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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國現代偵探小說家程小青誕辰130周年。程小青致力于寫作偵探小說，同時撰寫大量偵探理論文章，兼及翻譯外國偵探作品、編輯偵探小說雜志，以個人的努力全方位地推動了現代偵探小說的發展，在中國偵探小說界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群眾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以及吉林文史出版社等相繼對“霍桑探案”部分作品再次編輯出版。

案件中的偵探

程小青的偵探小說寫作受到柯南·道爾、范·達因、杞德列斯等歐美偵探小說作家影響。他的代表作“霍桑探案”系列作品，被冠以“東方福爾摩斯探案”的名號，文本也借鑒了“福爾摩斯探案”的敘事模式，多由霍桑的好友兼助手包朗敘述人物經歷。在包朗以第一人稱講述的眾多故事中，霍桑面臨著類型各異的案件考驗：清晨時分某處闃寂的里弄中，一名時新打扮的女子懸吊在某戶人家后窗的上端橫梁上；名士家中的孩子被綁匪綁架，以信件勒索大筆贖金；列車鐵軌上橫枕的尸身，因火車駛過而面目全非；富商家中的珍寶被盜竊，墻上還留有“江南燕”署名；深夜獨自歸家的包朗，被人強行塞來一串珠項圈，事后查證卻無人遺失此物；深夜打到警局的電話，對方僅說一句話就被嘈雜的聲響打斷，其中還間雜著“救命”的微弱呼喊；即將結婚的新娘因被流氓威脅而暈倒，被迫中止婚禮，隨后流氓在旅社中刀死亡；無人的鄉下別墅中經常在夜半響起幽咽的笛聲，還出現了燃燒的火焰……

形形色色的案件關涉人命安危、財物得失以及聲名好惡，帶有謎樣的神秘氣息。這些案件中的部分來自人物登門委托，他們希望霍桑能幫忙查清真相，或救人性命，或還人清白；部分案件則由警局的警務人員提供，他們更多的是需要偵探幫忙鎖定兇手，完成案件的偵破工作。面對這種境況的霍桑，一方面秉持著墨家“兼愛”觀念，將見義勇為、壓制強權以及扶助貧弱作為己任，帶著對罪惡及其制造者的憤恨承擔調查工作。人物曾自陳“我所以始終保持我私家偵探的地位，絕對不肯受官家的任何高俸厚祿，目的就要保全我們的自由，貫徹我們為公道正義而努力的主張”（《虱》），即是典型宣言。

另一方面，霍桑踐行了儒家“格物致知”思想，應用近代西方科學知識和方法，對撲朔迷離的案件進行探究。《無罪之兇手》中，霍桑用“蛋白質凝斂毒質”的化學知識，破解兇手同飲毒酒卻保全性命的謎題；《窗》中，人物由空氣震蕩的物理學原理，解釋案發現場的窗戶莫名關閉現象，消解了案件的神秘色彩。這與當時的警探“利用著民眾沒有教育，沒有知識，不知道保障固有的人權和自由，隨便弄到了一種證據，便威嚇刑逼地胡亂做去”（《血手印》）形成鮮明對比。

人物并非安樂椅偵探，安閑地在家中等待所有案件情況匯集，而是要“憑著了無翳障的頭腦，敏銳地觀察，精密地求證，和忠實地搜集一切足資研討的材料，然后才能歸納出一個結論”（《舞后的歸宿》）。因之，他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逐一查訪案件相關人物與場域，事無巨細地搜集不起眼的線索，畢竟“無論你如何狡猾機詐，充其量只能遮掩面目，卻不能遮掩心靈。一切偽裝，做不到天衣無縫，縝密到一點漏洞也沒有。無論如何老奸巨猾，千方百計的安排，仍會有顧此失彼，難免有懈可擊。有時漏洞太小，智力不夠的人往往不覺察。做一個偵探必須對極細小的漏洞加以注意，不讓它逃過眼簾”（《江南燕》）。《輪下血》中人物干凈整齊的衣著、《案中案》中傷口周圍缺失的血跡這些細微的不合理之處，都是引起霍桑注意的關鍵點。

