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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倫理文化為根基的傳統倫理關系既包括統治者內部的君臣關系，也包括統治者與非統治者之間的君民關系。君臣關系的倫理規范和道德準則雖植根于具體的父子血緣秩序，卻是經過抽象觀念的提升而建立起來的，其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關系。20世紀初發生的“道德革命”又被稱為“倫理革命”或者“三綱革命”，使君為臣綱的傳統倫理遭遇重大危機。晚清新小說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反映民眾的思想和精神，不僅批判君主專制的社會弊病和戕害個體獨立人格的禮教倫理，還提倡從忠君到愛國的思想轉向和從臣民到國民的身份轉變，表現出救亡圖存的政治訴求和強烈的時代色彩。晚清新小說君臣倫理敘事和倫理變革思潮交匯互動，在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對傳統君為臣綱倫理的批判

傳統君為臣綱倫理意味著封建君主對臣民的絕對支配權和控制權，其核心內容是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和神圣不可侵犯性，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倫理合法性和道德權威性。晚清新小說對君為臣綱的批判主要表現在揭露“君權神授”的欺騙性和荒謬性，揭示封建專制君主實則為獨夫民賊的本質，提出以民權限制或取代專制的封建君權，反映了晚清逐漸覺醒的權利意識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訴求。

署名為“嶺南羽衣女士”的《東歐女豪杰》是一部政治小說，敘寫了蘇菲亞、晏德烈、裴莪彌等人反抗俄國沙皇專制統治的英雄故事。小說第三回寫晏德烈去看望因革命被捕入獄的蘇菲亞時，插敘了晏德烈年少求學時期抨擊“君權神授”謬說的場景。晏德烈一身俠氣，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會挺身而出。晏德烈的父母擔心兒子闖禍，將其送到奧特士沙大學堂接受管教。這個學堂非常守舊，主張專制思想，實際上是教化人養成恭順、服從的奴性的地方，但學堂不僅沒有成功規訓晏德烈，反而成為晏德烈批判專制、守舊思想的場域。有一次，教習在講堂上鼓吹“君權神授”的倫理思想來教化學生，這激發了晏德烈的強烈不滿和極大憤怒。晏德烈慷慨陳詞，情緒激昂地痛斥教習“君權神授”的謬論，其言辭滔滔有數千字之多，現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你說君權神授，你可說出什么憑據來呢？那個神字，原是野蠻世界拿出來哄著愚人的話，如今科學大明，這些荒誕無稽的謬說那里還能立足呢？不通的政治家說君權神授，正和那宗教家說什么天父、說什么天使的一般見識，如今他們的迷信謬論都被人攻了去，再不能夠辯護過來了，你還想靠著神權的舊議論，替那些民賊提出“天子”兩個字來恐嚇人、哄騙人，你也太不識時務了！

“君權神授”說中君主的權力是上天賦予的，突出君主權力的神圣性和天子君權至上的合法性，即君主是代表天意行使國家大權的，這種“君權神授”說為君為臣綱的倫理原則和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撐?！稏|歐女豪杰》借晏德烈之口闡述了原君原臣的大略，從君主起源的歷史揭穿了“君權神授”的荒謬性和欺騙性，君為臣綱的倫理原則也由此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在晏德烈批判“君權神授”謬論的同時，還大力宣傳民權思想，被時人評價為“讀此不啻讀一部《民約論》也”。

《民約論》又譯作《社會契約論》，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政治理論著作，其主權在民的思想，成為歐洲啟蒙運動批判君主專制的有力武器。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中國對《民約論》的譯介，其民權理論和契約精神開始傳入國內并產生了重大影響。嚴復在《辟韓》中自覺運用《民約論》中的天賦人權思想，駁斥韓愈所維護的君主專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指出封建君主實則是強梗欺奪者：“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痹趪缽涂磥恚龣嗉炔皇巧袷冢膊皇巧袷ゲ豢汕址傅?，而且君主和臣民之間是分工協作的契約關系。梁啟超極為欣賞嚴復的政論文《辟韓》，并將之在1897年3月11日連載于維新派重要的輿論陣地《時務報》上，西方民權思想得到更大范圍的傳播。為了進一步宣傳盧梭的政治理論，梁啟超撰寫的《盧梭學案》連載于1901年11月21日、12月21日的《清議報》上，并在次年于《新民叢報》上重刊。通過梁啟超的輿論造勢，盧梭的民權理論產生了很大反響，其天賦人權說顛覆了“君權神授”說，觸動了傳統倫理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權威，正如1902年蔣智由在詩作《盧騷》中所寫：“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倡新義，君威掃舊驕。”

盧梭的《民約論》成為晚清新小說的重要表現內容，也是晚清新小說批判傳統君為臣綱倫理的重要理論武器，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就是一個典型文本。這篇小說雖然由于陳天華的蹈海身亡成為未竟之作，但其凌厲的思想、飽滿的感情和豐厚的內容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辛亥革命領導人譚人鳳所說“陳天華小說動眾”。某種意義上，這是陳天華以小說宣傳政治理念的一次有效實踐。陳天華所宣傳的政治理念，尤其是在闡釋君臣關系時直接將盧梭的《民約論》置于文本中，比如小說第三回學堂教師文明種與學生的對話：

文明種道：“照盧騷的《民約論》講起來，原是先有了人民，漸漸合并起來，才成了國家。比如一個公司，有股東、有總辦、有司事；總辦司事，都要盡心為股東出力；司事有不是處，總辦應當治他的罪；總辦有虧負公司的事情，做司事的應告知股東，另換一個。司事倘與總辦通同做弊，各股東有糾正總辦司事的權力，如股東也聽他們胡為，是放棄了股東的責任，便失了做股東的資格。君與臣民的原由，就是如此，這是第一項說不下去了?！?/span>

