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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梁啟超誕辰150周年。梁啟超是大變革時代的啟蒙者，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他的家風學風深深影響子女，成就了“一門三院士，九子皆俊彥”的家族傳奇。

他只活到56歲,人們在懷念時不免感嘆，“正寫到最佳狀態、寫到興頭上的梁啟超的突然棄世，這不僅是他個人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現代學術的重大損失。”

梁啟超的最后三年，遺憾頗多，他曾打算把全部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卻終究沒有實現。若不是“國憂家難，重重疊疊”，若不是“天天有講演、著述之興不可遏”，若不是協和醫院的“孟浪”，若不是“屢為無聊的政治活動所牽”，他的早逝也許本可避免。

清華園

1925年秋，梁啟超52歲。

9月8日，他從天津“飲冰室”的意式小樓，搬到北京清華園，入住北院教員住宅2號，在這里開啟了入清華為師、專注學術的新階段。

北院住宅區，是清華初創時建造的別墅式住宅，由美國建筑師設計，每棟有4個半房間，客廳寬敞明亮，南面還有落地門窗與連廊相通。

建校之初，清華作為留美預備學校，北院專供美籍教員居住，被譏為“小租界”“美國地”。梁啟超入住時，清華正從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向一所真正大學的過渡，中國教師逐漸取代美國教師成為學校的主力，北院也迎來了梁啟超這樣的大師。

相比于天津的大家庭、大房子，梁啟超在北院住得并不舒心。他在給大女兒梁思順的信中抱怨，“我獨自一人住著不便極了。昨天大傷風（連夜不甚睡得著），有點發燒，想洗熱水澡也沒有，找如意油、甘露茶也沒有，頗覺狼狽”。

這位在晚清和民國都叱咤風云的人物，為什么拒絕了多所大學的校長之邀，去清華當老師呢？在民國的輿論場里，不乏譏誚之詞。

有評論說，梁啟超前半生是“長彗燭天，瓊花照世”，暮年卻是“光沉響絕”。新聞人徐鑄成說，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開始第一次國共合作，國內的革命空氣日益高漲，梁啟超這三個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為保守的代名詞了。他之退居清華講學，實際上是想“與世兩忘”

也有為梁啟超辯護的，報人陶菊隱就說：他告別政壇，轉入文化教育，非但不是“悲涼”“守舊復古”，相反，他抱雄心壯志，想高舉新文化大旗，在中國大干一場。

到底哪種說法符合實情？恐怕還要從梁啟超的心路歷程去找答案。

他生長的年代，正是中國“從樂土跌入地獄”的年代。弟子吳其昌說自己如果處在這樣的時代，“恐怕要終日慟哭嘔血而死了”，但其師梁啟超卻堅信“中國必然不亡”，并竭盡所能地卷入時代。

從萬木草堂到戊戌變法，他“通經致用”推動維新；從立憲請愿到辛亥革命，他流亡海外啟蒙國人；從參與內閣到興師討袁，他數次挺身而出，再造共和。這些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大事，對他個人而言，卻是一連串失敗和20余年顛沛。

1918年“一戰”結束后，梁啟超與張君勱、丁文江等一行七人，對歐洲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考察。他觀察到，“一戰”后的西方，正經歷著一場“精神饑荒”——對科學、物質的追求，使人喪失了精神價值、人格尊嚴，使人無限地苦悶、彷徨和失望。

對西方文明祛魅后，他深信，可以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而人格修養作為國學里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能治愈“精神饑荒”。

“只要舊的是好，守舊又何足詬病？”歐游歸國后，梁啟超脫離政治，整理國故，塑造新民，甚至不懼受到萬眾非議和進步知識分子的攻擊。僅在清華，僅一個冬天，他就講了五十多次《國學小史》。他還籌備辦一所“文化學院”，終因缺乏資金，未能成事。

1925年2月，吳宓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簡稱國學院）籌備主任。他趕赴天津，謁見自己的啟蒙者梁啟超，一番洽談之后，梁表示“極樂意前來”。畢竟，國學院的辦學宗旨與他的想法不謀而合，畢竟，他與清華淵源頗深：清華校訓就出自他《君子》的講演。

