家“軟實力”的貢獻：“超過50年的大學創意寫作訓練讓社會整體的創造力得到提升……”[3]同時，中國作家所熟悉的同行，如雷蒙德·卡佛、嚴歌苓、哈金等人的經歷，都在加深“在美國，每一位作家都上創意寫作班”[4]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國高校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傳統積弊已久，“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5]中小學作文教學改革困難重重，也期待高校創意寫作“反哺”[6]。因此，引進創意寫作十分必要，也適當其時。

中國創意寫作的引進和本土化創建，自然需要借助世界創意寫作的“他山之石”，許多高校還與世界創意寫作名校有過密切的學科交流。有意思的是，當我們深入中國創意寫作現場就會發現，同一個“creative writing”在不同的高校那里有著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同是翻譯為“創意寫作”和“創造性寫作”的高校之間，其內部仍有微妙的區分。這種理解上的不同，直接決定了各高校在課程設置、師資配置以及人才培養目標上的分野，以至于形成了以上海大學、復旦大學等為代表的各種發展“路徑”。這些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同的“路徑”又會將中國創意寫作帶向何處？本文將嘗試探究這些問題。

一、

世界創意寫作的發展和分野

“創意寫作”得名于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7年的一次演講，本意指向文學寫作和文學閱讀的“創造性”。美國創意寫作研究專家邁爾斯（D.G.Mayers）指出，創意寫作與美國高校中古典文學的式微與英語文學的興起背景息息相關。1880年代，英語文學逐漸取代古希臘羅馬文學（即所謂“經典文學”）的中心地位，但隨即迎來了語文學的盛行，而語文學將文學作品當作語言和修辭的外殼，以及學術研究的材料，“寫作”包括“文學寫作”，都從屬于語法練習、拼寫訓練和修辭規則識記。“英語寫作”隨之興起，它以“一項在全國高校內開設的小說、詩歌寫作課程的校園計劃”和“一個招募小說家、詩人從事該學科教育教學的國家體系”形式[7]，反抗語文學主導下寫作的“非文學狀態”，“英語寫作”由此成為創意寫作的前身，也逐漸向愛默生的理念靠近。

哈佛大學是先驅，他們率先開設了高級寫作課程，允許部分課程以創作詩歌或故事的形式獲得學分，但他們教育的重心在于提升學生的品德素養和寫作的規范（尤其偏重于新聞寫作），而非恢復文學寫作的藝術屬性和激發學生的創造能力。愛荷華大學接過哈佛大學改革的旗幟，于1936年正式創建了創意寫作學科，將“英語寫作”推至愛默生的原初設想。該校以詩歌寫作、小說寫作著名，后來另設翻譯工作坊，并由三個教學工作坊發展出虛構寫作和非虛構寫作兩大傳統，其理念、措施及師生的全國流動，使其成為美國創意寫作運動的發動機，寫作項目也成為美國開設最早的，也是發展最好的一個。[8]幾十年后，美國“創意寫作項目”遍地開花，而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為“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成為國際創意寫作的中心和世界作家交流的理想之地。愛荷華大學因在文學教育和寫作教育方面卓有成效的發展而揚名四海，創意寫作學科最終也以能夠和善于“培養作家”著稱。

1944年和1966年美國《退伍軍人權利法案》的頒布和重申，讓成千上萬的二戰、韓戰（包括隨后的越戰）退伍士兵涌入高校，享受再教育的機會，創意寫作是最適合他們的專業之一。創意寫作借此壯大，之后，它開始反向走出校園，深入社區，廣泛介入社會事務。大量學院之外的創意寫作工作坊，比如哥譚作家工作坊（Gotham Writers’ Workshop）、法典作家群（Codex Writers Group）、瓦倫西亞826號（826 Valencia）等組織，或是提供更接地氣的創意寫作課程，線上線下培訓各種作家；或是通過作家聚集的方式，討論與出版作品；或是通過提供文學寫作輔導的方式，鼓勵社區居民發出自己的聲音；或是幫助外來移民迅速融入美國文化等等。[9]創意寫作在進社區、進監獄、進移民群、進少數族裔等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溝通和療愈作用，使其成為公共文化服務的一部分，超越了單一的學校教育功能。

創意寫作在走出校園的同時，也開始走出美國。它首先在英國落地生根，1970年，東英吉利大學（UEA）建立了自己的創意寫作系統，培養出了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著名作家，同時，還為它所在城市帶來了“世界文學之都”的榮耀。另有許多創意寫作高校與時俱進，其發展與現代教育、現代社會生活以及創意產業聯系更加緊密。澳大利亞政府于1994年發布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明確提出構建創意國家（Creative Nation）目標，力推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結合，打造澳洲認同與澳洲特色，這些成為澳大利亞創意寫作學科發展的背景，創意寫作也因此開辟出了新的路徑。

