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的故事從一九九二年寫起。盡管只是相隔區區三十年，以下所寫的已經成了傳說。

快速倒回一九九二年。那年我三十八歲，已是在家寫作的第十個年頭，是上海作協的專業作家。家住上海雁蕩路上的老房子，離婚后單身中，有一女在幼兒園，我是她的監護人。成語說的往事歷歷，意思是不提起就罷了，提起則歷歷在目。我先簡略回顧，清掃外圍，給看官一個看熱鬧的立足點。

那年的元旦凌晨，跟宗福先等朋友互祝新年快樂，看完龍華寺撞鐘后回家。幾天后去松江，一年一度的看片會被稱作“冬令進補”，市里為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組織觀看市面上不放映的一些外國和港臺影片，例如《胭脂扣》。一天放映五六部，看得天昏地暗。在上海展覽館的友誼酒家，我拍下陸星兒、賀小鋼、吳斐、戴厚英和請客的《家庭》雜志黃茵的合影。一月，著名的鄧小平“南巡”（請自行查尋報道）。三月，蘇樂慈、王安憶生日。王安憶陪我找她的同學幫忙，解決我女兒天天上小學的事情。和傅星、方克強等組隊去南京下棋，我的對手是范小天，僥幸以2:1獲勝。格非和他的老王帶余華來家下棋，贏了兩盤。樓世芳來，2:1勝。陳思和跟我聯系，9011班他的學生肖藝、李巖煒、周衛慧來家跟我談話。去探望阮海彪。去看張獻唐穎家新生的張〇奔小友，去沈次農家看小毛頭。李劼和張獻幫我刷地板，李說，非某女不娶。周毅寄來海子的詩。陸星兒來。趙麗宏一家來。陳可雄和廈廈來。吳亮和兒子來。孫颙來。郭建蘋和胡依紅來，郭要去美國。在蔡璐家見到奚美娟和邱瑞敏。宋錚來講愛情故事。吳劍帶朋友喻彪來喝酒，后來前者成了我的舅老爺，后者成為弄堂網的創始人老皮皮（后文會寫到他）。外甥女想去深圳，聽說那里可以掙很多錢。在衡山飯店見到王朔、朱蘇進和方方等。王安憶領臺灣麥田出版社的蘇格平和陳雨航來。楊斌華來，我同意加入長江文藝出版社的世紀末叢書（就是那本中短篇小說集《屋頂上的腳步》）。約稿的有文敏、朱子慶、謝大光等等。家中手稿很討嫌，撕了很多，比較完整的就捐給上海作協資料室，回贈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一套七本。以后沒有手稿了。常向宗福先借錄像帶，朋友將錄像機扛來要我幫她翻錄，朋友向我借《金瓶梅》。那部我很喜歡的《光榮與夢想》經追討，終于傷痕累累地由德國回到我手中。

看話劇：蘇樂慈導演的威廉姆斯的《一個黑人中士之死》和忘了誰導演的品特的《情人》，喜歡焦晃和趙屹鷗的表演。多次帶女兒去公園，帶女兒去小學報名，女兒的中福會幼兒園畢業前夕跟家長同游金山，我因鬧鐘出毛病睡過頭，急忙起床獨自去追趕（后來寫的《追趕中福會》很難得地被王安憶表揚）。看巴塞羅那奧運會電視轉播。加拿大作家梁麗芳采訪那天正好日食，外灘人人舉頭看天。刑警803招待作家們看嚴法醫解剖尸體。這年馬原住在上海拍他的人物系列《許多種聲音——中國文學夢》，他拍了巴金先生等前輩，到我家采訪時拍了我母親（可嘆拍完后他的片子賣不出去）。女友從廣播電臺跳槽到香港紙媒的上海辦事處繼續當記者，想著去留學。前妻從教師跳槽去謝晉-恒通公司當謝導的秘書。媽媽經常生病。保姆往往辭工。女兒從寄宿制幼兒園畢業后住回家，晚上會哭哭的，要我陪她。我給她講的是隨口編的《張大膽和王小膽的故事》。

