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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府仆人周瑞的女婿冷子興和朋友賈雨村聊天時，談到榮國府的一個祥瑞，賈寶玉銜玉而生，“將來色鬼無疑”。賈雨村極為不贊同，從這個“祥瑞”出發講了一段“歷史哲學”：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余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

隨后，賈雨村還闡發了他著名的“正邪兩賦”之說，認為賈寶玉的性格是正氣和邪氣激蕩所賦予的。

王莽出現在“應劫而生”的“大惡”名單里，這是他唯一一次在《紅樓夢》里出現。王莽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

賈雨村所列的“大仁”名單很好懂，由三代圣賢和儒家道統人物組成，具有鮮明的程朱理學特征；“大惡”名單包括叛臣、暴君、已遂或未遂的篡位者、奸臣，看似駁雜，共同點是都強烈影響甚至結束了某個輝煌的朝代。王莽出現在這里，主要因為他是前漢的篡位者。重視人物的善惡對政治的影響，這也符合程朱理學的關注點。

由此可見，賈雨村（或者說作者曹雪芹）的“歷史哲學”主要是程朱理學，即儒家經學的“宋學”。而王莽是儒家經學之“漢學”（不是清代樸學意義上的“漢學”）的一大關節，這就令人產生了聯想：從歷史形象來看，王莽和賈寶玉有何異同？是否都屬于某種意義上的“儒家信徒”？面對衰敗的現實，他們的理想是什么？西漢的皇朝歷史與賈府的家族故事可否對觀？被視為古代小說巔峰的《紅樓夢》是否繼承了古代歷史特別是正史的敘事方式？

祥瑞、災異和圖讖

在歷史上，王莽在短時間內從前漢皇室的外戚一躍成為新朝的皇帝。除了他外戚身份、個人能力、宮廷權術以及當時的內外部形勢等傳統政治因素外，王莽的成功尤其借重了儒家經學在兩漢的演進。用薛寶釵的話說就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

簡而言之，秦漢建立集權政治后，儒家提供了一套國家治理的意識形態，并被統治階層所認可、推崇，成為上至統治者的政治理念、下到日常生活的倫理基礎。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歷經多年、成于眾手的漫長事件。

在這一過程中，儒家的“今文經學”也就是官方經學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描述儒家政治理想，依據儒家經典決策國家事務，并與社會上彌漫的濃厚迷信、戰國以來的五德終始等相結合。于是，日食、地震、蝗災等“災異”，奇禽、異獸、露水等“祥瑞”，以及童謠、圖讖、神符等“符命”都成了預示政治興衰的天意。后來興起的“古文經學”，則進一步對“制禮作樂”的一些制度給出了“操作手冊”。

儒學的內在邏輯，是想通過這種方式來規誡帝王、引導政治走向，并最終解決社會上出現的貧富分化、土地兼并等問題，實現太平。到前漢后期的元、成、哀帝期間，地震、日食等災異越來越多，激進的儒家信徒由此要求漢朝徹底改制，調門越提越高，進而認為漢家天命已衰，呼喚孔子一樣的圣王出來制禮作樂，建立全新的儒家國度。

王莽就是借助了這一思潮的東風，以儒家信徒的形象起家，過渡為儒家改革的主導人物，直至將自己制造為新的圣王，在沒有發動戰爭的前提下結束了前漢的統治，建立新朝。

這期間，荒誕不經的祥瑞、符命為王莽的崛起提供了“言之鑿鑿”的證據，猶如上天的意志。

例如祥瑞，早在王莽出生那一年，據說王氏家族祖墳建筑的一根木頭柱子突然長出了新的枝葉。王莽稱帝后，還記得這件事，并把其作為自己崛起的祥瑞；類似的還有前漢的末代皇帝漢平帝死后不久，就有人給王莽獻出一塊據說白石，上面有紅色的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例如讖語，早在王莽還年輕的漢成帝時，就有童謠唱道：“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按照當時人的理解，童謠是說皇室“華而不實”，后代凋零，將被王氏取代；還有圖讖，王莽在稱帝前夕，先是有大風刮來“銅符帛圖”；不久，有人獻上了據說是天帝降下的“金匱圖”和赤帝頒布的“金策書”，都是有圖有字，圖文并茂。當然，這里的圖可能不是繪畫，應是描繪術數推演的圖形。