吳宓還請梁啟超做院長，但他謙虛辭讓，并舉薦王國維為首席導師，自己甘居其后。為了辦好國學院，梁啟超婉拒了段祺瑞政府憲法起草會會長的職務：“研究院事屬首創，開學前有種種布置……院事由我首倡，初次成立，我稍松懈，全局立散，我為自己信用計，為良心計，斷不能舍此就彼。”

搬入清華園的第二天，國學院正式開學。在典禮之后的茶話會上，梁啟超做了即興演講，題目是《舊日書院之情形》。

在演說中，他批評現代教育使學校變成了“販賣知識的地方”，并希望清華國學院能將現代教育與古代書院教育相融合，培養出知識與德性二者兼具的人才。

“校課甚忙——大半也是我自己找著忙——我很覺忙得有興會。新編的講義極繁難，費的腦力真不少。”如家信中所寫，他每星期除兩天在城內理事外，其他時日都在清華，把主要精力投入于編寫講義、授課、指導學生治學途徑與研究方法。

9月30日的《晨報》刊出他的《告訪客啟事》，聲明每日上午皆有課，下午亦忙于著述，見訪客以十五分鐘為度。閉門謝客的梁啟超，一度被媒體猜度已赴滬任職。11月5日，他又不得不在《晨報》刊出啟事辟謠。

曾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副院長的劉東認為，“梁啟超到清華國學院，絕對不是一次遁逃或一次落敗，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進取式的蛻變與升華，清華三年實為其一生用力最專、治學最勤、寫作最富的時間”。

大師課

梁啟超的文章以感情奔放著稱，他的課堂又是什么樣呢？幸虧有梁實秋，以他的親身經歷和傳神妙筆，給我們再現了一位有趣又獨特的梁啟超。

先說第一印象，“短小精悍禿頭頂寬下巴的人物，穿著肥大的長袍，步履穩健，風神瀟灑，左右顧盼，光芒四射”。

再說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么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又說：“可是也有一點嘍”。

至于演講的魅力，“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嘆息。先生嘗自謂‘筆鋒常帶情感’，其實先生在言談講演中所帶的情感不知要更強烈多少倍！”

“他長篇大段憑記憶引誦詩詞，有時候記不起來，愣在臺上良久良久，然后用手指敲頭三兩擊，猛然記起，便笑容可掬地朗誦下去……聽者愀然危坐，那景況感人極了。”

畢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就喝一口開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地呼喚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干凈。下課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后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地徐徐步出教室。

聞一多曾向他的學生們“表演”過梁啟超講授古樂府《箜篌引》的情形：梁啟超先把那首古詩寫在黑板上，然后搖頭擺腦地朗誦一句:“公、無、渡、河”，接著大聲喝彩，叫一聲“好!”然后再重復地念:“公、無、渡、河”，“好!”“實在是好!”他這樣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嘆，一聲高似一聲，并無半句解釋。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講完。聞一多講述時，情不自禁地跟著把腦袋轉來轉去，講得滿臉通紅，聲音激昂。末了，把聲音壓低，兩手一攤,正告弟子：“大師講學,就是這樣!”

《箜篌引》寫的是一白首狂夫渡河而死，其妻遂援引箜篌而歌，曲終投河殉葬的故事。梁啟超上課的情景令梁實秋印象深刻，以至二十余年后，自己在渡河時，見黃沙彌漫，黃流滾滾，頓時憶起先生講的這首古詩。

出于“名人”效應，不少社會人士慕名前來聽課，很多時候連過道也擠滿了人。不過也有一次,因為當天有校際籃球比賽，來的人太少，拂了面子。他當即怒斥學生們無心向學,“只是要看看梁啟超，和動物園的老虎大象一樣。”