伴隨著創意寫作走出校園、走出美國，它也逐漸走出文學，衍生或滲透進多種多樣的事務性寫作，比如商務寫作、視頻腳本寫作、劇情游戲設計、歌詞寫作、行業故事寫作、文旅寫作、解說詞、策劃文案、數字交互寫作、食品介紹、博客寫作、兒童讀物寫作、脫口秀底本，以及與原創相關的二度創意寫作等。這些寫作，有的依舊強調寫作的文體規范和藝術性，有的則更加強調寫作的創意性，看起來更像“策劃”“設計”，文字只是創意的外顯和過程的記錄：“很多這種新的創意活動都與寫作相關，但是，它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實用性寫作，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性寫作，Facebook是目前這類寫作最明顯的例子。”[10]

上述寫作形式極大豐富了創意寫作的“菜單”，同時也為創意寫作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反過來也改變了人們對創意寫作的“本體認知”：創意寫作并非僅僅指涉“文學寫作”，它還包括以創意為特征的寫作類型；它所培養的也不僅是“文學創造力”和文學作家，還包括更廣泛的“創意能力”“創意素養”和“創意作家”。一般說來，在美英名校，創意寫作的“文學性”傾向更明顯一些，而在澳大利亞和英國的相當一部分高校，尤其是社區大學，偏向于文化產業、出版、傳媒等方向；在高校往往以文學寫作為主，但在社會培訓機構、社區工作坊，更多偏向于事務寫作、跨媒體寫作、跨文體寫作，而這些寫作一般又被劃歸為“非虛構寫作”，或者“非文學寫作”。由于我們習慣性地將“非虛構寫作”寬泛地理解為“回憶錄寫作”“紀實寫作”“散文寫作”，或者干脆等同于《冷血》《根》《中國在梁莊》等這類的寫作。經過邏輯跳躍，許多人傾向于認為創意寫作的主要分支“虛構寫作”和“非虛構寫作”（同時包括詩歌寫作）都是文學寫作。“虛構寫作”姑且可以和文學寫作畫等號，但“非虛構寫作”的籃子里卻裝有太多的“非文學寫作”和“非非文學寫作”的東西。

從哈佛大學到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取代了英語寫作，恢復了文學寫作的藝術屬性，凸顯了文學寫作的創造性；從美國到歐洲、澳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創意寫作擴大了寫作類型的外延，也將創意寫作的內涵從藝術本位或者說文學本位轉向了創意本位，創意寫作不再僅僅是面向藝術和自身表達的文學寫作，而是主要面向公共文化服務和創意產業的創造性活動，創意第一性，寫作第二性。實際上，今天的寫作樣式與社會對寫作的需求，我們很難用“文學寫作”一言以蔽之。屬于文學寫作的“天才時代”“靈感時代”逐漸遠去，而創意寫作的“全民時代”“創意時代”正在來臨。相對于過往的文學寫作，創意寫作的入口拓寬、門檻降低，也更加親民，“創意可以激發”“寫作可以教學”“人人都可以寫作”“人人都可以成為作家”等理念深入人心，全民參與、全民寫作的氛圍又成為滋潤其成長的土壤。

二、

中國創意寫作創建的“他山之石”

有學者“通過文獻檢索和梳理”，發現“在 2009 年之前，學術界對創意寫作的關注度幾乎為零”。[11]很明顯，這個數據指的是看得見的紙面學術成果，不代表中國對世界創意寫作一無所知，或者“知之不理”。比如這一年王家新正在美國柯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擔任駐校詩人，翌年回國后就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成立“國際寫作中心”，他參照的正是創意寫作的駐校詩人制度。而前一年，“香港公開大學于 2008 年開設‘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課程”[12]。早在2004年，江非成為首都師范大學第一個駐校詩人，那個時候大家已經認識到：“駐校作家、駐校詩人制是國外著名大學的一種常見的文學與大學教育溝通互補的方式”[13]；甚至早在2002年王蒙駐校中國海洋大學時，他先后邀請100多位作家、學者到學校任教、短講[14]，而這也是包括愛荷華大學在內的美國創意寫作項目常見的舉措。20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作家班”以及受武漢大學“作家班”啟發的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等本科層次“作家班”，以及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層次的“作家班”，都“從愛荷華大學的創意寫作項目汲取了靈感”，遺憾的是“未對以愛荷華大學為代表的創意寫作項目進行詳細調研，大多沒有采取適應作家特點的培養模式”[15]。

