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當下中國學界和文壇，陳子善和他的寫作是不容易被定義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個不成樣子的讀札、隨感。

一、陳子善是誰？

說他是“編輯家”，是的，毫無疑問，他編的書可能遠多于他寫的書。1982 年他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編的。我沒有做一個完全的統計，我相信近百種應該是有的。但是，他不在出版社工作，編書對他來說，好像又是一種業余的活兒。在當代文壇學界，這樣的編輯家恐怕寥寥無幾。所以，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那種當代編輯家。

說他是“學者”，但是他和我們一般印象里的學者又很不同。一般定義上的學者概念放在陳子善老師的身上，總覺得不是那么恰切。在現在的學術體制里，一個學者怎么能老是編書呢？當然，凡是編過書的人都知道，要想編好，太難了，甚至比自己寫一本都難，都麻煩、繁瑣，而且在高校又不計算工分。比如唐圭璋先生，他一輩子最大的貢獻是編《全宋詞》，那是編的，不是著。不是這次借機系統翻看了一下陳子善老師的編著，我無法想象，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即開始從事現代文學研究[1]的他，竟然到了 1992 年，也就是他四十五歲左右，才出版了自己寫的第一本書《遺落的明珠》[2]，還不是體系性的理論著作，而是小文章的合集。

除了自己買的和陳子善老師送的書，我翻了暨大圖書館里藏的署名陳子善的所有書，他自己寫的從最早的《遺落的明珠》到最新的《識小錄》[3]《梅川千字文》[4]，不止三十種，卻沒有一本一般意義上的所謂專著，也就是那種嚴整的理論性體系性的圍繞一個學術問題的理論著作。我自以為對陳子善老師的寫作還是了解一些的，但待我認真一查，心里還是不由得吃了一驚。關鍵他還在高校里任教，這在目前的學術體制里，恐怕不說絕無僅有，也絕對算得上鳳毛麟角了。試想，沒有理論著作，卻仍是名教授，在當下高校里簡直難以想象。

在格式化的當代大學學術體系里，旁逸斜出的另類存在，已經很難有存身之地了，然而在“魔都”上海卻有這位陳子善。而且，他還有自己的一套理論，振振有詞：“我本對那些高頭講章型的一本正經式的‘學術專著’缺乏興趣，我又不想去評選這個獎那個獎，這本并非沒有學術的小書就以這樣的‘雜著’的形式與讀者見面，豈不自然，豈不本色？我樂意這樣做。”[5]《發現的愉悅》的序言中，他說：“這本小書里的文字，當然都沒申請過‘科研項目’，也不是正經的學術論文，大都不符合‘學術規范’，但我自信是有點學術的。”[6]一個學者，卻從不寫專著，他自己出的書，都是小文章的合集；一個學者，卻不評獎。就是這樣，他在高校里有滋有味地任教、寫作、帶學生、編刊物，這幾乎已經成了絕響了。

用時下慣常使用的概念，似乎都不能恰切地命名他。或者說他的活法和方式，不能“榫卯”在職業化的概念里。

我們該怎么定義陳子善？子善老師是典型的以書話為寫作方式的人。如果翻看陳子善老師所有自己寫的集子，他的所有學術工作，除了編書，主要是以書話的文體形式呈現的。他的學問、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思考和情感，都散落在他的書話中。由此，我可以下這樣一個斷語：

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學院中人，陳子善是主要使用書話來進行研究和寫作的唯一的一位。

所以，無疑問的，“書話家陳子善”是成立的。

二、書話家是什么人？

那么，書話家又是什么樣的人呢？書話家，是“讀書人”。

在這里，“讀書人”需要重新定義。讀書人是我們日常中會掛在口頭的詞語，卻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追問一下讀書人的涵義。在一般印象里，讀書人大概包括兩種：經歷過較長學校教育、有較高學歷的人；或是以讀書、碼字為職業的人。

但是，事實上，“讀書人”無關學歷，也無關職業，甚至無關讀過多少書，寫過多少書。“讀書人”，應該有其內在規定性，那是一種特有的氣質。讀書人，得有書感、書癖；讀書人，對人對物還要有些“潔癖”，讀書人，要有些有所不為的固執，要對現實的照顧有所超拔，要有不為成規成矩成套所黏縛的拒絕和灑脫。正是這些特質，才讓讀書人與其他人顯示出不同來。