從講課的活潑情形可以看出，梁啟超是性情中人、富于熱情，其人格魅力是學生們一致認可的。不過，關于口才倒是有不同的看法，關鍵就在于，能不能聽懂他的“廣東官話”。據說，梁啟超初次被光緒召見，就因為粵語與國語交流不暢吃了大虧，光緒失望之下僅賜了個六品頂戴，梁啟超這才開始苦練“廣東官話”。

國學大師陳登原記載，有一次聽梁啟超演講蔡鍔將軍的故事，只見他在臺上東蹦西跳，手舞足蹈，不過也僅聽明白“蔡公蔡公”而已。梁啟超自己卻說，他應邀向西北軍講話，讓馮玉祥感動得放聲大哭，全軍流淚。

梁啟超講演前經常不寫講稿，講演詞多由聽講者記錄而成。在清華上課時，他不僅自己不攜書本，亦不發講義，受口音影響的學生，只好圍住粵籍同學狂抄筆記。

那些常年追隨他的弟子，自然能領悟精髓。梁啟超的關門弟子黎東方回憶說：“像梁先生那樣淵博的人，才真正配講中國歷史研究法。上下五千年，南北東西一萬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兩通鑒，十通，五記事本末，《太平御覽》，《圖書集成》，難以數計的詩集、文集、筆記、傳記、碑志被他順手拈來，我田引水，都成了他的妙論和注腳。”

課堂之外，本就平易近人的他，更讓諸弟子有如坐春風之感。研究院不定期舉行茶話會，師生同樂。某次同樂會上，幾位導師獻上拿手好戲，王國維背誦了《兩京賦》，趙元任用全國各地方言表演了一段“全國旅行”，梁啟超則唱誦了一段《桃花扇》。

他鐘情于“余韻·哀江南”，且善于歌唱：“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歷史興衰如過眼云煙，“誦讀時不勝感慨之至，頓時聲淚俱下，全座為之動容”。

暑期將近時，梁啟超還會約上學生同游北海，“俯仰詠嘯于快雪、浴蘭之堂”。1923年，北海快雪堂被劃撥給松坡圖書館（蔡鍔字松坡），與蔡鍔有師生之誼，并一同“倒袁”的梁啟超為館長。該館到1925年8月才正式對外開放，此年恰逢清華國學院成立，快雪堂也就成了師生雅集之所。

愛操心的他，發現學生周傳儒有點窮，就安排他在松坡圖書館做目錄，抄卡片，二三十塊錢一個月，其實不算太少，但周傳儒還有個弟弟，負擔重，梁啟超又讓他當個小頭目，再增加二三十塊錢。

從1925年到1928年，國學院在開辦4年間共招生70多人。這70多人中，以師從梁啟超的最多。他常拿時務學堂的往事激勵自己：盡管只有40多個學生，但中間卻出來像蔡鍔、范源廉、楊樹達等人才。學生貴精不貴多，果然，日后他教的學生都成為國學大家。

不失威嚴又相當融洽的師生關系，是中國書院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清華國學院成為傳奇的秘訣之一。學生蔣百里說，梁啟超最適合當老師，這樣“才把他的活潑潑的人格精神一發痛快表現出來”。

家務事

租住在清華北院時，梁家的白墻上掛著一幅“墨荷”，寂寥的畫境折射出主人悲涼的心境。夫人李蕙仙是梁啟超科舉考試時考官的妹妹，以“千金”之軀跟著他吃了不少苦，后罹患乳腺癌，于1924年秋辭世，此后他時常黯然枯坐，“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會也嗒然氣盡了”。

追思忘妻，梁啟超總埋怨自己不忍讓。在給大女兒的信中，他懺悔道：順兒呵，我總覺得你媽媽這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之極，悔恨之極。

這場讓他痛悔莫及的夫妻吵架，到底所謂何事，外人已很難知曉，但他在《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中，用韻文表達出來的傷痛，讀來令人感動：“天地有窮，此恨不可極，每一沉思，槌胸淚下如雨！”

