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最近，東方甄選似乎成了“熱搜體質”。以董宇輝、孫東旭為主角的“小作文事件”余波未平，一場“1元賣書”促銷活動，又將這家公司送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這場涉及5000本圖書的特賣，原本只是東方甄選新年促銷活動的一環，但是，出版界對這種銷售模式的劇烈反應，卻讓此事的意義不再簡單。

有出版人發文稱，此舉讓自己幾十年對俞敏洪的敬意一夜歸零。《中國出版傳媒商報》以“東方甄選竟然1元賣書！出版還能干嗎？”為題報道此事后，新聞下方獲贊最多的評論寫道：“谷賤傷農，書賤傷作者、譯者、編者、編輯、營銷、封設、校對、印刷、發行、書店員……”

消費者得利，自然就得有人讓利，出版行業因此感到“肉疼”，在所難免。追根究底，與其說是東方甄選的“1元促銷”引發了這場爭議，不如說這是文化消費市場必然要面對的一道難題。

東方甄選的這場活動，本質無非是一場低價促銷。我們與其死盯著一家公司、一場活動，不如將視角拉遠，分析一下圖書定價現狀對文化事業的影響。也只有努力找到讀者、作者、出版行業多方利益的平衡點，實現社會價值的最優配置，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近年來，中國的圖書市場呈現出一種矛盾的趨勢：一方面，圖書的官方定價持續攀升，令許多讀者感到負擔過重，直呼“買不起”；另一方面，電商平臺頻繁推出的折扣活動，使得大多數人實際上是以低于標價的價格購書，甚至不難撿到五折以下的“大便宜”。

就大環境而言，出版行業的盈利空間近年來并沒有明顯擴大，許多企業都在掙扎求生。書籍定價的不斷上漲，反映出的其實是出版成本的增加。但是，消費者并沒有“體諒”商家的道德義務，尤其是對那些經濟基礎相對弱的讀者而言，尋求更低的折扣是很自然的。

顯然，倘若一本書以原價就能大賣特賣，任何經銷商都沒有主動降價的理由。電商平臺之敢于打“價格牌”，既是因為他們經過評估，判定降價后依然可以保障出版方與零售端都有盈利，也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薄利多銷”。

面對這一現狀，出版從業者感到無奈、委屈，都可以理解。但是，圖書消費市場的承受能力與認知基礎就擺在這里，單憑情緒無法改變現實。長遠而論，在紙質書面臨互聯網浪潮沖擊的時代背景下，只有在穩住讀者大盤的基礎上，逐漸營造出全民閱讀的習慣與氛圍，才能使圖書出版行業進入良性循環，進而助推公共文化事業發展。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暫時以低價打開局面，其實未必會“谷賤傷農”，反而有利于擴大讀者基數。

諸如“1元購書”這類極端折扣活動，也并非市場常態。就像有業內人士分析的，電商平臺對特定書籍“賠本賣”，其實是一種獲客手段，一旦客人被吸引到直播間里，那些能夠盈利的非折扣品就能賣得更好，反過來填平損益區間。這些活動看似削弱了圖書的價值，卻有助于一些冷門書籍的曝光和傳播。在一定程度上，這還可以鼓勵那些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參與到閱讀中來。

不過，我們也應看到，在中國，從作者、譯者、編者到印刷、發行、銷售，圖書出版行業的整個鏈條，都難以說得上是多賺錢的買賣。對于圖書出版這樣的事業，我們的社會文化傾向于將其認定為一種“準公益事業”，而不樂見其收獲太多商業利益。基于此，縱然國內書價連年上漲，其價格基線依然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一方面，這種價格設置更加貼合國內消費者的經濟能力，使得更多人能夠享受到閱讀的樂趣，構建一個更為包容和多元的文化生態。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較高的圖書價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作者和出版社的利益，鼓勵了高質量文化產品的創作和生產。

2022年的全國兩會上，新聞出版領域的全國政協委員潘凱雄、譚躍、趙東亮提交了《關于加速推動圖書價格立法的再提案》，主張對圖書“價格戰”做出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版界對圖書價格現狀的擔憂，以及業內人士想要推動的政策方向。

在圖書定價問題上，各方的利益訴求看似不同，但本質上都希望圖書行業繁榮發展。既然大家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就必然有互利共贏的實踐空間。在推動圖書定價走向更加合理區間的過程中，讀者的需求和出版行業的聲音都應得到傾聽。畢竟，全民閱讀這件事，離不開讀書的人，也離不開出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