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考慮到張桂梅校長的事跡已經廣為人知，并受到國家層面的高度肯定，影片《我本是高山》的劇情內容可能早在觀眾的預料之中。在一部影片已經被“劇透”之后，觀眾最關心的就是創作者會如何對“生活”進行藝術加工，如何完成更有深度的人物心理挖掘，如何凸顯情節中的情感和思想內涵。

《我本是高山》海報

和關于張桂梅的各種報道、采訪比較起來，影片的藝術效果初看起來有點中規中矩，但如果我們用心品味影片中一些細節的用心用情、視聽語言的別具匠心，我們仍然會收獲許多動情時刻，發現許多令人驚喜之處。

向內探索的編劇策略

《我本是高山》的核心情節是張校長篳路藍縷地創辦華坪女高的過程。這是經典的戲劇式結構，即在人物追求動機的道路上設置重重障礙，讓觀眾看著人物如何用信心、智慧、勇氣和毅力去克服困難，完成挑戰。在障礙的設置上，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考量。如果是類型電影，人物主要向外用力；在一些文藝片中，人物內心的猶豫、糾結、矛盾和痛苦可能會成為情節的重心。

影片中，張校長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完成一項教育壯舉，遇到的困難主要有：經費短缺，教師隊伍難帶，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生家長不支持。看起來，影片主要關心人物面臨的外部障礙，而對人物的內心世界關注較少。這種編劇方式帶來的風險是，人物過于堅定無畏，只需要在外界的風雨中劈波斬浪、奮力前行就可以了，這會導致人物高度扁平，其立體性和人格魅力會受到削弱。對此，影片采取了兩種補救策略，一是展現張校長的疲憊、無助時刻，渲染她與丈夫之間的深情，避免將人物塑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鐵人”；二是用“走心”的方式，讓張校長帶領觀眾向內探尋，去發現受助者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方面的落后，進而深刻地觸及受助者的靈魂。

具體而言，在張校長艱難的辦學之路上，影片盡可能地淡化客觀困難，而是聚焦于受助者的內心迷茫和精神貧困。例如，關于資金缺口，這本是華坪女高面臨的最大生存挑戰，但影片對此處理得比較輕易。至于教師隊伍的穩定，影片也有涉及，但危機也被擱置了。看來，影片把真正的著眼點放在學生身上，因為這才是教育的主體，也是教育的意義所在。

影片意識到，在學生的學習中，端正學習態度，找到學習內驅力是關鍵。這就可以理解，影片對于學生如何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并沒有細致地進行方法和路徑上的呈現，學生刻苦的細節也不過是通過高聲朗讀和打著手電筒在走廊苦讀的鏡頭一筆帶過。因為，如何讓學生意識到，她們應該讀書，必須讀書，完成內心的自我覺醒，這才是最為要緊的。

為了喚醒學生的內驅力，除了張校長常規的訓話、談心教育，影片還精心設計了幾個令人震撼的場景：張校長說要解散女子高中，學生們只能去一中借讀，并預言她們在一中會成為被嫌棄的對象時，學生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付老師來了之后，指揮學生豎起了旗桿，升起了國旗。這兩個場景頗有深意，影片希望學生為了尊嚴而讀書，為了夢想而讀書。付老師的出現看起來有些突兀，實際上是為學生提供一個樣板，讓學生意識到，通過讀書，她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像付老師這樣活得灑脫自信，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人生。影片令人感動之處正在于，讓觀眾看到了張校長如何幫助學生走出人生的迷茫，擺脫精神上的麻木和認命的妥協姿態。

影片更令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它讓觀眾看到了山區家長令人痛心的精神貧困。山英的父親，為了讓兒子結婚，可以讓山月輟學嫁給四十多歲的男人，導致山月死于家暴。山月死后，父親又把主意打在了山英身上。當張校長聽聞山月父親喃喃道“養大一個豬還能賣2000元”時，怒斥山月的父親和哥哥。尤其山英的奶奶顫巍巍地給張校長鞠躬，堅決要帶山英回去嫁人時，我們感到一種深深的悲哀，這是一種因襲沉重，是精神貧困的代際傳承。還有唐小萍的母親，在生活的重壓下，徹底崩潰，沉溺于酒精中不可自拔。當張校長扶起醉成一灘爛泥的唐小萍母親，讓她到學校食堂做事，這是生活上的幫扶，更是精神上的“扶志”。影片中，山區真正令人絕望的并不是物質上的貧瘠，而是精神上的貧困。張校長辦女高的初衷，不僅是為了幫助這些女孩走出山區，更希望她們能改變父輩的觀念，完成山區的“物質脫貧”和“精神脫貧”。