前一年的年底，開過一個“陳村作品研討會”，我在會上說：我寫小說，與其說是建設什么，不如說是破壞什么。話音剛落，蘇聯解體了。一九九二年我只寫了幾個很短的小說：《黃昏話題》《琴聲黃昏》《臨終關懷》。為謀生寫了幾十篇短文，其中《養著又何妨》因與前輩作家辯論的架勢較受關注。年初和張獻、孫甘露合作擬創作《我們的家》電視連續劇，與上海電視臺簽下合同，住了幾天上師大的外賓樓，寫完《做媒》那一集后無疾而終。參與謝晉導演的《新上海屋檐下》電視劇創作，在愛建公寓住過幾天。跟謝衍導演合作寫《狗崽子》電影劇本，內容是他少年時代在新疆的一段經歷（完稿，未開拍）。為上影廠寫電影劇本《好鬼難當》（完稿，未開拍）。去奧林匹克中心出席謝晉-恒通公司的開張儀式，見到潘虹。紀念蔣君超導演去世一周年，見到蔣曉松、蔣曉真。當《上海檔案》征文的評委。當大學生戲劇會演的評委。在文藝會堂，看第二屆劇本朗讀會，喜歡張獻的《巴士的孩子們》。

那年還是很窮。作協的好心人弄來法人股，那種天知道會不會上市的奇怪股票，大家分頭買了一點當它彩票。我還保存著一張大邱莊的股權證。

本文從一九九二年寫起，是因為這年的年中我購買了電腦。

故事從電腦說起。我所說的電腦，大致上是指微機、個人計算機，就是現在放在人們辦公桌上或者膝蓋上的那東西。

電腦的學名稱作電子計算機。這是一個寬泛的定義。我玩過早期的機械計算機，手搖的，會做加減乘除，計算簡單的數字肯定沒有心算快。一九七五年我被借到房管所去計算房租，先算出房間的面積，再乘以月租，確定應該收多少租金。住宅的房間不都是正方形或長方形的，遇到奇異形狀要套用公式求面積。

有天，我們計算房租的頭兒宣布，要有新式武器來增援了。果然來了，因我喜歡機器，手賤，所以歸我先用。那是電動計算機，電動，不是電子。也就是將手搖這個動作改為按鍵，9乘以9，按乘號鍵，飛快地電梯一樣地提升數字，到9就放手，81就出來了。看著很神奇，其實就是將9個9相加。9乘以9好算，9876乘以1234567呢，機器就贏了。工作效率提高不少。而且因為好玩，我完全不覺得是在工作，不覺得辛苦，只恨題目不難。人偷到懶是多么愉快，玩到了游戲是多么愉快。

順便說說，那時每家每戶的房間很少很小，一平方米幾毛錢，還不按建筑面積算，房租很少超過五元錢。再順便說一下，以后我會常常這樣順便，為的是請看官別忘記說的是那時的生態、那時的物價。那時一個中學生畢業，祖墳冒青煙留在上海的工礦企業，學徒三年，滿師后是三十六元月薪，多年不增加，史稱“三十六元萬歲”。盡管這樣，房租在工資中的占比還是不高。那時的主要問題是房子很少，孩子結婚非常頭痛。也有兩對夫妻像醫院里的多人病室，僅用花布簾子相隔，表示尊重人類最后一層文明而已。夜晚，那些響動歷歷在耳，實在很尷尬。

我們還是回到計算機。電動計算機進化到電子計算機，它是有原罪的，發明它是為計算大炮炮彈的彈道曲線。需要開炮的時候總是不多，于是發明被挪動到了民用。

除了讀科普雜志上的文章，我最早知道計算機的實用化是小姐姐的工廠。它生產玻璃瓶，原料熔化成紅紅的液態，經過運送、截斷、吹氣、回火等多道工序，變成一只病家住院掛水時用的鹽水瓶。現在都是塑料瓶，當年是貨真價實的玻璃瓶。工序中有一些重復的固定的動作，于是聰明人就想到用機器來替代人工，這樣既減少出錯，可以不停地生產，也避免了工人長時間靠近熾熱的工件。我的姐姐有幸被調去，她并不懂計算機，害怕這個怪物。它出生不久武藝不精，但責任重大，一旦出問題，整條生產線就得停工。盡管如此，計算機終究上陣了，就如同今天電腦程序指揮著汽車流水線上的機器人機械臂，那是一九七○年代，半個世紀前。

我首次看到真人玩計算機是在女兒的幼兒園，一排小朋友，在老師的口令下，娃娃們的小手敲出幾行代碼，一執行，一面很簡陋的小旗會在黑白屏幕上飄啊飄。神奇啊，家長們鼓掌。后來聽說，他們學的是basic語言。現在我問女兒，她已完全不記得了。

