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學自現代以來，杜甫就是極具當下性意義的作家。不囿于時空的限制，人們似乎總能與他保持精神的溝通。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杜甫“代表了最廣大的同情和最高的倫理準則”，即便在文藝潮流發生變化時，他在人們心中的位置、魅力和他所受到的尊崇依然如故［1］。杜甫是文學經典、人格力量與時代精神融為一體的象征，中國文人總會在不同時刻與杜甫不期而遇。關于杜甫的研究也常突破學科語境，與時代話語融為一體，引發文化熱潮。“十七年”文學中也曾一度出現杜甫熱潮，在學術研究外還衍生出文藝創作，這與“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活動相關。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活動對于中國宣傳民族文化、提高國家聲望，起到重要作用。1962年那屆競爭非常激烈，李白與杜甫同時入圍。最終，杜甫成功當選，一經被確認為“世界文化名人”，便如泉源噴涌，形成文學生產鏈。據統計，50年代約有140篇杜甫研究論文，而1960年到1966年上半年相關論文約有460篇［2］。學術研究之外，還涌現出大量文化散文，以及以杜甫為原型的小說創作。

這一文化熱潮也與毛澤東在工作生活中常聯想到杜甫、杜詩有關。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表示，“光搞現實主義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賀、李商隱，搞點幻想”［3］。成都會議前，毛澤東游覽了杜甫草堂的杜詩版本展覽室后，稱杜詩“是政治詩”［4］。杜甫頻頻被提及，正說明其重要性。南寧會議上的發言，看似“揚李抑杜”，實際緣由為對革命浪漫主義的提倡。“政治詩”的評價則證明了杜甫是能夠并適宜承載政治性主題的。“十七年”時期，學者們以杜甫為原型進行研究與創作，將政治、文化語境統一起來，傳達出時代的聲音。杜甫作為愛國愛民、堅持國家統一、深入工農兵的典型形象，從各方面反映著時代主題，成為“古為今用”的最佳典范。

一 求“真”的研究：關于杜甫的傳記寫作與類傳記研究

“十七年”時期杜甫研究表現出明顯的求“真”特性，結合重大歷史事件，還原人物真相，展現詩人生命歷程，類似于傳記的寫作。事實上，此時期只有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杜甫傳記［5］，但是研究者似乎都具有為杜甫畫像的熱情。而杜甫也的確是一位極佳的傳主。梁啟超曾談其理想中的專傳，應以一個對于時代有特殊關系者的偉大人物為中心，將其周圍關系事實歸納其中，橫的豎的，網羅無遺，顯然杜甫就是這樣合乎理想的傳主［6］。

“十七年”里第一本杜甫研究專著，便是馮至的《杜甫傳》，為杜甫作傳的想法是在戰時便深埋下的。1938年，馮至隨學校輾轉遷徙至昆明，蟄居于松林茅屋，系統地研究起歌德并由此通往杜甫。如研究者指出的，“承受”“擔當”“克服”這一系列詞語既是馮至切入里爾克、歌德的關鍵詞，也是了解馮至對于個體生命歷程，以及存在、死亡等諸多命題作思考的主題詞。馮至是把杜甫作為在亂世之中勇于“承受、擔當、克服”個人命運的范例來看待的，研究杜甫可以從中領悟到有道德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亂世之中應當如何生活［7］。在馮至看來，歌德與杜甫有許多相似之處，二人都經歷了歷史上跨時代的大事件，一生始終不懈地努力工作，并且都對“寂寞”有著深切體會［8］。為了讓人們了解杜甫之偉大，需將其生命的全部真相一一呈現，馮至于是選擇了傳記的寫作形式。因為缺乏史料，馮至只能處處以杜詩為根據來推求杜甫的生活與環境，而后再去闡明他的作品［9］。

馮至曾對《浮士德》投注很多心血，認為浮士德雖不免于死亡，卻宣告了虛無主義者魔鬼的失敗。代表“惡”與否定精神的魔鬼并非一無是處，他隨時都起著刺激“善”更為積極努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對“惡”的克服中，達到對于不可能事物的追求［10］。馮至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概括浮士德的一生，而這也正是杜甫的寫照。馮至筆下的杜甫如浮士德一般，表現出一種完全積極的行動力。杜甫的一生正是在限制中走向豐饒，在磨難中趨于無限的。他一生都在遭受肉體與靈魂的諸般痛苦卻始終自強不息，在出走與斷念間創作了那么多偉大的作品。斷念不是一般的作限制，而是在相克相生中拯救沉淪的生命，戰勝現實的艱難，悲涼的背后其實有著最為積極的意義。

《杜甫傳》記錄了杜甫經歷的諸種悲劇，以及那種在艱難中斷念前行的力量。1946年馮至曾由傳記寫作申發出兩個“副產品”，講述杜甫童年的故事。其中《兩個姑母》一篇，寫的是幼年喪母的杜甫在姑母的撫育下成長。姑母在時疫中甚至放棄了自己的孩子，盡心守護杜甫。杜甫長大后也知道感恩，然而“他的長成好像無形中犧牲了另一個人的生命。若是處在杜甫的地位，誰對于死去的表弟不會感到永久不能贖償的罪，對于姑母不會感到永久難以報答的恩呢”［11］。另一篇《公孫大娘》則寫杜甫6歲時在許州郾城的街衢上親眼目睹了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那是他從沒有看到過的“一個女子的身軀會創造出一個這樣神奇的世界”［12］。這讓從小病弱且習慣于被姑母憐愛的杜甫體會到另一種女性的魅力，也啟迪了他的詩歌創作，他一開口詩作中就出現了“鳳凰”這樣壯美、宏大的意象。兩位女性的故事也被寫進《杜甫傳》的“童年”一章，這似乎暗示在女性庇護下成長的杜甫明達篤厚，從小便受到繆斯女神的青睞，這與《浮士德》“永恒之女性，引導我們走”有所呼應。但這場人生行旅自伊始就潛藏著纖弱敏感的性格特征與暗啞的悲劇底色，負疚與承擔、細膩與恢弘碰撞而來的矛盾感將伴隨杜甫終身。

在馮至的筆下，杜甫的悲劇，首先是封建時代造成的悲劇。杜甫經歷了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這一重要歷史時期，成長為一代詩圣。其他同時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早早逝去，或者未登上歷史舞臺，他們的重要作品多半在安史之亂前完成。杜甫創作則起始敘述時代的艱難、國家的危機、人民顛沛流離的生活，反映了從繁榮到衰落以及衰落社會中的種種矛盾［13］。盡管如此，封建時代的悲劇并未讓杜甫甘于沉淪，他反而始終堅持著，取得了旁人所未能及的成就。

其次是事業的悲劇。一方面，是仕途上的懷才不遇。政治事業的悲劇，也是詩人對仕進斷念的過程，最終踏上漂泊行旅。身體與精神雙重“叛逃”，讓杜甫走向了更為廣闊的人生道路，他從侍奉皇帝的官員成長為真正的人民詩人。另一方面，作為詩人，杜甫生前的詩選集里沒有選過一首他的詩。其時人們不但不承認杜甫的成就，反而常常制造謠言來毀謗他，甚至將一些惡意的謠言寫進杜甫的本傳里［14］。然而這一切卻絲毫沒有影響詩人蓬勃的創作力，杜甫反而將諸般經歷與點滴感受紛紛化為詩材。