讀書人有書癖，即對書的那種癡迷成癖的愛好。按理說，搞人文學術、從事文字工作的，有誰不“愛”書呢？但事實上，并不一定如此，特別是當你了解真正的愛書人之后，比如陳子善那樣的，你才會發現并不是誰都能夠稱得上“愛書人”的。愛書人對書是無保留地付出情感的愛。陳子善就是這樣。每到一個地方，陳子善是經常逃會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訪舊書。他說：“人么，總有些癖好”，“我的癖好就是書。”“我記得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時候，當時我讀高一，沒書讀。我就和另外兩個同學到學校圖書館去偷書。具體分工是這樣的，一個負責望風，一個負責撬鎖，而我負責到里面去挑書，他們都相信我的眼光能挑到好書，主要是選了許多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你看，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挑書’了。反正，就是特別喜歡書。”[7]對于很多人來說，年輕時往往有過一段對書的熱愛，餓著肚子也要淘書，但是后來就慢慢地遠離了書籍。能把這種愛保持終身的，少之又少。而陳子善則是“不在家中，就在書店；不在書店，就在去書店的路上”[8]。他說：“以藏書、讀書、教書、編書、著書為己任，書之于我，永遠是‘不可以無此君’。”[9]陳子善戲稱：“如果我也可以算作一個‘都市漫游者’，滬上各古舊書店和古舊書集市則是我‘漫游’必到之地。”[10]

只要條件許可，我就會端坐在灰塵撲面的舊報刊堆中，翻動那些發黃發脆的紙頁。那個已離我們遠去的年代的人和事，又重新在我眼前出現、晃動，有時清晰，有時模糊，不斷引發我的遐想和沉思。這在我已養成一種習慣，或者更確切地說，已變成我的一種愛好了。[11]

這篇跋寫于 1992 年 7 月 30 日，按照時間推算，跋中所說的“十多年來”，那應該是從七十年代末開始，陳子善先生就沉溺于舊書舊報的灰塵中，浸淫于歷史的文獻中。那個時候的陳子善，不到三十歲，雖然容貌青春，但枯瘦清癯的身形掩于書堆之中，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歷史的場景。得書狂喜，失書沮喪，書是人的最重要的部分了。他說：

從上海的福州路和文廟到北京的琉璃廠和隆福寺，從香港的“神州”到臺北的新光華商場，從東京的神保町到倫敦的查令十字街，從新加坡的“百盛樓”到哈佛大學周邊的舊書市，我淘舊書從國內一直淘到港臺和海外，浸淫其中，陶醉其中，甚至還有天蒙蒙亮就起身趕到北京潘家園舊書集市“挑燈夜戰”的壯舉。淘到一本絕版書的歡欣，漏失一本簽名本的沮喪，其間的大喜大悲，非身臨其境者恐實難體會。[12]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學子，對書感尤其疏離了。其實，書感的養成，對于人文專業，尤其是文學專業和出版專業特別重要。逛書店、淘舊書、翻舊刊、沉浸圖書館應該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陳子善先生對書刊尤其是舊書刊的那種癡迷和敏銳，就是示范。

讀書人，往往有收藏癖。敬惜字紙，凡是和字紙有關的，都不舍得丟掉。陳子善就是這樣。對音樂關注，他就開始收藏音樂方面的東西。對貓喜愛，他就開始留意與貓相關的材料，以貓為題材的國畫、油畫、版畫、雕塑、藏書票、郵票、明信片、年歷、攝影集等等，都在此列，更不要說與此相關的“貓文”了。這種收藏癖，其實是收藏者自己具有歷史感的一種體現。我現在仍然記得幾年前上海巴金紀念館的周立民兄陪我到巴金故居參觀的情形。立民兄如數家珍地一一介紹的時候，我尤其驚訝的是故居柜櫥里的各種“紙片”，細細碎碎斑斑駁駁中，歷史就在這些紙片中浮現。當年的各種東西，巴金都沒有丟棄，一概保留，這幾乎是有點強迫癥的感覺了。巴金也是這樣一個有收藏癖的人。正是這種“敬惜”，歷史就在舊物中活下來了。

讀書人，要有趣味，要好玩兒。這個好玩兒，指的是心態，要帶著趣味的、業余的心態。除了淘舊書和跑舊書店書攤的路上，翻閱那些淘來的舊籍、把玩諸如毛邊本之類的書刊，才是他淘與跑的重要目的：

愛讀書的朋友，可能的話，找一部毛邊本邊裁邊讀，一定也能放松自己的情緒，舒展自己的思想。畢竟，夜深人靜，清茗一杯，在燈下欣賞毛邊本特殊的美感，從容裁讀毛邊本，是一種優雅的生活態度，一種陶然的讀書境界，別有情趣。[13]