他對妻子的身后事極為看重，到清華園后辦的頭等大事，就是安葬發妻。

墓園坐落在北京香山臥佛寺的東面，現今北京植物園內的裸子植物區。梁啟超與熊希齡、周肇祥交情甚篤。熊希齡在香山雙清別墅創辦香山慈幼院，櫻桃溝退谷為周肇祥所購，梁啟超是“周家花園”常客。妻子重病后，梁啟超便托周家在香山附近覓得了這片墓園。

當時兩個兒子梁思成與梁思永、兩個女兒梁思順與梁思莊都在國外，墓地的修筑便全由其弟梁啟勛一力承擔。梁啟勛跑前跑后，一磚一石都親自過目，在山上住了將近兩個月。原本方案是“同一墳園分造兩冢”，但梁啟超不愿意，最后改成了夫妻同穴的雙冢。

1925年10月3日下葬，梁啟超著實悲痛了一番，僅《告墓文》就“做了一天，慢慢吟哦改削，又經兩天才完成”，算是把積蓄一年的悲傷，全發了出來。

這場葬禮共花去“三千余金”，之后，梁啟超又心血來潮地買了兩塊漢白玉石碑，誰想到，運費比石碑還要貴，“存錢用光，你二叔還墊出八百余元”。但梁啟超并沒有認為這個錢不該花，倒是自己在北戴河買的房子，覺得“很不該”，“現在弄到非常之窘”。根據梁家后人吳荔明記述，倒臥在地上的兩碑直到五十多年后，才由北京植物園出資豎立起來。

消停了不到兩個月，又有噩耗傳來，準親家林長民遇難了。

林長民是林徽因的父親，也是早年與梁啟超共同組黨的摯友，在反奉戰役中，他作為郭松齡的幕僚長先中流彈，后被燒死。正在國外留學的林徽因，此時還沒有與梁思成大婚，突然失去了經濟來源，打算輟學回國。

梁啟超在家信中勸慰林徽因：“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你們更不必因此著急。”

一開始，林徽因不答應，想先工作一年，自己解決留學費用。可梁啟超不同意，他囑咐梁思成轉告林徽因：“我從今以后，把她和思莊一樣的看待。”

其實，梁啟超早在1923年就把林徽因當女兒看了，他在給長女的信中說：

“我對于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后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梁思順的丈夫周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錯罷。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1927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辦婚禮時，梁啟超鄭重地說：“有一件事要告訴你們，你們若在教堂行禮，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國習慣叫做‘思成梁啟超’，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

他對婚姻看得越嚴肅，對草率、不道德的婚姻就格外不能忍。

1926年七夕，在學生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禮上，梁啟超當著200多位嘉賓的面，宣講了有史以來最犀利的證婚詞。流傳在外的版本很多，如“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希望這是你們最后一次結婚”云云，雖然聽起來過癮，不過多是后人杜撰，真實的“訓詞”，要委婉得多，也文縐縐得多：

“你們基于愛情，結為伴侶，這是再好不過的了。愛情神圣，我很承認；但是須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愛情以外，還多著哩。……徐志摩！陸小曼！你們懂得愛情嗎？你們真懂得愛情，我要等著你們繼續不斷的，把它體現出來。”

第二天，梁啟超還把“訓詞”寄給海外的孩子們，并說：“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證婚。他的新婦是王受慶（梁啟超的另一個學生）夫人，與志摩戀愛上，才和受慶離婚，實在是不道德至極。……徐志摩這個人其實聰明，我愛他不過，此次看著他陷于滅頂，還想救他出來，我也有一番苦心。”

現存梁啟超給兒女的信有400余封，在清華這幾年寫的尤其多。孩子們都已長大，他仍稱大女兒思順為“大寶貝”，二女兒思莊為“小寶貝”，三女兒思懿為“司馬懿”，小兒子思禮為“老白鼻”。家里的事，他事無巨細地跟他們說，也把自己在政局中的困惑，向孩子們討教，有時還會撒嬌賣萌求安慰。

信件之外，他對孩子的事更是百般費心，梁思永考古實習，梁思成、林徽因海外結婚、回國謀職，梁思忠想參軍，梁思順的丈夫、外交官周希哲調遷，梁啟超都為他們四處奔波，活絡走動。