同樣，隨著王莽和他的新朝走向覆滅，他一度神奇的祥瑞迅速褪色，出現了大量災異，比如死去的黃龍之類。總之，這些絕大多數是人為造作的東西，在公元元年前后的時代，很可能大多數臣民會深信不疑，成為了貫穿王莽全部政治生命的重要內容。

有趣的是，《紅樓夢》的情節也貫穿著此類圖讖、祥瑞、災異，而且是人物命運和情節發展的重要部分。

賈寶玉的玉因為是從娘胎里帶來的，還有類似傳國玉璽的字樣，所以是真正的祥瑞，就像臣民獻給王莽的帶字的白石；第五回里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看到了圖文并茂、一圖一判詞的“金陵十二釵”圖冊，則是典型的“圖讖”；讖語更是比比皆是，第五回里十二支“紅樓夢”的組曲；第二十二回元宵節點的戲名和猜的燈謎；第六十三回群芳開夜宴的行酒令，都透露了小說里主要女性命運的走向，特別是開篇第五回的“紅樓夢”組曲可謂“事先張揚的悲劇”。

意味深長的是后四十回的第九十四回里海棠花在秋天開花，是家族即將敗落的“災異”，還是好事將近的“祥瑞”，賈府中人各自說法不同。按照《紅樓夢》后四十回的情節，賈府確實先經抄家，險些敗落，又“蘭桂齊芳，家道復初”。這種吉兇含混的事，就好比王莽祖墳的木頭長葉子，對漢朝來說就是“災異”，對王氏來說則是“祥瑞”。

《紅樓夢》的一大魅力，就是巧妙利用了這些祥瑞、圖讖，使人物具有了濃厚的宿命感。從中可以看到歷史對小說的深遠影響。在歷史上，像王莽這樣大規模利用祥瑞、讖語并得以成功的案例，越來越少見。除了劉秀建立的后漢尊崇讖緯外，圖讖、緯書等在中古時期被朝廷嚴禁，逐漸淪為江湖游士的民間話語，雖然在上層政治中依然不絕如縷，但總體上不再起決定性作用。一度被視為天意征兆、預測未來的神秘學說，跌落成妖言惑眾的旁門左道。

正是占卜、戲曲、小說等民間文化收留了這些“妖言”。《水滸傳》里，宋江之所以有資格“替天行道”，是有九天玄女送給他的三卷天書；在隋唐演義里，程咬金當瓦崗寨的山大王，也是靠天書。這些都是祥瑞、圖讖的變體。但這類小說依然沒有超越其政治性，依然在歷史敘事框架里打轉。

唯有《紅樓夢》實現了超越，拿來塑造個體、塑造人，既貼近大眾心理，又營造出了悲劇感；同時，也拯救了這種“妖言”，將其雅化和美化為詩性。這是祥瑞、災異、圖讖等最好的結果。

烏托邦和大觀園

一直有人把王莽和《紅樓夢》聯系起來。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對王莽的印象是“王莽謙恭未篡時”，所以有的讀者很自然地去扒拉《紅樓夢》里誰最虛偽。王夫人、薛寶釵、花襲人等都曾不幸入選。這既誤解了王莽，也給小說豐富的角色扔了“二向箔”。

王莽以鼓吹儒學起家，并不是只開動了“宣傳機器”，也不是他一個人的癡心妄想。眾所周知，“漢承秦制”，前漢的統治秩序和制度基本沿襲了秦朝；在自身發展中，隨著承平日久，前漢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特別是土地兼并。董仲舒說：“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怎么解決？儒家認為只要進行儒家性質的改制，這些社會問題都會解決，天下將成為理想國度。

從劉邦時期的陸賈開始，包括漢文帝時期大名鼎鼎的賈誼、武帝時期的董仲舒，以及后期名臣京房、貢禹等，持續鼓吹儒家改制，例如漢元帝時期的貢禹曾說“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就認為錢是萬惡淵藪，是造成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根本，應該取消貨幣。