至此，我們終于明白了影片的編劇思路，那就是有意忽略外在的客觀困難，側重于展現學生的內心迷茫和懈怠，以及家長的精神貧困。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讓觀眾看到，張校長如何通過苦口婆心的勸解，振聾發聵的點化，來激勵學生為夢想而讀書，為人生的尊嚴與自由而讀書。

確實，影片中張校長身上缺少弧光，但那群學生的觀念和命運因張校長而發生了深刻改變，這就是創作者的初衷。當那些女孩從渾渾噩噩、聽天由命的狀態中，慢慢有了自主意識和人生夢想，并為了夢想而拼死一搏，這種人生態度本身就會讓她們受益一生。這時，我們理解了張校長反復說的那句話：一個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變三代人的命運，她的母親，她自己，她的下一代。這時，我們也明白了，當梁局長問張校長“我們教的書還不一樣”時，張校長擲地有聲地說：“當然不一樣，我這是在救人！”

《我本是高山》劇照

“山”與“光”的意象有豐富的內涵

影片反復提到華坪女高的誓詞：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高山”在這段誓詞里意指一種高遠的人生境界和恢宏的人生理想。“我本是高山”這個片名，暗示了人物自強不息、不甘命運擺布的志向。而且，影片在詮釋“高山”這個意象的內涵時，經過了多重指涉，對觀眾形成了不同層面的人生啟迪。

“高山”在影片中大多數時候其實是作為“阻隔”“閉塞”“艱險”的意象出現的。影片中出現大量張校長翻山越嶺的場景。在這些場景中，大遠景中的空鏡頭群山蒼翠，滿眼都是郁郁蔥蔥的景象；小景別的行路鏡頭中，我們得以近距離看到道路的崎嶇和張校長每一步的艱辛。這時，“高山”實際上阻礙了村民走上小康的康莊大道，也阻隔了他們與現代化觀念融合的途徑，當然也攔住了渴望新生的女性。影片有意識地在遠景和小景別中，為觀眾提供了觀看“高山”的兩種視野，對觀眾形成了巨大的心靈沖擊：如果像游客一樣遠眺，那些高山是壯麗的風景；如果像張校長這樣近距離去感受，這些峭壁峽谷見證的是生活的沉重，是精神的枷鎖和人生的腳鐐。

張校長的信念就是讓大山里的女孩能夠走出來，“飛得高高的，遠遠的”。但是，張校長又覺得，走出大山只是第一步，成為“高山”才是真正的人生追求。張校長在意識到這些女孩觀念的保守落后之后，和老師們帶著學生們登上了群山之巔，俯瞰遠山。老師們告訴學生，在她們的遠方，有更好的大學，有更美的風景。這時，“高山”就是一個夢想的舞臺，代表了一種更為高遠開闊的人生境界。“高山”的另一種理解是成為提升他人的階梯，也就是華坪女高誓詞里的“偉人之肩”。張校長和那群默默奉獻的老師，在鼓勵、引導無數山區女孩走出大山，擁有更美的人生風景時，她們俯身成為一座高山，供這些女孩一步步登頂。

影片中的另一個重要意象是“光”。影片的第一個場景，就是張校長打著手電筒上樓，在黎明的薄靄中，手電筒的光有些微弱，但又無比醒目，成為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張校長艱難地走上樓梯，是“攀登”的隱喻。當張校長來到教室之后，她打開燈，疲憊地坐在窗臺上，打開窗戶，窗外是逶迤蒼茫的遠山。在這場戲中，“光”與“高山”都出現了，這奠定了影片的主題基調，猶言張校長是點燈之人，是為世界帶來光亮之人，她的人生志向是成為一座高山，但這座高山并不指向她人格的豐碑，而是女孩們站上她肩膀的階梯。