學堂教師文明種以公司中股東和總辦、司事之間的權責分明、相互制衡和分工合作的契約關系來闡釋君臣關系，解構了君為臣綱的傳統倫理規約和積習已久的“尊君”觀念。顯然，文明種在向學生布道分工合作的君臣關系時，正是以盧梭《民約論》中的基本內容作為理論支點進行闡發的。小說的這種內容安排，某種意義上是《民約論》的政治倫理以小說形式再現出來，并隨著小說的閱讀進一步擴大影響，這也是晚清新小說被賦予和主動承擔的“新道德”和“新政治”的時代使命，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盧梭《民約論》在晚清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巨大影響。

小說《獅子吼》中批判君為臣綱的話語資源，除了借鑒《民約論》的“天賦人權說”，還汲取了黃宗羲的民本思想。黃宗羲，號梨洲，明末清初思想家，他從明朝滅亡的慘痛教訓中否定“君權神授”說，提出了“民主君客”論，這種具有民主啟蒙性質的新民本思想集中體現在《明夷待訪錄》中。雖然黃宗羲比盧梭早出生了一百多年，但他對專制君權展開了猛烈抨擊，在晚清被稱作“中國之盧梭”或“東方盧梭”。《明夷待訪錄》在晚清被奉為經典而大受推崇，譚嗣同研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之后深受啟發，在《仁學》中斥責封建專制君主是“竊國大盜”，在三綱五倫之中“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鄒容的君臣觀既借鑒了盧梭的天賦人權說，也呈現出黃宗羲思想影響的痕跡。鄒容在《革命軍》中痛罵專制君主為“民賊獨夫，大盜巨寇”，而且“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無一自由”。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中，陳天華也以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對抗傳統君為臣綱的倫理觀念，或者說，借小說來宣傳黃宗羲的民本思想進而揭示君為臣綱的不合理性?！丢{子吼》中，文明種講完盧梭的《民約論》之后，有一段文明種和肖祖的對話：

肖祖嘆一口氣道：“可惜我中國還沒有一個盧騷！”文明種道：“有有有！明末清初，中國有一個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第一個人。他的學問、他的品行，比盧騷還要高幾倍，無論新學舊學，言及他老先生，都沒有不祟拜他的。”肖祖道：“到底那人為誰？”文明種道：“就是黃黎洲先生。先生名宗羲，浙江余姚縣人。他著的書有一種名叫《明夷待訪錄》，內有《原君》《原臣》二篇，雖不及《民約論》之完備，民約之理，卻已包括在內，比《民約論》出書還要早幾十年哩！”

不管小說對盧騷和黃宗羲思想的解釋和評價是不是存在偏差，在當時高度專制的中國，這的確是啟蒙民眾認知、反對君為臣綱的有力武器，比如肖祖聽完文明種的講述，決意要踐行黃宗羲的倫理主張。顯然，黃宗羲的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啟蒙效果。有意思的是，懷仁的小說《盧梭魂》還讓盧梭的靈魂穿越時空來到中國，和黃宗羲等人相聚，作為同道中人共同追求自由、平等，反對君主專制的統治。

隨著契約論和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的傳播和影響，晚清提出了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來制衡至高無上的君權，從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君主立憲運動，這種立憲思想也反映在晚清新小說的君臣倫理敘述中?！吨袊聢蟆钒l文：“專制國之害，害在一人政治；立憲國之利，利在多數政治。”《大公報》《政藝叢報》《政法學報》《經世文潮》《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等雜志紛紛撰文大力宣傳立憲主張，僅就1904年3月創刊于上海的《東方雜志》，有學者統計，從該刊第一至七卷共發表評論327篇，其中直接鼓吹立憲的文章竟多達36篇。同時，關于立憲的書籍也大量出版，諸如《憲法通義》《憲法溯源》《憲法論》《各國憲法論略》《日本憲法創始述》等。在晚清新小說的類別中，就有“立憲小說”，比如春颿的《未來世界》在《月月小說》上連載時就標示為“立憲小說”。以立憲為題材的小說數量也很多，諸如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的《新中國》、旅生的《癡人說夢記》、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等等。這些作品積極宣傳立憲思想，提出通過國會、政黨、憲法、民權來制衡君主的權力，同時還暢想了立憲后中國國富民強的昌盛景象和國際地位的提高。

與立憲派的?；仕枷牒蛯髁椇蟮闹袊鴱娛⑾胂蟛煌?，革命派表現出了非常明確的反對立場，誠如孫中山所說：“革命、?；识聸Q分兩途，為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备锩蛇€認為，只有擺脫君權和外權的壓制，才能獲得自由：“蓋脫君權、外權之壓制者，猶所謂自由之形體；若能跳出數千年來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外，乃所謂自由之精神也?！毕鄬τ诹椥≌f主張制衡君權的?；柿觯鲝埜锩耐砬逍滦≌f表現出否定君權的民主共和立場，還提出了誅殺“民賊獨夫”的弒君觀點。張肇桐假托“猶太遺民萬古恨”發表的小說《自由結婚》中第一回就開宗明義，提出了“建立自由的國家，組織共和的政府”。小說還站在民主主義立場，駁斥了通過立憲限制君權的說法。對此，小說這樣寫道：

這立憲本是好事，現在世界上英、德、日本幾個強國，那一個不是立憲？但是現在要拿他行到我們的國里來，斷沒有這個道理的。這個緣故，也是因為那政府是個異族，他不立憲，我們還可以報仇。他立了憲，恩賜了幾十條狗彘不食的欽定憲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卻暗中箝制你、壓服你，使你不知不覺、伏伏貼貼的做他的奴隸。就是你要有什么舉動，也被他這條軟麻繩捆住，一點兒都不能做。于是他依舊神器，依舊江山安然無恙，盜子賊孫萬世帝王，盜親賊戚萬世官吏。我們順民還要頌揚功德，說什么“天皇圣明”，“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狗屁說話。