再次是個人的悲劇。杜甫的一生簡直就是個體在家庭、肉體、情感上諸種悲劇的交匯，他卻始終沒有被打倒。馮至考察了為研究者一向所忽略的杜甫的母系一族，這是一個盛大的士族，然而伴隨著封建時代政治斗爭所帶來的卻是悲絕人倫的慘劇。從肉體來說，杜甫健壯的理想與其孱弱的身體是極不相稱的，他拖著病體飄零在人生道上，每況愈下。而情感豐沛的杜甫，終其一生都在告別與懷念的心緒中度過。兄弟姊妹天各一方，知交故舊生離死別，杜甫一直寫詩紀念他們。種種艱難與不甘，被杜甫一一寫進具有傳記性質的詩作與大量的懷友詩中。

《杜甫傳》刻畫了一個不斷陷入絕境卻始終坦然面對的詩人形象。杜甫終其一生是在艱難與忍耐、痛苦與超越中度過的，卻始終保持著對愛與美的追求。盡管生命中有許多不得已，但是杜甫和歌德一樣，始終在寂寞中創造豐饒的詩世界。歌德在一次次的斷念后，走向人生的巔峰；杜甫的一生則每況愈下，愈走愈難。正是這樣的杜甫，才代表著民族的脊梁，即便在人生最艱難失意的時刻，他也沒有聲嘶力竭地展現自己的痛苦，而是將苦難化作對人間的悲憫，在對人生充滿熱力地觀察后走向了更闊大的世界，在愛與遺憾中始終向著更深遠的境界提升。每一次打擊帶來的絕望何其深，換來的卻是更為執著、堅定的生活態度。為杜甫作傳，就是為那些“不顧時代的艱虞，在幽暗處努力的”［15］知識分子作傳，也是為每一個自強不息的中國人作傳。在痛苦中執著地努力，在悲壯中獲得崇高，馮至從歌德那里領受的啟示，更融合了中華民族的傳統與現實，借由杜甫的人生得以抒發。

《杜甫傳》的寫作是與時代語境相契合的，且更有其豐富性。這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戰時安身立命的寫作，是一本意在拯救自我與拯救民族的書。《杜甫傳》是介于學術研究、個人心史與文藝賞析之間的文本，是馮至從“舊我”向“新吾”［16］過渡的產物。馮至在寫作中是有所舍棄的，求“真”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對詩性特征的重視。雖然杜甫的形象是從詩中凝結而成的，但馮至忽略對其作審美層面的詩歌賞析，轉而從杜詩營造的歷史場域中，還原出一個富有人格魅力與精神力量的傳主形象、而非充滿藝術張力的詩人形象，即努力在“詩”中求“真”。所以《杜甫傳》是更偏向真實性與意義建構的傳記，而非一般的文學傳記。馮至在寫作中向著杜甫趨近，正是對“斷念”思想的身體力行之舉。

在“詩與真”的天平上，馮至選擇了“真”，將研究重心放在了史料考訂與真偽辨析上。這種求“真”而弱化“詩”的傾向，開啟了“十七年”時期杜甫研究。研究者雖各有專攻，但整體而言，主要圍繞杜甫的世界觀、愛國主義精神、現實主義表現手法、李杜研究等方向展開，呈現出類傳記的特質：熱衷為杜甫畫像，結合歷史政治事件對其人生作階段劃分；對杜甫作出“人民詩人”身份定位，試圖證明其人及其詩作的人民性特質；執著于史料的真偽辨析、價值衡判，審美層面的研究未予深入。簡言之，強調對杜甫其人其詩作人民性特質的研究。

“十七年”時期杜甫研究對杜詩“詩史”作了更具時代性的表述。研究者指出，歷史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在杜甫的詩里達到了完美的統一［17］。“詩史”的意義在于杜詩集中體現了時代精神，其中包含以濟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政治抱負、愛祖國愛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態度等特征［18］，將杜詩所具有的時代精神與社會主義時代精神融為一體。馮至在“詩史”概念中提出了“鏡子說”：“由于個人的貧困，他逐漸接近貧困的人民，深切地體會到人民的哀樂和愿望，同時他念念不忘國家的危機和民族的命運，因此他寫的詩便成為這個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時代的一面鏡子。”［19］“十七年”的“詩史”論不只肯定了杜詩反映歷史具廣博性特征，還將重心落在反映“歷史真實”上，即其站在階級立場上書寫出比封建史書更具人民性特征的歷史真相，完成杜甫“人民詩人”的定位。

為了擺脫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研究者在詩人身份核定上投注了相當的精力。首先，對杜甫與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關系進行辯證的解讀。傅庚生根據高爾基所謂現實主義文學的創始者正是資產階級的“浪子”［20］的說法，將此時期被視為中國現實主義創始者的杜甫［21］定義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浪子”，并指出浪子的習性，使杜甫脫離了統治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使他接近人民［22］。蕭滌非分析了杜甫作為“進士集團”［23］這個中間階層所具有的進步性，并用“創作出差”［24］的概念比喻杜甫與統治階級漸行漸遠、與人民越走越近的過程。廢名則在因果循環論證中，將杜甫與統治階級、與人民的關系解釋為：杜甫真正地接近了人民，暴露了自己；暴露自己就是暴露剝削階級，從而也就真正地接近了人民［25］。通過一系列論證，杜甫逐漸從具有民胞物與情懷的封建文人，轉變為主動與封建統治階級劃清界限的人民詩人。

其次，在杜甫為“官”的問題上研究者小心求證。杜甫的出仕被解釋為入世精神使然，是有著“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熱情在內的［26］。蕭滌非指出杜甫情愿餓死也堅決拒絕河西尉這樣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肥缺”，這種純潔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懷念的［27］。逃往鳳翔后，杜甫被肅宗任命為左拾遺。馮至指出，“左拾遺”這個官職可以在皇帝頒布的命令不合理時提出意見，同時還負有舉薦賢良的責任，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務，卻由一個“從八品上”的官員充當，好像是一種諷刺，這說明皇帝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諫臣［28］。可見，杜甫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曾積極謀取功名，也屢次被任命。但是他拒絕了那些于人民有害的官職。所出任的官職在實際上是于人民有利、于統治階級不利的，因而最終被封建統治者所拋棄。而杜甫從為官到棄官，直到與封建統治階級分道揚鑣的經歷，正是向著人民不斷趨近的過程。