王莽可以視為前漢歷史上一連串鼓吹儒家改制的最后一人，也是最成功的，更是真的試圖落實儒家改制。他的改制在前漢的晚期已經啟動，一直持續到他建立的新朝滅亡前夕，包括了宗廟、祭祀等國家制度，貨幣、稅收等財經體制，以及著名的土地改革。

篇幅有限，拋開其他的改革措施不講，王莽最核心、最典型的就是“王田制改革”。根據史料中留下的非常稀少的資料推測，這一改革的核心是“1個男口100畝”的限額，1個家族最多800畝，再加上房屋、公共用地等100畝，總共900畝，也就是儒家認為周代理想的“一井”之地，多余的要分出去。但王莽只是名義上宣布將天下田收歸國有，并沒有掌握和分配土地的實際能力，所以這一改革迅速淪為具文。作為儒家理想實踐核心的土地改革失敗，意味著此次儒家改制的失敗。

總之，王莽的政治成敗，是儒家轟轟烈烈地試圖建立理想國，到迅速失敗并宣告“此路不通”的過程。當然，王莽個人的性格、能力、心理因素也比較重要，他留在史料里的事跡也反映出他殘忍、嫉妒、虛偽的人格。但從他敢于改制并至死不悟來看，他基本上是篤信儒家政治理想的。

《紅樓夢》有沒有政治性格？賈寶玉有沒有儒家理想？這個問題在“紅學”領域并不新鮮。

賈寶玉作為小說中最具理想主義的人物，他在多個場合都表示了對儒家的態度。一方面，他對賈雨村等官場中人極度厭惡，稱之為“祿蠹”；從而對勸諫他讀圣賢書走科舉之路的親人也大為不滿；另一方面，前人多有指出，他對“四書”本身是認可甚至推崇的。例如：

第三回，寶玉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第十九回，由襲人側面說他：“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

第三十六回，寶玉在家里“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

此外，第七十三回里寶玉對自己的讀書情況做了總結，“只有《學》《庸》二《論》是帶注背得出的”，《孟子》“有一半是夾生的”，“五經”里只有《詩經》讀過一點；此外還有“《左傳》《國策》《公羊》《谷粱》漢唐等文，不過幾十篇”的古文。

由此可見，賈寶玉主要的“思想背景”“理論基礎”，就是“四書”，而且很認可“四書”。他的道理其實很淺顯，認為四書所描繪的人格理想是很好的，一個人追求“明明德”的大學之道也是對的。四書就是他的道德理想，所以他才會對身邊的人有較高的尊重，對自己也有相對高尚的道德追求，他所厭惡的是拿著四書當功名利祿敲門磚的庸人。這和魏晉很相似，許多魏晉士人憤世嫉俗，嘴上批判儒教，內心卻頗為認可并親身實踐。例如阮籍母親去世，喪期之中，他赴司馬昭的宴請，飲酒食肉照舊，在座有人向司馬昭進言，批評阮籍在重孝期間，公然飲酒吃肉，違背儒家禮教，應當懲治。而司馬昭卻反駁說：“阮籍因為巨大的悲痛導致形銷骨立，你不能和我們一起為他擔憂，什么意思？”看似違背禮法的阮籍在別人看不見的場合，為母親哀慟至吐血數升；與打著儒教旗號的“舉報”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漢儒最重要的經典是“五經”，其中對王莽改制尤為重要的是今文經學的《公羊傳》和古文經學的《周禮》。這些經典聚焦的是國家制度和政治理想，很少關注到個體的精神境界。到《紅樓夢》的時代，宋明儒學主要依托的是“四書”，正好和漢儒調換了順序，更多關注的是個體的“明德”，不再直接去創造理想國的政治實體。所以寶玉以四書為理想很自然，王莽時代最重要的《公羊傳》在賈寶玉眼里是和《戰國策》等量齊觀的“古文”，其經學性質已經失落。

