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早:我譯的不是里爾克,而是我所理解的里爾克
陳早
在2020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曾舉辦過一場德語文學譯者的對談,幾位國外譯者談到德語文學為世界文學提供了許多技巧才華,但翻譯德語文學有時難到像在做互文猜謎游戲,即使如此,他們仍然認同翻譯不能介入過多改編,“翻譯是打破語言障礙,而不是把山間小路變成柏油馬路。”
在如今青年翻譯人才緊缺的中文出版領域,致力于德語翻譯的青年譯者并不多,陳早是其中一位,從本科學藥學專業到研究生選擇德語文學,她的翻譯之路伴隨挫折也充滿了機緣,在翻譯出版了《希臘化史》《逝物錄》《誰是我,誰是你——伽達默爾談策蘭〈呼吸結晶〉》《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以及詩人里爾克唯一的長篇小說《布里格手記》等作品之后,她感慨:“譯文和原文之間隔著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變成透明的我,而我的修養和能力都太有限,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去模仿我隱約感受到的、在文字之外讀出的作者的能量場。”
記者:追溯對德語文學的興趣和研究,或許要從你放棄北京大學藥學專業說起,在當下社會常識看來,“棄醫從文”并不是一個很務實的理性選擇。
陳早:我高中的時候理科成績比較好,自己又很喜歡生物和化學,所以高考的時候選擇了藥學專業。進入大學后逐漸感受到,醫學不僅僅是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更是“人學”。而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把人從世界中隔離出來,當作精密機器,從細胞、分子角度去研究,這種解釋無法滿足我對人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好奇。
我們當時學制是六年的本碩連讀,大四結束時我就下定決心退學了。回憶起來,大致有幾方面原因:一是醫學或者藥學,無法滿足我對人的好奇,我的興趣在于探求人在整個世界中的位置,而不是實驗室里的切片或者電泳圖。二是我更想知道人千差萬別的心理動機和思維的可能性,而生理、病理、毒理、藥理的知識大概永遠都無法解答。那時候很迷茫,因為太無知,當時的我沒有辦法像現在這樣事后總結我的困惑,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去鉆圖書館和書店。辦完所有退學手續那天,恰好是王小波十周年祭日,當時我還自負地想,“偏要當那只特立獨行的豬”。
那時候的我,滿心輕狂和浮躁,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選擇德語,也是因為偶然和無知。最初是因為想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其實我根本不知道這本書到底在說什么,只是覺得書名有意思。再加上,我畢竟還是需要一種能當作謀生手段的技能,學外語大概不至于餓死。之后我開始到上外作為旁聽生跟著大一新生開始上課,當時的德語啟蒙老師是馬佳欣老師和外教Sandra,她們沒有因為我是旁聽生而輕視我,反而給了我很多鼓勵和關懷。三個學期之后,我嘗試考研并且順利通過了,后面的讀博也就順理成章了。
記者:有些小語種的譯者就是從研究開啟了零星的翻譯,用來推動自己的學術研究,但能夠將翻譯質量做到符合出版需求,是一個很大的跨越。我注意到你在讀博期間就從德語翻譯了詩人里爾克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布里格手記》,2015年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六點圖書出版,2022年還出版了一本《注疏版布里格手記》。