而具體到眼光，則必須是專業的。在故紙堆中，陳子善帶著偵探的眼光，尋繹出歷史塵埃之下的蛛絲馬跡。書與人、人與事、人與人、文與史之間的隱秘關聯，就被這位偵探發現了。比如魯迅和郁達夫第一次會面到底是哪一天[14]，魯迅和巴金到底見過幾面，每次都做了什么[15]，等等這些，抽絲剝繭中被他講述的生動活潑、清清爽爽。但他又不是徹頭徹尾的“偵探”，你看，他并沒有把這些發現密藏起來待價而沽、伺機而動。在偵察探究的過程中，他是專業的高級偵探，一旦發現了秘密和答案，他卻立刻忘掉了偵探的職業，忘掉了這份史料秘藏的價值，這個時候他就把這份秘密輕易地給別人“八卦”了出來。他隨便找一個報紙，爆出來這個發現、那條線索，最后還不忘提醒別人：此地有寶，諸君可以從哪幾條路徑繼續深挖。或許在別人一篇大文章就這樣出來了，而他無意于此，他在發現的愉悅感中，興沖沖地轉往下一個地方去也。

讀書人，是愛生活的人。真正的讀書人，一定不是枯燥的，而是鮮活的，有生命力的。熱愛生活，是讀書人的必然。我們不要覺得陳子善的生活就是埋在故紙堆中，他其實有很多愛好，而且他會把這些愛好做成了專業。比如他喜歡古典音樂，他編《雅人樂話》[16]，編《流動的經典》[17]。他甚至說：“也許與古典音樂經典的親熱要伴隨到我生命的終結了。”[18]不僅如此，他還把傾聽經典的感受，用題記或者說書話的形式寫下來，成為一則則精彩的“樂話”。他說，“巴赫是宗教的，超凡脫俗；巴赫也是世俗的，最富人情味”。人情味，或許是他對音樂的迷戀的鑰匙和起點，也是終點。對舒伯特，陳子善說：“當年，正是他的《第八交響曲》，即西方藝術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作，那樣的溫柔繾綣、憂傷動人，為我開啟了進入古典音樂堂奧的大門。就憑這一點，我永遠感激舒伯特。”[19]而“夜深人靜，萬籟俱寂之際，正是聆聽肖邦的最佳時刻”[20]，他“記不清最初聽到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是什么時候了，反正是在那個視古典音樂為洪水猛獸的荒唐年代里。也正因此，我對這位偉大的俄國作曲家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21]。談到肖斯塔科維奇，他說：“精神孤獨的肖氏‘戴著鐐銬跳舞’，跳的多不容易，又多么出色！”[22]他不僅是書癡，也是樂癡。

陳子善還喜歡動物，貓是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所以他編出《貓啊，貓》一書。在同題的文章《貓啊，貓》中，他飽含情感地娓娓道來自己與貓的緣分。從作為小貓阿咪的鄰居，到瑪麗的病亡、花花的亡命天涯，再到皮皮的優雅風度，與貓的緣分交往貫穿著陳子善本人的生活年歲的變化。陳子善“貓文”寫的其實何嘗不是人：“貓是溫柔的，安詳恬靜的，是美妙的藝術品，貓同時也是神秘的，獨立的，是難以捉摸的。貓對人若即若離，是因為它們并不想表現無私和順從，貓只希望人明白，它們之所以與人一起生活是它們自己的選擇。”“如果你能與貓親密共處，也許你就懂得了愛，懂得了理解，懂得了尊重，懂得了同情，懂得了寬容。”[23]愛書，更會讓你愛生活，愛生命，從蟲魚、草木、鳥獸中體察生命的深意。新文學家中的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以書話名世的葉靈鳳、黃裳等，無不是這樣，生活充滿樂趣，而且從樂趣中發現道理，再從道理回歸樂趣本身。

其實這就是讀書人，讀書讀得通透的人。

三、書話是什么話？

為陳子善老師勾勒作為書話家的側影，這個機緣，讓我重新拾起久已不彈的書話舊調。

書話，話的是書里書外的人。在“人蹤書影文叢”的總序中，李輝有過這樣感性的描述：“書和人一樣。一本又一本書誕生的過程，一個又一個有心人尋訪書的故事，本來就是人的生活過程。書影與人的蹤跡一樣，總是留給我們無限的興趣，正因為如此，不少人為此津津樂道甚至迷戀其中，從而體驗到別樣的愉悅”[24]。

書即人。我曾在《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的后記里記下過二十多年前在舊都開封上學期間的一次淘書經歷：

在開封上學的時候，除了書店街兩旁的林立的新舊書店，還有更多的是錯落于潘楊湖岸邊的舊書攤，一個挨著一個，圍繞著這個滿溢歷史的湖，成為故都汴梁獨有的風景，徜徉其中是我最大的樂趣。在河南大學西邊的小巷子里，常常有些推著三輪車出來賣舊書的小販，他們大多是以此為生的“老油條”，也有補貼家用的下崗工人。當然偶爾還會有愛書者因為家庭的變故不得不出賣自己積累半生的藏書。

