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與人之間有緣分，作家與創作對象也有緣分。屈指算來，與張競生“結緣”，至今已有40年。

人生能有幾個40年？當年在家鄉讀師范，始知張競生。后來在廣州讀大學，始讀張競生。及至在廣東省教育廳、廣東省委組織部工作，先后與張競生的次子張超先生、三子張彪先生交往，工作之余，收集資料、考證行跡、閱讀研究、撰寫文稿、出版研討、改編影視、編選全集……無日無之，不離不棄，不計成本，與一個歷史人物反復“糾纏”四十年。

古云：“多易，似能而無效。”我生性愚鈍，但我深知張競生是一座學術富礦、一個文學淵藪。在持續不斷的鉆探與汲取中，我驚嘆于張競生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學問家，在“繼志述事”的傳統框架下仍然具有巨大的闡釋空間。

在文學畫廊里，張競生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這一個”；在學術領域中，張競生是富于想象敢于創新創造的“先行者”；在社會變革中，張競生是獨立潮頭躬身服務大眾的“實踐家”。

時間是最好的審判官。100多年前的1921年秋季，北大校長蔡元培因足疾住院，由剛受聘為本校教授的張競生代替他講授美學。與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不同，張競生直截了當地提出實行“美治主義”，美的就是生活，它包括美的衣食住、美的體育、美的職業、美的科學、美的藝術、美的性育、美的娛樂、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等九大系統，盡管時人譏其美學體系是美的烏托邦，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其理論的實踐性和前瞻性，卻超越時空，直抵當下。

近幾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了飲食衛生，分餐制或使用公筷已成為人們的普遍共識和自覺行為。然而，在近百年前，張競生就是這么提倡并實行的。曾與張競生共事的翻譯家兼作家彭兆良在其撰寫的長文《張競生的傳奇生活》（載于上海《小日報》1947年10月25日至1948年2月20日）中寫道：“但因為食客既多而雜，也許客人中是有不潔之病的，足以貽害無窮。博士因創共食分羹制。其法各人多加一碗，筷兩雙，匙一把。食時，各人可用不入口之筷，夾取食菜于空碗中，然后再換筷送口。至于羹湯，亦先注碗然后送口——這樣就可避免細菌了。”在《食經》和《新食經》中，張競生站在科學的前沿，提出了“食什么”和“怎么食”的科學飲食的主張，強調食物的革命能引發醫藥衛生的革命，肯定了素食是比肉食更科學、更衛生、更經濟、更人性的一種飲食方式。他贊美素食：“谷粒類其美如珠玉，青菜類有花者、有葉者、有心者、有芽者、有苞者，人們看之無異茹香餐霞，不但其味清沁肺腑，抑且其色令人魂醉神搖。至于新鮮成熟的水果，種種色色極盡美觀；蘋果之粉紅，如少女之頰，梨之青，李之紫，桃之嬌羞，杏之輕盈，荔枝、龍眼之飽滿，葡萄有像乳者，有似瑪瑙珠者。凡這些物，若論其味無異于瓊漿玉液。”這些文字，所呈現的，不但是美食，而且是美文；其所發揮的功能，不但作用于人的物質世界，更滋潤著人的精神世界。張競生不僅是飲食革命的先覺者，也是科學生活方式的倡導者。在后疫情時代，張競生的這些理論資源和行為方式，將給世人以寶貴的啟示。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張競生還是鄉村建設運動的先驅者。中國歷來以農立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的根本問題，更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針對農村社會的人口問題、養老問題、征工問題、自然環境問題、地域、水利、交通及教育問題，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見。當時農民生活非常困苦，他提出發放民庫證券的構想，作為長期借款，資助赤貧農民維持生計，發展生產。70年后，孟加拉國吉大港大學經濟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了小額貸款、個體創業模式，使一億窮人脫貧，這個構想與張競生當年的構想如出一轍，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此獲得了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作為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踐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張競生率先在粵東饒平開公路、育苗圃、辦農校，與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宴陽初在河北定縣積極推動鄉村建設運動，聲勢浩大。這些創造性的試驗，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業已解決的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連同正在廣袤的中華大地如火如荼地展開的鄉村振興戰略，有著一以貫之的歷史邏輯。

這是張競生的價值，也是其題材創作的意義。我花40年的時間，以40萬字的篇幅，鉤沉與還原，呈現與重構，力圖勾勒出一個鮮活而立體的張競生。并經由張競生的文學形象，為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添磚加瓦、推波助瀾、搖旗吶喊。

這是一項充滿誘惑的事業，也是一項極具挑戰的工作。事實上，為張競生畫像，盡管險象環生，卻仍大有人在。同樣特立獨行的臺灣作家李敖在年輕時曾多次發愿要為張競生作傳或成為張競生那樣的人。查李敖早年日記，1958年9月11日：“夜周弘送來張競生《十年情場》，立讀竟之。”1960年7月19日：“想寫一篇張競生傳。”1960年12月12日：“決定寫一部《中國性史》，并決定以此為書名，諒此書必轟動寰宇，坐牢遺臭，皆于是矣。此書當以統計學、社會學、性心理學、法律學等方法寫之，過去擬寫之‘中國婚姻史’只是另一條路，而此書之作，當更勝前書，以趣味為主，深入研究當一似吾之畢業論文，今早忽想到著手寫此書，可喜之大收割也。”1960年12月13日：“今晚與珂大談寫《中國性史》計劃，為之眉飛色舞，我意我定不會長壽，期以一年，速成此秩，期于驚世駭俗而至于不朽。我想暫不寫雜七雜八的文字而‘集火’先成此書，退伍后即思絕游閉戶開筆著此書。眾人呼呼入睡，我燈下寫此段日記，這是我一生中極重要的一段想法與計劃，而我從今晚起，決定努力以赴了！”1960年12月28日：“眾人甚贊我日記之佳與收集之博，老馬力贊我寫大書——《中國性史》。”1961年2月19日：“決定寫《中國性史》，先零售于報章，想可獲登載。”1961年3月29日：“我亦思著《中國性史》，還待何時乎？”1961年6月3日：“與施珂談天后想到：該做第二張競生。”

對于張競生，李敖是讀其書，想當其人，再作其傳，可謂于張競生及其學問，心有戚戚焉。但李敖終于沒有寫出張競生傳，50年后，這個宏大的心愿由我來完成。

本書由北京三聯書店初版和再版，因緣際會，在本書出版15年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總編輯李紅強、社科編輯室主任付如初慧眼識珠，慨然接納并安排拙著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作者的榮幸，也是本書的榮幸。

根據付如初老師的意見，此次新版，對部分章節進行了修訂，俾使對一些敏感的歷史人物的評價把握更精準、對一些敏感話題的描述更精煉、對文學手段的使用更克制，努力使新版拙著“成為一個更為結實的非虛構的傳記作品”（李敬澤語）。

（作者系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