再次，杜甫的死因真相也被反復論證。《杜甫傳》中，馮至認為杜甫死于聶令所贈白酒牛肉的說法簡直荒誕無稽。蕭滌非則堅決反對“溺死說”，認為杜甫會像屈原一樣懷沙自沉的說法絕不可信，“因為這關涉到杜甫的全人，關涉到杜甫的整個精神面貌。我們幾乎用不著為杜甫辯護，全部杜詩都證明著這一點：杜甫是頑強的”［29］，在杜甫身上決找不到自殺的跡象。傅庚生則指出杜甫的慘死恰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惡行。那些幫閑文人不肯承認杜甫為牛酒飫死，未必是諱言他的慘死，其實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不愿說出在封建王朝的統治下，一位偉大詩人竟然遭逢如此不幸，怕激起人們對統治者的仇恨［30］。死因的考證是杜甫生平研究的一部分，關系到階級純潔性、頑強的斗爭意志與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等原則性問題，唯有還原死因真相，才能愈加確證杜甫“人民詩人”的身份。

通過一系列發掘與求證，時人將杜甫及其詩作打上“人民性”“現實主義”“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等標簽。研究集中于對詩人生平真相的發掘，強調在杜詩世界中進行詩人的身份定位及相關史實考證。這種傳記與類傳記的研究范式，一方面，源自杜甫的人格力量及其典范性質。人們在對杜甫的研究中，不自覺地就會萌生通過對人生軌跡的還原獲取精神力量的意圖。傳記的寫作本身具有示范性質，在歷史真相的發掘中建構時代意義。另一方面，過分強調思想性、真實性的研究，也導致了杜詩研究在審美維度上的缺失與受限。除了部分論文在杜詩風格、美學觀念上有所深入外，此時期在詩美藝術上的突破不大，呈現“重人輕詩”的現象。

二 關于杜甫的小說創作：人民性及人民詩人形象的凸顯

伴隨“世界文化名人”紀念活動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一批以杜甫為主人公的小說創作，分別是馮至的《白發生黑絲》［31］、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32］、包全萬和劉繼才的《杜甫在夔州》［33］、姚雪垠的《草堂春秋》［34］、桂茂的《孤舟湘行紀》［35］、陳貽焮的《曲江踏青》［36］與還珠樓主的章回體小說《杜甫傳》［37］。有研究者指出，這些小說塑造了革命化的、隱含現代啟蒙色彩以及古典形態的幾類杜甫形象［38］。從小說作者來看，其中一些人本身就是杜甫研究專家。馮至自不必說，姚雪垠在抗戰后期也有寫作《杜甫傳》的計劃，解放前已經寫了幾章。陳貽焮50年代曾兩次寫過杜甫傳記，80年代則出版了百余萬字的《杜甫評傳》。從內容來看，幾篇小說基本都選擇了杜甫生命中具有節點性的時刻，而“曲江”（長安）與“草堂”“夔州”“荊湘”都是杜甫研究中的重要地標。其中，《曲江踏青》選取的是長安時期，描寫了杜甫與友人在曲江邊目睹楊氏兄妹驕奢跋扈的行為之后憤然作詩的故事。還珠樓主的《杜甫傳》雖寫詩人一生經歷，重心卻落在長安十年，著重寫杜甫與三五知己的交往。《杜子美還家》選擇的是對于杜甫的政治生涯頗有劃分意義的至德二年（757），這一年，杜甫曾最為接近權力中心，卻又經歷了巨大轉折，是其從“侍奉皇帝”到“走向人民”的關鍵時刻。被任命為左拾遺的杜甫因為上疏援救房琯，遭肅宗厭棄，令其離開鳳翔回家探親，小說就從出走鳳翔寫起，這是杜甫即將脫離統治階級的節點。《草堂春秋》與《杜甫在夔州》均描寫其蜀中時期，是杜甫詩歌創作的高峰期。《白發生黑絲》與《孤舟湘行紀》描述了杜甫晚年在荊湘一帶漂泊無依的經歷。從長安到荊湘，幾篇小說將杜甫的人生行旅拼合出來。

與杜甫研究一樣，關于杜甫的小說創作也圍繞“人民性”問題展開，從中對比杜甫與人民、與統治階級的關系。在與人民的交往中，杜甫充滿人道主義精神，雖常為主仆關系卻無尊卑貴賤之分。而與統治階級相處時，他們雖常對杜甫施以援助，杜甫也常與之唱和，卻不過是表面敷衍、實則心中暗蘊悲憤。《杜子美還家》就很清楚地寫明了這種對比關系。被任命為左拾遺的杜甫，卻不被皇帝信任，還險些掉了腦袋。回到家后，則是完全相反的景況，妻兒的深情、四鄰父老對自己的愛戴，都讓被流放的旅人感受到溫暖。杜甫抑制不住激動的情感，引吭高歌，唱的正是《同谷七歌》。寫作《同谷七歌》時，杜甫處在人生的谷底，情緒上瀕于絕望，“抒發自己的身世之感，嗚咽悱惻，如聞哀弦，讀之催人淚下”［39］。為了讓杜甫在絕望中爆發，黃秋耘將寫于乾元二年（759年）的《同谷七歌》移挪至小說中至德二年（757年）的背景里。在引吭高歌之后，杜甫決心振作，繼續為人民立言。其他幾部小說中，杜甫與人民的關系也非常親近，比如《杜甫在夔州》里的杜甫就是一個熱衷于撮合仆人阿段（《示獠奴阿段》）婚事的善良老頭兒，他幫助阿段上山捆柴而把自己累到吐血。夔州缺少男丁，女子常常孤獨終老，反被誣為長相丑陋無法出嫁。杜甫同情她們，為其發聲（《負薪行》）。至于鄰人去自家田里拿一捆豆子兩捆水稻的，杜甫更是毫無怨言。他還寫信勸告吳姓親戚，不要阻攔鄰居那位貧苦的寡婦來打棗（《又呈吳郎》）。《草堂春秋》中的杜甫也是親自躬耕，閑暇時分就會去黃四娘家賞花（《江畔獨步尋花》其六），去田大家吃酒（《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而當杜甫身處絕境時，始終對他抱以同情、給予幫助的都是善良質樸的人民，《孤舟湘行紀》中老船夫與其同舟共濟，甚至在杜甫死后以撫孤自任，陪同杜甫之子宗武北歸。杜甫對人民是親近的，人民也饋之以深情。

相比之下，統治階級雖然給予其很多物質上的幫助，杜甫卻心如明鏡，不愿與之多交往。《杜甫在夔州》中柏茂琳送來的財物，杜甫本不愿收，只是不想為難下人，經對方的哀求才勉強收下。《孤舟湘行紀》中杜甫派宗武去向裴使君求助，裴使君的門卒壓根沒讓宗武進去。后來裴使君讀到了杜甫寫下的詩作，也非常反感。小說中考訂了杜甫的死因，否定了飫死牛酒的說法。文中聶令見杜甫衣衫襤褸，很是厭惡，迫于“有辱斯文”的名聲才勉強送去酒肉。而杜甫也在丟了靴子之后告訴兒子，“將來好事的聶令得到了我的靴子，說不定堆一個堆兒埋著，說我死在耒陽。他這么一說，一些稗官野史家又再亂編一通，說我被聶令饋送的酒肉脹死了。你們想想看，那時人們的口里，聶令是個仁人君子，我杜甫倒成了個好吃鬼，像話嗎？”他堅持要兒子把真相傳下去。借杜甫之口，小說將杜甫與封建官員徹底劃清界限，將其還給了人民。