引進和創建中國創意寫作，的確需要對世界創意寫作進行系統考察，而這個工作也的確是在2009年之后才大規模展開的，但在這之前，作為最早進行學科化建設的復旦大學和上海大學，已經做了許多基礎性工作。

王安憶曾于1983年參加過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創意寫作計劃”，而該學科與愛荷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東英吉利大學等創意寫作學科來往密切，也有學者廣泛調研過歐洲、澳洲、中國香港等地的創意寫作狀況，“從2008年開始，在陳思和、王安憶老師領銜下，復旦中文系開始仿照美國的模式，籌備設立MFA藝術碩士點”[16]。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學科創建人葛紅兵回憶道：“2003-2004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英國劍橋大學游學，看到人家有個創意寫作學科……帶著這些問題回國，我和幾個同事一起弄了創意寫作學科。”[17]回國后，他和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師生團隊首先從美國開始調研：“我們深入美國大學內部，觀察這個創意寫作學科是如何產生及運作的。”[18]然后延伸至整個美國，以及英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等地，資料性成果在2012年出版的專著《創意寫作：基礎理論與訓練》第一單元“創意寫作前驅”部分集中推出。[19]

學科創建過程中的引進翻譯、專項研究、項目申報等，也會影響、強化或修正中國創意寫作的路徑選擇。就引進翻譯來說，先后有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上海大學出版社等單位介入，推出了《大學英語創意寫作》教師用書、《創意寫作的核心概念》《英文創意寫作與佳篇賞析教程》《創意寫作完全手冊》等成果，但就影響力來說，“創意寫作書系”和“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叢書”為佼佼者。

“創意寫作書系”是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叢書，自2011年以來已經出版66冊，包括寫作指南、寫作教材教法、理論專著、實訓案例等類型，以翻譯為主，其中多蘿西婭·布蘭德的《成為作家》、杰里·克里弗的《小說寫作教程》兩部譯著銷售均超過10萬冊，前者側重創意寫作的新理念闡釋，后者側重于小說寫作的學習與教學。“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叢書”與 “創意寫作書系”有部分交叉，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譯著有馬克·麥克格爾的《創意寫作的興起——戰后美國文學的“系統時代”》、黛安娜·唐納利的《作為學術科目的創意寫作研究》、格雷姆·哈珀和黛安娜·唐納利共同主編的《創意寫作基礎研究》、D.G.邁爾斯的《美國創意寫作史》、大衛·莫利的《劍橋創意寫作導論》等。整體來說，“創意寫作書系”側重于小說、劇本、非虛構等具體文體的寫作和教學指南，默認創意寫作就是“文學寫作”，而“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叢書”則側重于創意寫作的學科發展史、學術研究史、研究范式創新及教學方法的引進，更加關注創意寫作的歷史面貌、實際形態和未來趨勢。

有三本雜志集中關注了世界創意寫作的歷史和當代進展。《中國創意寫作研究》設有“創意寫作在國外”欄目[20]；《鴨綠江·下半月刊》曾在2019年持續發表了國外創意寫作高校調研文章[21]，而這一年，該刊物短暫命名為《創意寫作》；老牌寫作刊物《寫作》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欄。[22]相比之下，《鴨綠江·下半月刊》相關文章的作者是被調研高校的工作坊師生，更集中于當事者的課堂體驗和過程介紹，具有“現身說法”的意味；《中國創意學寫作研究》則集中于國別整體研究，而《寫作》將調研與分析結合，偏向學術性探究。另有《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雨花》《長江文藝》等雜志也有相關調研，前者更重學科的整體研究，影響力更大，中國創意學寫作研究高頻引用文章基本都出自于此。

在中國學術語境下，爭取教育部、國家哲社等權威機構的立項，是創意寫作獲得正常學術科目地位以及學院化、學術化生存的必經之路。已經立項的項目中，《英語國家創意寫作研究》（4YJA751025）以創意寫作的中國化創建為旨歸，集中調研了英語國家創意寫作的經驗，而《漢語創意寫作理論研究》（18YJC751025）、《創意寫作與當代中國文學生態研究》（20BZW174）也有著重考察了世界創意寫作的進展。這些專項研究以及上述各種調研，共同構成了創意寫作的引進、中國化和路徑選擇的背景。

三、

中國創意寫作的“發展路徑”

