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作家黃藥眠先生的120周年誕辰。黃藥眠先生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重要的參與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成就卓著的作家、理論家、美學家。作為后期創造社的主要成員，黃先生不僅創作了以《黃花崗上》為代表的多部詩集，還出版了中短篇小說、散文、文藝評論、理論批評、翻譯等多種著作，直接參與并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與理論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黃先生一直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文學院），是文藝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為當代文藝理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同時，黃先生作為中國文聯副秘書長，為文聯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不禁陷入沉思。黃藥眠這個名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為，黃先生與家父自1949年起在同一所大學里共事了數十年；黃伯伯也是我少年時代的鄰居，與他曾有些交集。陌生是因為，黃伯伯遠行久矣，對故人我已淡忘了很多。我將這篇公號的消息轉發給黃伯伯的兒子黃大地先生，手機里傳來大地哥的回復：“謝謝你，到時我一定去參加會議。”他的嗓音緩慢、低沉、圓潤，像極了他父親的聲音。黃伯伯的樣貌漸漸浮現眼前，打開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在懷人念舊的秋天，我寫下這篇拙文，追憶少年時的鄰居黃藥眠伯伯。

奇怪的白發老人了不起

1971年從衡水干校回京后，我沒有家了。父親住在北師大四合院的集體宿舍。我和二哥回京，父親跟學校要了一間小房子，在家屬區工四樓14棟與另外兩家合住。我在實驗小學四年級當插班生，每天下午放學做完作業，就跑到樓下去玩，不愛在小屋里憋著。

我和小伙伴經常在單元門口的方磚甬道上玩。時間長了，發覺有一個白頭發老人總是站在遠處看我們。他頭發雪白、稀疏、凌亂，面上的眉毛、胡子也都白了，瘦長的臉型、筆直凸起的鼻梁，有幾分落魄流浪漢的氣質。身體瘦弱，背已微駝。一臉與世隔絕的茫然，有時又透露出一絲倔強、堅韌的神氣，這不禁引起了我的好奇。

后來，父母告訴我那個“白發老先生”叫黃藥眠。這個古怪的名字，在北師大家喻戶曉，連家屬區里的老太太們都知道。

再后來我更對上了號，原來黃藥眠就是黃大地的爸爸。

大地哥和我大哥是發小，他倆同歲，上實驗小學時，在院里是孩子王，淘氣打架氣老師，四處闖禍。上初中不到一年，不到16歲就下鄉了。但插隊后，他們仿佛開了竅，忽然愛看書了，不僅愛看西方的文學名著，還啃起《資本論》和一些政治、文史類書籍。

大地哥的爸爸是中文系系主任，還是一位詩人。大哥和我看的書，全是借他家的。

很少聽父親夸過誰，但他挺佩服黃藥眠先生。

有一次，我聽他和母親在廚房閑聊：黃藥眠這個人經過世面，很傳奇，度量大。他入黨很早，去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過，還蹲過監獄，抗戰時在香港、桂林文化圈也做了不少愛國工作。1949年，他是和宋慶齡、郭沫若、史良等人一起被中共請回北京的，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過開國大典。

父親說的黃藥眠度量大，是指1956年至1957年美學大討論的事。黃先生把朱光潛、蔡儀、李澤厚請到北師大進行美學演講，那幾人當著他的面批他的觀點，說話很不客氣，可黃藥眠一直陪著他們，坐在會場里笑著傾聽。

后來我聽大地哥說，師大的美學論壇，其父作為主辦方曾做了最后的總結發言，一方面闡述了自己的美學觀點——“美是審美評價”,開創了中國價值論美學的先河，也對先前諸家美學思想的缺點不足作了點評。但遺憾的是，當時美學界認為只存在四派，而黃藥眠從馬克思主義實踐論衍生出來的“價值論美學”則被遺漏掉了。好在他的學生孫子威、張榮生等人對當年黃先生的美學演講做了詳細筆記，到“文革”后他的“價值論美學”得以重見天日，從而填補了當年美學大討論最重要的一環。