小說中有關杜甫的想象，往往化用自他那些和人民聯系密切的詩作，以此還原詩人日常生活情境，而較少圍繞詩歌創作展開。在身份定位上，常強調杜甫“愛國者”“愛民者”的形象，而淡化其“詩人”屬性。不唯如此，杜甫不僅在生活上與人民越走越近，在詩歌藝術、審美趣味上也與人民漸趨融合。《孤舟湘行紀》中，那些達官顯貴對杜詩完全沒有興趣，真正讀懂杜詩的是駕船的老船夫。杜甫剛吟出一句“天寒鸧鴰呼”，老船夫馬上吟誦出“開帆駕洪濤，江國踰千里，風雪奈我杜甫何！”杜甫被這才氣震驚了，老船夫很隨意地解釋道：“給你駕了十幾二十天的船，摸了你一點性情，通了你一些詩氣。”老船夫吟誦的幾句詩，分別被杜甫用在了《泊岳陽城下》和《遣遇》中，人民不僅讀懂了杜甫，還直接“指導”了杜詩創作。

《白發生黑絲》中，詩人更是幾度自我懷疑。小說中，漁夫們幫助杜甫賣藥維持生計。面對漁夫們的關懷，杜甫覺得自己在目睹漁民被租稅壓得活不下去時，只能寫出“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這樣空洞的詩句，而產生第一次自我懷疑。這種心理在蘇渙到來后繼續加深，有著“白發生黑絲”的效果，此即小說題目的由來。這句詩由《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中“余發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改作，杜甫稱聽了蘇渙的詩作，如同吃了靈芝仙草而返老還童般重新長出了烏黑的頭發。歷史上有關蘇渙的材料很少，因此《杜甫傳》里相關內容較為簡略：馮至寫到，杜甫欽佩蘇渙的詩及其為人，“的確，在杜甫晚年，與之周旋的都是些庸俗的官吏，蘇渙的出現至少可以給他一些爽朗的、超脫庸俗的感覺”［40］。接著馮至又寫到，杜甫在落花時節遇見了流落潭州的李龜年，寫作了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龜年》。事實上杜甫對蘇渙的評價很高、稍嫌夸張，馮至或不太認可杜甫的說法，故僅對二人友情作適度解讀。從《杜甫傳》的敘述安排來看，這種“白發生黑絲”的感受，主要源于杜甫晚境的凄涼壓抑，生命哀歌已近絕唱，又有誰來關心這個寂寞的老人呢？無論是蘇渙的“忽訪”，還是與李龜年的“又逢”，都是深深觸動杜甫靈魂的、在他黯淡的生命中最后透進一線光亮。“殷殷留金石聲”與不忍言深的沉默，都是杜甫感情沉郁的表現。因而，“白發生黑絲”只是藝術性地夸大，馮至并未引申，在《杜甫傳》中對蘇渙予以淡化處理。

1951年，夏承燾來信提醒馮至注意杜甫與蘇渙的關系，到了60年代，馮至便將此處理為小說主題［41］。和《杜甫傳》中簡略的敘述不同，馮至在小說中對“白發生黑絲”的情感極力渲染。雖然蘇渙詩才普通，詩句邏輯上有經不住推敲的地方，卻讓杜甫產生第二次自我懷疑。蘇渙的詩作中蘊含的新的內容與新的風格，讓杜甫震驚并認為在陳子昂的《感遇詩》、李白的《古風》以外，“又樹立了一個新的旗幟”。杜甫認為蘇渙的詩歌在藝術上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其真摯的情感、素樸的風格，令人振奮。在與蘇渙的交往愈發密切后，杜甫產生第三次自我懷疑，他對自己以往的閱讀趣味產生了懷疑。當背誦劉楨“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的詩句時，杜甫心生一種難以調和的抵觸情緒，再也背不下去，于是將劉楨詩意反轉，寫下《朱鳳行》。“鳳凰”是杜甫自少年時起便喜愛的意象，如今他反轉了劉楨詩中鳳凰羞于與黃雀為伍的態度，寫出朱鳳下憫百鳥、愿分竹食的詩句。在與漁夫、蘇渙的交往中，杜甫不僅思想上越來越靠近人民，而且在詩歌創作上也越發脫離過去的趣味、向著人民文藝的方向轉化。《白發生黑絲》作為《杜甫傳》的延伸，背離了馮至與歌德相通的生命體驗，小說中杜甫形象在人民性維度上獲得發展，其詩人屬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

相比之下，《草堂春秋》是幾篇小說中最強調杜甫“詩人”身份的一篇，姚雪垠細致描摹了詩人寫詩的場面。杜甫半夜寫成詩作，自我評價“脫盡雕飾，一氣呵成，真是神來之筆”。他洋洋自得地念給妻子聽，迫切渴望得到妻子的肯定，“念完后并不說話，卻注視著妻的眼睛，等她說個‘好’字，同時用指頭卷著疏疏朗朗的花白胡須，這是他在寫詩寫得滿意時常有的小動作”。姚雪垠把詩人沉浸在創作激情中、欣喜若狂的狀態活畫了出來，這種為寫詩而迷狂的狀態背后卻潛隱著不被理解的落寞，姚雪垠多次寫出人們對杜甫與杜詩的漠視。小說里，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為“初唐四杰”打抱不平，連妻子都明白“這幾首詩不僅是替前人抱不平，也是為他自己不平”。不僅如此，連平日里交往甚多的朱山人與斛斯先生也表達出對杜詩的不理解。

《南鄰》一詩中，“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的畫面里，朱山人顯得高雅脫俗。在《聞斛斯六官未歸》中，杜甫更是勸慰斛斯先生“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評點道：“無一世情語，純乎休戚相關之愛”。在杜詩中朱山人與斛斯先生都是一派名士風流氣質，受杜甫認可并愿意與之親近。姚雪垠卻一改杜甫本意，將二人寫得俗不可耐。小說中朱山人不認為杜甫是當時的杰出詩人，只是因為嚴中丞的到來，忽然高看了杜詩。“杜拾遺的詩我們得刮目相看。如果他的詩做得不是特別好，為什么象嚴中丞這樣大的官會這么尊敬他？咱們平日覺得他是個好人，做的詩沒有什么了不起，真是有眼無珠！”一旁的斛斯先生也立刻附和，“我要是認識幾位大官兒，我的碑文就有人看重，多賣幾兩銀子一篇了”。《草堂春秋》中的杜甫是執著于藝術創作的詩人，世人皆沉醉于權力他卻獨醒，堅守詩人的本心。從《戲為六絕句》中的自況，到朱山人、斛斯先生對杜詩的態度，人們對“詩人”身份的漠視，既與杜甫生前遭遇相通，又與此時期杜甫研究與創作中“重人輕詩”的特點暗合。姚雪垠也借著杜甫的“白日夢”，將自己作為文壇“邊緣人”的情緒婉曲寫入小說中。