小說家教學小說、詩人教學詩歌，強調的是寫作教學和作家培養的專業性，能否實現培養目標，關鍵在于師資。引進專職作家或者實行作家兼職、短講等是常見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愛荷華大學開創的駐校作家制度因此得以廣泛推廣。如果某個學科具有足夠的作家或者理論與創作兼備的教師，或者這個學科恰好擁有杰出的寫作傳統和校友資源，那么他們的教學，包括招生和培養就會相對便利。在中國，這些“天選之子”主要集中在某些985文科高校，但很明顯，創意寫作快速發展時期，作為師資的作家群體顯然不能滿足全國高校整體需要，因此中國大部分高校的創意寫作在師資方面捉襟見肘：“和美國創意寫作的教師構成基本都是作家出身不同，中國教寫作的老師很多都沒有實踐經驗。”[23]這是中國創意寫作剛起步的事實情況，也是許多高校被迫“靈活”選擇各自的發展路徑的背景。

不少高校在總結自己學科經驗的時候，傾向于將其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模式”或“路徑”[24]，但整體上來說，“中國化的創意寫作在人才培養目標和方式上基本形成兩條路徑：一是以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等高校為主要代表，結合利用原有的優勢和積累，偏重文學創作人才的培養，走精英化培養的路子；一是以上海大學、北京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高校為主要代表，適應國內文化產業迅猛發展的迫切需要，注重培養創意寫作復合型人才，走大眾化培養的路子”[25]。培養“文學作家”和培養“創意寫作復合型人才”或者說“創意作家”，的確是中國創意寫作的兩大基本目標，在世界范圍來看，這兩條道路也是主流。

我們注意到，擁有豐富作家師資儲備、良好文學學術聲譽和招生號召力的高校，更傾向于將“創意寫作”理解為“文學寫作”，直接對標愛荷華大學傳統。比如同濟大學MFA創意寫作專業負責人張生認為：“其實，它從愛荷華大學最早開始設置這個學位開始，在美國的原始定義就是‘文學性寫作’，而非我們后來所理解的無所不包的和文化產業相關的所謂‘創意寫作’。”[26]北京師范大學創意寫作學科擁有張清華、張檸、張莉、梁振華等學術導師，歐陽江河、西川、蘇童、格非、李敬澤、李洱、邱華棟等作家導師，莫言、余華、蘇童、歐陽江河、西川、格非、畢飛宇、葉兆言等授課導師，師資實在豐富，因此他們將培養目標定位為“致力于首先培養優秀的、有獨立審美追求的寫作者，也旨在培養一批真正懂文學規律與文學審美的研究者與批評家、致力于培養一批懂文學創作、有文學審美能力的文學編輯”[27]。無論是優先培養目標“寫作者”，還是次選目標“研究者”“批評家”“編輯”，其重心都落腳在“文學”。

對于上海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地方性高校來說，他們的師資往往只能圍繞一兩個核心作家配置，招生難有配套政策，畢業生就業也不易落腳作協機構、期刊、出版社，但他們也會利用自己的城市、地區以及學科基礎優勢，制定更加務實的培養方案。比如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學科有許多與產業相關的實踐，成功案例有“電影《咖啡山》劇本創作”“政府決策咨詢項目《三林塘傳奇》”“環上大影視產業功能區規劃方案”“啟東市文化建設發展規劃（2012-2022）”“2010上海世博會中國國家館陳展方案設計”“閔行文化公園和七寶生態商務區規劃（咨詢案）”“上海美麗華府主題餐飲（連鎖）策劃案”等等[28]，因此，他們將學科培養目標定位為“堅持產學研一體化、實踐與實戰相結合的路線，以服務社會，培養文化產業與創業人才為使命”[29]。如此定位，一則是他們對世界創意寫作有過綜合調查，視野相對開闊；二則是在決定選擇路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自覺地進行相應的嘗試，主動去接受從文學寫作向創意寫作的變革。

創意寫作不一定都要做成“愛荷華模式”，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認為：“可能有的大學只能做成文化產業模式，這也是媒體變革、‘寫作產業工人’被社會大量需要的必然原則。”[30]因此，對于更多的中國高校來說，上海大學路徑或許更加務實、接地氣。

四、

“第三條道路”

“盡管在哈佛大學英語系教育的早期，創意寫作與作文被認為是一回事，但從那時起，它們的道路就已經產生了分歧，這便給它們至今仍未完成在學科上的融合埋下了伏筆。”[31]創意寫作從哈佛大學開始，卻未“將革命進行到底”，似乎有些遺憾，但它開創的“每日一題”、多寫多練和某些課程可憑創作獲取學分的傳統得以繼承，而將寫作納入通識教育體系，課程開設到不同專業、不同院系，重點培養學生的基礎寫作與溝通能力，提升大學生現代文素養，在某種意義上成就了創意寫作的第三條道路，給予中國創意寫作新的選擇：“除了上述兩種路徑之外，國內創意寫作還形成了第三種模式。這種模式以清華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傳媒學院、江蘇師范大學等高校為主要代表。”[32]

