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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吳仕民筆耕不輟，連續為讀者奉獻了《鐵網銅鉤》《御窖重器》等多部長篇小說佳作。他的長篇小說新作《剽牛立碑》以新中國成立初期云南省普洱市“民族團結誓詞碑”為樞紐，講述革命歷史斗爭的傳奇，傳承民族團結進步的佳話。小說民族地域色彩濃郁，故事新穎別致，情節悲壯激越（如“滄西城之戰”、軍民“灑血護碑”等），既寫出了我國西南邊陲各民族告別舊中國與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衷心愿，又寫出了他們為實現民族團結與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作出的卓越努力。

《剽牛立碑》帶領讀者走進70年前革命斗爭的崢嶸歲月，重溫少數民族政策的春風化雨與深入人心。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副師政委、獨立團長張鈞山，率部進入屬于哀牢山區的云南普洱少數民族地區，攻下滄西縣城，解放滇西。駐守此地的滄西縣長兼團長張忠義，帶著殘兵敗將越過邊境，逃入緬甸境內，憑著直升機、美式武器等伺機卷土重來。在國共雙方交鋒過程中，張忠義妄圖阻擋革命潮流，但最終歸于徹底失敗。張鈞山帶領杜云良等解放軍得力干將，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制定周密的軍事斗爭策略——諸如團結少數民族群眾，深入石門寨、龍竹寨少數民族村寨調研，對少數民族頭人進行耐心、細致的民族政策宣傳，關心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免費給他們送種子、送農具等，幫助他們搞生產與克服困難，促成石門寨與龍竹寨“和解”。這不僅徹底粉碎了張忠義的陰謀詭計，而且讓各族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為國家謀獨立、富強，為各族人民謀利益與幸福的政黨。正因為如此，以石門寨佤族部落頭人達勐為代表的各族人民，堅持以剽牛、立碑與盟誓等古老而獨特的少數民族方式，表達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共同團結進步的美好而強烈的心愿，表達當家作主的自豪感與各民族一家親的政治信念。

《剽牛立碑》刻畫了一批性格各異、栩栩如生的各族人物形象。如張鈞山的沉著、指揮若定與勇挑工作重擔，杜云良的機智與為護碑救人壯烈犧牲，達勐的憨直、豪放、莽撞、知錯就改與忠勇愛國，巖邦的善良、虛心、身懷絕技與英勇護碑、魯娜的活潑、開朗、浪漫、剛烈與豪爽善飲，力寶的英勇不屈與視死如歸，李甲柱的聰明靈活等。作品渲染了云南各民族的奇異風情，如哈尼梯田、哈尼族古樂器巴烏、彝族服飾查爾瓦、傈僳族弩弓、拉祜族男女頭上的“魂毛”等，都給廣大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部少數民族題材小說，《剽牛立碑》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對云南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生活進行了熱情洋溢的書寫。在呈現普洱地區各民族風情的同時，真實描繪出這些民族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相對落后的生活風貌，使人們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實現各民族翻身解放的歷史進步意義。石門寨及龍竹寨等佤族部落、村寨，就是很好的例子。石門寨有200多戶人家，總人口上千。高大而結實的寨門、門上懸掛的碩大牛頭骨，尤其是寨子里的雌雄木鼓，以及吃爛飯、過新米節、魔巴（巫師）念咒祭鬼等，代表著佤族獨特的民族風情與歷史文化。但佤族村寨在歷史演進中的生產、經濟水平，以及文化、教育與社會制度等，都處在較為落后的狀態，保留著原始氏族社會的風氣。領導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擺脫貧困，教育少數民族拋棄舊的落后習俗，促進民族團結與社會進步，正是中國共產黨少數民族政策的核心內容與重要意義所在。

《剽牛立碑》寫到組織少數民族首領到北京參加國慶觀禮，到內地發達地區參觀學習，展示出黨和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殷切關懷。在實施這一措施上，張鈞山周密籌劃，卓有成效。他先組織觀禮團，繼而開展細致的思想工作，派人護送他們從寧洱到昆明。觀禮團從頭到尾開啟了長達三個月之久的系列活動，這些少數民族代表不僅看到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廣泛接觸到現代文明、現代知識等新生事物，也意識到本民族、本地區存在的差距，切身感受到黨的親切關懷與新中國發生的歷史巨變，受到生動而直觀的黨的民族政策等教育，思想、情感上產生巨大變化。《剽牛立碑》傳遞著鮮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吳仕民在小說中告訴讀者，無論是佤族、拉祜族或其他民族的人類起源神話，還是西南邊陲留下的孔明廟，抑或是西南各民族的抗英與抗日戰爭等，自古以來都展示出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佤族司崗里神話認為，佤族、拉祜族、傣族、漢族都是從同一個司崗（崖洞）中出來的。拉祜族與其他一些民族，還保留著葫蘆生人的神話。孔明廟及公明山等還保留著三國時期諸葛亮治理這片地區留下的遺址，傳承著諸葛亮教當地少數民族立柱懸空建房以防瘴氣與濕氣等美好傳說，這些神話與傳說折射著我國各民族間的相通相融。1934年，佤族等民族在班洪抗英，抗日戰爭時期傈僳族等民族用弩弓、長刀、土銃抗日，都表明了各民族一致御外、保家衛國的神圣家國情懷。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傳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