進入八十年代之后，國門漸開，許多好東西進來了，令人目眩神迷。進來之先，在傳媒看到它的介紹和報道。讓我等動心的東西有自行車、手表、縫紉機、照相機、電視機、電風扇、冰箱、空調、音響、錄像機。在現代化面前，真是一貧如洗，許多人的家用電器就一黃哈哈的電燈泡。那些好東西的美妙深入人心，電器商店、攝影器材商店的柜臺外常常站著一眾男人，他們什么型號什么功能都知道，目光熱切，言語激昂，見識多多，欠缺的是人民幣。覬覦電視機的人最多，看到《參考消息》上提到，西方工人一個月工資可買兩臺電視機，眼珠也要掉出來。這里一九八四年的金星牌十四吋彩電998元，大約是一年半工資。

我這個大專生在一九八五年五月調入上海作協后的月薪是65.50元。

那時的人雖不富裕，但都知道一部蘇聯電影里的臺詞：“面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他們生活在希望中，相信會的。

想過來想過去很折磨人，心癢難熬的我終于下決心購買。一九九二年的五月，我跟兩個朋友去北京路上的西派埃營業部咨詢。所謂的營業部，就一開間的門面，那里忙忙碌碌的，掌柜的是個叫沈強的年輕人，一副沒睡醒的樣子，被眾人圍著，問他要這個要那個。你問他，他就回答你，并不熱心推銷。你買他東西，他也不討好你，做生意仿佛是痛苦的事。他不蒙你，快快出貨就行，犯不上設法將十元的東西賣出二十元。那里的桌面上站著好些電腦主機，一臺顯示器被這個插插那個插插。機箱開膛破肚，讓人們立刻就認識了主板、內存、硬盤、軟驅和電源的俏模樣。在他們手中，搭積木一樣，幾塊東西一連接就啟動了。如果不動，就換一條內存卡，或者拍它一下，叫它醒醒。

那時的電腦分原裝機和兼容機。所謂兼容機就是雜牌，店家用零件自己拼湊的。零件都是從香港進來的，經過廣州或深圳，發往全國。香港并不生產電腦元器件，是從北美批發來的。報紙上有許多廣告的原裝機也差不多，廠家也是搭積木，可能做過一點測試吧，貼個牌子，其實也是雜種。我想買的機器沒有牌子。沈強說，你要牌子我就找一塊給你貼上。我忙說不要。

幾天后的五月十五日我又回來了，帶著媽媽支援我的現金。我是跟《收獲》雜志的編輯谷白一起去的，但成交的就我一個。攔了出租車將電腦押送回家。沒想到的是，從此永無寧日。

配置：

CPU：80286/AT。內存2MB，硬盤40MB。安裝1.2和1.44雙軟驅。VGA彩色顯示器。6200元。

又買了一臺二手24針打印機，東芝3070。1600元。

兩種軟盤各五片，110元。

這個配置當年算是比較高檔。當時還有沒硬盤的電腦，1MB內存的電腦。多數顯示器是黑白的。

我家原先最貴的是一架聶耳牌鋼琴，很大的一個東西才三千多元，現在則是電腦了。順便一說，我當月領到的工資是286.10元。

那時的大專院校或科技單位建有電腦房，閑人莫入，進去要換鞋有的還換衣。據說電腦要防震動，防灰塵，防過熱。極少有私人購買電腦。有人告誡我，別在電腦房抽煙。家庭哪有什么電腦房，而且不讓抽煙怎么可能。我寧可電腦跟我一起折壽，絕不慣著它。

肖全《我們這一代》攝影集里，拍我的照片背景中有它的身影。顯示器架在主機箱上，寫字臺太小了，只能拉開抽屜，鍵盤擱在上面。

將電腦搬回家，開機很順利，并不用拍打它。我開始學習打字，abcdefg，我急切地證明了它可以打出漢字。試了拷貝、刪除等命令，就開始玩游戲。店家拷給我兩個游戲，俄羅斯方塊很好玩，另外那個也差不多，三只同色的球碰一起就破滅。我的球可是彩色的。在這個初夜，我玩得不亦樂乎，等到看鐘，已是凌晨三點多，戀戀不舍地關機睡覺。臨睡譴責了一下自己。買那么貴的機器來玩游戲，是不是腦子壞了？

