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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的禮物》 唐榮堯 著  寧夏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與“搖籃”、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中華文明的“乳汁”等贊譽，讓黃河在中國人心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席位。萬里大河兩岸滋育的黃河文化，無疑是中華五千年文明長卷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大禹治水的民間傳說到時下的諸多文藝作品，中國人一直存續著講述黃河故事的傳統，以文學創作講述“黃河故事”更是這種文脈流傳的重要賡續。

黃河，一直是中國文學創作鮮活的文學母題，永遠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學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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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20多年時間里，我的職業是一名記者，那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是我和中國新聞都帶著理想蓬勃生長的時代，大批沉思式的、帶著積極心態的批判性新聞稿件問世，可以說是衡量一張報紙或一個記者良知與勇氣的標準。我在一次次的采訪中，見證了黃河的“病痛期”：彼時，全球變暖帶來的青藏高原的雪線上升導致源頭水量減少，河源地帶出現沙漠；大河中上游的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嚴重、“埋伏”在騰格里沙漠的造紙企業往黃河里直接排污、寧蒙交界處重污染企業區內森林般的煙囪排出的工業酸霧落在河面上，濱河大道上疾駛而過的汽車和大橋上轟鳴而過的列車聲，驚擾著水邊棲居動物的休眠，巡掃在河面上的一束束光、噴灑在莊稼和蔬菜、果樹上的農藥，等等，帶來的噪聲污染、光污染和環境污染成了河流的殺手，讓我像一個能診斷出病情卻開不出藥方的醫生。

我出生在黃河邊的一個小村莊，從離開家鄉去黃河邊的縣城讀書，從在黃河穿城而過的蘭州讀大學到寓居銀川23年，我完全是一個黃河的兒子娃。水光波影如鏡，照見時光的指縫間滲漏的水聲草音透過耳膜，把一個蕩舟河上的少年，變成了河闊云低里聽取雁聲一片的中年。

不是每個人都能出生在河流邊的村子或城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長期生活在一條大河邊。我幸運的是出生在這樣氣勢偉岸的大河邊，也幸運地從未走出它慈悲的注視與深情的召喚。

河流是一本在大地上打開的書，有人從中看到的是曲線，有人看到的是恩賜，也有人會從中看出它的抱負，河邊出生且在河邊生活的人，無疑是幸福的，能夠為河流寫出一本書，是一個作家的勇氣，也是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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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流出黑山峽后，在騰格里沙漠南緣劃出了一道美麗的弧線，這是它和沙漠第一次相遇，隨即和寧夏平原相遇，像一位書法家毫不節制地甩出一道大寫意，在賀蘭山、陰山和橫山之間畫出了一個巨大的“幾”字型。

河流是自私與平庸的天敵，黃河既無私地賜給這片土地“天下黃河，唯富一套”的榮譽及與之匹應的物產，也像一位拒絕平庸的畫家，開始向高緯度地區努力“爬升”，在和山巒、沙漠、濕地的相遇中，塑造出了渠、灣、湖、淖等水的子語，繪制出了一幅“新天府”的煙火畫卷。當然，黃河也在接受著人類對它的新型介入與反塑造：攔河大壩、滴灌工程、濱河公路、城鄉排水、跨河大橋、修筑河堤、光照輻射、河底隧道等科技時代的各種工程，就像一支如椽大筆，在黃河這部古老的書稿上，不停地書寫、涂改、修訂，甚至將不合自身所在時代要求的內容加以刪改，試圖將新的內容填寫進去。