小說涉及到立憲派與革命派的論爭、清政府對革命的鎮壓、民眾對革命的態度等。事實上，清政府漠視社會立憲的呼聲而頑固地堅持暫緩立憲、拒開國會，特別是1911年“皇族內閣”的成立，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立憲的騙局，同時也擊碎了大多數立憲派對清政府的最后幻想。不久爆發的辛亥革命，皇帝被推下龍椅，以革命流血的暴力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國成為晚清中國的歷史選擇。小說雖然存在著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但其洋洋灑灑的關于革命的議論使文本極富感染力和鼓動力。隨著主人公黃禍與關關的行蹤，小說又敘述了光復黨人的革命活動，展現了革命者高昂的斗爭精神，將革命的情緒渲染得非常有號召力。小說的深刻之處還在于對清政府假立憲真相的揭示，已達到較高的政治認識水平。

與小說《自由結婚》有著相似革命主張的晚清新小說還有很多，比如海天獨嘯子的小說《女媧石》、曾樸的小說《孽?；ā?，等等?！杜畫z石》雖然帶有鮮明的女權色彩，但小說不僅僅囿于女性解放問題的探討，還指向了民族危亡之際中國的出路——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國。小說敘述中國“腐敗危弱”，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并提出和“民賊獨夫”勢不兩立：“我國最尊敬的是君父，便是獨夫民賊，專制暴虐，也要服服貼貼，做個死奴忠鬼，這是我黨中最切齒的。所以我黨中人，遇著民賊獨夫，不共戴天，定要贏個他生我死方罷?！毙≌f不僅流露出革命的迫切性和焦灼感，還以鏟除獨夫民賊的正義性賦予弒君行為的合理性，最大程度地解構了傳統君為臣綱的倫理價值體系。《孽?；ā肥峭砬逵绊憳O大的一部小說，第六十回即最后一回以清王朝的專制統治終結作為故事的結局，在小說第二十九回，作者借革命黨人的演說寫道：“我熱心共和、投身革命的諸君聽著！諸君曉得現在歐洲各國，是經著革命一次、國權發達一次的了！諸君亦是曉得現在中國是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從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這不僅闡釋了晚清革命的必然性，也強調了革命的目的是顛覆皇權、消滅專制君主以建立自由、民權的共和政府。

總之，無論是主張立憲，還是倡導革命，晚清新小說都表現出了對君為臣綱倫理的批判。隨著批判君為臣綱倫理的聲勢不斷高漲，“君權神授”的謬說和君權至上的觀念已經遭到民眾的質疑甚至否定。1907年，蘇州常熟、昭文兩個縣的公立高等小學堂進行“修身”課考試，竟然出現了“三綱之說能完全無缺否”這種極具挑戰性的文題，只有兩名學生作了“尚無謬說”的回答，大多數學生給予了否定的答案，有的學生明確寫道：“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其理甚謬”；“三綱之謬，彰彰明矣”，教師也認同這樣的觀點，那些“妄發狂言怪論”的學生都得到了很高的分數。雖然晚清中國已普遍認識到君為臣綱倫理的荒謬性，甚至已經覺醒到“如今的民權主義，是說百姓應該有組織政府和破壞政府的權利，不能讓暴君污吏，一味去亂鬧的了”，但怎樣“組織和破壞政府”、怎樣變革綿延兩千多年的專制政體，的確是擺在晚清社會現實面前的重要議題。于是，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成為晚清走出困境的兩大政治自救潮流，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君為臣綱的倫理體系最終走向解體。

二、從忠君到愛國的倫理轉向

隨著晚清對傳統君為臣綱倫理的猛烈批判，表現在專制社會中最高道德原則的忠君思想開始動搖和逐漸裂變。這種裂變并不意味著“忠”倫理信條的歷史消失，而是隨著國家思想的張揚從對君主的忠誠導向了對國家的忠誠，在這種從忠君到愛國的現代倫理轉向中，晚清新小說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雖然晚清專制政府一再堅守忠君倫理的說教，但當時社會對忠君觀念特別是對愚忠思想的批判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思潮?！逗睂W生界》刊載的文章《學生之競爭》論證了忠君觀念導致亡國滅種的危害，提出“夫忠于一人不忠于一國，不得謂之忠”。《直說》雜志刊載的文章《權利篇》痛斥忠君思想以禮教壓抑人性所造成的卑屈、順從的奴隸性格：“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是重禮之代表也。卑屈順從之奴性，嗚呼極矣！”《新世紀》發表的《論習慣之礙進化》則在追溯忠之本義的基礎上揭示了后世專責臣下之忠的實質：“中心為忠，對于社會之言也。故曰忠恕，曰忠信，皆對于人人之言，非對于一人之言也。自后世移而屬諸臣仆，而忠之義失。于是以助強權為忠，以媚一人為忠。而希榮固寵者流，為賊做子，得詡詡然焉自以為忠矣?！薄对綀蟆钒l表的《名說》揭穿了忠義之說是君主專制為了滿足私欲而巧立的名目，是無恥賤儒阿諛逢迎、推波助瀾的結果：“后起之梟雄，知民情恬澹者，非但不足以供驅使而神主威，且不足以造專制而恣剝奪，于是創為君臣之倫，忠義之說，定之為人紀人綱，制之為大經大法，順之者為純正循良，背之者為悖亂惡逆?！闭撜哌€在歷史梳理的基礎上，指出所謂的以忠義為代表的名教其實是殺人于無形的利器。

晚清新小說和批判忠君的社會思潮互動同構，極大地沖擊了傳統忠君思想。署名為“中國男兒軒轅正裔”的小說《瓜分慘禍預言記》借小說人物曾子興之口曰：“你也是中國一個人，聞著朝廷政府以一二人之意，擅將我們所托命的國土讓人，要我們無處容身，就該和著我們按理爭執?？v不然，你守著舊學古義，不知國家是民眾的產業，只知說要忠君，難道不讀《左傳》說那君也是要忠于民的么？而今為君的聽著外人來取土地，他卻壓制我民，不許各出心力、才智，以保境土，這也算是忠么？”顯然，小說對忠君思想進行了逆向推理，認為君主也要忠于民眾，國家是民眾的，專制政府出賣國土損害了民眾的利益，這樣的君主悖逆了忠的倫理原則。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從先秦典籍挖掘思想資源，利用民眾對先哲圣賢的崇拜心理批判忠君思想。無獨有偶，吳趼人的小說《上海游驂錄》借小說人物的對話作了這樣的論述：