陳貽焮與還珠樓主的創作則與眾不同，是熱點之外旁逸斜出的收獲。作者一為古典文學專業學者，一為通俗小說大家。小說主題雖也圍繞人民性思想展開，卻也顯出難得的趣味性。《曲江踏青》講述了杜甫長安時期的經歷。在一次聚會上，一群庸俗文人阿諛駙馬張垍的詩文雍容華貴。王倚激動地反對，認為論詩文當推李杜。此時他并不認識在場的杜甫，因誤會其自謙之辭而將杜甫當作附庸風雅之輩，憤憤表示：“重李可，輕杜則不可”。第二天弄清真相的王倚親自上門向杜甫道歉，自此二人結為好友。小說寫了杜甫、鄭虔、王倚等志向高潔的文人雅聚于曲江池畔的遭遇。小說中化用了不少詩文典故，游春隊伍中楊氏兄妹豪奢驕縱的派頭、飛揚跋扈的行為，就是從《麗人行》中幻化而來，并用“城狐社鼠”的典故諷刺楊氏兄妹。還化用韋應物《逢楊開府》一詩，講述了韋應物從一字不識的紈绔子弟轉變為杰出詩人的故事，頗具可讀性。

《杜甫傳》則直接從杜甫的長安十年寫起。在楊氏兄妹出行的豪奢景象中，京城內外更顯蕭條，一位貌相清癯的中年人緩緩登臺，此人正是傳主杜甫，可以說《杜甫傳》接續了《曲江踏青》中“麗人行”的故事背景。與陳貽焮寫杜甫和王倚的友情類似，還珠樓主重點寫了杜甫與鄭虔、岑參等人的友情，儼然一本高士傳。杜甫與鄭虔初識，便冒著風沙趕到鄭家贈送銀錢。鄭虔家境窘迫，破窗擋不住風沙，便隨手要拿畫作糊窗。杜甫被畫作所打動，為鄭虔的懷才不遇而抱屈，匆匆將畫藏起，儼然伯牙子期般惺惺相惜。后來鄭虔受天子賞識，名滿長安，杜甫也毫不嫉妒，反而擔心鄭虔性情孤傲惹出事端。房琯被貶，杜甫與鄭虔不顧別人勸告，堅持前往看望。房琯也態度豁達，三人仍如往常高談闊論。此外，還珠樓主還虛構了一些人物形象，比如為那位啟蒙了杜甫詩歌創作的公孫大娘，虛構了一位俠士丈夫孫鷹。公孫大娘夫妻搭救岑參，并慷慨贈銀，而岑參轉手便將銀錢贈予杜甫。圍繞詩人杜甫展開的是一個江湖俠義的世界。

還珠樓主與陳貽焮雖也寫出了杜甫與統治階級、與人民的關系，但都將重心放在了對友情的書寫上。自現代文學以來，李杜友誼一直受到關注，聞一多曾“蘸飽了金墨，大書而特書”李杜的相遇，“詩中的兩曜，劈面走來了”，給人的震撼正如“青天里太陽和月亮走碰了頭”［42］。還珠樓主與陳貽焮卻都避開了這一熱點話題，濃墨重彩地描述了杜甫與地位低微的朋友間的交往。他們筆下的杜甫是行俠仗義的高士、俠士，是志向高潔的文人。作為其生命絕唱，還珠樓主借此重回劍俠世界，或許生活的困頓與病情的折磨讓他備感痛苦，也更能體會人情冷暖，他躲在文化熱潮的背后，刻畫了有溫度、有氣節的杜甫和他的朋友們。而陳貽焮則在筆墨趣味間，申發其文學研究的觀點，比如小說中杜甫在曲江邊與王維相遇一段。盡管王維處處顯得超越，杜甫卻在其詩里讀出了淡泊中的憤慨，如灰燼中尚有未完全熄滅的火苗，雖嫌不熱卻也未冷。這也正是陳貽焮此時期在王維研究中的主要觀點。王維的隱逸山水詩流露出消極出世的思想和沒落頹唐的情感，在“十七年”里一直受到爭議。陳貽焮則指出王維的詩歌并非毫無積極因素，詩人寫嘯傲園林、寄情山水的逸興，也莫不曲折反映出封建社會中隱士的內心世界，反映出他們不愿與當時的封建惡勢力同流合污，但又不免感到空虛的苦悶心情［43］。在專業研究之外拓展出相對自由的虛構世界，打破定型的學術觀點，言說那些引發爭議的作家、作品。于陳貽焮而言，小說創作是學術研究的意外收獲與個人文學趣味的另類補充。還珠樓主與陳貽焮都圍繞《麗人行》寫作了杜甫的人民性，但筆墨又都延伸出了這一常見主題，回到各自擅長的領域，這又何嘗不是一種自適的寫作。

“十七年”時期的杜甫主題小說分別展現杜甫人生的不同階段，卻拼合出一個一以貫之的“人民詩人”形象。其內核與杜甫研究相一致，圍繞著“人民性”“愛國主義”等關鍵詞展開。這些虛構文本的背后指向的仍是傳記式的真實性，小說中大量引用杜詩，確保言之有據，在詩中求“真”。然而，在對杜詩的選擇與理解上都略顯猵狹，杜詩或是被視作詩人反抗黑暗的武器，或是成為與人民交往的證據。在以詩人為原型的小說中，“詩人”卻自動隱匿了。換言之，在一些文本中，“詩人”自覺讓位于愛國愛民者的形象，僅作為附加的身份在小說中起到中介作用，以此來連綴不同的階級和群體。在另一些文本中，“詩人”又幻化出高潔文人、俠客高士形象，在杜甫文化熱潮中，作者自抒懷抱，小說創作或與其學術研究形成互文觀照，或成為作者的生命絕唱，在時代共鳴中顯出個性特征。然而，不論是愛國愛民者，還是高潔文人、俠客高士的形象，相比史書中被簡筆勾勒卻在詩歌中豐滿起來的詩人形象而言，具象中又透著抽象。

三 研究及相關創作的向心性與差異化解讀：以“夔州詩”為例

20世紀60年代前后，學界以紀實與虛構的方式共同推動著杜甫熱潮。將研究與創作結合起來，作互文性解讀，會發現二者在“詩與真”的天平上，都有還原歷史人物真相的傾向，并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詩美藝術。不唯如此，在對杜詩評價標準的探索中，研究與創作皆表現出了明顯的向心性。

隨著杜甫熱潮的興起，杜甫各時期詩作均受到關注，研究漸趨多元化。但是分散的研究卻形成了一種向心力，如研究者指出的，“幾乎沒有一篇紀念論文不引杜甫的詩句，有的大量引用，‘三吏’，‘三別’，《赴奉先縣詠懷》，《北征》等篇引得最多”［44］。在引述與論證中，有關杜詩評價的最高標準慢慢成型，即“自安史之亂前后至棄官入蜀”［45］期間［46］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愛國主義詩歌。其中包括：寫于安史之亂爆發以前的“中國詩史上第一個寫兵寫典型人物的偉大創造”［47］的《前出塞》《后出塞》，安史之亂爆發后，“愛國感情表現得最強烈”［48］的《悲陳陶》《悲青坂》；757年杜甫回鄉探親所作的反映百姓離亂生活真實縮影的《羌村》，是“人民性、民族性的思想內容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49］相統一的代表作；可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媲美的名篇《北征》［50］，以及“有強韌的戰斗性，也有充分的教育意義”、被視為“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品”的“三吏”“三別”［51］等一系列作品。這些詩作被指為“在全部杜詩中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最完美的”［52］，并“取得了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53］。