在一個春天的午后，乍暖還寒，我去小巷子淘書。巷子口邊停著一個三輪車，車上碼著整整齊齊的一車書。看到這么多品相很好的舊書，我不由得駐足翻閱。書攤主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白發蒼蒼，但是打理得非常整潔，就連三輪車都極干凈，車上的油漆顏色絲毫沒有擦碰的破損痕跡，完全不像那些“油條”書販的車子，黑漆漆，油乎乎，一點不講究。看到這樣一個賣書人，我不由得就多問了幾句，終于從老太太口中得知，原來這些書籍都是她老伴辛苦淘得的。她老伴一輩子愛書，愛看書，愛買書。但是前不久得了一場大病，為了籌集錢來治病，在她的一再勸說下，老伴忍痛同意將這大半生積攢起來的藏書賣掉。

這是古城與其他一些城市不同的地方，有著一個愛書的民間社會。在如開封這樣的老城中，有很多市民不帶有功利性的完全出于自己的喜好興趣而買書、讀書，他們往往既非學者也非作家，甚至連一般意義上所謂的文化人都不是，從事著與文字毫不搭界的工作，但依然對書籍鐘情。而一個城市所謂文化底蘊、文化氛圍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功于他們。我最終挑選了品相很好的《西廂記》、《長生殿》等幾本，盡管真的想再多買一些，但是苦于囊中羞澀，不得不作罷。付完錢，走出好遠，我禁不住回望老太太瘦弱的身軀，寒風中我似乎能聽到她的嘆息，能感到她的無奈。

那一刻，我撫著懷中剛剛買得的書籍，悵然不已，我隱隱明白了書籍在無數次的流轉中，閱盡了人世間的滄桑，書籍就是歷史和人生的見證者。書刊典籍所承載的不僅僅是物理性的字跡，也不僅僅是知識性的內容，更充溢著讀書人愛書者的悲歡宿命，歷史與人世變幻的面影。郁達夫所謂書即是人，人即是書，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25]

對于“書”中之“人”，子善先生的書話則又有些許不同。他說，初版本簽名本“在偶然中撞見而毫不猶豫購下的。當時的喜悅，就仿佛前輩作家的心靈世界被我觸摸到，被遮蔽的文學史的一頁就在我手中‘定格’”[26]。他的《從劍橋到倫敦：中國作家簽名本尋蹤》一文，尤其能體現另一種書和人的融合。他尋的是書，但講的還是人，人的故事，人的精神和情感。

徐志摩贈給他在劍橋留學時的老師狄更生一部康熙年間的《唐詩別裁集》，時隔八十九年之后，陳子善將這部《唐詩別裁集》翻開，徐志摩題簽赫然：

書雖凋蠹，實在我家藏，客居無以為贐，幸先生莞爾納此，榮寵深矣。

徐志摩敬奉 十年十一月 劍橋[27]

觀此，徐志摩與狄更生的交誼、臨別等等歷史情景無不栩栩然而浮現。陳子善又記述：查劍橋大學圖書館印記，這部《唐詩別裁集》是1932年8月3日入藏的，正是狄更生去世的這一年。簡短卻又扼要的記述中，我們可以遙想狄更生臨終前對藏書尤其是這部別裁的安排。書，就這樣串起了人，成為歷史的中介和歷史本身。

既是故事，是歷史，總會有遺憾。陳子善接著談到：

書中還應有徐志摩題贈狄更生的一首詩，而且是目前已知的徐志摩的“處女作”，卻翻遍六冊，不見蹤影。趕緊再查書目，始知當初入藏后未馬上編目，20世紀40年代編目的 Gustav Haloun先生已經在目錄卡上特別注明，書中另有徐志摩親筆三紙。而如今這寶貴的三紙贈詩身在何處，是否還存于霄壤之間？令人既擔心，又抱著希望。[28]

這種牽掛、遺憾和揪心，正是字、紙所給予讀書人的，靈魂情感，正為那一紙所系。子善先生又從這個記錄中，引出了 Haloun 先生，他是劍橋王家學院的院士，曾與蕭乾有密切往還，也是曾邀約蕭乾赴劍橋任教而被婉拒者。陳子善又在圖書館里尋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的蕭乾《創作四試》，而這本書的扉頁，正是作者蕭乾給 Haloun 先生的題簽：“何倫教授指正 蕭乾持贈一九四八、八月”。

到這里，子善老師這次訪書，已經極有意思了，在我讀得也是津津有味，然而子善老師的眼睛，賊亮得很，他的發現還不限于此。他又有了新的發現：冼玉清的舊體詩集《流離百詠》，線裝石印，1949 年刊行。冼玉清此集，陳寅恪曾有很高評價：“不獨文字優美，且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者必有所取資可無疑也。”更有意味的是，這本詩集的扉頁，竟有冼玉清致何倫的親筆信。這封信，子善先生忍不住抄錄在自己的文章里，筆者也忍不住轉錄于此。