電腦真是多才多藝。順便說說，我這種不怎么愛玩游戲的人，后來用它挖地雷、接龍、炸魚，跟女兒玩大富翁，跟兒子玩暴力摩托，自己開飛機，飛上去就無法降落只能墜毀。我挖地雷也曾天天想創紀錄，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清掃。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修改一個文件，可以將記錄直接寫成一秒。朋友看到眼睛都直了，你能一秒鐘就將地雷掃完？我則立刻泄氣了，不玩了。創紀錄荒謬啊！（后來，我不相信網上的投票，以后會說它。）最瘋狂的是下圍棋，俞斌九段創作的單機版軟件，我可將對手吃得一個子不剩（沒料到多年后所有棋手被電腦羞辱）。用電腦上網后去下圍棋，ID是“殺一盤嗎”，下得無可救藥，贏了還想贏，想升級，輸了想扳回，遇到那種無賴恨得要爬進屏幕揍他。眼看著這個家要破產，我畢竟尚有理智，一條del命令將圍棋軟件刪了。我至今沒買過游戲卡和裝備，偶然玩兩盤，無非是水果連連看之類的幼兒園游戲。我在史鐵生的電腦中，看到的也是吃豆子這種低幼級的。玩游戲跟抽煙一樣，上癮了要戒煙很難。

我用電腦寫的第一篇文章叫《和電腦生氣》。抄在下面，當它古董：

知道世上有個叫電腦的東西已有多年，沒想到有天居然對它想念得很。自然，買也買得很復雜。先是請懂行的人來啟蒙，知道什么叫CPU,什么叫硬盤、軟驅。后來又讀書，第一次聽到DOS和WPS。報上常有報道，某地作家用上了電腦，成群結隊地買，成群結隊地用，實在叫上海人愧死。于是四處聯絡，網羅了一些志同道合者，說好一齊動手，大快人心。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糾纏了一個多月，叛變的叛變，觀望的觀望，有事的有事，顯出上海人獨立思考的本色。眼見再看就看壞了事，我做事向來性急，買了再說。

所謂的“電腦”實在是一個傻瓜，必須由軟件來教它干活，而軟件是無窮無盡的。于是讀書，讀很厚的書。更要緊的是上機，一條命令一條命令地試。書也害人，往往試而不出，有時干脆連鍵都尋它不著。屏幕上出來一條英文，不認識，查書，說是“非法命令”，拒絕執行。本人向來是個良民，如何又與非法沾了邊？打出WPS，電腦不認賬，死活不肯翻出菜單。或者，打著打著，弄出點莫名其妙的東西來給你瞧瞧。一次，居然是“請設置密碼”，胡亂按了幾個鍵，想把它取消，誰知它說密碼已設好。再想取出文章，它竟大言不慚地問我要口令。其忠誠，其固執，叫人沒法可想。

很久沒有這樣學習了。往日的讀書，均不求甚解，讀一個感覺。而電腦容不得半點含糊，那個WPS就是因為太胖了，電腦不喜歡，便裝做不認識。訣竅在于減點兒肥，換個瘦點的WPS,電腦就乖起來。面對那個屏幕，常常生氣。于是也很久沒有這樣請教老師了，恭恭敬敬地學，如饑似渴地學，廢寢忘食地學。人變得謙遜起來，見到誰都想請教請教。往日在桌前坐不住，現在一坐四五個小時，還覺得沒怎么坐呢。要是累了，可以玩會兒游戲，五顏六色的俄羅斯方塊瀉下來，世界杯足球滾起來，精神為之一振。這時的電腦非常迷人。我的朋友說，電腦是個小妖精。

從來沒見過這樣有魅力的東西，永遠學不夠，猜不透，用不完。小小一個軟盤，可以裝下我兩三年寫的東西。將我一輩子的作品湊在一起也填不滿那個四十兆的硬盤。再也不怕勤勞的編輯刪改我的文章，任何文章都記錄在盤，而且存有備份。等編輯部也現代化了，交出一部長篇只須交一片軟盤。打印出來的稿子干干凈凈，有印刷品的效果，各種字體的變換只是舉手之勞，簡體繁體悉聽尊便。工作時，知識分子從此可以抬起頭來。此外，還可讓孩子學學，日后想必是有用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