牖民又搶著說道：“罷了，罷了！中國人單知道忠君。”若愚道：“有話慢慢說，何必這等忙。前兩年，《新民叢報》上梁卓如說了一句皇帝要盡忠的話，于是大眾詫為新到極處的說話，以為發前人所未發，不知‘主忠信’的忠字，何嘗是對于人君而言？‘教人以善謂之忠’這個人字，何嘗是指人君而言？至于《左傳·齊師伐我》一篇，曹劌問：‘何以戰，’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瘎ピ唬骸抑畬僖?，可以一戰?！梢?，數千年前，早有了皇帝要盡忠的話。并且皇帝必要盡忠，方可叫百姓去出戰，看得何等重要，后世之人，鼠目寸光，讀書不求甚解，被中古時代那一孔之儒欺騙到底，到了死的那天，還墮在五里霧中，反要怪自己宗國的道德不完全，我看著實在可憐、可恨、可笑、可惱！”

《上海游驂錄》中若愚對忠君思想的認識和《瓜分慘禍預言記》中曾子興的觀點高度一致，二者都批判了君臣關系中單向度的忠君思想，主張君主也要“忠于民”，建構平等、雙向的倫理義務。雖然其觀點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說明忠君思想已經動搖。同時也可以看到，在新舊沖突、立憲與革命論戰等思想紛擾的晚清，吳趼人雖然主張恢復舊道德，但他并不是抱殘守缺、頑固迂腐，而是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下堅守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中西文化沖突中找到對話的契合點，小說以《左傳》中“忠”的解釋抨擊忠君思想，再次彰顯了吳趼人的文化立場。

晚清新小說對忠君思想的批判同時，還大力張揚國家思想。關于國家思想的內涵，梁啟超曾作了這樣的解釋：“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于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于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于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于世界而知有國家。”簡言之，國家思想是指每個人都要以國家作為其行為的先決條件，處處以國為念、時時以國為重，體現的是一種國家倫理。梁啟超認為只有增強中國人的國家思想，才能塑造新的理想人格，從而克服利己主義和奴隸根性，這也是梁啟超新民的重要內容，實際上20世紀以新民為主旨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包含著國家主義的政治訴求。眾所周知，晚清時期國家思想非常匱乏，梁啟超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借黃克強之口描述道：“我中國人向來除了納錢糧、打官司兩件事之外，是和國家沒有一點交涉的。國家固然不理人民，人民亦照樣的不理國家。所以國家興旺，他也不管；國家危亡，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好，他也不管；政府的人壞，他也不管?！绷簡⒊谛≌f《新中國未來記》不僅悲嘆中國國家思想匱乏的狀況，還熱切地憧憬了未來之新中國——“大中華民主國”。楔子中除了交代天下太平的國際環境，還詳細描寫了維新五十年大祝典的盛況：諸友邦紛紛前來祝賀，國民決議開設大博覽會，而且各國專家、學者和學生數萬人也慕名而來。這種祝典盛況是對新中國未來的美好憧憬，與列強瓜分、積貧積弱的晚清現狀形成鮮明對比。在梁啟超所構想的“大中華民主國”里，不僅國家獨立、富強，令萬國仰慕，而且國民熱心國事，有著對國事的話語權和決議權，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對民族國家想象與敘事的先河。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的發表，掀起了高揚國家思想的小說創作高潮。僅小說題目中出現“中國”二字的就有小笨伯的《中國女兒英雄史》、陳景韓的《新中國之豪杰》、思綺齋藕隱的《中國新女豪》、蒼園的《新中國之偉人》、陸士諤的《新中國》等，都表達了強烈的國家觀念。張肇桐在《自由結婚》通過夫婦關系的比擬來論述了國家對民眾的重要性：“可知道民之有國，同婦之有夫是一無二樣的嗎？非但一無二樣，而且還要緊些嗎？你看夫婦原來平等，婦雖死了夫，只要有才能，亦可以自己過活。但是民同國是斷斷不能離開的，民沒有國，任憑你有天大的本領，只好辛辛苦苦，供給旁人使用，自己一點兒不能沾光?！眳敲傻摹秾W究新談》敘寫了一批懷抱強國理想的志士們，要開辦一個大學堂，相約在四海升平樓吃茶談辦學事宜，其中一個叫笑哥的慷慨激昂道：“我想做了一個人，不管皇帝和叫化子，都有國家的責任。要是沒有熱心，只圖自己快活，就是皇帝也不能算沒有錯處。要是有了熱心，做幾樁有益于人的事，就是叫化子也不能不算他是個英雄?！?春颿在小說《未來世界》中更為明確地宣稱其創作動機：“要把那兩萬萬同胞的女子，一個個都變作完全資格的國民。這就是在下做下這幾回小說的本意了?！绷硗猓鞔吧矫竦男≌f《新乾坤》、陸士諤的小說《血淚黃花》和陳天華的小說《獅子吼》都以藝術形式形象地宣傳國家思想，并呼吁為國盡責的犧牲精神。