夏倫教授大鑒：

去夏澳門聚首，共訪藏書，日月如梭，轉瞬又已半載。想福祉勝常，百凡暢適為祝。

此間自新政府到后，一切趨新，舊籍無人過問，加以四民艱困，衣食已感不足，更無余力買書，書店有門可羅雀之嘆。北京上海亦同此情形矣。

玉清埋頭學業，日夕無閑。值韓禮德先生返英之便，送呈瓷器水池一個，送尊夫人織錦銀包一個，又送貴校圖書館拙作《流離百詠》一冊，統希點收為幸。

冼玉清拜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日

徐志摩、狄更生、韋理、蕭乾、何倫、冼玉清、周作人、莊士敦、胡適等等之間的故事，全被一冊冊簽名本串起因緣，娓娓道來，歷史、情感、人事、風云都在其中氤氳。

我在《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一書中，曾將書話做了分類，其中有得書記、失書記等。陳子善先生書話中所談之得書故實，書籍之流轉，他自己也是這個流轉散聚過程中的一環了。比如《徐志摩的猛虎集》談到作者所藏猛虎集初版本，也是徐志摩的簽名本的由來，從徐志摩到所贈的魏智，后又流落于舊書肆而為谷林所得，谷林又轉贈陸灝，而陸灝又贈與子善先生。而另一冊施蟄存的《燈下集》，施蟄存題贈沈從文，輾轉多年后竟然被子善先生購得，于是他找到施蟄存先生：

他老人家一面仔細翻看這部留下他手澤的舊著，一面連連搖頭說：“你花那么多錢，何必呢，何必呢！”[29]

如此生動的細節，十分感人，令人唏噓動容。書話所留心的，正是舊人和往事。再如陳子善的《項美麗的〈中國與我〉》[30]，談的主要并不在書本身，而是花了不少篇幅講述項美麗以美國人身份從日寇那里搶救其戀人邵洵美的珍貴藏書的往事。

陳子善正是在用書話為文學史上的失蹤者造像。但是這種造像，不是完整的雕塑，不是寫實的刻畫，而是寫意的印象式的勾勒。比如他的多則書話談及熊式一。熊氏也是失蹤者之一，陳寅恪先生曾評價“海外林熊各擅場”，也就是說熊的貢獻并不亞于林語堂。這個分量夠寫幾篇大文章吧。如果按照常規的學術論文體例，至少可以從生平、創作、文學價值、文學史意義等幾個方面，洋洋灑灑數萬字的長文成矣。何樂而不為呢？但是，陳子善老師不這樣，他只是用數則書話小文，隨意點染和提示。《熊式一的〈八十回憶〉》《關于熊式一〈天橋〉的斷想》[31]正是如此。

如果說前一種論文寫法，是文學研究（包括作家作品研究）的英雄塑像，而后者陳子善書話的寫法則是隨性的寫意式的藝文勾畫。前者更適合放置于殿堂中心，而后者是幽靜林蔭小路邊的零星散落。曲徑通幽中，會心者才能一一擷取。一鱗半爪的點染，斑斑駁駁的側影，需要會心的讀者，清茶一杯，望著那東鱗西爪的拼接，細細品味把玩，用自己的想象力和歷史的邏輯勾連他們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另一種文學史的拼圖。

書話，又是一種本色的話。書話的文體風格是一種返樸歸真，是對一種本色傳統的恢復。我在《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論述：

本色的表達，是述學語言的一種最基礎的底色。學者尤其是初學者理應從本色型語言練起，首先把話說清楚，把問題老老實實地表述明白。這里面包含著一種基本的學術功能——講理。本色的表達，同時又是一種極高的語言層次。返樸歸真，而不是停留于花里胡哨的炫技的學術修辭術層面，是一種更高的進階。在一定意義上，敢于直接使用“說徐志摩”“說郁達夫”這樣的表述，其實正是學術自信的表現。記得筆者在《書窗內外》的后記里曾說過這樣的話：“偶見梁漱溟先生語，能解決真問題的，才是真學問。此言得之。于是恍然大悟，寫出的東西，屬于學術之文也罷，還是隨性之筆也罷，不去管它，只要是出自自己點滴所思，只要是誠意而為，文中只要有我，哪怕是淺薄的我、支離零星的我，可也。”我還在另一篇隨筆中有過表述：“用空洞的抒情、疊加的排比，或用繁復的手法，夾纏的句式，來偽飾情感的淺薄，掩蓋思想的貧弱，這早已是很多人寫作的不二法門。一是“濫情”，一是“不講理”，這兩方面共同構成了時代文風的某種傾向：理性精神的缺乏。面對這種偏向，我們不得不重提那個真實、簡明才好的文章底線和語言常識。”我要在此補充指出的是，對于述學語言來說，“真實、簡明”尤為重要。[32]