“像你有我這樣一位爹爹，也屬人生難逢的幸福。”此言非虛。

錯割腎

在清華的第一個學期結束后，梁啟超決定利用寒假去治病。從1924年冬，妻子被醫生“判死刑”開始，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種病，總是尿中帶血，時輕時重。起初，他瞞著家人，后來他不僅在清華講學，且在京城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講，顧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下葬，他度過了一段難挨的時光，也沒有心情去看病。

直到病情加重，他擔心自己像夫人一樣得了癌癥，才決定去醫院查一查。這一查，就引出了中國現代醫療史上的一個著名事故。

他先去了東交民巷的德國醫院，沒查出所以然，又轉到協和醫院。協和醫院是洛克菲勒家族在華開辦的醫學院，擁有當時最先進的醫療器械，診療水平在亞洲也算一流。

協和醫生借助X光，發現他的右腎有個櫻桃大的黑點。經多位專家診斷，一致認為那黑點是腫瘤，且是尿血癥的病因。1926年3月梁啟超在協和醫院接受腎臟切除手術，發現割下來的右腎并無毛病，且尿血的病癥依舊。

此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難以接受，何況是梁啟超這樣一位名人。5月29日，梁啟勛在《晨報》發表《病院筆記》，對誤診的失望溢于言表。隨后，陳西瀅、徐志摩等也接連撰文興師問罪，不能“白丟腰子”引發了一場“中醫西醫”的是非之爭。

面對輿論，梁啟超不僅拒絕起訴，還帶病撰文，平實地講述了自己的就醫過程，并在結尾說：“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為避免后人誤解協和醫院，他還特地把這篇聲明的英文稿放在病案里。然而，這件事傳到現代，還真從“錯割腎”變成了“割錯腎”。

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中寫得繪聲繪色：“在病人被推進手術室以后，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進行了手術（切除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臺旁邊的X光片。這一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后立即就發現了，但是由于協和的名聲攸關，被當‘最高機密’保守起來。”

梁思成的續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一書中照搬了費慰梅的說法，不僅情節一致，連手術日期都錯得一模一樣（都錯寫為1928年3月，足足晚了兩年）。不同的地方在于消息來源，費慰梅說，是從當時在場的實習生轉告給張雷，張雷再告訴她的，林洙則說，“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時，才從他的主管醫師處得知父親真正的死因”。

兒媳婦林洙的背書，讓“割錯腎”的說法深入人心，也讓主刀的外科教授、時任協和醫院院長的劉瑞恒背上了黑鍋。直到2006年協和醫院舉辦病案展覽，出示了梁啟超在協和就醫的病案，才使這樁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根據病案可知，梁啟超的右腎長了個較小的腫瘤，被醫生集體診斷為惡性，手術后才知道其實是良性，縫線在右邊，決無可能割了左腎。劉瑞恒家族的后人認為，這屬于誤診，而且是內科誤診，主要責任并不在劉瑞恒。

一個細節是，當時有一位著名的美國外科專家正在協和，可以主刀，大家都覺得梁啟超很幸運，他卻執意要換成了中國醫生，因為“療于中國學者之手，國之光也”。

梁啟超以自身性命為“西醫”作擔保，并不代表他對誤診不知情、沒情緒。

他的好友、協和醫院籌辦者、著名防疫專家伍連德，在調閱病例后指出：“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

梁啟超在家信中寫道：“他（指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并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

借伍連德的口說出這幾句苛責后，梁啟超再無牢騷，反而慶幸沒得癌：“只算費幾百塊錢，挨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

2018年，湖南省人民醫院羅遜醫生發表了對此病案的研究。他從諸多特點判斷，梁啟超所患實為慢性腎小球腎炎，很可能是現在所說的IgA腎病，其中一種類型為發作性肉眼血尿，與呼吸道或胃腸道感染相關，病情非常平緩，與梁啟超的臨床表現極其類似。此病又稱為Berger病，直到1968年才由Berger首先描述，此時距他過世已近40年。