晚清新小說常常采用歷史小說的形式，采用借古鑒今的方法，在對歷史的敘述和重構中呈現強烈的愛國訴求，通過批判忠君而不知愛國的思想以激發國人的愛國救國精神。吳趼人的小說《痛史》敘述了南宋亡國的歷史和愛國志士的英勇反抗。在元軍兵臨城下、南宋危在旦夕之際，胡仇等一批愛國之士自發地起來抗擊侵略。南宋滅亡后，他們又舉行起義以圖恢復。小說借胡仇之口解釋他們的英雄行為：“此時我們起義，只要代中國爭社稷，并不是代趙氏爭宗廟；若必要奉一趙氏為君，莫說此時沒有，就有了，或者其德不足以為君，又將如何？總而言之，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只要逐去韃子，是我們中國人之有德者，皆可以為君。只問有德無德，不問姓趙不姓趙?！毙≌f人物胡仇的名字雖然狹隘地寓含了仇胡排滿的政治態度，但是胡仇“只為中國爭社稷”的言論也表現了從忠君到愛國的觀念轉變。陳墨濤的小說《海上魂》（又名《文天祥傳奇》）把敘述的目光投向宋元之際的歷史風云，塑造了舍死報國的英雄形象文天祥。小說開卷就議論道：“大凡我們中國的倫理，只有子死于父、臣死于君的義務，并沒有民死于國的格言，所以弄得為民的視國之存亡毫不動心。無論奸臣篡位，異種竊居，他也俯首帖耳，做個順天之民，隨你朝秦暮楚，今日弒一王，明日立一君，我為民的總不失我為民的面目?！憋@然，作者認為中國只有“臣死于君”而沒有“民死于國”的傳統倫理導致了民眾對國家存亡的漠不關心，并主張把國家利益置于君父之上。小說洋溢著強烈的愛國激情，提出了“舍死報國”和“皇帝雖死，中國不死”以激勵國人救亡圖存的斗爭。陳墨峰的小說《海外扶余》講述了明末清初鄭成功抗擊清軍、收復臺灣的英雄故事，提出了愛國重于愛身愛家的觀點：“夫國既不保，何問于家？種且不保，何問于身？此必然之勢也?！毙≌f雖然包含著狹隘的民族思想，但對于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晚清具有醒世覺民的積極意義。

在晚清批判忠君思想、宣傳愛國精神的社會浪潮中，蔡元培是這種理論的積極宣傳者和積極實踐者的典型代表之一。蔡元培是近代頗負盛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指導思想與活動都始終以愛國、救國為宗旨。蔡元培的學生黃炎培曾經評價說：“斯時吾師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蓋在啟發青年求知欲，使廣其吸收，由小己觀念進之于國家，而拓之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猶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開發群眾之才，一人自覺，而覺及人人，其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不惟課本訓語有然，觀出校后，手創學社，曰愛國學社。女學，曰愛國女學，吾師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隨地涌現矣。”1901年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公學擔任總教習時，就曾經以《試列舉春秋戰國時愛國事實而加以評論》為課題，對學生進行愛國思想的引導和教育，近現代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教育家黃炎培就是其南洋公學學生之一。1902年春，蔡元培發起創立了中國教育會，被推選為會長，宣布教育會的目的是培養理想國民和建立理想國家，該會章程還規定：“本會以教育中國男女青年，開發其智識而增進其國家觀念，以為他日恢復國權基礎為目的。”同年11月，南洋公學發生了退學風潮，因為該校一部分教師宣揚君主專制、禁止學生閱讀新書和談議時政，對此極為不滿的學生要求學校辭退這些教師，但學校當局不僅沒有答應學生的要求，反而要嚴懲學生。于是，一百多名學生憤而集體退學。蔡元培出面調停，學校卻把這次風潮歸咎于他的影響，蔡元培怒而辭職。為了支持學生的斗爭，蔡元培又發起創辦了愛國學社，收容了南洋公學退學學生，使他們得以繼續上學。

曾經身為南洋公學學生的張肇桐，在其小說《自由結婚》中，曾以飯店客人對學堂的議論反襯學堂學生的愛國熱情：“那料他們這般少年，剛剛進了學堂，便變起相來，平日滿口講忠君愛國的，現在也說只愛國不忠君?！甭撓的涎蠊珜W退學風潮可以看出，小說中飯店客人所說并不是空穴來風。而且，小說中敘寫的學堂學生退學風潮、以愛國為宗旨而成立的自治學社都是有著很強的現實依據的，小說主人公黃轉福（黃禍）率領“忠孝大學堂”學生退學、發起自治學社的活動，也明顯有著蔡元培的身影。小說雖然不能作為史實來看待，但也不是完全脫離時代背景的空中樓閣，作品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以蔡元培為代表的進行以教育宣傳愛國思想策略的可行性和正確性。

蔡元培在1907—1911年留德期間，還專門為中等學校學生編寫了《中學修身教科書》。這部教科書不僅因其普及而對后人產生了廣泛影響，而且也體現了蔡元培辛亥革命前的倫理思想。蔡元培認為：“國家者，非一人之國家，全國人民所集合而成者也。國家有慶，全國之人共享之，則國家有急，全國之人亦必與救之”；救國行為自然是愛國思想的實踐，而愛國更是一個國民應堅守的道德本務：“為社會之一人，則以信義為本務，為國家之一民，則以愛國為本務。能恪守種種之本務，而無或畔焉，是為全德……道德之效，在本諸社會國家之興隆，以增進各人之幸?！?；當個人所需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則應“舍吾之生命財產，及其一切以殉之，茍利國家，非所惜也，是國民之義務也”?？梢?，蔡元培的愛國觀念是一種國家至上的愛國主義，不僅離析了君國一體的傳統家國觀，而且打破了君權至上的傳統倫理建構。在這種新的價值體系中，忠君思想不攻自破，忠于國家成為合情合理的選擇和必然。蔡元培反對忠君、主張愛國的倫理思想在1912年發表的《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中明確表述為“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梢哉f，辛亥革命前十年，蔡元培在忠君與愛國的問題上，一直是反對忠君思想而主張愛國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認識的不斷深入，其愛國的熱情愈加熾烈。

《新年夢》是蔡元培發表在《俄事警聞》日報上的一篇小說，從1904年到2月17日至25日連載完畢。這時期，蔡元培的愛國思想已經趨于成熟，并已經徹底摒棄了忠君觀而參加了反對清政府的政治實踐。小說的寓意非常深刻，主人公自號“中國一民”，象征著主人公擺脫了傳統臣民的身份認知而自覺生發了對國民身份屬性的認同。小說批判了清朝專制政府強奪民意、損害國家的罪行，號召國民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統治，同時團結起來反抗外敵的侵犯。同時，作者還主張建造一個新國家，呼吁只有中國人熱愛自己的國家，列強才不敢進犯而且還會主動講和?？梢哉f，《新年夢》是蔡元培以小說的形式回答了他在忠君與愛國之間所持的立場和所做的選擇，與蔡元培以教育宣傳愛國精神的主張具有一致性，成為研究晚清從忠君到愛國倫理轉向的一個重要文本。

