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只有真正貼近鄉土現實，才能寫出好的鄉土文學。 視覺中國供圖

生于鄉土、長于鄉土的山東作家魏思孝，始終以在場的姿態對他所熟悉的鄉村的人、事、物進行觀察、體驗和寫作。從以皇歷舊語為題的《余事勿取》，到為小人物立傳的《都是人民群眾》，再到塑造新典型文學形象的《王能好》，他不僅一直走在探究鄉土寫作文學形式的路上，更逐漸深入開掘著鄉村的種種現實。在他看來，只有真正貼近鄉土現實，才能寫出好的鄉土文學；只有熱愛鄉土中的鄉民，筆下的人物才會鮮活。

“啃老”

讀書周刊：聽說您在成為作家之前，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啃老”生活，甚至婚后吃了好陣子“軟飯”。

魏思孝：（笑）真是這樣呢。

我是農家子弟，父母都是吃苦耐勞的農民，對于我的未來，他們的希望就是我以后不要像他們那樣干農活了，吃了太多體力勞動的苦，他們希望我可以做安穩的工作。在他們心目中，醫生和老師就是安穩工作中的最理想型。可是醫生實在太難考了，于是他們就很希望我成為一名教師，我大專畢業后雖然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最終還是沒當教師。

我讀大專期間，接觸了大量的文學作品，慢慢對文學寫作產生了興趣。畢業后，我做過教輔書的編校、整形醫院的文案，但大部分時間我都沒在工作，而是埋頭寫所謂的小說。說實話，那段時間，溫飽確實成了問題。親朋好友都覺得我是不務正業，根本不相信我能寫出什么東西，更別說當作家養活自己了，他們認為我是在拿寫作當作逃避生活責任的幌子。

好在我熬過了那段物質貧困、精神迷茫的階段，在文學寫作這條我真正喜歡的道路上堅持了下來。我很感激陪我熬過這段艱苦時光的妻子。2007年我第一次發表作品，直到2016年我才不用為溫飽發愁，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到寫作中去。

“容器”

讀書周刊：鄉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眾》《王能好》，您自己最喜歡哪部？

魏思孝：如果從個人感情來講的話，我會更喜歡《余事勿取》一些，因為《余事勿取》主人公衛學金的原型是我父親。寫《余事勿取》對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陪我父親重走一次他那短暫又苦楚的人生，這樣的重走，讓我對父親的死釋懷了一些。

但如果單純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從小說的完成度、成熟度來說，我個人覺得《王能好》是這三部作品中寫得最好的。“王能好”這個人物相較于《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眾》中的人物，他更為立體，也更加有深度，小說的結構、文法方面也更經得起推敲。

讀書周刊：是什么推動了鄉村三部曲的創作？

魏思孝：進行鄉村三部曲的寫作之前，我對內容是有一個整體構想的，希望表現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50后、70后、80后三代鄉村男性的命運、處境、際遇與精神世界。這些都是普通人、小人物，他們在歷史和時代的洪流中顯得特別無力。

按照時間順序來講，鄉村三部曲最先創作的是《余事勿取》，時間大概是2017年末到2018年末，寫了差不多一年。創作的出發點是我在完成了小鎮青年題材的小說后，希望拓展一下自己寫作的視角，想著手寫自己更熟悉的鄉村生活和鄉村人物。

寫小說同時需要素材和容器，二者缺一不可，都很重要。我對鄉村生活、鄉村人物和鄉村故事的素材有著天然的儲備和積累，在某種程度上，動筆前我需要更多的是對“容器”進行思考，也就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去承載素材、表現素材。思考的過程中，多年前在《魯中晨報》上看到的一則新聞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那是關于冬天小樹林里凍死了一個人的新聞。于是我將這則新聞套在了我要講的故事上，將這個可憐人角色套在了小說人物衛學金身上，寫作便有了落腳點。

到了《都是人民群眾》，主要是采取一種為小人物立傳的寫法，這種立傳的寫法適合處理大量不同人物的素材，到每個人身上，每篇也就幾千字，短小精悍，方便閱讀。驅使我這樣寫作的動因是，我生活中遇見的各種人物有太多東西可以寫了，而且，這些我認識的、相處的鄉村中鮮活的人，他們中的一些，陸陸續續由于各種原因去世了。他們去世了，慢慢就被遺忘了，這讓我覺得很遺憾，也很痛心。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讓他們的痕跡能以另外一種方式留存。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回頭看《都是人民群眾》，它在文學技法上存在很多欠考慮、不成熟的地方。

到了2020年開始寫《王能好》的時候，相對于前兩部，我的小說寫作手法更成熟一些了。寫《王能好》的契機來自我對勞務市場中打零工的農民工的關注。勞務市場中找零工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愿意或者已經因為年齡等因素沒有條件到工廠中打工的人，他們靠打零工維持生計、養家糊口。像前段時間很火的北京馬駒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零工聚集的勞務市場。我覺得他們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群體，在他們身上能反映出許多社會問題和人性考量，而且，打零工的人工作的隨意性特別強，去過的地方、接觸過的人紛繁復雜，可以拓展小說內容的豐富性。于是，我就想以這樣一個打零工人的視角，去觀察城鎮和鄉村的面貌。