有趣味

“當這內部生理大變化時期中，左腎極吃力，極辛苦，極嬌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護不可。”伍連德唯一的戒令，就是讓他節勞，最多只做從前一半工作。羅遜醫生認為，伍連德的醫囑與當今IgA腎病的基礎治療完全相同，可說是超越時代的。

醫生雖高明，梁啟超卻是個極不聽話的病人。“小小的病何足以灰我的心？我現在早已興會淋漓的做我應做的工作了”，清華這邊的課時雖然壓縮了，但司法儲才館那邊的重擔又壓下來，因為牽扯到中國收回領事裁判權這件大事，他覺得自己沒有理由推辭。

從1926年3月16日做的腎臟切除手術，至1929年1月19日去世，記錄于《梁啟超年譜長編》的大事件有：

第15個孩子梁思同1926年9月出生，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在清華大學每周授課，在國內四處巡回講演；作為京師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北京圖書館、松坡圖書館和司法儲才館的館長經手各項繁雜事務；籌備去美國接受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替長子梁思成和林徽因操辦回國后的工作；為康有為、王國維等師友辦喪事……

在這些事之外，他還要寫專著、論文、應酬文章與演講稿。據統計，僅1927年一年時間，他就發表了《圖書大辭典薄錄之部》《書法指導》《儒家哲學》等，總字數在30萬以上。

別看他的文章以“速成”著稱，內容卻不摻水。陳達回憶，他初到清華教書時，兼任《清華學報》總編輯，向梁啟超約稿，不過幾天，稿子就送來了。這篇文章是寫《中國學術的地理分布》，里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布、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下一代）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布，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

家信中，他常念叨自己太忙。以1926年底的一天為例，白天去城里講演，地點是前眾議院大院，聽眾約四千人，大冷天沒火爐，他在風里聲嘶力竭地講了三個多鐘頭；飯后一支煙，學生鋪紙，他一張又一張地寫字，賣字的錢，專用于松坡圖書館的經費；晚上回清華，著述之興又不可遏，已經動手執筆了；夜深人靜，還有司法儲才館和國立圖書館的人事安排需要思慮。

勤奮之外，他還有一種“五官并用”的特異功能。國學院學生姜亮夫回憶：“那天他說‘今天我要寫幾幅對子，你幫我拉對子紙。’第一幅是給我的……剛要動筆，他吩咐助手說：‘你明天九時到王先生家去送一封信。’剛寫了兩個字，他兒子進來說‘有電話’，他隨即吩咐幾句叫兒子去回話，這時手中筆未停，邊說邊寫。兒子退出，家人送信進來，他叫家人讀信，他邊聽又一邊寫，聽完信，并吩咐回信大意。家人又送早點上來，他眼睛稍看了一下，又邊寫邊說，早點中某東西不要，某東西再加一點。我心里慌，怕他把對子寫錯，但結果一字不差。”

工作之余，他還聽京戲，聽古典音樂，收藏字畫，楹聯書法，最愛的是“四人功課”打麻將。清華曾流傳梁啟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還有傳說他在打麻將時起腹稿，著名的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就是打牌過程中起好腹稿的。全文是一篇電報,由梁啟超口述,電報員打字,費時兩個鐘頭才打完,一共9千多字,一刻不停,一字不改。

雖然事務繁雜，但他總做得津津有味，他曾說，“梁啟超”這件東西，就是由“趣味”元素組成的。在他眼中，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只恨一天沒有四十八小時。無奈的是，再有趣的靈魂也是肉體凡胎，這三年中，他屢次尿血、著涼、發燒、右膀發痛、心臟不適……

他最割舍不下的，是對政治的趣味，“連失敗也覺得津津有味”。

1927年的中國，北伐中斷，國共從合作走向破裂。梁啟超身處張作霖控制下的北京，對時局看得很清楚，“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做半年保險”。