自此，我喋喋不休地宣傳電腦。寫過《電腦獻辭》《為電腦發燒》《相逢在西派埃》《我和電腦》《不玩太虧》《和電腦游戲》。發急了居然寫出了“電腦萬歲”。那時還不時興帶貨，但推廣依然有效。劉觀德來看電腦，宗福先來學電腦。當編輯的老曹飛奔過來送我新版DOS。周魯衛和王周生來拷給我游戲。我尊敬的同事葉永烈先生是寫《十萬個為什么》詞條的作者，拍科技紀錄片出身，對新科技天然親和。他是真正的著作等身，一套文集有五十多本。他來咨詢我后，讓兒子去西派埃買來，跟電腦一見鐘情相見恨晚。他曾告訴我家中有一排電腦，他的視力不行，必須將字放得核桃大。老葉非常勤勉，白天采訪晚上就成文。

我后來常去西派埃坐坐，有時是買東西，有時是去討教。那里的傅敏先生很聰明，問不倒。令我苦惱幾天的事情，他一句話就幫我解惑。有天，我去給機器換個大點的硬盤，誰料機器一會兒可以啟動，一會兒又不能了。折騰許久，后來發現是一顆螺絲在機箱底部滾來滾去。沈強告訴我一個小故事，我樂于告訴其他人。他說，德國的工人，你要他將一顆螺絲擰三圈，他必定是三圈。中國工人聰明，會發現兩圈半就行了，或者一圈也可以，于是螺絲可能會掉下來，滾來滾去。我想，不能發明東西就算了，吃人家現成的，但連裝配也不會，擰螺絲也不會，那就無地自容了。

重慶出版的《電腦報》是一份周報，一九九二年創刊。我訂閱之外，還多年買它的合訂本，這個合訂本銷量曾高達百萬冊。非常差的紙張印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排版缺乏美感，但它是大家不可多得的老師。在沒有電腦的日子里，無數人在苦學電腦。我讀報認真到連它的中縫都不錯過。還認真到剪報，將技術文章分類貼在一個個本子上。我常騎車去福州路的科技書店，那里很人性，書是開架的允許翻閱，讓我流連忘返。買過一堆看不懂的書，只學到幾個術語，哀嘆，若有來世一定要學計算機專業。不比后來可以上網搜索，那時當先驅差不多就是當烈士的意思，無人可問，死在那里。我將撞見的問題一一記在本子上，遇到可問之人趕快請教。

先懂一步就是老師，也有人向我請教，寫劇本的沙葉新大哥的電話開場白總是這樣的，演戲似的：陳老師啊，你這個很笨的學生又要來麻煩你了。我一點不煩他，并且期待他來問我，讓我開心一笑。那時我們的操作系統都是DOS，他的問題常常是一個冒號被他不小心改成了分號，或者打完copy后空了兩格以至于無法拷貝。我跟他說，電腦雖有錯誤，但比較少見，多數是你自己的問題，例如將反斜杠打成了正斜杠。他說自己沒錯啊。電話交談，我看不到他鍵盤，就要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輸入，按住shift鍵打那個冒號，你不按著打出來是分號，你看著像冒號其實是分號，明白了嗎。通過了。老沙夸我聰明，夸得我哭笑不得。一個死不認錯的人，遇到電腦將學會謙遜。你打錯了，它提醒你錯了，你打錯一百遍，它提醒一百遍，不會對你發火，也不會心慈手軟放過你。它是死腦筋。它的指令叫做命令，必須不折不扣執行，不好蒙它。你敢蒙它，它敢不理你。我有次手賤，不知怎么打出了format c:，一個回車，居然就開始格式化我的硬盤。朋友來拷貝游戲，送來香港病毒，C盤被格式化。幸好那時硬盤上的東西少，我寫的文章都有備份，重裝DOS也極為簡單，結果還不算太壞。

我和老沙有個共同的老師叫洪浩。他是專業人士，極為耐心，不僅答疑指導，還送我們超想公司的輸入法軟件——自然碼。我死活學不了五筆輸入，真是救苦救難了。漢字輸入，這個今天已不是問題的問題，值得好好說說。要向不屈不撓的前輩致敬。

近日我翻閱一本技術史學術讀物，美國人墨磊寧教授所寫的《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張朋亮譯）。封底印著“中文輸入法的源頭，人機交互的先聲”，還有徐冰、《紐約客》和《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的推薦語。《紐約客》說:

從方方面面揭示了漢字在整個二十世紀遭受的嚴重打壓。

此書請徐冰作序就很有深意。徐冰便是那個一本正經造出許多不存在的偽漢字的藝術家，稱為“天書“。他對漢字有特別的感悟。說來慚愧，讀到此書前，我并不了解前輩們為中文的輸入所做的偉大的開創性工作。以下的敘述我摘抄一點書中的內容。