又恰巧在2019年我的一位親屬，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因車禍去世了。我大表哥是一個很典型、很生動的人，我一直有把他寫進我的小說中的想法，也對他的一些事件、習慣、性格特點予以留意。大表哥的去世使得我的寫作計劃提前了，正巧他也是打零工的，這就與我寫勞務市場零工的想法不謀而合了。就這樣，大表哥成了《王能好》中的“王能好”。

一開始就想寫個中篇，越寫越覺得可寫的東西有很多，索性就寫成了一個長篇。王能好作為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在城市和鄉村的夾層之中，希望通過打工來維持生計。他首先去了他心中最繁華、最富貴的上海，如果不是因為弟弟去世，他可能一輩子都會留在上海打工。之后他又去了北京，不幸的是他受騙進了黑工廠。通過王能好的眼睛，我們會看到許多社會現象和各個階層的處境。

三部作品的寫作動機和寫作歷程大致就是上面講的這樣。

真假

讀書周刊：《都是人民群眾》為小人物立傳，有人說您這運用的是社會學視角，您同意嗎？

魏思孝：我個人其實不太糾結這些說法的，寫作本身要先于這些概念和判斷；同時，文學作品和寫作者都是復雜的，有時也難以用什么概念和類別為其冠名。虛構文體和非虛構文體的界限，其實有時也并非涇渭分明的。就算昨天甚至剛剛發生的事情，你馬上把它寫下來，也會或多或少地摻雜進寫作者的主觀判斷和主觀感受，文學寫作幾乎不存在完全以非虛構的方式呈現事情全部客觀性的可能。另一方面，文學創作雖然取材于現實，但寫作者有時會有意地遠離這些來自現實的素材，甚至刻意把“真”的東西去往“假”里面寫。

就我寫《都是人民群眾》而言，其實我知道原型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細節，但就文學寫作的效果而言，我一定會舍棄掉一些“非虛構”的內容而注入一些“虛構”的內容。因為我寫的是小說，是文學，而不是社會學調查報告。讀者讀完這本書如果會想“這些故事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那對我來說這反而已經是成功一半了。有時，真假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帶給讀者這種假亦真、真亦假的體驗是重要的。

存在

讀書周刊：您曾說“我的身份是農民，職業是寫作”，您認為以農民身份為基點的鄉土寫作和知識分子的鄉土寫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魏思孝：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對“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認知也在發生著變化。從前教育不發達、不普及的年代，可能大多數人覺得認識字、讀了些書就算得上是知識分子；而在教育普及后，知識分子不僅需要有知識、有文化，同時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擔當，他們要致力于推動社會的發展。由此，知識分子的鄉土寫作可能更多著眼于揭示鄉村生活的艱難和鄉村人民的苦難以獲得社會的關注，或著眼于歌頌鄉民的淳樸和鄉村生活的自得，以此與城市進行對照，對城市中的物欲橫流、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以及各種城市病進行反思，或著眼于揭示鄉村的守舊、鄉民的愚昧以呼喚啟蒙、開化，等等。

就我個人而言，拿著一張大專文憑的我實在稱不上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我在鄉土出生、長大，見過了城市的種種后我再反觀鄉村，某種程度上鄉土的經驗和城市的經驗的碰撞會讓我對鄉村的人、事、物有更深的體會。而且，雖然我現在家住城市，但是我離從小長大的鄉村很近，也會經常回去看看。我知道現在真實的鄉村情況是怎樣的，也知道現在生活在鄉村中的民眾的喜怒哀樂和所思所想，所以我對鄉村生活的在場感是一直存在的，而這種在場感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

有一些若干年前有實際鄉村生活經驗的作家，曾寫出了反映鄉村生活的真實的好作品，并因此實現了階層跨越，到了城市中生活，就此不再重返鄉村。他們不太知道這二三十年里鄉村究竟發生了什么，現在的鄉村比起那時又有了哪些不同。而我的在場感可能會使得我的作品在這些方面有所呈現。這也是長久以來我對自己寫作的定位——真切地反映當下的鄉村生活。

我的讀者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具有鄉村生活經驗的、對鄉村現實的人、事、物很熟悉的，他們讀了我的書后會覺得特別親切；還有一種是對鄉村生活不甚了解、少有親身體驗的人，他們讀了之后會對鄉村生活有形象的整體觀感，而不是抽象的理解。這讓我很有成就感。我的身份是農民，我始終認為這是我生命的根基，也是我寫作的根基。

從語言方面來講，我在魯地農村的生活經歷讓我對農民，特別是山東農民的說話用語、習慣、方式很熟悉，我也希望盡量將他們平日說話的原生風貌保留在我的小說之中，包括一些所謂的“臟話”。我不認為這種臟話代表農民品格的惡劣，倒認為這也是他們的一種生存策略——可以適當緩解“疼痛”，不僅是肉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疼痛。

農村人交流語言中的“懟”也是。我很了解他們說話的方式和出發點，覺得這些鮮活的日常交流語言寫進文學作品中會更加真切可感。當然，我也會有意識地控制小說中對話的占比，如果對話篇幅過多，某種程度上也是投機取巧。要把握好這個度。