如果說，研究中形成杜詩評價標準尚可理解，因研究者雖各有分工，仍期待規范的建立；那么，20世紀60年代杜甫主題的小說創作也自覺承擔起標準的確立與維護責任，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杜甫”在民族文化中所具有的典范意義與精神凝聚性。這些小說分別選取杜甫生命中的重要地標，以創作于不同時、地的杜詩來結構全篇，彼此間本應相互獨立；但是小說中杜甫無論身處何地，都不約而同地向著“自安史之亂前后至棄官入蜀”期間所作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愛國主義詩歌回顧與自省。

《曲江踏青》和還珠樓主的《杜甫傳》本身就是圍繞《麗人行》展開故事。《杜子美還家》中杜甫在送走父老后，也以此系列詩歌作自我激勵：《麗人行》不是使權貴為之變色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是使豪門為之側目嗎？《兵車行》不是使窮兵黷武的將官都為之切齒嗎？《草堂春秋》中對自己創作頗為自信的杜甫表示：“唉，說實在的，像我近來寫的這些絕句，都不是我的好詩，不能用我的《兵車行》、《三吏》、《三別》、《自京赴奉先五百字》、《北征》和《羌村三首》等詩相比。那些詩才真是好詩，上繼風雅，寫出了我的憂國憂民的熱腸，可惜至如今還有許多人不肯說好！”

更有意味的則是《杜甫在夔州》中，宗武和杜甫談論寫于夔州的《驅豎子摘蒼耳》一詩，認為其中“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意思是差不多的，可是好像并不那么“尖銳”了［54］。杜甫聽后卻表示自己要通過詩歌觸動官員、權貴們的良心，“刺他們一下”，間接否定了夔州詩“沒有那樣尖銳”的觀點。小說后半部分，杜甫在得知河北節度使給皇帝拜壽后，欣喜若狂寫下《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然而當他聽說節度使入朝帶了許多金帛、珍玩后，心中立刻又為老百姓因此遭殃而深感憂慮。可見，杜甫還是那個“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愛國詩人，他并未因身處夔州而變得超然與閉目塞聽。如果對當時的杜甫研究有所了解的話，就會明白這篇以“夔州”命題的小說，針對《杜甫傳》中夔州詩論的引述與議論，與馮至對夔州詩批評的觀點形成對話。

歷史上對夔州詩的態度，一直存有爭議。肯定者如黃庭堅，對夔州詩推崇備至，認為其“不煩繩削而自合矣”［55］，“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56］。持反對意見者，如朱熹就表示“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后自出規模，不可學”［57］。夔州詩在“十七年”的杜甫研究中也是存有爭議的。馮至在《杜甫傳》“夔府孤城”一章中指出，夔州時期杜甫把一部分精力用到雕琢字句、推敲音律上去了，好像又要把詩歌扯回到“研揣聲病、尋章摘句”的時代里去。盡管如此，馮至仍肯定夔州時期是一個豐富的創作期，有不少關心國家命運的詩作，甚至于在《又呈吳郎》這樣反映小事件的作品中，杜甫也能夠“立即想到十年的‘戎馬’”。對于用“研揣聲病、尋章摘句”的態度寫出來的《秋興八首》《諸將五首》等，馮至也是有所保留地批評：這些詩寫出了國家的災難與人民的貧困、時代的變遷和自己熱烈的想望，可是這些寶貴的內容被鏗鏘的音節與華麗的詞藻蒙蓋住了，使后來的讀者受到音節與詞藻的迷惑與陶醉，在闡釋上發生分歧。在馮至看來，夔州詩相比杜甫其他時段的詩，在內容上的確有與現實政治、人民生活相距較遠的問題，但仍不乏關心政治、關心人民的詩作。在夔州詩中，實際上杜甫在“詩律細”與“渾漫與”間是漸入佳境的，只是讀者體會不到杜甫的縝密用心，而可能導致忽略了隱現其間的進步性內容，這也體現在《杜甫在夔州》中宗武對于夔州詩的“誤讀”上面。

“十七年”時期其他幾位重要的杜甫研究專家，對夔州詩的態度則更為友好、頗多回護之辭。蕭滌非肯定了在夔州時期杜甫是接近人民的勞動生活的。他生活經驗豐富、生活素材貯蓄量很大，但過去他為衣食奔走，生活經驗與素材未得到充分運用，而今正好消化一下，把從國家大事到個人生活細節的一切經歷來一番“反芻”［58］。傅庚生反駁了胡夏客所謂“夔州以后，又縱情雜亂，不及前矣”的觀點，為夔州詩翻案。傅庚生指出夔州以后，杜甫有意運用人民語言，多方面嘗試創作，不合一般文人的脾胃，自然就被誣為“縱情雜亂”了［59］，將夔州詩的評價較低歸咎于封建文人。

無論是小說《杜甫在夔州》的補充性理解，馮至有所保留的批評，還是蕭滌非、傅庚生的回護之辭，背后參照系其實正是杜詩評價標準問題。“十七年”當中對夔州詩的異議，無非是因其與現實政治相距較遠，作者似過多沉浸于個體生活、流連于形式實驗，而導致詩歌在內容、思想上與人民性、愛國主義情感相距較遠，貌似相對偏移于“人民詩人”杜甫所具有的核心政治意義和教育作用。20世紀60年代前后，求“真”的傾向催生著標準的產生，作者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自安史之亂前后至棄官入蜀”期間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愛國主義詩歌為圭臬，進行自我的言說與反思。隨著這一標準日漸成型，人們對待夔州詩的態度也愈發嚴苛。青年學生直指夔州詩“單就其文字、韻律或者藝術上來講，是比前三期的詩來得工整、嚴緊和‘細’了。但就其內容來看，是空洞無物，遠不能和‘三吏’、‘三別’相比”［60］。傅庚生曾對杜甫晚年詩作（包括夔州詩）評價很高，指出當時的一般論調都把“三吏”“三別”看作杜甫的代表作，但這并不等于說之后的詩便不再向前發展了，提倡要對杜甫晚年那些在情思深處帶有人民性的詩歌作更高評價［61］。這一觀點遭到青年學生的否定，學生們指出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時期所作詩歌，總的來看是不如“三吏”“三別”時代了。離開生活、離開人民，光憑杜甫一身“嶙峋的瘦骨”是戰不出來的［62］。