八十年代中期，黃藥眠在家里看書

黃伯伯讓我學好數理化

我從小偏科，數學不好，喜歡寫作文，所以熱愛文學，特別崇拜作家、詩人。沒想到，鄰家的那個白發老伯伯，是我認識的第一個詩人和作家。

但有一件小事讓我很不解。

天氣好的時候，黃伯伯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在單元門口曬太陽。他有時閉目養神，有時站起來，做一套獨特的健身保健操，有時饒有興致地看我們小孩玩耍。我經常從他面前走過來跑過去，漸漸熟絡起來。

一個陽光溫煦、微風徐徐的下午，我踢毽子玩時，踢飛的毽子正好落到他腳邊。他慢慢彎下腰，撿起來遞給跑過去的我，問我：“你是老宗家的孩子吧？”我說：“是。”他說：“看你像。”

接著，他和我聊起來：“你最喜歡學什么課呀？”“語文。”他又問：“數學喜不喜歡？”我搖搖頭。“自然科學多有趣呀，物理、化學你愛不愛學？”他又問。“都不喜歡，我喜歡語文課，寫作文。”我告訴黃伯伯。

我的作文，經常得“優”，我還被欣賞我的語文老師宋華杰推薦去北京市少年宮聽文學講座。沒想到，黃伯伯卻說：“還是學自然科學好！小鬼。”他指指頭：“學數學人可以更聰明。”

他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我有點不高興了：這個中文系的教授、詩人，就算不夸我，至少也該鼓勵鼓勵啊，為啥非要讓我學好數學呀？

時隔多年，父輩那一代“老師大”多已駕鶴西去，師大子弟之間還有來往。在發小召集的聚餐中，每次都能碰到黃大地。我問起少年不解的往事，大地哥說，這很正常，在當時的背景下，他要讓你學文科，怕將來會有人說他還在向青少年販毒，與黨爭奪下一代，而且用自然科學來開啟人的心智不是更名正言順嗎？

大地哥卻堅持學文，據他講，黃伯伯也同意，他每年農閑回京探親，還給他制定學習方案，對他在讀書治學方面做了不少指導。在語法、修辭方面，因為黃伯伯認為只有語法學通了，才能準確掌握每句話的意思，并進而掌握整段文章的意思。尤其是西方語言一般句子較長，必須把語法學通學透才能把握好句子的本意。學習過程中，黃伯伯常從英語書籍中找出長句子，讓大地哥分析它們的語法關系，檢測他是否能把握住文章本意。

據大地哥說，對于修辭學則講得不太多。其父認為懂得一些常見的修辭方法，如排比句、擬人化等方法技巧就行了，關鍵還是要多看好的詩歌、散文、文學名著，并在生活中有所領悟，慢慢積累文學修養。

黃藥眠與鐘敬文在一起

借著寫檢討的名義寫詩

從大地哥那里，我聽說了黃伯伯“牛棚”生活的一些軼事趣聞。

“在勞改隊時，除了勞動，一周至少要寫一份檢查。家父是作家，以能寫著稱，他就寫給他們看，每次檢查都有三四頁，甚至七八頁，其內容無非是東拉西扯的引經據典，然后結合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罵一頓。”后來，大地哥認識了管理黃伯伯的北師大物理系學生李文博，他對大地哥說：“你爸太能寫了，一寫一大摞，沒人看。”

但李文博不知道的是，黃藥眠常借寫檢查的名義干私活，他零星記錄下的隨筆短句，后來集腋成裘，居然出版了一本散文隨筆集《面向生活的海洋》。這件事令我很驚訝，在勞改隊那種壓抑的環境中，還能堅持寫作，黃伯伯不愧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詩人。

但我也很難把詩人和當時黃伯伯的形象對上號。那時，我看到在學校勞改隊勞改的人，著裝形象都差不多：都穿著一件短舊棉大衣，因為既要保暖，又要能在干體力活時不妨礙工作；還都戴一頂帶護耳的藍色棉帽，兩側的長護耳有時一高一低耷拉著；此外就是笨重的棉褲、棉鞋，臉上還捂著一個臟兮兮的口罩，走路也是慢吞吞的，拖著疲倦的腳步禿嚕禿嚕地蹭著地走。

聽大地哥講，有一次，他看天晚了父親還沒回家，就跑到外面去接，看著慢吞吞走過來一個人有點像，裝束打扮也一樣，迎上前去看，那人向大地哥點頭微笑，但并未停步，慢吞吞地走過去了。這時大地才明白原來是住工三樓的詩人穆木天先生。這就是當年老教授勞改時的形象，也是那個時代詩人的獨特風貌吧。