王能好

讀書周刊：有評論者將王能好與阿Q作比較，您自己認為兩者具有可比性嗎？

魏思孝：最初提出這種比較的，應該是在去年的一場讀書分享活動中，嘉賓羅翔老師把我筆下王能好這個角色和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進行了對照，這啟發了更多人將兩者聯系起來。

其實，在寫《王能好》的過程中，我真沒有意識到這個人物越寫越接近阿Q，對于他和阿Q的相似性，我是后知后覺的。魯迅先生代表著中國鄉土寫作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水準的最高水平，直到現在都是，他深刻洞悉了在鄉土中生活的人們的特點。某種程度上，后來者的鄉土寫作都會有被魯迅先生的光輝所吞沒的恐懼，會有“后來者焦慮”。魯迅先生發掘的阿Q身上的精神勝利法也確實是刻在我們骨子里的東西，是一種普遍的國民性。精神勝利法的負面我們已經談論了很多，但從正面的角度來看，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小人物在特定情境下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和心理策略，由此才能達到自洽、才能修復自我、才能活下去。這是一種無奈，畢竟生活還得繼續，人總得活下去。

更具體地比較會發現，阿Q沒有王能好勤勞肯干，而是比王能好游手好閑，也比王能好更加油滑，但他們兩個都在農村男人應該成家的年齡里沒有成家。這在農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使王能好勤勞能干，他沒有成家也會被大家視為異類，甚至視為不健全的人，某種程度上會喪失一定的話語權。阿Q和王能好生活在他們那樣的認知環境中，都要采取類似精神勝利法的方式來調節自己內心的自卑、身份的錯位、生活的失衡。

“勿取”

讀書周刊：“余事勿取”是對中國鄉土性的某種隱喻嗎？

魏思孝：“余事勿取”是老皇歷中常見的一句話，大概意思是：這一天除了能做的事，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做。就比如皇歷中說你今日只適合在家待著，那你就不應該出門。這對中國農民和農村還是有一定隱喻性的——除了能做的都不要做，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國鄉土的某種閉塞性和固守性。《余事勿取》英文版的譯名是Don't take the rest（不要休息），我覺得這個翻譯挺好的。中國農民甚至是中國人整體而言，似乎一直在奔忙，很少休息，休息成了“勿取”的“余事”。

讀書周刊：您最近出版了新作《沈穎與陳子凱》，似乎又回到了城市寫作。是什么契機或者動機讓您的目光又從鄉村轉回到城市？以后還會寫鄉村嗎？

魏思孝：其實沒有太特別的契機。只是寫了幾年農村生活之后，想寫一寫城市中的故事。另外，在之前的寫作中甚少寫女性，在這部作品中就想嘗試深入寫寫女性的故事、情感與思考。但其實寫完《沈穎與陳子凱》后我發現，對于鄉土題材的挖掘和鄉土小說的創作，我還有許多可寫、可精進的地方。就像我家所在的那個村子，雖然人口不多，但是可以挖掘的素材還是有很多的——方方面面、林林總總，有好多的不同的東西可以去寫，即使是同樣的東西也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去寫，從不同的視角去寫。

在我新的長篇小說中，可能我會更加重視對意象的選取和琢磨，比如對中國北方農村中“饅頭”這個意象的展開；也會更重視通過典型的場景描寫來展示鄉村生活面貌，比如農村的酒局。酒局這個場景好用在，鄉民在此聚集，彼此間可以發生更多的溝通和碰撞。還有，常言道“酒后吐真言”，酒后人物往往可以吐露更加真實的想法，表達更加深層的情感。我還想以農村基層干部的工作筆記為切入點從另一個向度寫鄉村，這里面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東西。

說回到《沈穎與陳子凱》，這部作品雖然寫的是城市，但它不是北上廣深這種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發達的大城市，而是五線小城市，這種五線小城市中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還是帶有鄉土痕跡的。而且，小說中的陳子凱是一個到城市討生活的農村孩子，這個角色身上依然可以反映許多鄉土特點。也就是說，《沈穎與陳子凱》并非完全在寫城市，也會涉及鄉村的一些問題。

讀書周刊：這么多年的鄉土寫作，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

魏思孝：父親去世很多年后，我心中仍然無法釋懷。寫《余事勿取》，讓我對我的父親有了更多的理解——一個人在四五十歲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重病纏身，是一種何樣的苦楚！不僅是對父親，寫作也讓我更多從別人的視角和立場思考事情，由此我也會更加豁達。更進一步，文學寫作尤其是鄉土寫作，帶給我內心的滿足。能寫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一直走在進步的路上，是很幸福的。

困惑肯定也有，最主要的就是落筆所寫和心中所想的差距，這主要還是源于能力的不足。但記錄一定是有意義的。文學有時比歷史更加真實。就像我前幾天翻看鎮志，里面的內容多是宏觀的甚至空洞的，但文學不是。文學，尤其是好的、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淘洗的文學，承載了很多現實性的內容，而且，文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類內心思想情感的復雜性。這是我熱愛文學寫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