在此基礎上，偵探對案件的相關情況、線索進行全面了解，以嚴密的邏輯推理，條分縷析地“還原”案件的可能境況。在部分情節簡單的作品中，霍桑一擊中的，直接破解（犯罪）謎題，在給出謎底的同時，亦使始作俑者為此付出代價。但在部分情節一波三折的文本中，偵探屢屢面臨現實中令人迷惑的難題，臨到解決的重要關頭，又會被新的問題阻礙，經歷多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考驗，直至“篇終結穴，卻又奇峰突起”。《案中案》以“案件嵌套案件”的方式，由女醫生朱仰竹被害的慘劇，展示出霍桑的細致查案經過。偵探經過多重查證，確定真兇身份后，卻發現對方已死在家中，牽引出新一起等待破解真相的兇案。《難兄難弟》則展示了“案件空白無存”的窘境，霍桑面對著“無尸體”“無證據”以及“無兇犯”的“三無”現實，僅憑兩個目擊者的口頭證言進行初步調查。但隨后出現的物證、尸體乃至兇手，接連與偵探的推斷發生齟齬，對霍桑形成挑戰。人物仍鍥而不舍堅持調查，直至指向案件真實情況的關鍵信息出現。是以“全篇的疑點，一一歸結”，偵探也在“玄秘”意味濃重的文本中完成自身的使命。

較之上述呈現為“靜的”結構的作品，程小青在《黃浦江上》《黑地牢》《灰衣人》等以“動的”結構所統攝的文本中，反映案件相關人物“絕境待救、黑夜圖劫”，為偵探增加了“黑夜中從事偵查，或捕兇時和暴徒格斗”的任務設置，需要人物采取喬裝打扮乃至以身涉險的方式解決存在于辦案過程中的現實問題，霍桑在包朗的配合下勇闖匪窟，與毛獅子等人正面交鋒，通過冒險行為拯救不同人物，在“詭異可駭”且“隨時變換”的“動的”結構中完成英雄的行為。

案件里的社會

霍桑在其久居之地蘇州以及上海偵破案件的同時，也因游玩、探親、訪友等多重因素影響，前往無錫、南京、北京等地，因緣際會中接觸了當地的案件。同時，因偵探名氣的影響，他與包朗也在上海等地接待了來自東北、江浙地區的受害者，潛隱地將當地境況在文本中表現出來。因之小說所反映的問題并非局限于某地、某處，而具備了特定時代的普遍價值。與同時代的嚴肅文學創作相比，小說并未直陳其意，而是通過謎題的設置引發讀者關注，又借助謎題的解決映射社會問題，直接或潛隱地傳達作家本人的思考。

在小說所描寫的諸如兇殺、盜竊、綁架、拐賣等犯罪事件中，“社會的烏煙瘴氣的面貌的一斑”得以顯現，既有貪官盤剝民眾財產大肆斂財、奸商為牟利販賣日貨、慈善機構假托公益名義中飽私囊、軍閥混戰導致民不聊生，也有兇殘綁匪暗中實施綁架、神秘人士當街拔槍射擊、不法之徒誘騙年輕女性、別有用心者構陷無辜人物。與此同時，部分家庭內部因為財產歸屬、情感糾葛、身份確證等問題，也上演了彼此猜疑、激烈爭吵、大打出手乃至刀槍相向的各色慘劇。上述現實內容以案件的形式得到表現，也使偵探作品成為時代境況的忠實記錄。

程小青在以案件映照社會現實時，較為關注青年群體以及女性群體，以不同文本連綴性地表現了圍繞他們所產生的系列問題。

一是社會教育問題，文本中的部分案件，證明了“合理有效教育的缺失直接阻遏社會進步發展”。《沾泥花》中向霍桑陳述凄慘境遇的失足婦女李琇瑾，將自身的悲劇命運歸因于“沒有知識”。她因在學校時貪圖交際娛樂，被流氓引誘，進而落入拐賣女性的拐匪手中，被賣入長春的妓館，經歷了長達兩年半的非人折磨。人物的現實經歷，使得霍桑闡發了“教育普及和改進”促使“一般無知的婦女們”以及“利用外力謀個人私利的惡棍”絕跡的作用。

較之上述關涉“教育缺失導致青年走上歧路”的文本，《活尸》《第二張照》則揭示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彼時社會中的部分知識青年，不僅未用所學造福民眾，反而利用知識文化為犯罪行為開脫，揭示了“知識分子犯罪時的能力和技巧，反比無知者更嚴重可怕”這一殘酷現實。

二是婚戀問題，小說關注到人物的婚戀自主追求與特定社會觀念的矛盾，并以不同作品加以展示。《催眠術》從患有“離魂”之癥的少女寫起，通過偵探調查還原人物病癥的根源——對未來婚姻不自由命運的擔憂，使她早早地出現精神問題。這已從側面反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負面影響。《反抗者》以及《毋寧死》則展示了青年男女對于包辦婚姻的決絕反抗姿態，離家出走是他們遺留給舊式父母的謎題以及難題。《青春之火》接續這一問題進行表達，反映了遵從父母意志的婚姻為夫妻雙方帶來的現實困擾：沒有任何感情基礎的結合，導致雙方貌合神離甚至冷臉相向，一方在家中殞命都無從被另一方迅速知曉。人生不同時段的悲劇情感狀態，在不同文本中被階段性展示，共同完成了寫作者對封建包辦婚姻制度的批判。