我不大相信事后編輯出版的各種作家選集、文集、全集和合集，寧可自己去查閱原始的報刊書籍，至少也要把前者與后者加以對照，求得印證。唯其如此，才可能浸淫在當年具體的文學氛圍中，設身處地地熟悉研究對象，從而實現研究主體對研究客體盡可能的貼近，進入于作家共同的感受與情懷的特定境界。[33]

在《張愛玲〈天才夢〉和文學獎》[34]里，他也并不輕信張愛玲自己的回憶以及水晶的講述、趙岡的說法，他抱來塵灰中的《西風》雜志，細細翻看。一番操作下來，發現張、水、趙三家的回憶和說法都有錯訛。歷史的真相在這輕輕一揮中，呈現出來。至于如何發揮、怎樣闡釋，似乎已經和他無關了。其實，這可是大題目啊，洋洋灑灑下來，不弄個幾萬字下來，多可惜。但他好像并不在意，他一直以來如此，在各種小報上發些零零碎碎的文字，從他的百寶囊中，抖落出來一篇篇的軼文、一個個的材料，樂此不疲。一篇篇書話，就是在這“樂”此不疲、自得其“樂”的樂趣中不斷地產生。

四、書話就是書話

我十年前的那本《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已經對書話做了系統的定義，也對書話諸方面的特點做了歸納[35]。本來，偷懶的話，我直接套用就可以了，但那實在對不住陳子善老師的信任和雅意了。博士論文完成至今十多年一晃過去了，關于書話的一些新想法，何不湊這個機會說一下呢？

陳子善及其寫作，是一種獨特的存在，融合文、學的存在。我曾獲批立項的中國博士后基金特別資助項目的研究題目是“現代中國作家學者化現象研究”。這個研究關注的即作家與學者一身二任的問題，或者說作家學者寫作的融通問題，在一系列論文中也表達過這樣的觀點。我現在的想法稍有變化。我以前考慮的，多是從作者“學者化”出發，但是現在想想，這種提法本身也有些“隔”，仍是把作家、學者對立起來看了。

事實上，好的作家和好的學者，他們的寫作從來都不是隔膜的，更不是絕緣的。恰恰相反，他們的寫作是融通的。我們可以在“文”中體會出“學”，更能在“學”中獲得“文”的愉悅。其實，再深一層看，他們的寫作，就是寫作而已，就是在寫自己的所思所感所聞所見，作者把他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所思考的、所牽念的、所郁結的，通過寫作蘊藉于中。試問，哪個好的作家沒有思想，哪個好的學者沒有體驗？陳寅恪先生的論文寫到興奮處，會突然冒出“哈哈”來，其實這是一個學者寫作應有的巔峰狀態和體驗。這一刻，學術就是生命的書寫。

只要是生命的書寫，投入了自己的趣味、思想、體驗、情感的文字，都擁有了文學最核心的東西，都擁有了文學的質地和靈魂。所以，文學是什么呢？關于文學的定義，大多數是從形式與修辭或者文體來著眼的，這種定義方式容易技術化和器物化，所見的往往是從文學切割下來的一部分的斷片和片面，而不是文學的“全體”。無論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的文體分類，還是純文學的切法，這樣一刀刀下去，文學不純的東西紛紛落下，“千刀萬剮”到最后，那個臆想中的所謂純文學也就不復存在了。最后的結果，文學反而不見了。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其實最核心的，應該是一種書寫生命狀態的過程。

唐弢[36]、姜德明[37]、錢谷融[38]、綠林書房[39]、王兆勝[40]、羅文華[41]、徐雁[42]等，諸位先生[43]都先后對書話有所界定申說，打下了書話研究的堅實的必要的基礎。在諸賢的基礎上，我綜合各家之言，也給書話下了定義。但后來我仍覺得僅僅從文體上還把握，還是顯得有點皮相了，于是又逐漸修正，進而提出了大書話的觀念，力圖保持書話本身的張力和彈性。[44]寫這篇文章時，我想所謂書話，不妨更直接和稍顯武斷的表述為：

書話就是借助“書”來說一些“人話”。這里的人話，區別于套話、空話，更不同于騙人的鬼話。

因為，從文體的生成而言，書話本身是反格式化的。這里包括寫作心態，也包括文體形態。在寫作心態上，書話是極為隨性的一種寫作。書話寫作事先沒有任何的框架限制，隨意寫來。這種寫作心態隨性、放松，無拘無束，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隨物賦形，自然流淌。老子說過，“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這個“無為”，牟宗三稱之為無取，以至于無為，即從有取到無取得實現，從明他到明己的回歸。與高頭講章的研究與體制化的文學寫作不同，書話家或者說讀書人要有“無取”“無為”的心態。