對待夔州詩的態度與杜詩評價標準的自覺呈現，規范的形成與秩序的承擔，正體現出杜甫在當代文化中所具備的政治性意義。然而，杜甫之具有永恒的魅力，還在于其豐富性。此時期一位研究者在夔州詩中采用了個性化的評價標準顯得很是特殊，此人便是廢名。20世紀50年代以后，廢名從一名創作者轉變為古典文學研究者，潛心解“杜”。杜甫研究對廢名來說也有淵源，早年他便喜愛庾信和杜甫。“我讀庾信是因為讀了杜甫，那時我正是讀了英國哈代的小說之后，讀庾信文章，覺得中國文字真可以寫好些美麗的東西”［63］。50年代以后，不再創作的廢名，將這些“美麗的東西”寫進其杜甫研究中，只是態度大相徑庭了。他將秦州詩指為杜甫最出色的作品，原因是秦州詩受庾信的影響，給人一種新的風格之感，卻不似庾信那樣沉浸于哀傷、把生活寫得很“美”、毫無斗爭意志。他認為秦州詩雖師法庾信，卻不像庾信那樣一味陶醉在想象力表現里，反而總是表現著積極的精神，有極強的斗爭意志，現實性非常強，給人以艱難奮斗之感，充分表現出詩的政治性［64］。相較之下，廢名對夔州詩作出了不喜的評價，背后原因還是與庾信相關。廢名認為夔州詩情調悲哀，想象豐富，杜甫正如庾信一樣陶醉在想象中，在典故和故事上大逞其想象，有逃避生活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文字禪的現象。他認為夔州詩興致是飽滿的，對于生活的表達卻是貧乏的，與秦州詩的現實性、斗爭意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廢名還一反過去對于“晦澀”的喜愛，指出夔州詩的問題正在于晦澀，“晦澀就是主觀，不是有目共見的東西，是作者個人腦子里隱藏的一點東西”［65］。

此時期廢名《杜詩講稿》中有不少緊跟時代話語所作的分析，卻未采用當時常見的杜詩評價標準，而以庾信為標準，將秦州詩與夔州詩置于評價的兩極，更多反映出的是廢名對“舊我”的清算。廢名從蕭瑟悲哀的庾信出發，走向一個富有斗士精神的杜甫，但又不能徹底忘懷庾信的輕麗轉徊，對其文字的美麗與想象的陶醉時時反顧，仍不自覺地以庾信為參照。秦州詩與夔州詩好壞的區別看似是杜甫能否超越庾信思想觀上的“狹隘”，走出這些虛無的、“美麗的東西”，而走入人民的生活；實則流露出拋棄“舊我”的廢名與其曾經的文學趣味藕斷絲連的真實態度，他勇毅地與過去告別，卻也表現出要完全割舍舊我趣味的難度。

從夔州詩評價問題上，可以看出在對杜甫的研究與想象中，人們自然地圍繞著“人民性”“愛國主義”“現實主義”等問題匯聚，表現出一種向心性。同時，在共性之外仍不乏個性化的解讀。“杜甫”是研究者及作家在個體與時代間尋找的平衡點，對杜甫研究及想象的過程正是作者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借此獲得精神上的共鳴。無論是馮至寫作《杜甫傳》，渴望以積極的行動戰勝悲觀、反抗絕望，以達到對于有限的超越、生命的擴張；廢名以庾信文章中那些“美麗的東西”為參照，作出杜詩評價；陳貽焮在研究與創作間，尋求自適的互文言說；還是黃秋耘回到三堡村后有感而發，寫作了《杜子美還家》［66］；姚雪垠將自身境遇，寄托于《草堂春秋》中不被理解的杜甫身上；亦或是借著文化熱潮回歸老本行，還珠樓主為杜甫打造了一個俠義的世界。“杜甫”成為這些作者時代書寫與個人生命體驗的載體，為杜甫作傳、圍繞杜甫的研究與創作，都是在“詩與真”間尋求平衡的寫作。

然而，以杜甫為原型的研究及創作絕非僅是作者的一種自我投射，更是中國知識分子基于社會現實、文化影響及人格力量等多重因素加以思考后的鄭重選擇。盡管作者將目光投注于杜甫人生的不同階段，但這些人生斷片卻形成有機的關聯，在流動的作家生平敘述中體現出凝定的向心性，即杜詩評價標準的形成。無論是杜甫研究還是小說創作，都表現出明顯的求真特性。在有關杜甫的寫作中，我們總能感受到一種傳記與類傳記的特點，傳記的寫作本身就具有撫慰人心緒的功能。不論有意還是無意，在傳記的敘述中所組織起來的東西，都在傳達出對于次序和穩定性的深切愿望。傳記總是在證明：社會和人性在進步［67］。“十七年”時期重視生平發掘、身份定位，強調真偽辨析的杜甫研究及杜甫主題的創作，正是民族文化、人格力量漸趨一種穩定性的象征，這也是杜甫研究與以杜甫為主題的創作中重人輕詩的主要原因。在杜甫當選“世界文化名人”后，研究看似迅速生長，卻仍是圍繞杜詩評價標準展開，形成觀點的閉合。

考察可知，杜甫的形象在時代文化語境中發生著微妙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在反封建主題下，杜甫被視為悲劇性的作家。劉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中寫道，“杜甫一生的悲劇，是黑暗的封建社會與腐敗的統治階級所造成的”［68］。馮至《杜甫傳》的最后一章便是“悲劇的結局”，指出杜甫的一生是無法避免的悲劇，封建統治階級只把詩人看成清客和幫閑，不能容忍他充作人民的喉舌。馮至用階級論為杜甫的一生蓋棺定論，卒章顯志。實際上《杜甫傳》對杜甫在困境中斷念、超越性的描寫，特別是對杜甫晚年老而彌堅樂觀態度的肯定，呈現出一個比單純的悲劇更為豐富的文本。50年代，杜甫的一生仍被定位為封建時代造成的悲劇，其與“人民的詩人”之間尚有一線之隔。

到了60年代，經過反復論證，“人民詩人”杜甫已經成為時代精神的象征，杜詩以百折不回的樂觀主義精神在字里行間感染著讀者［69］。馮至將《白發生黑絲》的基調處理得更為明朗，蘇渙的到來，讓寂寞的杜甫豁然意解，盡管身體羸弱，但精神卻是健壯的。其他幾篇杜甫主題的小說也塑造出積極樂觀、勇敢無畏的杜甫形象。《草堂春秋》中盡管茅屋為秋風所破，妻子卻勸杜甫把心放寬，左鄰右舍都會主動來幫忙修葺的。于是，杜甫雙眼含著光彩，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笑容，激動地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孤舟湘行紀》中盡管居無定所，遭遇著死亡威脅，杜甫卻懷著斗士的心情，四處會見官員，勸他們以生民為重。逃難時他仍想著如何為人民出點力,就這樣直到死亡來臨，也沒有絲毫頹意。《杜甫在夔州》結尾，杜甫把別人剛送來的白米轉贈給黃媽，看著家仆搶著幫黃媽背米袋的身影，杜甫“滿意地笑了。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深沉”。《杜子美還家》中，家鄉父老的期待，令詩人得以克服精神惶惑，認為“詩人之筆”比起“諫官之筆”更有力量，展現出斗志與豪情。而門外，孩子們的笑聲也讓杜甫心情開朗了起來。