這個觀察不無道理，中國創意寫作的確存在著“第三條”甚至更多的“路徑”。當代社會需要文學作家，需要創意作家，也需要具有規范性寫作能力、語文能力、批判性思維以及創造性思維的復合型人才（他們未必與文學作家、創意作家構成對立關系）。當代大學生不一定都要成為文學作家和創意作家，但是具備良好的寫作與溝通能力，能勝任多個職業領域的日常寫作和專業寫作需要，應該是他們都應具備的基本能力。為達成這種能力，清華大學在全校開設了“寫作與溝通”的課程，覆蓋哲學、文學、歷史學乃至理工科，并成立了專門的寫作教學機構，以服務這種帶有公共基礎性質的通識課程。

武漢大學擁有“珞珈山作家群”資源和“作家班”經驗，又是中國一級寫作學會單位、《寫作》雜志承辦單位，創建有寫作專業碩士點、博士點，他們具有培養文學作家的經驗和能力，但同時還肩負著培養傳統寫作研究的學術人才和實踐人才的責任，因此他們的學科定位就處于傳統寫作和創意寫作的中間地帶。這種選擇對于那些無意也無力培養創意作家、文學作家的高校來說反而更具誘惑，他們寧愿將“創意”和“寫作”當作當代大學生乃至公民的基礎素養和基本能力，而人才培養目標從傳統的文秘寫作、公文寫作人才轉向更靈活的文案寫作、文書寫作人才培養，也同樣符合就業市場的需要。

如果說武漢大學在學科培養目標上的定位具有游移性的話，那么北京大學的學科定位則有反復。“繼2004年招收第一位創意寫作學碩士后，北大還于2014年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業”，最初，他們“……培養的是創意寫家。當然我們也是期待出詩人、作家的。我們始終認為文學思維、詩性仍然是當代文化產業、文化事業等整個文化發展的母題性、基因性的東西。這是最根本性的東西”[33]。經過短暫的休眠期后，北京大學又于2021年創建了“文學講習所”，“以文學美育為宗旨，主要致力于文學創作和語文教育兩個方向的人才培養”[34]。從培養“創意作家”轉向培養“文學創作”和“語文教育”兩個方向人才的培養定位，相信這也是在綜合激活北京大學深厚的文學研究、語文研究的優勢傳統基礎之上作出的選擇。華東師范大學擁有華麗的“麗娃作家群”和支持母校文學事業的校友，創建了“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開辦了以網絡作家培養為主要方向的碩士專業。“繼承‘華師大作家群’的文學傳統，旨在匯集一批國內外著名作家、學者，打造一流的文學創作及文化創意人才培養基地。既要培養創造性的文學人才，也要培養創意性的文化產業人才，在創作實踐中更好地發揮人文精神的引領作用。”[35]他們將“創造性的文學人才”和“創意性的文化產業人才”并列，或許有突出自己在文學創作方面的師資優勢和培養傳統的考慮，同時也準備迎接新寫作時代的來臨。而且我們也注意到，從翻譯的角度來講，“創造性”和“創意性”應該是同一個“creative”，這種“折中”“兩全法”折射出傳統文學寫作強校的某些轉變跡象或者說痕跡。

創意寫作的“第三條道路”不能說是權宜性選擇，畢竟它的出現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前路可循，但愿條條道路通羅馬，不負引進和創建中國創意寫作的初心。

五、

中國創意寫作的發展隱憂

中國選擇什么樣的創意寫作，一是取決于世界創意寫作提供了什么樣的經驗，二是取決于中國期望創意寫作解決哪些問題。

有學者認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高校的招生數量持續上升，學科評估、國際交流和就業的壓力，使得高校學科設置的優化刻不容緩。創意寫作作為一門與傳統文學學科相關，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和市場接軌的新興交叉學科，受到高校青睞”。同時，中國高校也具備創建創意寫作學科的相應條件：“新世紀以來大量作家進入高校，或擔任駐校作家，或直接擔任全職教授，比如劉震云、張悅然受聘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莫言、蘇童受聘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這些作家有能力同時也有意愿為文學寫作培養更多人才，借助高校創意寫作平臺，作家獲得了更多的發揮空間。”[36]另有學者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新模式、中國當代文化產業化發展新需要、國際競爭新格局及中國高校文學教育教學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促生新型創意寫作學學科的誕生……”[37]同時，它還被賦予更大的期望，原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認為：“精彩的中國故事需要有精彩的藝術表達……真正有效地促進創意寫作的發展，使得文藝作品能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增強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38]美國愛荷華城、英國諾里奇城成功申報“世界文學之都”，而這兩座城市又分別是世界創意寫作學科重鎮，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南京在申報“文學之都”過程中，創意寫作也參與其中，因此創意寫作還被賦予了提升城市文學品質的期望。[39]當然，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創意寫作的興起在意圖改革高校中文文學教育的同時，夾雜有“學術權力”的訴求：“創意寫作研究者以革新者的姿態，對兩個方面發起挑戰：一是挑戰中文學科不培養作家、作家無法培養的傳統觀念，二是高呼取代現代寫作學，要形成文學、語言學和創意寫作學三者并駕齊驅的學科格局。”[40]