5月前后，“國家主義”派、實業界及國民黨右派的一些人，天天纏著他，希望他能出面組建“一種大同盟”，與南方的政黨相角逐。

梁啟超內心蠢蠢欲動，又覺得這是攤渾水，天人交戰，苦不堪言。“我實在討厭政黨生活，一提起來便頭痛。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愿見的人也要見，不愿做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于國家實在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一個月來我為這件事幾乎天天睡不著。”

在糾纏、煩惱、失眠中，梁啟超終于決定了自己的立場，不組織或加入黨派，還是以他的一貫做法，著書立說來“救中國”。“我一個月來，天天把我關于經濟制度（多年來）的斷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確信的主張，同時對于政治上的具體辦法……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間內把我全部分的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

然而，參政念頭一起，便不可收拾。五個月后，梁啟超的書沒寫出來，卻已有一系列更為詳細的計劃，準備做一些“黨前運動”。周傳儒私下對同學謝國楨說，老師冒天下之大不韙，重回政壇，猶如“入井救世，徒自苦耳”。

梁啟超的政治計劃在國學院師生間已不成秘密，“急于成事”的他疏于休養，也是眾所周知的事。1927年末，他因一星期連著做了幾篇文章，舊病復發，對孩子們發牢騷說 ：“如此甚屬討厭，若完全叫我過‘老太爺的生活’，我豈不成了廢人嗎？我精神上實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傷之至

自1928年起，梁啟超身體每況愈下，發病不斷，這與至親師友的接連去世，有極大關系。

1927年3月31日，康有為在青島去世，梁啟超在北京聞知噩耗，失聲痛哭。這對在戊戌變法后一同流亡日本的師徒，雖然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揚鑣，但仍情同父子。

變法失敗后，康有為謊稱有光緒皇帝的“衣帶詔”，大發保皇財，買房子養小妾，周游世界。梁啟超則與同盟會、孫中山走得近，還寫信勸老師退隱，二人關系迅速惡化。1917年，康有為聯合張勛來了一次臭名昭著的“復辟”，梁啟超不僅與恩師公開決裂，還幫助段祺瑞攪黃了這出鬧劇。

雖然早已公開對罵，但梁啟超一直以弟子之禮對待康有為。1922年康有為原配去世，梁啟超親往上海吊唁。1927年康有為70大壽，梁啟超托人送壽聯壽文，文中還把康比作孔子，感謝他早年在萬木草堂對弟子的教誨。

70壽誕過去僅20天，康有為突然去世。他的身后事“蕭條得萬分可憐”，也讓梁啟超頭疼：“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沒有辦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爺）。南海生時已經種種搗鬼，連偷帶騙，南海現在負債六七萬，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這樣一個人，為什么全不會管教兒女，弄成這樣局面。”

梁啟超湊錢為康有為風風光光地辦了后事，卻仍逃不過“叛師長”“善變”的罵名。連清華學生都問他為何前后矛盾，梁回答：“這些話不僅別人批評我，我也批評我自己。我自己常‘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對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學問上也是如此。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么呢？就是救國。”

6月2日，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士大夫”的王國維，在頤和園沉湖自盡。作為同事和有相似背景的知識分子，“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王國維之死，曾被稱為“中國文化史世紀之謎”，梁啟超的家書，算是另一種解讀：“他平日對于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才葉德輝、王葆心之被（國民革命軍）槍斃。”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徐州。梁啟超、王國維對北洋軍閥不抱好感，對北洋政府倒臺后的時局更不樂觀。也許是預感到一個在他們經驗之外的新社會即將到來，他們對個人命運也生出憂懼。因為王國維自殺，梁啟超“一個多月來舊病發得頗厲害，約摸四十余天沒有停止”。

清華國學院第三年的開學日，梁啟超帶著學生在王國維墓前致悼詞：違心茍活，比自殺還更苦；一死明志，較偷生還更樂。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

年底，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助手范源濂英年早逝，又讓他“傷之至”，并為此深深自責，“半年來我把（京師）圖書館事脫卸給他，也是我對不住他的地方”。