陳早: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聚斯金德的《香水》,這部小說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以一種奇幻、戲謔的方式推翻了理性常識和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讀博之后,我最初的選題還是聚斯金德,但我的博士導師衛茂平教授建議說,應該做經典。去德國交流后,波鴻大學的Carsten Zelle教授對我說了同樣的話。兩位老師都這樣說,我于是打算找一部足夠經典、篇幅不太長的作品來做,里爾克的《布里格手記》因此進入備選清單。
做博論之前,我讀過曹元勇老師的譯本(譯名《馬爾特手記》)。曹老師譯筆優雅,中文無可挑剔,但我第一遍讀完卻是云里霧里,無法理解很多看似簡白的語詞和句子。我越讀越不明白,越想知道里爾克在說什么,為了能強迫自己一字一句地進入文本,我決定先把這部小說翻譯一遍。為了讓這種強迫更有效力,我很冒昧地給六點圖書的倪為國老師和彭文曼老師寫了封自薦信,希望能出版譯本。寫信的時候我才剛剛譯出三千字,但從來不知道我是誰的倪老師竟然看過這三千字就拍板同意了。
如果說,最初決定翻譯是為了克服自己的惰性,翻譯過程中,我漸漸意識到,這大概是讓我理解文本最笨拙但是最高效的途徑,因為文中任何一個讀不懂的詞都要再去找書查閱、學習。對一個個關鍵詞的翻譯,打開了我的思路,我順藤摸瓜開始讀海德格爾、胡塞爾、德里達。翻譯結束后,博士論文的寫作就成了整理筆記和組織成文的過程,輕松很多。
記者:譯者和出版社的雙向選擇其實也是充滿機緣。后來你順利翻譯出版了《希臘化史:亞歷山大大帝》《〈伊利亞特〉和她的詩人》《逝物錄》《誰是我,誰是你——伽達默爾談策蘭〈呼吸結晶〉》等多部譯著,虛構和非虛構都有涉獵,都說翻譯德語很難,你遇到過哪些挑戰?
陳早:在我看來,每一部學術作品的翻譯,都要求譯者首先了解一定的專業知識,這些知識大部分都不在將要翻譯的文本之內,而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背景。沒有這種背景,書讀都讀不懂,何談譯?所以,要翻譯學術著作,讀相關專業書籍書和譯書的比例可能要10:1甚至更高。不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學術著作,翻譯最困難的地方還在于氣息,或者說那種無形的氣場。翻譯更重要的是文本整體呈現出來的不可見的東西,比如德羅伊森的《亞歷山大大帝》,這是19世紀的史學著作,作者用了大量長難句,有時候一句話就是一個自然段,整本書讀下來,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亞歷山大大帝一路東征的種種具體細節,而是文風的雍容、曠遠和史學著作獨特的細密、厚重。《〈伊利亞特〉和她的詩人》的作者萊因哈特是尼采的學生,受過嚴格的古典學訓練,他的學術背景和個人性情,讓他的文字桀驁不馴,充滿反諷和攻擊性,有種犀利的幽默感?!妒盼镤洝返淖髡呱忱仕够錾跂|德,經歷過物質上的極度匱乏和極度豐盛,她本人學設計,主業是博物作品的編輯,所以她寫的東西一方面細節非常精美,形式感極強,另一方面很疏離、不會去討好或遷就讀者,就像博物館里陳列的展品,生僻詞層出不窮,句式也都和日常語言脫鉤。《誰是我,誰是你》是伽達默爾比較后期的作品,篇幅不長,但不好譯。策蘭親身經歷過二戰和集中營,伽達默爾也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八十幾歲高齡還在修改這本小冊子,從人生經驗上看,我就已經輸了,那種痛苦、沉默、無可奈何、欲言又止,那種至暗當中的希望、對人性和人生的體會和慈悲,都是我無法想象的。捕捉到所有這些作者和文本的氣息,對于我來說只能是一種奢望,氣息本身無法還原,譯文和原文之間隔著一個無論如何都無法變成透明的我,而我的修養和能力都太有限,我能做的,只是盡量去模仿我隱約感受到的、在文字之外讀出的作者的能量場。換句話說,我譯的不是里爾克,而是我所理解的里爾克。
每位作者不同的人生經驗所造就的不同氣質、文字品格、學術視野對我都是挑戰,語言本身的氣質更是挑戰。德語是一種冷硬、嚴謹、繁冗的文字,相對而言,漢語更靈動、更曖昧也更簡潔。德譯漢的痛點,是兩種語言調性上的張力,這大概也是所有外語翻譯的難處。另一個難點是,德語和漢語所描述的世界無法完全重疊。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歷史,它所表征、所言說的世界不但具有空間上的差異,也有時間上的距離。在此意義上,完美的翻譯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這恰恰是翻譯的魅力所在,人是一種喜歡挑戰自己的動物,因為有了各種不可能,盡全力去做這件事情才有樂趣——擴展自己的邊界,認知自己的局限。