總之，王莽等漢儒的理想世界，是追求政治的理想國；賈寶玉則是追求個體的理想世界。大觀園既是小說里的一個花園實體，也是少男少女的一場美麗的夢，亦是賈寶玉個體道德唯一能維持的樂土。

這也是為何《紅樓夢》全書在彌漫佛道氣息的同時，同樣在多個關節處強調了家族的責任，例如第五十五回賈探春在大觀園搞“改革”，雖不是王莽性質的政治改制，卻是理學家所喜談的“齊家”；再如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王熙鳳，談了一番“好了”之理后，依然不忘吩咐要為家族盛衰做準備。種種這類避免家族敗落的責任感，當然不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佛道所推崇的，其源頭亦是向來重視家族治理的程朱理學。

家族敘事和歷史書寫

《紅樓夢》的索隱派在學術領域早已式微，但在大眾領域仍然頗有市場，時而還會出現一些新的索隱“成果”。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紅樓夢》的家族敘事，確實有很多來自正史的歷史書寫。

正史是歷史研究的基本材料，但正史在被書寫的時候，往往是作為政治文本被撰述的，因此充滿了隱喻、影射、褒貶等修辭術。《紅樓夢》里很多被拿去索隱的情節，在正史中普遍存在。前面所提到的祥瑞、圖讖等，都是正史比較多見的內容；小說第二十五回著名的王熙鳳、賈寶玉中了馬道婆“巫蠱”之事，在兩漢史事中亦出現過多次。

再舉一例，正史和小說里的“外戚政治”。

王莽得以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外戚身份。他的姑媽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生母皇太后，隨后即位的漢哀帝和她沒有血緣關系，但她仍然是地位尊貴的太皇太后。依靠王政君，王氏家族才開始染指前漢的統治權。王政君的兄弟輪流輔政，直到輪到王莽。

前漢帝王之所以要依靠外戚輔政，一是漢家“故事”也就是慣例。皇帝沒有父親，又對叔伯、兄弟存有戒心，自然會依靠母親的力量。二是儒家主張“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強調孝治天下，因此皇帝必然會尊崇母親及其家族，以顯示孝道。

皇室并不擔心外戚篡位，因為前漢尚沒有外戚篡奪皇位的事情出現，而且皇太后只要去世，她的家族就會逐漸離開政治舞臺的中心，由新的外戚取代，因此一般情況下，外戚很難長葆權力。

王莽在王政君的兒子漢成帝末期，已經成為大司馬輔政，主要依靠的就是皇太后王政君，皇后趙飛燕并無實權。但漢成帝很快去世，即位的漢哀帝將自己的親祖母、生母都接到長安，王政君、趙飛燕迅速被冷落，王莽也被迫離開長安，回到封地。但王政君罕見長壽，一直活到漢哀帝去世，并重新掌權，王莽這才徹底掌握了漢家的政權。

此后為避免重蹈覆轍，歷代皇朝大都努力防止外戚執政，但緊隨王莽其后的東漢，恰恰是以多位皇太后臨朝而聞名，而且出現了歷史評價極低的外戚梁冀。直到帝制中國后期的明、清時期，也就是《紅樓夢》寫作的時代，這一問題才基本避免。

簡述王政君、王莽作為外戚與前漢皇室的關系，是想借助這一“外戚”的視角來看賈府。賈府以賈氏為中心，地位最高的就是榮國府的主人賈政之母史太君，就地位、作用看她和王政君很相似；但賈府真正“執政”也就是管家的人，是寧國府主人賈赦的兒媳王熙鳳，她能夠得到這個地位，一個重要因素是自己的姑媽、賈政的妻子王夫人。“四大家族”里的薛姨媽則是王夫人之妹。總體來看，賈政雖然有官職，但他不理家務。賈府內部的權力由史姓母族、王姓妻族兩家“外戚”所掌握，賈府的興衰與“外戚”的行為密切相關。

《紅樓夢》的作者不論有意無意，顯然具有某些歷史書寫的技藝，將家族故事講出了治亂滄桑。《紅樓夢》作為中國古代長篇小說的巔峰，不僅在內容、人物上超越了時代，也在敘事上極盡歷史書寫之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