勞改隊的生活雖然已能回家，終究還不自由，但人已慢慢變得疲沓了。日常生活就是勞動，寫檢查，學習著作，另外就是接受外調，所以從精神層面來講，生活工作并沒有太大壓力。所以從“文革”中期起，勞改隊的生活反而使他們的心情有了難得的放松，幽默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據大地哥說，其父在中文系當系主任時，對系里的老先生都很尊敬，他喜歡刻苦努力、身懷絕學的人，老先生們對他也很客氣，但相互之間除了工作關系，并不十分了解，而現在大家朝夕相處，各人的看家本事自然也就顯露了出來。

當時勞改隊里有鐘敬文、穆木天、啟功、李長之、王汝弼等十來個人。這些老人在一起聊起往事，十分新鮮有趣。

如啟功先生，家父從前只知道他是皇族，但皇族的具體生活及各種規矩就不甚了然。啟先生便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從清朝皇族的主要宗系，相互間的關系，皇族獨特的生活方式，到皇家建筑的等級規格，北京四合院的種類，清朝王爺、貝勒及八旗子弟的冊封方式、享受的待遇等等，有說不完的故事。

穆木天先生也是走南闖北，坎坷一生，但闖蕩的路線與家父有所不同。家父抗戰時在桂林，穆木天在重慶，所以那里發生的事講出來也讓人很長見識。

王汝弼是古典文學專家，家父也喜歡古典詩詞，他倆也有說不完的話題。此外王先生還是古錢幣鑒賞家，有時師大院里的小孩不知從哪里弄來幾枚古錢幣，拿不準是真是假，就去找他鑒定。他也不怎么仔細查看，只把錢幣在手中掂幾下，假幣就順手指縫顛出去了。

鐘敬文是民俗專家，知道的民俗典故自然多，也喜歡古典詩詞。大家湊在一起總有說不完的話，真可謂惺惺相惜、“臭味相投”。

有時大家正聊得起勁，造反派教管員突然闖進來，談話馬上戛然而止，自然會被訓斥一頓，“怎么不說了？剛才還熱火朝天的呢，現在就鴉雀無聲了？一說起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你們就都津津有味，寫檢查！”兇神惡煞的管理員退出后，大家相視會心一笑，過一會兒就又聊起來了……

總之，在勞改隊，這些老教授因聊天的事沒少挨教管員訓斥。教管員一看到他們湊在一起聊天，氣就不打一處來，反復嚴肅警告，但大家只是表面檢討應付，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扎堆也可以聊，只要有兩個人就能聊，不僅休息時聊，勞動時也能聊，有時候兩個人推一輛車，就一路走一路聊。

這也就算他們在勞改隊的“苦中作樂”吧。

1949年，黃藥眠與夫人蔡徹的結婚照

翻譯聯合國文件

1981年夏，我進入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在第一編譯室做編務。在整理聯合國文件翻譯文檔時，發現譯者信息表里竟然有黃藥眠的名字。

那是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國務院專門成立了翻譯聯合國文件的“聯合國資料小組”，即我單位前身。聯合國海量的文件，全部要翻譯成中文，工程巨大，全國很多高校外語系都承擔了翻譯任務。我跟一位老翻譯說，這個譯者黃藥眠我認識，可他是中文系的教授啊！負責審校的老翻譯稱贊說：“黃藥眠的譯稿達到了信達雅的水平，一般中文好的翻譯，翻譯質量都好。”我后來才知道，黃伯伯是英語科班出身，曾就讀于廣東高等師范大學英語系。

原來，1971年下半年國內形勢有所好轉后，周恩來總理借機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科教戰線也出現了回歸正軌的跡象。當時中國已加入聯合國，有一大批聯合國文獻急需翻譯，周總理于是提出請這些不上課的老教授來翻譯聯合國文件。于是從1974年起，學英語出身的黃伯伯從勞改隊被抽調出來，參加了由北師大、人民大學部分教師組成的“聯合國文件翻譯組”。北師大由英國留學回來的鄭汝箴教授牽頭把關，師大很重視這項任務，起用了一些外語好的“臭老九”。