具體到文體形態上，也有直接反映。書話，應該是最不像文章學意義上的“文章”的一種了。大多數文體都有形式形態上的規定性，但是書話沒有，也不需要。當初我不斷琢磨著給書話下定義的時候，開始思考定義本身的問題。其實，定義是有限度的，甚至有偏失的。文體一旦被定義，一旦被認可，形成共識，那就意味著危險的開始——陳詞濫調的出現。所以，與其下定義，不如保持其開放性，讓它們從心所欲，讓它們隨“書”賦形，讓寫作者隨興而行止，如此方有避免陳詞濫調的可能。

那么，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意味著書話就可以隨便寫了？那豈不是無邊無際，因而也就無影無蹤了？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書話本身有著特殊的氣味、感覺，書話作者有著特殊的氣質，不到一定年齡、閱歷、積淀而無法達到的氣質。當到了一定年齡，到了一定積累，到了一定閱歷，那種氣質自然相通。什么樣的氣質？前面已經說了很多，那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讀書人”下筆，從心所欲不逾矩，于是書話乃成。陳子善在《我當過“孔乙己”》里，寫自己在特殊時期的“竊書”的往事。他感慨說：“選擇不受約束和限制的讀書，就是選擇心靈的自由飛翔。”[45]接著他這話，筆者要補充的是，因書引發的不受約束和限制而寫下的話，其實就是書話，那才有說“人”話的可能。

書話看似門檻很低，但事實并不如此。它有些像古董瑣記，必須對書的版本熟稔，必須對書的故事了解，必須對書的作者和書中的故實了如指掌。同時，還必須玩賞把弄的過程，書在書話家手里，就是一件“古董”，而這“古董”沒有拒人千里之外的莊嚴，不能是放置于玻璃柜櫥里的寶藏，而是擺放在案頭幾上隨時玩賞的清供。在這把玩清賞品評中，它的裝幀、設計、題簽、用紙、內容，它的陳舊氣息，它的流轉變遷，都了然于心，書的“全體”都已經成為了一種審美對象。在賞玩過程中，讀書人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于是一個機緣勾起了話題，隨意寫下來。

當然，并不是所有書都符合賞玩的條件，就像舊的物件很多，但并不是所有舊物件都能成為觀賞把玩的對象。書話所話之對象，要有經典性，要有歲月的淘洗和積淀，要有歷史的劃痕，要有劃痕中并不如煙的往事和故人，你能了解、體會、感受它的質地。惟其如此，書，成為了審美對象。注意這里的書，不僅僅是書的物理存在，也不僅僅是書里的內容（形象思想、理論、觀念），而是書的“全體”。換句話說，是作為歷史過程的書，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書。這樣情況下寫作書話，本身就成了一種審美現象。

說起來好像很輕松，其實要寫好，太難。陳子善自己的體會非常真切：“舊書舊刊的這么多名堂，非親眼目睹，非親手翻查驗證不可。否則，發掘作家的佚文逸事，糾正文學史記載的錯漏傳訛就根本無從談起。”“淘舊書的關鍵在于‘淘’。徜徉書市冷攤，東翻西翻，東找西找。”[46]這是寫作中的舉重若輕，如果沒有前面說的這些條件，那就沒有味道，要么流于簡單的文學批評，要么變成格式化的書評，而離書話遠甚。

所以，在當今的智能化時代，書話寫作的這個“全過程”實在近于一種稀見的手工活了。在這個意義上說，陳子善的學問，是淘舊書淘出來的學問，陳子善的書話是“淘”（打磨）出來的手工藝品。

真的讀書人和真的書話寫作，理應在“淘”（洗）中愈來愈見出其清澈的本色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百年中國書話重要文獻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19AZW018）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陳子善說：“從一九七六年秋參加《魯迅全集》注釋開始，我走上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不歸路。”參見陳子善：《打撈遺落的明珠：我的第一本書》，《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頁。

[2]陳子善：《遺落的明珠》，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年版。

[3]陳子善：《識小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4]陳子善：《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5]陳子善：《跋》，《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頁。

[6]陳子善：《自序》，《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陳子善：《我從不懷疑我的工作》，《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頁。

[8]陳子善：《上海：“山水”、“鳳鳴”和“福德”》，《自畫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頁。

[9]陳子善：《“雪夜閉門讀禁書”》，《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頁。

[10]陳子善：《逛上海老城覓舊書》，《自畫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頁。

[11][33]陳子善：《〈遺落的明珠〉跋》，《自畫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8頁。

[12][26][46]陳子善：《淘舊書》，《自畫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頁、158頁、158頁。