令我們自豪的全世界最優美的漢字，在機械化的時代遇到了大麻煩。我曾買過英文打字機，練習到可以較快速度盲打。西方作家就是用雷明頓打字機創作的，可嘆我們用中文寫作就沒這個便利。二十世紀初，阿拉伯文、希伯來文、蒙古文、緬甸文等，眾多非拉丁文字都可用打字技術來輸入了，在全世界所有文字都可用機器輸入的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元年，有個說法令人無奈：“不存在中文打字機”。那是風起云涌的時代，激進的人們將方塊字認定為中國落后的根源之一，提出要整體廢棄漢字。

出生在美國的謝衛樓發明了中文打字機，證明可以不必走來走去地排版，而是坐著就將一切搞定。直到謝先生去世的一九一三年，他的發明沒有量產，也沒被推廣，甚至他的那臺原型打字機都下落不明。

一九一二年，留美學生周厚坤作為麻省理工學院的低年級學生參觀了一個展覽中的機械制造展廳。他寫下一段有趣而嚴重的話：

對于機藝，自更注意。有一機，尤惹余目。蓋見一盈盈之女郎，當機之鍵盤而坐。出其素手，撫捺機鍵，鍵動，森然之細孔，應手而現于一長紙條上。既畢，而后復置之于一機。由是精潔光致之鉛字，即已井然排列成雁行。而可付之于印機矣。綜計自始至終，耗數分鐘耳。蓋其機能自動而無間，故敏捷特甚。觀之足令吾中國排字之法，汗顏無地。吾問之，知其為一排字機也。吾乃瞿然而思，恍若置身于支那印刷室內。目觀排字者，手持尺板，憧憧往來，于紛紜之數千字中，覓其所需者之一。其繁重費時，為中國文化上之一障礙也。非一日矣。

吾于是思有所作為。

胸有大志的周厚坤將謝衛樓的四千常用字壓縮到三千字，重新排列組合，做成漢字滾筒。他的第一臺原型機完成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九一六年《紐約時報》作了詳細報道。《新青年》雜志和《大眾科學月刊》上刊登有周厚坤打字機的圖片。民國初年，以新觀念研究漢字的輸入漸漸起步。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的陳鶴琴研究了五十萬字的中文語料，為中文編訂“基本字匯”，在一九二八年出版《語體文應用字匯》的專著，被認為是漢字字頻分析的“第一部鴻篇巨制”。中文走向通俗化。陶行知先生創立的識字課本收字一千個，由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二三年出版，前三年銷量超過三百萬冊。革命家也看出了這個常用字推廣活動的意義，毛澤東主持編寫了一套新的基本漢字集。

差不多時間，紐約大學的祁暄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向媒體展示了他設計的中文打字機。他用超過一千三百個部件來拼成漢字。盡管他的發明未能商業化，卻在事實上成為五筆字型這類拆字輸入法的先驅。

他們的發明創造得到胡適等學者的關注，胡適痛斥廢除漢字的狂妄者。他恨恨地說：

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為文字而造，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也。以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鑿趾適履者之上千萬倍矣。

周厚坤和祁暄之間還有過爭論。結果周勝出。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將周厚坤請去督導中文打字機的深入研究和制造。一九一九年，有個叫舒震東的工程師進入商務印書館，他拋棄了周的漢字滾筒，代之以活字字盤。商務印書館投入重金，雇傭三百余人，成立四十多間工作室。在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一千年后，活字打字機誕生了。據說每小時可輸入兩千多字。有個順便一說的花絮，中國的第一部動畫片是《舒震東華文打字機》，由后來創作《大鬧天宮》的萬古蟾、萬籟鳴兄弟制作，時年一九二二。