1912年2月12日，宣統皇帝頒布詔書，宣布退位。至此，忠君倫理失去了現實的指向性，“忠之德”也轉向了忠于國家、忠于人民的倫理建構。如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所說：“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于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國呢？……我們在民國之內，照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p>

三、 從臣民到國民的觀念轉型

歷代君主為了維護和鞏固君主專制制度，在大肆張揚君權至上和忠君思想的合法性的同時，又極力貶低臣民的地位。一部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史，實則是君權不斷強化而臣民不斷被賤化的歷史。隨著西方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觀念的譯介和傳人，晚清新小說從救亡強國的高度批判傳統臣民文化，倡導“脫奴隸”而“為國民”的價值取向，顛覆了傳統的尊卑等級森嚴、貴賤身份有別的君臣倫理。

梁啟超于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和留日學生于東京創辦的《國民報》充當了20世紀初批判臣民奴性的沖鋒號角色，其所刊載的政論文章《說奴隸》《二十世紀之中國》《說國民》《中國滅亡論》都是有代表性的。1903年《國民日日報匯編》第3集刊發《道統辨》《箴奴隸》，文章犀利地揭示專制君主奴化臣民的險惡用心：“夫專制君主之御民也，必托黜邪崇正之名，以束縛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順屈從，而消磨其聰明才力。法儒孟德斯鳩之言曰：‘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嵋允钦Z觀中國，彼數千年來之教育，孰有外此宗旨者乎？”尤為可悲的是，這種奴隸教化形成為風俗，遍及于教育而難以弭除，造成國民精神的麻木不仁：“未幾而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時而撲責，時而唾罵，務使無一毫之廉恥，無一毫之感情，無一毫之競爭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隸之格?！本鲗Ｖ葡碌呐`教化不僅使臣民養成卑順、屈從、自輕自賤、畏懼強權等劣根性，還會使臣民面臨外敵入侵時因為缺乏抗爭精神而導致亡國滅種的悲劇。晚清批判君主專制下的奴性意識時，大都伴隨著這種亡國滅種的憂慮與焦灼，諸如《論中國之前途及國民應盡之責任》《權利篇》《民族的國魂》《民權主義！民族主義！》等都揭示了奴隸意識導致的亡國滅種的嚴重后果，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鄒容在文中指出中國歷史實質上是一部奴隸史，譴責朝廷大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是中國人的奴隸代表，并強烈呼吁：“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p>

在晚清新小說中，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是較早批判臣民奴性的作品，小說借李去病之口批判中國官場的奴才嘴臉：“把他那瓣香祖傳來奴顏婢膝的面孔，吮癰噬痔的長技，向來在本國有權力的人里頭用熟的，近來都用在外國人身上了。今日請公使吃酒，明日請公使夫人看戲，就算是外交上第一妙策，上行下效，捷于影響?，F在不單不以做外人奴隸為恥辱，又以為分所當然了；不但以為分所當然，兼且以為榮，以為闊了?！鄙酝碛凇缎轮袊磥碛洝烦霈F的李伯元的小說《官場現形記》，也是以官場作為敘事的主要空間，塑造了一批阿諛逢迎、媚骨十足的官員群像。江南文制臺是一個官僚洋奴的典型代表，對于官級比他低的人或在他手下當差的趾高氣揚甚至罵來喝去，但是在洋人面前卻卑躬屈膝，極盡奴顏媚骨之能事。第五十三回中，小說寫文制臺刁難淮安府知府手折上的節略字小，氣憤地將之擲于地上，但一聽到節略內容關乎洋人，馬上大驚失色。文制臺還有一項規定，凡在吃飯時間無論什么客，都不準巡捕來回。一次，巡捕違反了此號令，即遭致文制臺的怒罵猛打。但頤指氣使的文制臺一聽來的客人是洋人，氣焰頓失，愣怔半天，回過神以后，趕緊穿好衣帽站到滴水檐前迎接洋人。除此之外，小說還寫了見了外國兵就渾身哆嗦而讓人架著的海州洲判、洋人不還禮卻仍舊磕頭請安而不覺難為情的總兵參將蕭長貴等等。官僚洋奴是晚清一個特殊現象，卻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一方面是積習的卑怯、順從的臣民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是滿清政府對列強的屈從政策。在處理對外事務中，如果官員開罪于洋人，其結果輕則革職查辦，重則丟掉性命。因此，對于抱著升官發財愿望而擠入仕途的滿清官員，把中國官場慣用的柔媚手段去迎合洋人便順理成章，討得主子和洋人的高興以飛黃騰達，是這些奴才式的官員為官之目的，而國家的興亡則與他們無關。即便是皇帝換了，也要安分守己，做新主子的順民，如六合縣令梅飏仁所說：“莫說你們做百姓的用不著愁，就是我們做官的也無須慮得。將來外國人果然得了我們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難道就不要官么？沒有官，誰幫他治理百姓呢？所以兄弟也決計不愁這個。他們要瓜分就讓他們瓜分，與兄弟毫不相干?！边@諸多奴才構成的群像，以漫畫的筆法呈現出來。言辭雖然夸張，但作者對晚清奴化的丑態及其危害的揭示可謂是入木三分。