當代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急需相應人才，文學繁榮需要優質作品，中國故事需要能夠讓世界“聽得懂”的講述，國家軟實力打造需要全民創意能力提升，高校中文教育急需改革，甚至中小學作文教學也需要創意寫作的反哺，等等，構成了中國創意寫作興起的背景。問題是真實和綜合的，問題的解決同樣如此，它需要分進合擊，幸好世界創意寫作已經為我們中國的多形態創意寫作的齊頭并進準備了足夠的選擇樣式。創意寫作應運而生，但能否堪當重用，在中國持久地深入下去，卻是另外一個問題。從世界創意寫作的發展來看，我們有理由保持樂觀，實際上國內大部分學者都懷有信心，但從目前發展趨勢來看，存在如下隱憂。

其一，創意寫作的泛化、庸俗化、非專業化。許多創意寫作從業者對 “creative writing”不甚了了，甚至望文生義，要么認為創意寫作“古已有之”，要么以為“創意寫作”就是一切稀奇古怪、花里胡哨、花樣迭出的寫作，可以拋開傳統寫作、文學寫作“鬧革命”；可以不研究寫作規律、創意規律，不研究教學法，天馬行空。為了搶占地盤、瓜分新事物“紅利”，他們將傳統寫作、作文教學改旗易幟，搖身一變為“創意寫作”，招搖過市。實際上，有許多高校目前還不具備開設創意寫作課程和創建創意寫作學科的條件，但是他們往往匆匆忙忙拼湊起基礎寫作、公文寫作課程，柔性引進幾位文學作家、詩人，虛擬建設幾個“實習基地”，就開始對學生進行創意寫作培訓。尤其是許多社會寫作培訓機構，利用社會對作文教學的不滿、應試教育的恐懼和創意寫作的好奇，杜撰創意作文寫作指南，打造創意作文名師；也有半瓶水作家、寫手，閱讀幾本國內外創意寫作教材后，就開始搶占時間差，撰寫“0基礎創意寫作指南”。如此現象，層出不窮，它們在快速消耗社會對創意寫作的熱情，敗壞創意寫作的聲譽，終會將創意寫作帶上歧路。

其二，對創意寫作理解的狹隘化。創意寫作以文學寫作為主要樣式，從文學寫作、文學教育改革而來，而國外許多開設創意寫作專業課程的名校的確以文學寫作為主要內容，且成就卓著，因此許多中國高校以此為依據，以為只要將傳統文學理論、文學課程、“作家班”稍加改造即可以立地轉身，文學寫作就自動成了創意寫作，順應了潮流，占領了高地。對于那些擁有傳統文學寫作和文學研究優勢的高校來說，這無可厚非，也無須自斷優勢。但我們要認識到，創意寫作不等于文學寫作，在今天，它不是也不應該是文學寫作的附庸。

創意寫作不能離開文學，但文學離開了創意寫作，它的路也會越走越窄。雖然今天創意寫作研究的主流，包括“什么是創意寫作”的認知，也依舊在堅持“文學寫作”中心，但這也恰恰是導致創意寫作實踐輕視創意寫作研究、研究與實踐相脫節的主要原因：“雖然創意寫作作為正式的學科在英國和美國等高等教育發展了很長時間，但其自身的學科視閾限卻仍未完全設定。”[41]出現這種狀況，一方面是緣于創意寫作依舊在生長，一直處于變革之中，其復雜程度超越過往的任何一種形式的寫作；另一方面或許是由于我們的研究范式沒有及時更新，始終以文學研究替代創意寫作研究、以文學寫作替代創意寫作。用文學寫作的批評方法與理論去指導創意寫作，實屬“泥菩薩過河”，因為它們自己就很難說明今天的全民寫作、數字化寫作的語境和文學產業化趨勢，很難專業而科學地去指導更加復雜的寫作實踐。如果把“文學寫作”照搬至創意寫作中去，它不僅不會就此解決老問題，還有可能搞砸新事物，世界創意寫作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其研究正在“文學寫作”“作文”和其他“專業寫作”的融合與區分中找到自己成長的線索，同時又真正確立自己的發展道路，進而建立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我們不能也沒有必要在一個地方摔倒兩次。