粉碎“四人幫”后，黃藥眠回到中文系。他身體不好，是名義上的系主任，鐘敬文是正式系主任。那一段，黃伯伯參與了討論“人性論”，結集出版論文集《迎新集》。結合文壇出現的“傷痕”文學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人性要具體分析，生活是豐富的，人性從具體生活中表現出來才顯得深刻生動。總之，他不是反對人性論，而是從文藝創作的角度反對抽象化人性。

1980年秋，我讀中文系夜大學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課堂上黃藥眠先生成了我課本里的人物，我方識廬山真面目。他的頭銜可真不少，政治活動家、教育家、文藝理論家、美學家、詩人、作家。大地哥卻總是說，父親是個流浪漢，搞政治是客串，就是一個搞文藝的。

課本里講，黃伯伯早期在上海加入進步文學社“創造社”，和郭沫若、郁達夫等一起辦刊物，寫詩和散文。抗戰時寫了不少抗戰詩歌，還負責大后方抗戰文藝的理論導向工作，被人稱為黃大師。1944年，他在成都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抗日戰爭后又去香港從事愛國民主運動，是當地文化圈的核心人物。1949年5月北上，參加了新中國第一屆政協和文聯會議……今天知道他的人很少了，尤其是文學圈以外的人。

黃藥眠與學生們在北師大圖書館前合影

遺憾沒能出版黃伯伯的著作

當圖書編輯后，策劃選題時我梳理了北師大校園里的著名教授和文化名人，向他們約稿，編輯出版了教中國古典文學的啟功伯伯的《啟功學藝錄》、教寫作課的劉錫慶叔叔的《淺文言書信寫作》等書籍。還有一些選題，因為各種緣故，沒能完成。計劃中黃藥眠、鐘敬文、何茲權、盧樂山、浦安修、朱敏等都是我的組稿對象。

1986年5月的一天，春意盎然，我去黃伯伯家組稿。那時我家已從工四樓搬走，他家也從15棟一層，調換到14棟二層的一套四居室中。在樓下遇到他的夫人蔡徹阿姨，她正從單元里出來，我說明來意，她十分和氣，輕聲告訴我，從1985年秋天開始，藥眠開始做口述自傳，每天上午他坐在沙發上口述，由她做筆錄，下午和晚上休息，并打第二天的腹稿，已經定好一家上海的出版社了。

多年后，我讀到了這本口述自傳。翻看著黃伯伯的著作，我不禁在心里贊嘆，他不愧為一代詩人、思想家，有那么強的感受力和敏銳的觀察力，真是出口成章。有評論者贊：雖然是一部紀實性的傳記，卻把當時的歷史畫面、親身經歷描繪得格外生動，極有史料價值。文中還披露了很多詩人浪漫的異國之戀，讀起來就像一部長篇史詩，描寫愛情的章節簡直就是優美的散文詩。

黃伯伯的夫人蔡徹阿姨，比他小17歲，是他的學生。20世紀40年代后期，她從家鄉潮州汕頭去香港達德學院讀大學。當時黃藥眠是文哲系主任、香港文協主席，在香港文化圈十分活躍。黃藥眠除了講課，還經常和青年學生們一起外出郊游，后來他與學生蔡徹相識、相知、相戀。1949年5月，在香港登報結婚，隨后一起北上進京。

蔡徹到北京繼續讀書，上了華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在北京女八中教了幾年書。1954年，調到北師大中文系給丈夫當助手兼資料員，夫妻倆在一個系里工作，這也是學校對黃藥眠的特殊照顧。

可惜沒過幾天安穩日子，政治運動接踵而來，每次黃藥眠都被卷入漩渦中。作為妻子和秘書，蔡徹阿姨與丈夫同船共渡、不離不棄，每次下放勞動，黃伯伯因血壓高身體不好，有醫院證明不能參加，但系里就采取“夫過婦罰”的政策，都派蔡徹去頂替，而這些蔡老師都默默承受了下來。在黃藥眠的傳記里，他和蔡徹的婚戀僅一筆帶過，而我從大地哥那里得知，1949年初，黃藥眠曾為愛妻寫下一首情詩《 贈蔡徹》。

1987年9月3日，黃藥眠先生辭世。

只差一個月，他沒能看到當年10月出版的口述自傳《動蕩：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這部自傳黃伯伯只寫到1949年受中共中央邀請從香港北歸、共商國是，便戛然而止。他那更加跌宕起伏的后半生，留給世人無盡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