1926夏，梁啟超被聘為京師圖書館館長，卻無半分經費。到冬天，館中無煤升火，無紙糊窗，冷風颼颼如冰窖。梁啟超不忍員工受凍，更不忍國家典籍散失，就將自己的五萬元人壽保險單向銀行抵押借款，用來發薪、生火、糊紙。

范源濂從時務學堂就追隨梁啟超，曾四度擔任民國教育總長，他接替老師做京師圖書館館長，“每日到館要上九十級石梯”，雖已患病，仍不棄職守。得知他的死訊后，梁啟超又添了尿閉的毛病，小便不通達29小時。

不朽者

1928年6月中旬，因為批閱清華學生成績，他一連趕了三天，發生尿路阻塞約50余小時。“真是逼著我做純粹的老太爺生活了。”萬般無奈之下，梁啟超極不情愿地辭去清華研究院和國立圖書館的工作。

保留到最后的，是《中國圖書大辭典》的編纂。這件事他做得津津有味，但常常工作過度，一個不提防，舊病就會發作，就是兩三天的苦痛，他最終接受了家人忠告，“連這一點首尾，也斬釘截鐵的辭掉”。

雖然人已回天津靜養，但入京的北伐軍卻不肯放過羞辱他的機會，7月《民國日報》登出北京黨部對“三一八慘案”的決議，把他也牽扯其中。此時，梁啟超已靠定期輸血續命，根本懶得回應，只由侄子梁廷燦出面辯解。最有力的證據是，慘案發生前，他人在協和醫院開刀割腎，18日剛蘇醒。指控雖然是無稽之談，不過，國民黨對“研究系”（以梁啟超為首的政治派系）的厭惡可見一斑。

梁啟超考慮到曾與孫中山交惡，清華又是國民黨的必爭之地，因此，不建議梁思成入職清華，而是接了東北大學的聘書。

下決心不以俗事縈心后，他提筆寫《辛稼軒先生年譜》。拼命奮戰下，到9月已編至辛棄疾52歲。

9月27日，痔瘡復發，他入協和醫治，每天喝兩杯泄油，足足灌了十天，弄得胃口全無，人也瘦到不像樣子。他向已去東北就職的梁思成訴苦：“我在病中想她（大女兒思順），格外想得厲害，計算他們到家約在陽歷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熱鬧了。”這是《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的最后一封家書，他期盼中的家庭團聚，最終未能實現。

住院期間，他仍托人到處尋覓關于辛棄疾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書，狂喜，攜書出院，痔疾并未見好，就急著回天津，一面服瀉藥，一面繼續寫。不能正常坐下，他便側身斜坐著，又連寫了三天。

10月12日，梁啟超將年譜寫到了辛棄疾61歲。這年朱熹去世，辛棄疾前往吊唁，在不勝悲痛之中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啟超考證出，辛棄疾的悼詞已失傳，僅存四句為：“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寫完這個“生”字，他不得已擱筆了，這個“生”字，竟成了他此生1400萬字著述中的最后一個字。

此后他發燒臥床，直到11月27日，再入協和醫院醫治。協和醫院以為是肺炎，化驗后，確認梁啟超為中國第一例支氣管念珠菌病患者。此病非常罕見，是免疫機制受損后衍生的真菌感染，全球首例是1915年才在美國確診的。在1929年的中國，也許只有協和醫院才能確診此病，至于治病，則束手無策。

梁啟超于1929年1月19日逝世，臨終時，竟無一語遺囑。他對家人的最后要求，是向醫院捐獻遺體，用于研究。

梁思成向世人介紹父親逝世經過時寫道：“先君子曾謂：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方在清華、燕京講學，未嘗辭勞，乃至病篤仍不忘著述，身驗斯言，悲哉!”

為父親設計墓碑、墓園，成了梁思成與林徽因畢業后的第一件作品。墓碑主體是一個矩形方碑，方碑兩側有如環臂般展開的兩翼，碑上只刻了“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幾個字，未寫任何生平，連生卒年月都沒有，畢竟“知我罪我，讓天下后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