曾樸的小說《孽?；ā泛痛猴c的小說《未來世界》從不同向度批判了百姓的奴性意識?！赌鹾；ā烽_篇就描寫“奴樂島”上的“奴隸國”偷生茍活的狀態，直至奴隸國陸沉于惡風潮仍醉生夢死，其癥結則是因為養成了崇拜強權、獻媚異族的奴性思想。如果說奴隸國的陸沉還是作者以虛構的幻象來喚醒人們的覺悟，那么在第二回作者則轉向了對晚清現實中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奴性意識的批判，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啟蒙。作者認為，科舉制度是歷代君主束縛、愚弄國民而鞏固專制政體最陰毒的手段，隨著科舉制度的推行，君主專制政體逐漸走向完備，而百姓越來越安分守己、循規蹈矩。推行科舉制度的皇帝，其目的是讓百姓世世代代只遵奉他自己，但由于百姓被規訓成了順服的性格，以致甘愿作君主的奴仆而任他作威作福。這種缺乏權利意識、毫無反抗精神的奴才意識，在強權橫行的晚清，無疑會使百姓對國家遭遇列強瓜分的危機無動于衷，在《孽?；ā穭h去的第二回中作者感慨：“如今五洲萬國，那里有這種好說話的百姓！本國人不管，倒教外國人來耀武揚威；多數人退后，倒被少數人把持宰制，惹得如今被那些世界魔王英、俄、法、德的強國看得眼紅了，都想鯨貪蠶食起來?！毙≌f《未來世界》批判專制君權憑著強硬的壓力奴化百姓，百姓在奴化狀態下沒有自由和權利意識，所以提出變革專制、實施立憲政體。同時，小說也意識到了專制君權奴化百姓的目的之所以得逞，還有重要的原因是百姓自身的奴隸性質，小說寫道：

要曉得，君主所以有那可怕的權威，過人的勢力，原是因為一班百姓大家都承認他是個總統臣民的大皇帝，方才有這樣的勢力威權。若是沒有這些百姓依附著，憑你這個大皇帝再厲害些兒，卻到什么地方去施展他的威權勢力？無奈這些百姓想不出這個道理，都把那專制政府的舉動，當作分該如此，理所當然。偏偏的當著這個列國爭強的時代，中國的百姓具有這樣的奴隸性質，那里還振作得出來？把一個好好的支那全國，弄得個主權削弱，種族淪亡，差不多竟成了那幾個強國的領土；眼睜睜地看著那歐風美雨，橫波中原，莽莽神州，不分南北，你道可傷不可傷？

這里，小說剖析了專制君主“可怕的權威”重要原因是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奴隸性質，是百姓主動放棄作為一國之民所應享有的自由和權利，所以要救亡圖存，除了變革君權專制，還要中國四萬萬同胞脫去奴隸性質。這種剖析已不再停留在造成百姓奴隸意識的外在原因，而轉向了百姓自甘為奴卻渾不自覺的內在深層痼疾，小說也具有了文化批判和反省的特定內涵。

晚清新小說創作在對奴性思想批判的同時，也高揚具有平等、自由權利意識的國民思想。隨著“民權”的提出和對臣民文化奴隸根性的批判，“國民”一詞逐漸取代了傳統的“臣民”稱謂，成為晚清使用頻率較高的時代話語。這種“國民”意識的覺醒，意味著近代中國開始掙脫傳統臣民文化的奴性思想束縛而走向獨立、自由的新人格訴求，標志著晚清君臣倫理和臣民觀念的巨大嬗變。署名為“亡國遺民之一”的小說《多少頭顱》通過列強暴虐下百姓所遭受的蹂躪和悲苦，喚醒國人的愛國之心。在小說中，作者自稱“以小說之筆，寫亡國之史”，目的是“吾四萬萬同胞國民讀是書，而能奮袂以興乎！庶不負天之相我國民”。另外如《洪水禍》《瑞士建國志》《洗恥記》《自由結婚》《癡人說夢記》等諸多小說都大力宣傳自由、權利，號召國民反抗專制君權的壓迫和外來強權的侵略。對此現象，《女媧石》的作者“海天獨嘯子”描述道“故近日所出小說頗多，皆傳以偉大國民之新思想”?！奥蒙钡男≌f《癡人說夢記》，作品借小說人物嚴鐵若之口暢談關于國民的話題：

凡一國必有國民，國民是一國的主人翁。沒有國民便不算有國。共和立憲國，都有國民。他的義務，不惜犧牲一身，為國家盡命；總不肯叫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團體破壞。所以遇著公利公益，拼性命趕去。那公利公益，于自己有何好處？殊不知人人營干起來，便是個人的大利大益。破除人己之見，才能合群，才能強國。至于打仗，乃是天然應盡的義務，必須人人有軍國民的資格。為什么呢？大害大損，是公利公益的反對。國中沒有軍國民，傷于文弱，一切交涉上競爭不過人，必至大害大損，公利公益何在？共和立憲國的軍國民，無非并存一保護公利公益的主見。打起仗來不顧血飛肉薄，也是看得個人輕、公家重的原故。專制國不然……

在作者看來，國家不是皇帝所有，國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翁。只有這樣，身為國民，才能而且應當為國家公益而盡自己的義務，甚至為國犧牲自己。因此，要“先造就國民，再議立憲”。小說有力地抨擊了清政府以國民程度不高而延遲立憲的謬論，回答了時下社會輿論關于立憲與國民問題的爭議。

在晚清張揚國民意識、塑造新的國民形象的小說中，“頤瑣”的《黃繡球》無疑是不可忽略的代表作品。小說開篇用象征手法，描寫了亞細亞洲東半部一個自由村的現狀：由于黃氏子孫的村民膽小怕事，不與外村人往來，而外村人曉得自由村村民的脾氣，不斷欺侮自由村，致使自由村沒有一點自由。顯然，“自由村”寓指了閉關鎖國、落后挨打的晚清中國，也寄寓了作者對自由、自治的渴望。小說中的黃通理是作者虛構的一個捍衛自由權利、勇于擔當的國民形象。黃通理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能以國民自任，結成團體，懂得地方自治主義，就能改變被欺辱的處境。因此，黃通理開辦家塾、學堂進行國民教育的思想啟蒙，同時還投身到維護自治權利的斗爭中。當昏庸的新任官員“豬大腸”以卑劣手段破壞地方自治時，黃通理就帶領百姓進行反抗。當反抗情況不明朗時，黃通理已經做好了犧牲自己的準備，小說這樣寫黃通理的決定：“如今這豬大腸既經把我們鬧的稟了上去，我一個人抵樁承當罪名，跟那查辦的委貞到省里去，指定要攻掉了他，上頭就把我辦了罪，也不能不叫他撤任，這就叫‘犧牲一身，以為國民’，死而無悔的。除了這個仇人對頭，換個別人，叫他曉得我們地方民心固結，不是輕惹的。這才能讓我們再布置起來，我不犯他的法，他也不能阻我的權，穩然立一個市民參預政府的規模。”豬大腸被趕跑后，黃通理還把自由村村民、學生編成義勇隊，預備自由村的獨立自治?！饵S繡球》1905年4月至11月連載于《新小說》，其發表正值“國民”思潮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章太炎深陷囹圄、鄒容不幸遇難、吳樾悲壯行刺等，都是為爭得獨立、自由權利而抗爭的愛國志士。所以，《黃繡球》塑造的人物形象黃通理，并不是一個烏托邦存在，而是有著一定現實基礎的。雖然黃通理式的國民，相對于四萬萬中國同胞，其數量還只是少數，更多的百姓還處于自甘為奴或雖知國民義務和權利卻不敢行動的狀況，但其意義不在于這少數的覺醒者在多大程度上燭照了晚清歷史天空，而在于引發了自由、獨立等現代意識的燎原之勢。如梁啟超所言：“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須具一副熱腸，一副凈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p>