[13]陳子善：《毛邊本種種》，《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頁。

[14]陳子善：《1923 年大年初二》，《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15]陳子善：《魯迅與巴金見過幾次面？》，《識小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16]《雅人樂話》，陳子善編，文匯出版社1995年版。

[17]《流動的經典》，陳子善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8]陳子善：《流動的經典編后小語》，《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頁。

[19][20][21][22]陳子善：《流動的經典題記》，《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38頁、138頁、139頁、140頁。

[23]陳子善：《貓啊，貓》，《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頁。

[24]李輝：《“人蹤書影文叢”總序》，《發現的愉悅》，陳子善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5]趙普光：《后記》，《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316頁。

[27][28]陳子善：《從劍橋到倫敦：中國作家簽名本尋蹤》，《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頁、112頁。

[29]陳子善：《施蟄存的〈燈下集〉》，《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頁。

[30]陳子善：《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1]陳子善：《拾遺小箋》，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

[32]趙普光：《不“冷”不“熱”的子善先生：兼及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22年第6期。

[34]陳子善：《張愛玲〈天才夢〉和文學獎》，《發現的愉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拙著《書話與現代中國文學》是在200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章專論書話的“前世今生”、書話的概念、書話的文體特征，及書話在文學、文化、述學等特性之間的張力和彈性。更早的定義可以追溯到 2005 年的《論現代書話的概念及其文體特征》（《黑龍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

[36]參見晦庵（唐弢）：《序》，《書話》，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以及唐弢：《序》，《晦庵書話》，三聯書店1980年版。[37]姜德明主編“現代書話叢書”，書前序言有所論及。第一輯北京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包括：《魯迅書話》《周作人書話》《鄭振鐸書話》《阿英書話》《巴金書話》《唐弢書話》《孫犁書話》《黃裳書話》。第二輯北京出版社1997年12月版，包括：《夏衍書話》《曹聚仁書話》《胡風書話》《葉靈鳳書話》《陳原書話》《姜德明書話》《倪墨炎書話》《胡從經書話》。

[38]錢谷融先生曾主編過“近人書話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包括《胡適書話》《葉德輝書話》《梁啟超書話》《林語堂書話》《周越然書話》《劉半農書話》《顧頡剛書話》《郁達夫書話》《王國維書話》《蔡元培書話》《林琴南書話》《劉師培書話》等十二種。這個叢書的總序中，錢谷融先生也表達了對書話概念文體的界說。按：此叢書和“今人書話系列”實際的策劃者都是“綠林書房”。“綠林書房”其實李慶西和吳俊兩位學者合用的筆名，多年以后，陳子善在文章中才將透露了具體的情況，解釋了這個書話研究中一個多年的“秘密”：“錢谷融先生主編的‘近人書話系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啟動，我是參與其中的編選者之一。這套叢書共十二種，我承擔了劉半農、林語堂、周越然三種，而叢書的策劃者是‘綠林書房’。所謂‘綠林書房’，其實就是兩位綠林豪杰，即慶西兄和我的同事吳俊兄是也。‘綠林書房’一共策劃了兩套叢書，另一套是‘今人書話系列’，《撈針集》即為其中之一。兩套叢書陸續推出后，許多人向我打聽，‘綠林書房’有哪些人，我都故作神秘，笑而不答。而今已時隔二十多年，可以揭曉了。”（見陳子善：《我的責編李慶西兄》，《名作欣賞》2023年第1期）

[39]“綠林書房”策劃“今人書話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包括《漫卷詩書：陳平原書話》《尚在旅途：吳方書話》《沉入詞語：南帆書話》《被遺忘與被批評的：朱學勤書話》《冬夜小札：劉緒源書話》《撈針集：陳子善書話》《第二壺茶：施康強書話》《釀一碗懷舊的酒：愷蒂書話》《終朝采綠：揚之水書話》《太陽消失之后：王曉明書話》《天地玄黃：葛劍雄書話》等。“綠林書房”在叢書的總序中對書話有所申說。

[40]王兆勝：《論 20 世紀中國書話散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1年第1期。

[41]羅文華：《一種特殊的散文——論書話》，《天津文學》1996年第6期。

[42]徐雁：《書話源流與文體風范》，《出版廣角》1998 年第 1 期。

[43]當然還有鐘叔和、陳平原、陳子善、止庵、徐雁平等等很多先生都對書話文體和概念發表過或多或少的評論和界定。篇幅所限無法一一列舉。

[44]參見《全面開展書話文獻整理匯編和系統研究——訪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趙普光》，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ky.cssn.cn/wx/wx＿bwyc/201908/t20190807＿4952733.shtml。

[45]陳子善：《我當過“孔乙己”》，《探幽途中》，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