中文打字機誕生了，但是，離開普及還差得很遠。我曾用過，證明它不是普通人可以隨手使用的工具。

在我的經歷中，有過一段小小的屈辱。大學畢業后我在一所公司的職工學校當語文教員，學校買來中文打字機，基本用途是打通知和考卷，由打字員操作。我看著新奇，就試著輸入自己已發表的小說。操作不難，有點像排版工人，但找到那個字非常麻煩，每個字的位置要死記硬背。小說剛輸了個開頭，我們慈眉善目的科長來跟我說話了，某同事向他報告我用打字機打自己的文章。說來這也算占了公家的便宜，應該制止，但接著的那句話刺痛了我。我的同事說，打字機是保密的東西。這有點嚴重了。我跟科長說，只聽說打出來的文件有保密的，哪來的保密的打字機？后來我就自覺不再去碰那個很不好用的東西，這也是我此后毅然購買這種“保密的東西”的動力之一。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北京文聯在長城飯店召開聲勢浩大的“作家換筆大會”，會上的明星產品是臺灣一公司發明的“中文手寫識別系統”。在一個平面上用筆寫漢字，電腦給你識別出來。識別較慢，常會認錯字，畢竟也算是個輸入方法。電腦的普及從作家開始，因為它對作家是生產資料，不是純粹的消費家電，用它可以生產作品。作品發表了有稿費，可以抵銷生產成本。作品寫好有備份，不再像阿城那樣將《車王》寫好寄稿子給寄丟了。當然需要學習一下，適應以鍵盤來輸入。一部分人的打字速度很快超過手寫速度，另外一部分人鍵盤輸入時思維受到嚴重干擾，無法創作。有些著名作家至今還在手寫。無論如何，這僅僅是一代人的問題，以后的年輕人全都毫無障礙地接受了鍵盤。

我用的是雙拼雙音。用拼音輸入，漢字的同音字太多，挑字費神。但變成詞組就好多了。自然碼允許自創。我自己做了一個詞組文件，將常用的我的你的他的她的它的、我說你說他說等等都做成了詞組，將人名做成詞。有人慕名來拷貝，發現我將“他媽的”也做成了詞組，令有潔癖者頗感不適。我與人為善，做了一個潔版特供友人。

我對理工科的專家一向有盲目的崇拜。宗教和哲學說得再天花亂墜，這個世界上靠得住的進步，往往是由物質的進步帶來的。大到電力和交通工具，小到打火機和抽水馬桶，給人類的便利和舒適實實在在。自從計算機被發明，人類最大的瘋勁用在它身上，日新月異。它是一個錯誤不斷的闖禍胚子，比孫悟空更難駕馭。有人擔心，人類最后或許會被它弄死。那個未來不談也罷，我們說得小一點，用著名的Windows舉例，它bug不斷，補丁不絕。就算沒有壞人來搗亂，它自圓其說就非常費力。

我寫過一篇惹事的文章，叫《批評方正》，發表在《南方周末》上。方正牌子最響亮的產品是電子照排系統，一門大生意。我批評的是它的一個小產品：WPS，北大新技術公司做的中文輸入系統。那時，我們都是用它來打字的。用它，是一段痛苦的經歷。我恨不得去給他們當義務校對，幫他們修改用戶指南。

作家都痛恨錯別字，但作家出錯只在自己的文章，軟件出錯就錯在千萬人的文章里。作家的錯別字自己可改，軟件錯了卻改不了。文件名中的漢字，“護照”自動變成了“互照”。它說可為文檔設密碼，那好啊，我的日記需要密碼。設好后發現五百八十行之后都不見了。另外，它會自說自話地自動復制一行。

我曾給公司寫信，慷慨地告訴他們我發現的問題，但無回音，也未見軟件有升級。批評文章發表后，當天就來了電話，第一句就是問我軟件哪里來的。那時，絕大多數人用的都是盜版軟件，如果我用盜版，那問題就簡單了，甚至有污蔑誹謗的嫌疑。但他們遇到的是我這樣的傻人。我告訴說，我花了一千多元錢買的方正漢卡（這張卡至今仍保存著），我可以在你們的機器上將我提到的錯誤重現。對方語氣好多了，邀請我去上海辦事處懇談。懇談中，邀請我方便的時候可去參觀他們公司。

我告訴對方，我每天用他們的軟件，指望他們的軟件幫助我創作，我用一年多的工資買他們產品，當然希望他們公司好，軟件好。如果正式產品還不如市面上的盜版軟件，他們怎么會有前途？

還是要感謝WPS，雖然后來我徹底放棄了它。在最初的時候，它畢竟讓中文系統從無到有，晃晃悠悠地陪我們走過那個黎明。

前兩天，我發現尊敬的Word也曾無緣無故復制一行文字。請偉大的微軟公司注意，我用的是正版Office 365。幾千個頂級的程序員做的產品還會出錯，只能說，神出鬼沒地出錯是電腦的宿命。于是，也是我們人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