影片中張校長和學生經常用到的一個道具是手電筒，這是照明的工具，更是照亮人生的希望之光。最后的一個場景中，張校長和盧老師查詢了山英的高考分數后，隔著峽谷與山英喊話。在暗沉沉的黑夜，他們手里的手電筒和油燈，成為一道道光。這時的“山”仍然是天塹，但有了“光”的呼應，張校長和山英完成了令人感動的精神交匯和人生接力。這一刻，融注了張校長全部努力的意義，她給這些女孩的世界帶來了“光”。這些“光”使女孩們可以跨越大山的阻隔，成為更好的自己，甚至像張校長一樣，成為一座“高山”。

影片看起來像一部勵志片，但它實際上在鼓勵一種更為普遍意義上的人生向往，那就是突破自己的現實處境，成為更好的自己；同時，鼓勵每一個有能力的人，擔負起“點燈人”的責任，并為他人的進取提供精神力量和榜樣的引導。

人物刻畫的得失

對于一部傳記片來說，創作者需要解決三個核心問題：人物為什么要做某件事；人物在做這件事時遇到了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人物在百折不撓地做了某件事之后，收獲和成長是什么。《我本是高山》對于這三個問題的處理，可以說是有得有失，有令人驚喜的創新之處，但也留有部分遺憾。

影片省略了人物的成長史，讓張校長一出場就已經創辦了華坪女高。這意味著，影片的情節重心是華坪女高的生存與發展之旅。影片為了避免人物的空洞化，通過他人之口拼湊出張校長的前史：張校長在喪夫之后，為了逃避悲痛，將全部的愛都傾注到學校，在學生身上得到人生救贖。這個點的挖掘極為動人，也具有極為深沉的情感與人性力量。但是，從人物關愛學生的起點要進階到鞠躬盡瘁地創辦一所免費女子高中，顯然有不短的距離，影片對此過程付之闕如，導致觀眾對于人物的了解產生模糊之感。

在某種程度上說，《我本是高山》仍然難以逃脫偉人、英模等傳記電影的某些通病，主人公像一個精神標桿，在影片中供人景仰，受人崇拜，卻很難讓人親近。對于張校長身上那種超人一般的毅力，圣人一般的崇高，清教徒一般的苦修，普通人根本無法企及，也難以跟隨。這不是因為張校長過于特殊，而是影片沒有提供足夠充分的契機，讓我們深入地與張校長的內心產生共情。

影片對于幾位多次出場的老師，也沒有去用心刻畫，導致他們像工具人。當張校長說教師不再有周末休息之后，大部分教師都辭職了，只留下三位老師。影片的尷尬之處在于，沒有解釋這三位老師為何會留下，也沒有表現張校長后來是怎么解決教師問題的。當然，我們可以用影片的刻畫重心是學生來解釋這種缺憾，但作為“點燈人”的教師，他們的存在感不足，必然會影響影片的情緒感染力。

相對來說，影片對于幾位學生家長的刻畫倒是入木三分。山英的父親一生被貧窮壓彎了腰，當張校長想帶走山英，并塞過來800元錢時，他沒有表現出有骨氣的凜然，而是接下錢后說：“她走了哪個來做飯？”山英的哥哥還大打感情牌，求妹妹幫幫他：“你不幫我，我們家的香火就要斷了，以后我也會幫你。”這些細節，真實無語，但又令人深感痛心。影片沒有簡單地渲染農民身上的淳樸、勤勞、堅韌，而是無情地向觀眾揭示他們令人觸目驚心的短視、狹隘、麻木、冷酷。這些人物的出場，不僅向觀眾強調了“扶貧”的任重道遠，也間接說明了張校長創辦女子高中的深遠意義。

本來，《我本是高山》這樣的電影特別適合在人物的苦難和成功、溫情和感動時刻大力煽情，但影片整體而言比較克制，沒有用道德情感的泛濫來沖淡直面現實的冷峻和洞察人性的犀利，以及高舉理想與信念火炬的堅定。當然，由于題材的特殊性，影片的藝術發揮空間有限，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但它創作的誠意，它在情感和思想表達上的力度與深度，它對于觀眾的警醒與啟迪，仍然成就斐然，意義重大。

（作者系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復旦大學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