《黃繡球》通過小說人物黃通理爭取自由、獨立的言行展現晚清涌動的國民思潮，而黃小配的《宦海升沉錄》則從外交大臣的顧忌與無奈來展現晚清已經覺醒的國民意識。小說第二十、二十一回敘寫了蘇杭甬鐵路修筑事件，英國人雖然已經簽立了興筑蘇杭鐵路的草合同，由于逾期不辦，草合同本該廢除，但英國人不允廢除，甚至要中國外部將草合同修改成正約。蘇浙人堅決反對把鐵路讓外國人修筑，主張自辦，并為了爭回路權而成立團體進行抗爭。為了既不讓英國人動氣，也讓國民滿意，時任軍機大臣兼外部尚書的袁世凱與外部侍郎的汪大燮商議兩面俱圓之策，密謀把英國人筑路的合同改為向英人借款自辦。對此，小說以官場內部對話的形式形象地予以揭示：

（袁世凱）即與汪大燮商議道：“現在外交，種種棘手，國民總不體諒我們艱難，只望外人不再索權利就罷，哪里能夠把已讓的權利收回？今足下所議，改為借款一層，自是善法，因前者督辦大臣盛宣懷，辦事不大妥當，以至于此，今除了改為借款一層，再沒善法。但怕蘇浙人仍有后言，總要想個法子，令蘇浙兩省人依從了之后，不能反悔才好?！蓖舸筵频溃骸按笕酥裕瑢嵰姷玫?。唯是國民之心，不審交涉的煩難，只稱力爭權利，堅持到底，怕借款一層，國民依然不允，又將奈何。計不如先與英人商妥借款，然后告知蘇浙兩省，如再有反抗風潮，只說已經商妥，不能再議便是。”袁世凱道：“這恐怕不能，怕那時，國民又說我們掩住國民耳目，暗地把國權斷送了。今不如仍告知蘇浙人，以借款一層，為轉圜辦法，叫蘇浙人磋議如何？且現在蘇浙人大股未集，借款兩字，或可從允?！蓖舸筵迫圆灰詾槿?，躊躇道：“若叫蘇浙人磋議，怕國民只把爭回權利四字做口頭禪，一經會議，人多口雜，又易反抗。以小弟愚見，今蘇浙人為爭回路權四字，已立了團體，不如電致他們，叫他們選舉代表來京，與我們同見英使會商，待他們到京時，然后曉以利害，說稱借款一層，為不得已之辦法，再不能更改的，較易妥當。”袁世凱即點頭說了兩聲“是”…

顯然，國民覺醒的權利意識已經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外交不再僅僅是官僚的外交，而成為國民參與、維護權利的涉外事務。汪大燮與來京的蘇浙代表相見，雖然他以戰事相恐嚇，但代表們認為向英人借款流弊甚多，即便不以路權作抵押，也會失去諸多權利，比如選購材料、聘用工程師的自由和權利，并以粵漢鐵路爭回自辦為據堅持集股自辦。國民爭奪路權抗爭的結果，迫使英人放下了此件交涉，汪大燮因“為國民仇視”而離開外部。19世紀末，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大肆掠奪中國鐵路的修筑權和借款權。從1903年開始，中國各地爆發了奪回路權的斗爭。1905年，廣東、湖北終于把粵漢鐵路贖回自辦。其后至1907年，江浙、廣東、山東、直隸等地先后興起蘇杭甬、廣九、津浦保路廢約運動。晚清保路運動實質是保護國家主權的愛國運動，標志著晚清國民權利意識的覺醒。而黃小配的《宦海升沉錄》以小說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蘇杭甬廢約收回路權的斗爭，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憶。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已經勃發的國民思想，為1911年更大風潮的四川保路運動醞釀了濃重的時代氛圍，成為根本上變革政治秩序的辛亥革命的前奏。

王國維于1905年曾說：“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已。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蓖鯂S的這番評價，非常切合于晚清新小說的國民敘事。晚清新小說以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話語參與到國民意識的培養，這是以往小說所不曾出現的。同時，晚清新小說的國民訴求又為我們了解晚清國民思想狀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史料，其與時代思潮的互動同構，使國民觀念得以漸次傳播，并最終取代了臣民稱謂。辛亥革命是一場以國民為主體的革命運動，孫中山稱之為“國民革命”。誠如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中所宣布，此次革命的重大意義在于“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志愿”。《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認“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從法律上第一次認可了國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和身份，國民政府的成立表明晚清“國民”觀念已經深深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這并不意味著奴隸的劣根性會隨著臣民稱謂的消失而消失，任何一種思想文化或心理的清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能在短短十年內使積貧積弱的晚清社會倫理和文化觀念徹底轉向。但毫無疑問的是，晚清新小說對臣民奴性的批判和對國民人格的建構為“五四”小說更為深廣的國民思想改造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