記者:經典書籍之外,今年上海書展期間你還翻譯推出了一部奧地利新生代作家菲利普·韋斯的小說《人坐在世界的邊緣,笑》,這部小說形式挺新穎獨特,囊括了百科全書、小說、日記、錄音轉稿和漫畫等形式,讓人想起某位哲學家說過的,德語寫作有著解釋世界的雄心。
陳早:這部小說是六點圖書的倪為國老師在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上選到的。他從德國回來后,給我打電話說,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說,共分五卷,每一卷有一個獨立的敘事者,各自有不同的文體和敘事風格,所以他打算找五位譯者來譯,讓我挑選最喜歡的一卷。讀過一遍后,我最喜歡《手記》,這卷的虛擬作者是一位氣象科學家,她以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幾乎梳理了從18世紀牛頓力學以來的西方科學史。這種書寫對我很有誘惑力,畢竟我是學理科出身,對科學形態和科學哲學一類的話題感興趣。
2019年5月,我去德國開會,回國之前繞道去了維也納,見到小說作者菲利普本人。這位1982年的水瓶座,自稱是生在歐洲的日本人,吃素,穿亞麻長衫,搞先鋒喜劇,玩音樂。他彬彬有禮,表面上人畜無害,心里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想法,看過無數奇奇怪怪的書。
回國后繼續譯小說。翻譯本身其實難度不大,但我不只是譯者,也是讀者,如何作為讀者去理解這部作品的整體性才是問題的關鍵。我試著回憶或想象菲利普的視角,并嘗試按照他的建議,主動去建構看似互不相干的各卷小說的關聯,因為他告訴我,讀者不應該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形成一種邀請讀者一起參與創作的結構。這些接受美學的理論,上學的時候就翻來覆去看過好多,但直到這部作品,我才意識到這種閱讀方式的有趣和可行性。我發現,這本書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講故事,也不僅僅是一場形式上的文學實驗,更是一部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理性的幻滅史,幻滅的根源在于情節背后發生的思維范式的轉變。為了更好地理解這種轉變,我還去找了一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書來看,其中最喜歡的是普利高津的《確定性的終結》和薛定諤的《生命是什么》。菲利普的這部幻滅史,最后把人類的希望寄托在一個小男孩身上,這是一個很溫柔的結局——如果可以說結局的話,小說事實上是開放性的,并沒有情節意義上的結局:雖然我們曾經以對象化、技術化的方式看待自然和地球,因此犯下錯誤、走了彎路,但是在東方、在一個未受技術理性污染的小男孩身上,那種非功利的、人與世界不再對抗的可能性熠熠閃光。
記者:翻譯好的作品往往能給自己帶來許多啟發,包括語感和思維方式,這也是存在于作者和譯者之間的一個雙向流動的現象。今后有什么新的翻譯計劃?你曾經說對自己的設想是平均每年譯十萬字左右。
陳早:去年剛譯完的是一本奧爾巴赫的文集。未來可能會偏向于醫學哲學和醫學倫理方面的研究,我想翻譯一些啟蒙時期的醫學著作,那是古代向現代過渡的關鍵時期,現代科學的很多思維方式和范式或許可以從當時的著作中找到一些源頭性的東西,我希望能了解現代醫學是如何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的。當然這也有菲利普給我的啟發,不停留于表面,不爭論對錯,而是從思維方式上尋找更深層的原因。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編輯彭文曼亦對本文編輯整理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