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健吾筆名劉西渭，大體而言，在創作上，他以“李健吾”名世，而在評論上則以“劉西渭”著稱，如《咀華集》《咀華二集》。徐逎翔、欽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又見“川針”“沈儀”“成己”“東方青”“丁一萬”“石習之”等，這些均偶一用之，并未在文壇留下大的印象。近期筆者在整理戲劇史料時，發現李健吾還用過筆名“范云”。

“范云”出現在《艷陽天》的演出廣告和海報上。1944年7月11日的《申報》首次登出蘭心大戲院上演《艷陽天》的廣告，“高乘喜劇”“滿園春色關不住，癡男怨女纏不清”等語十足吸人眼球，觀眾自當萬分期待。廣告介紹該劇由“范云”編劇，方君逸導演，方君逸即前兩年將巴金的《家》搬上舞臺的吳天，已為觀眾所熟知，而“范云”則是第一次出現，此人是誰無人得知。廣告左側附有“上海聯藝劇社緊要啟事”：

本劇社正在上演之《武則天》原定演至十三日為止，不期前夜散戲前演員白沉中暑暈倒，今天起暫停輪演，購票諸君請自票間退款。在此數天中，充裕排練下期高乘喜劇《艷陽天》，是劇由范云先生根據法國名著《費嘉樂的結婚》改編，方君逸先生導演，全體優秀演員演出，笑料豐富，妙趣橫生，現定七月十四日（星期五）夜場獻演，幸希注意。（標點符號為引者所加）

此“啟事”重要信息有二：一是《武則天》因故暫停演出，二是由《費嘉樂的結婚》改編的《艷陽天》將于7月14日晚上演。《艷陽天》果然大獲成功，演出效果甚佳，從7月14日至9月14日共演了58天（中間曾停演5天），盛況空前。在《艷陽天》演出期間，印有“范云”這個陌生名字的廣告幾乎天天占據《申報》的一角。“范云”到底為何許人也，自然會引起人們的猜測。時有記者寒風，就《艷陽天》的演出，采訪過導演方君逸，方作于是說：

最初我早就有意改編此劇。坊間有二種譯本，一為文化生活社出版、吳達元譯的《費加樂的結婚》，一為中國圖書雜志公司出版、柳木森譯的《斐迦洛的結婚》，當時柳譯本序中也曾提到我，那時，的確我有此意上演此劇，后來終因人事蹉跎沒有結果，這一次“聯藝”本來要排《新婚第一夜》，后因暑期演喜劇較好故，所以又想起此劇，原來我預備自己改編，終因時間急促，因此，同范云先生商討改編《費加洛的結婚》的大綱，而由范云先生獨力完成，不過在排練中曾略有增刪。

采訪者即以為“范云”是方君逸的化名，“聽說范云先生就是你，是嗎？ 有人說是你寫的？”方君逸很快否定了這一猜測，“不！ 不！ 范云先生的確另有其人……”（寒風《訪方君逸·談艷陽天的演出》，《影劇界》1944年第3期）“范云”的身份自然瞞不過戲劇圈內人士，當時的劇評家麥耶在《談青春 艷陽天 荒島英雄》（《雜志》1944年第13卷第5期）一文中說：“《青春》是李健吾編劇，費穆導演，《艷陽天》是范云——多謝他，與《青春》同時，使我們又多看到了一部新演的好戲——編劇，方君逸導演……”在“范云”后煞有介事地用雙破折號來補充解釋，表明作者對此心照不宣。進而又指出“范云先生據說是研究法國戲劇的改編名家。《艷陽天》足以證明他的盛譽可靠。”淪陷時期上海研究法國戲劇的改編名家并不多，麥耶在這里欲言又止，最終還是沒有披露“范云”的真實身份。

1946年8月15日，李健吾的《好事近》開始在《文藝春秋》上連載，在“改編者附志”中有這么一段話：

吳天兄要我為他改編這出戲，我覺得非常困難，因為初夜權——貴族享受奴仆的新婚特權——這個重要的反對的目標就不得不由于風俗的異同而抽掉。同時還有審判，那簡直是難于移動。最后，抵不過吳天兄的殷切的情意，我在原文泡了一晝夜，算是泡出了這個不成形的東西。

人們這時候才知道，李健吾的這個《好事近》就是前兩年的《艷照天》。劇作演出時和劇本發表時的題名不一致在當時劇壇司空見慣，事實上，該劇本來擬名《花好月圓》，后因觀眾來信上演時改名《艷陽天》，改編者在正式發表后定名《好事近》。在日本人的監控下活動，戲劇家們當然有所顧忌，于是吳天就用了筆名“方君逸”，而李健吾則化名“范云”（后來，因《金小玉》的上演，李健吾果真被日本憲兵盯上并被捕）。至此，“范云”謎團才得以解開。

南朝時曾有個名叫范云的詩人，李健吾這一筆名似乎與此人無甚關聯。“范云”源出于何處？ 在《艷陽天》演出前后，李健吾另外還改編過數部法國劇作，其中以《金小玉》《云彩霞》影響最大。《金小玉》的男主角為“范永立”，《云彩霞》的女主角為“云彩霞”，“范云”疑是取自這兩個人物的姓氏。“范云”僅在《艷陽天》演出時用過，后來《好事近》在刊物上連載、發行單行本時，署名都是李健吾，因此，這個筆名也就再沒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