我們無意把文學寫作和創意寫作對立起來，但如果從實踐的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創意寫作更受學生歡迎，更受社會期待，“我認為,學生們想從創意寫作中獲得的是一種文化資本,這種文化資本不是特定的‘文學’,而是沒有固定形態的‘創意’。像Jump Associates和其他創意的提供者一樣,學生們明白,在我們當前所處的歷史時刻,創意技能和經驗具有巨大的價值。當然,創意寫作的學生最終會按照要求，在課堂上寫詩、寫故事、寫散文,但他們更看重的是我所說的‘創意素養’，而不是這些作品的文學性”[42]。如果這是普遍事實的話，那么這個尖銳的觀點也能理解：“也就是說，相比創意寫作，文學研究似乎更‘無路可走’。”[43]

應該承認，創意寫作興起之后，我們的寫作教育教學方法有了革命性改進，我們從作家角度進行的創意閱讀更有創造性，唯如此，我們的作家才可能真正職業化寫作和職業化生存，至少駐校作家制度為作家提供了便利，等等。我們的創意寫作研究和實踐應該走出文學寫作和文學研究的“舒適區”，面向更廣闊的未來。畢竟，創意寫作不僅關乎文學構思，不僅“改變大學，改變作家，改變寫作的觀念與環境”，“也會改變文學的未來”[44]，還關乎社會創造力。

創意寫作在中國是新事物，其發展存在著不良苗頭，我們自然要警惕；但創意寫作又是一個持續一百多年而且依舊在成長的事物，我們要對它抱有信心。既然它在世界范圍內成就卓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它在中國也能夠健康生長，反饋到中國的文學教育、寫作教育、文化創意產業、創意國家與創意城市創建、中國故事講述等方方面面。總體來看，中國創意寫作出現多種發展路徑，這恰好是中國創意寫作的后發優勢和立足本土實際的選擇；它的“野蠻”發展，也可以理解為它在中國強大的生命力的體現。雖然到目前為之，世界創意寫作還沒有充分注意到中國創意寫作的經驗[45]，但中國創意寫作從開始引進和創建之初就有了世界創意寫作視野，并且嘗試建立包括中國經驗在內的世界創意寫作的“中國學派”[46]，這無疑是中國創意寫作對世界創意寫作的自覺承諾，也是中國創意寫作的大雄心。

注釋

[1] 陳曦：《創意寫作本土化十年，作為一門學科的合法性仍需自我辯護》，《現代快報》2019年12月22日。

[2] 張蕓：《創意寫作與美國戰后文學》，《書城》2009年第12期。

[3] [美]馬克·麥克格爾：《創意寫作的興起：戰后美國文學的“系統時代”》，葛紅兵、鄭周明、朱喆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

[4] [美]哈金：《在美國，每一位作家都上創意寫作班》，《鴨綠江·下半月刊》2019年第1期。

[5] 葛紅兵：《中國文學教育亟待改革》，《山花》2010年第6期。

[6] 任彥鈞：《我們為什么需要創意寫作——在世界華文青少年創意寫作大會上的報告》，《語文教學通訊》2021年第12期。

[7] 參見D. G. Myers，The Elephants Teach: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8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Preface(xi).

[8] Tom Grimes: The workshop: seven decades of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New York:Hyperion,1999,preface.

[9] Articles on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s, Including: Writers of the Future, Clarion Workshop, Iowa Writers' Workshop, Windycon, Uea Creative Writing Course……（平裝），Nashville：Hephaestus Books，2011.

[10][42] [美]史蒂夫·希利：《超越文學：為什么創意素養很重要》，見[美]黛安娜·唐納利、格雷姆·哈珀主編：《創意寫作基礎研究》，范天玉、王嵐、雷勇、李梟銀譯，上海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95頁、94頁。

[11][40] 宋時磊：《熱概念的冷思考: 創意寫作中國本土化發展述評(2009—2019)》，《長江學術》2019年第4期。

[12] 梁慕靈：《大學創意寫作教學的設計與效果——以香港大專院校為例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1期。