河流不僅穿過大地，滋潤著沿岸的莊稼與人心，還流過空間，為人類留下一部文明詩卷。秦漢時期對寧夏平原的征服以及設立郡縣，改變了此前“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的局面，也使這片土地從此走進中原王朝的文明體系中，使這里及其北部、西部眾多游牧部族掌控地區結束了“荒遠”的地理角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黃河流經兩岸的香山、照壁山、賀蘭山、馬鞍山、桌子山地區時，那些在山里放牧的先民以巖石為紙、尖石為筆，將自己的想象和生活鑿刻在石頭上，讓黃河在淌過寧夏平原時聽到了動物以另一種方式在石頭里永生的聲音；巖畫最早的主人掌握了當時先進的造車技術，逐漸成為先秦最大的邊患，給后者倒逼出了一道軍事建筑：長城！一千多年后，動不動就將黃河當鏡子來照照自己勇猛模樣的瓦剌、韃靼等蒙元殘余勢力，也逼得大明王朝的萬千駐軍在黃河兩岸構筑長城，留下一臉的羞愧之色與被動應對；匈奴、突厥、鐵勒、琿部、吐蕃、回紇、黨項、蒙古等游牧部族的鐵騎，穿過黃河的嗓道，吼出了這片土地的硬朗與底氣。大河上最后一次飄過筏子客的“花兒”時，筏影成了水中的絕唱，兩岸群山豎起的雙耳，“大河唱”里翻滾著火車、汽車的轟鳴與工廠的呼吸。

黃河在萬里流程中，不僅以“萬物生”滋養兩岸不同時期的生民，在他們中間還滋育出了歷史故事、民間傳奇、野史艷史，盡管更多的文字之外、“正史”之外的各種文明痕跡隨著濤聲，或積淀于歷史深處，或煙云般飄散而遠，一部真正能書寫其輝煌和真實的書籍，就是一次打撈歷史的救場。

黃河，一直在呼喚著這樣的書。生活在大河邊的作家，有什么理由不遍覽藏著大河氣息的群書？不聆聽那古老的濤聲發出的召喚？不探測那流淌萬年的浪花里翻滾的文明溫度？以腳進、身進、心進和情進的狀態，進入大河的懷抱，既在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也注重反映時代風貌；既書寫千年文明中的人文歷史，也注重生態文學對“講述黃河故事”的要求；既凸顯非虛構文學創作的真實和權威，也遵循文藝創作的審美規律，讓想象的馬蹄聲響徹河面；既有與黃河匹應的宏大敘事、歷史敘事的視角，也有文學自身要求的日常敘事、當下敘事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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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谷，呈現的不僅是一種地理單元，還有獨特的花事、物產與民俗，有擱置的歷史的爭議；“阿爾泰郭勒”的拇指，摁下成吉思汗生命臨終前期的按鈕時，黃河成了這位偉人生命中遇到的最后一條河；渡口，一旦失去功效，就變成了河流的墓碑；隴山腹地和鄂爾多斯高原腹地流來的三條支流，是三條奔赴黃河的岔路，清水河是其中最敞亮的、人流與車輛最多的一條；絳紅色的濤聲，則是鋪設在黃河邊的一條看不見的和平與安詳之道；現代滴灌技術馴服了黃河水，讓后者跳起幾百米高后，鉆進輸水管道、渠道，在幾百里外的高地上馴服了黃土旱塬，讓百萬移民有了新的家園；河流不僅能為城市提供用水、吸納城市排水，更能滋潤城市的性格，河流在滋育鄉村風情的同時，也塑造出城市的面貌與性格。上述這些，是如魔術箱般的這本書的道具。

我無法確定對河流與土地相遇的一方土地的最好書寫是怎樣的，但我知道沉悶的歷史文獻堆積、規范的學術著作或夾雜個人小情懷的游記絕對是不理想的。大山河與大題材需要大視野，對一條大河豐沛的人文資源，真正在歷史地理視野下書寫河流的作品，應該是將文學、地學、史學、經學、民俗、宗教、人文等融為一體的綜合體，而非傳統意義上的抒情散文或時下流行的“非虛構”，是跳出單純的地貌解讀、導游詞式的風俗描述和對地理環境進行機械解說的；也應擺脫將某一地區或地理單元范圍內的歷史按時間順序進行簡單排列的所謂某某地區通史、簡史的窠臼；更應排除將人文地理粗暴地理解為“某一地區內發生的歷史事件+地理地貌”的做法。真正書寫黃河的作品，應該是站在自然環境和地理風貌的基礎上，以某一地理單元為載體的自然生態環境演變、文化地理演變、重大歷史事件、社會或行政地理更迭、人與空間的關系（地理環境下的戰爭、開發、利益驅動下的較量、人類對環境的干預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等立體、多元地挖掘、展現出來的作品，是敬獻給黃河的一份禮物。

完成這樣的書寫黃河后，方能告慰自己：這萬里大河中一段，我真正地愛過、走過、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