同時，文本的批判并未止于針對封建舊式觀念以及行為的否定，也涉及了過于新式以及自由的婚戀觀念。《單戀》中男性青年夏杞生一廂情愿地“追求”女學生秦英娥，為了實現個人“愛”的私欲，不惜給女性的未婚夫寫信，對秦英娥進行污蔑，導致她經受夫家退婚以及父親拒斥的雙重折磨。《魔力》中的女性戚佩芝，了解到未婚夫陳志英失去繼承家業的資格后，私吞對方贈予的昂貴定婚戒指并單方面取消婚約，轉投富家子弟懷抱，同時還倒打一耙，聲稱陳志英因求愛不成將對自己進行攻擊。夏杞生和戚佩芝皆因個人的不義舉動，招致了殺身之禍，在案件產生之前即埋下了不幸的種子。而這一切在偵探人物看來，又都可呼應上文對社會教育的探討，二者雖都受過現代教育，一個趨向于“色情化”，另一個則體現出“商品化”，再次證明“我們眼前的教育完全是雜拼零湊的舶來品，喪失了民族的中心思想”這一重要問題。

案件外的作家

在進行偵探小說創作之余，程小青總結并記錄下個人的寫作經驗，以創作談、作品序言、評論等偏重于理論探討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為偵探小說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在這其中，《偵探小說的效用》《偵探小說作法的管見》《偵探小說作法之一得》《談偵探小說》《偵探小說的多方面》等具有代表性。

程小青首先肯定了偵探小說的價值，認為“偵探小說是一種化裝的通俗科學教科書，除了文藝的欣賞以外，還具著喚醒好奇和啟發理智的作用”。創作偵探小說需要創作者具備豐富的想象力，對文本進行有效組織，同時還須注重學識的運用。

關于偵探小說的案件題材，他指出作品的取材雖“不外乎偷盜和兇殺，而兇殺的動機，從大體上說，也往往逃不出‘財’‘色’二字的疆界”，因為“蕓蕓眾生的一切動作，追根究源，都是受了這兩個字的驅策和指揮，因此才演出種種奸佞圣善、悲歡離合的事實”。但“偵探小說的優劣，并不在題材方面，除了想象力的靈妙與否，卻在結構和描寫手段的高下。同是一件盜案或命案，在發案的經過、偵查的步驟和破案的技巧上，盡可以各不相同。此外還有有意無意的伏線和若即若離的變化、緊湊而有暗示力的談話、驚險疑惑的局勢，這種種都是偵探小說的重要的藝術”。

“霍桑探案”中的《烏骨雞》以“致敬”“福爾摩斯探案”《藍寶石案》的方式，講述了包朗追查富商被盜珍珠的故事。作品中雞吞珍珠的情節設定，雖與原作中鵝吞寶石的內容異曲同工，卻因為一波三折的情節變化，為包朗破案增加了重重阻礙，直至霍桑出手方得以解決。在程小青筆下，相似的“珍珠被竊”情節還出現在《王冕珠》《兩粒珠》以及《打賭》等不同文本中，題材趨同，卻因案發經過、查案步驟以及破案技巧的差異，演化出了幾種不同的故事樣態。

而影響偵探小說優劣的關鍵要素——結構，也對寫作者提出了不同的創作要求。其一，在小說結構中，結束與開端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部分。小說的開端需要“開門見山”，營構緊張的局勢，以對讀者進行吸引，使其對文本情節產生濃厚興趣，結束則“能‘眾流匯海’得一絲不亂，而情節的轉變，也處處在情理之中而不在讀者的意中，進一步使讀者們感覺到事實雖已結束，而弦外之音還有余不盡，那就是一篇圓滿的小說”。其二，作品結構包括“動的”以及“靜的”兩類：“動的結構”更重視作品布局，“處處須用驚奇的筆，構成詭異可駭的局勢”，且局勢“還須隨時變換，隨處懸疑”，“使讀者有目不暇接、喘息難平之感”；“靜的結構”則強調“玄秘”，在書寫偵探面對的疑難境況時，“須隨處用逗引掩飾的筆”賦予作品“剝繭抽蕉之妙”，“使讀者掩卷沉思，還覺醺醰有味”。

從小說寫作到理論闡發，程小青以案件發生映射社會現實，由案件破解彰顯偵探智慧，又在案件之外探討偵探作品的價值意義以及創作經驗，為偵探小說發展做出重要貢獻。時至今日，他的經典作品以及文章，仍值得我們一再賞讀。

（作者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