總而言之，歷史上杜甫對于艱難的正視與向著不可能所作的前行，其中所蘊含的積極的行動力與樂觀精神，正與20世紀60年代時代氛圍相映襯，也順應了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時代精神需要。從揭露統治階級罪惡的悲劇詩人到積極樂觀的革命的政治詩人，在詩與真的探索中，杜甫成為“十七年”時期國家、民族與個人寄情的重要載體。杜甫在政治與文化間引發的共鳴至今仍在回響。倡導古典文化資源的當代性轉化，其中杜甫研究及相關主題的小說創作尤值得梳理總結，仍有待我們思考并發現其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注釋：

［1］ 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曾祥波譯，第1—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 鄭慶篤：《杜甫研究論文綜述（1950—1976年）》，《文史哲》1987年第1期。

［3］ 《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下冊，陳晉主編，第126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 陳晉：《文人毛澤東》，第4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此外，劉開揚與繆鉞在20世紀60年代也分別出版了名為《杜甫》的通俗讀物。參見劉開揚《杜甫》，中華書局1961年版；繆鉞《杜甫》，四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266頁，中華書局2015年版。

［7］ 段美喬：《“工作而等待”：論四十年代馮至的思想轉折——馮至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8］ 馮至：《歌德與杜甫》，見《馮至全集》第8卷，范大燦編，第177—178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9］ 馮至：《我想怎樣寫一部傳記》，見《馮至全集》第4卷，張恬編，第111—114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0］［16］馮至：《〈論歌德〉的回顧、說明與補充（代序）》，見《馮至全集》第8卷，第6頁，第7頁。

［11］ 馮至：《兩個姑母——〈杜甫傳〉副產品之一》，見《馮至全集》第3卷，張恬編，第44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2］ 馮至：《公孫大娘——〈杜甫傳〉副產品之二》，見《馮至全集》第3卷，第452頁。

［13］ 馮至：《〈杜甫詩選〉前言》，見《馮至全集》第4卷，第188—189頁。

［14］［28］［40］［50］馮至：《杜甫傳》，第117—118頁，第70頁，第179頁，第7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

［15］ 馮至：《工作而等待》，見《馮至全集》第4卷，第99頁。

［17］ 郭豫衡：《論杜詩思想和藝術的主要特征》，《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3期。

［18］ 周祖譔：《從“詩史”說到杜詩的時代精神》，《熱風》1962年第5期。

［19］ 馮至：《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人民日報》1962年4月18日，第5版。

［20］ 高爾基：《和青年作家談話》，見高爾基《論文學》，孟昌、曹葆華、戈寶權譯，第33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21］ 1956年，劉大杰提出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杜甫源頭說”，參見唐蕾《古典文學視域中的蘇聯文論中國化——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兩結合”》，《文藝研究》 2023年第6期。

［22］［30］［59］［61］傅庚生：《杜甫詩論》，第75頁，第39頁，第92頁，第72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23］ ［24］［27］［29］［58］蕭滌非：《杜甫研究》上卷，第14頁，第30頁，第20—21頁，第31頁，第29頁，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5］ 馮文炳：《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人民日報》1962年3月28日，第5版。

［26］ 斐精忱：《和傅庚生先生商討關于杜甫思想問題——杜甫詩論第一章讀后》，《文史哲》1957年第3期。

［31］ 馮至：《白發生黑絲》，《人民文學》1962年第4期。

［32］ 黃秋耘：《杜子美還家》，《北京文藝》1962年第4期。

［33］ 包全萬、劉繼才：《杜甫在夔州》，《長春》1962年第4期。

［34］ 姚雪垠：《草堂春秋》，《長江文藝》1962年第10期。

［35］ 桂茂：《孤舟湘行紀》，《湖南文學》1962年第6期。

［36］ 陳貽焮：《曲江踏青》，《北京文藝》1963年第1期。

［37］ 還珠樓主：《杜甫傳》，武漢出版社2012年版。

［38］ 李遇春：《六十年代初歷史小說中的杜甫形象》，《文學評論》2006年第4期。

［39］ 莫礪鋒、童強：《杜甫傳：仁者在苦難中的追求》，第205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 馮至：《詩文自選瑣記》（代序），見劉福春編《馮至全集》第2卷，第180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2］ 聞一多：《杜甫》，《唐詩雜論》，第168—169頁，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43］ 陳貽焮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作了一系列王維研究論文，觀點參見《論王維的詩》《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等文。

［44］ 陸志韋：《試論杜甫律詩的格律》，《文學評論》1962年第4期。

［45］ ［52］ 力揚：《論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64年第4期。

［46］ 在具體時間劃分和命名方式上也存在一些差異，比如馮至將起點劃為《兵車行》，認為這是杜甫寫作的“第一首替人民說話的詩”，終點劃在759年，這是杜詩成就最高的一年，具體包括“三吏”“三別”及部分隴右詩。參見《杜甫傳》，第51頁，第107頁。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稿》中則命名為杜甫“第二期”的創作，即“安史亂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空前的杰作”。參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稿》（九），《文史哲》1955年第3期。

［47］ 馮文炳：《杜甫寫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6年第1期。

［48］ 陳祥耀：《杜甫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福建師范學院學報》1963年第1期。

［49］ 王季思：《杜甫羌村三首》，《語文學習》1953年第10期。

［51］ 傅庚生：《“三吏”“三別”散繹》，《人文雜志》1957年第5期。

［53］ 劉大杰：《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文藝報》1956年第16期。

［54］ 馮至在《杜甫傳》中寫道：“這樣的詩句使人想到十二年前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是沒有那樣尖銳了”，參見馮至《杜甫傳》，第165頁。《杜甫在夔州》有意引用并否定了馮至的觀點。

［55］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一》，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104冊，第297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

［56］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二》，見《全宋文》第104冊，第297頁。

［57］ 朱熹：《朱子語類·論文》，見黃霖，蔣凡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宋金元卷》，第13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60］ 山東大學中文系三年級“杜甫研究”討論小組：《批判蕭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山東大學學報》（中國語言文學版）1959年第1期。

［62］ 西北大學中文系杜詩研究小組：《是什么力量促使杜甫成長的——對傅庚生先生“杜甫詩論”的一點意見》，《人文雜志》1959年第1期。

［63］ 廢名：《中國文章》，見止庵編《廢名文集》，第191頁，東方出版社2000年版。

［64］［65］廢名：《杜詩講稿》，見陳建軍、馮思純編訂《廢名講詩》第261頁，第281—283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66］ 黃偉經：《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見黃秋耘《黃秋耘文集》第4卷，第290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67］ 楊正潤：《現代傳記學》，第202—203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8］ 劉大杰：《杜甫的道路》，《解放日報》1953年4月13日，收入劉大杰《劉大杰古典文學論文選集》，第149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9］ 馮至：《人間要好詩》，《人民日報》1962年2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