[13] 梁若冰：《中國首位駐校詩人在京誕生》，《光明日報》，2004年9月22日，第B1版。

[14] 馮文波：《“駐校作家制度”暨“名家課程體系”十周年總結研討會召開》，中國海洋大學新聞網2012年12月13日。

[15] 宋時磊：《創意寫作在中國接受與傳播的歷史考析（1959-2009）》，《寫作》2018年第6期。

[16] 王宏圖：《創意寫作在中國：復旦大學模式》，《寫作》2020年第3期。

[17] 葛紅兵：《作家，怎么“創意寫作”》，《長江文藝》2017年第7期。

[18] 鄭周明：《他山的石頭：中美大學文學學科對照》，《山花》2010年第6期。

[19] 參見許道軍、葛紅兵：《創意寫作：基礎理論與訓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3頁。這部分重點介紹了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高校的創意寫作的整體概況，以及部分高校具體的學科設置，如美國部分著重介紹了愛荷華大學、哥倫比亞學院（芝加哥）和紐約哥譚作家工作坊，澳大利亞部分著重介紹了昆士蘭科技大學、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和阿德雷德大學、格里菲斯大學和拉籌伯大學等等。

[20] 發表有顧杏如的《英國高校創意寫作發展與啟示》，鄭妍的《加拿大高校創意寫作管窺》，雷勇、李雪雯的《愛爾蘭創意寫作學科發展研究》，向雨昕的《澳大利亞創意寫作發展概況》等。

[21] 發表有李婷玉的《愛丁堡的創意寫作課》、李驕陽的《紐約大學作家屋及創意寫作體驗》和《我在紐約大學創意寫作班》、安德魯·考恩的《東英吉利大學的創意寫作課》、葉子的《美國的創意寫作課程》、哈金的《在美國，每一位作家都上創意寫作班》、唐一斌的《關于愛荷華創意寫作專業的一個注解》等。

[22] 發表有劉衛東的《英語國家創意寫作研究的前沿話題——基于2020-2021年創意寫作研究學會年會的觀察》，梁慕靈的《創意寫作的未來——香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課程設計之跨學科發展方向》，葛紅兵、劉衛東的《從創意寫作到創意城市：美國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發展的啟示》等。

[23] 路艷霞：《創意寫作課，文學還能怎么寫？》，《北京日報》2015年5月21日，第6版。

[24] 如梁慕靈：《視覺文化時代創意寫作發展的路徑探索——以香港公開大學創意寫作教育為例》、朱志剛《國家一流專業建設背景下的創意寫作發展研究——以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模式為例》、丁伯慧《讓所有大學生成為會寫作的人——重慶移通學院創意寫作學院培養模式簡析》、丁燁《全媒體視野下藝術院校創意寫作學科教學模式探索——以上海視覺藝術學院網絡文學方向為例》等，以及許道軍主編：《中國創意寫作研究（2020）》，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5-185頁。

[25] 顧廣梅：《創意寫作在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11月25日，第12版。

[26][30] 羅昕：《中國高校創意寫作十年：是否培養作家，依然是個問題》，澎湃新聞2019年12月17日。

[27][28]《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作與批評專業一覽》，參見《鐘山》雜志《中國創意寫作合作推廣計劃》，https://www.zhongshanzazhi.com/send.html?id=493。

[29]《上海大學創意寫作專業一覽》，參見《鐘山》雜志《中國創意寫作合作推廣計劃》，https://www.zhongshanzazhi.com/send.html?id=494。

[31][43] [美]黛安娜·唐納利：《作為學術科目的創意寫作研究》，許道軍、汪雨萌譯，上海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頁、150頁。

[32] 葉煒：《作為文學教育共同體的創意寫作及其實踐品格研究》，《寫作》2020年第1期。

[33] 金永兵、譚宇婷：《我們培養的是“創意寫家”》，《華夏文化論壇》2019年第1輯。

[34]《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成立：曹文軒任所長，莫言、謝冕擔任顧問》，澎湃新聞2021年5月15日。

[35] 參見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網頁，http://www.zhwx.ecnu.edu.cn/ac/8e/c28455a306318/page.htm。

[36] 楊慶祥：《創意寫作：返本開新再出發》，《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08月13日，第07版。

[37] 葛紅兵，許道軍：《中國創意寫作學學科建構論綱》，《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6期。

[38] 劉秀娟：《講述更多原創中國故事》，《文藝報》2016年10月10日，第1版。

[39] 葛紅兵、劉衛東：《從創意寫作到創意城市——美國愛荷華大學創意寫作發展的啟示》，《寫作》2017年第11期。

[41] Gregory Light. 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Public: Conceptions of Creative Writing in Higher Education，Boston: Kluwer Academic in Publishener,2002，p259.

[44] 刁克利：《創意寫作改變作家的未來》，《長江文藝》2017年第7期。

[45] 參見許道軍、葉曉月、張子夷等，《創意寫作的中國資源——當代中國作家培養經驗考察》，《寫作》2019年第3期。

[46] 葛紅兵：《創意寫作：中國化創生與中國氣派建構的可能與路徑》，《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