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記三：《雜嘴子》

1993年，我在電話里認識了馬可·穆勒先生，沒想到他會成為我創作生涯的一個貴人。他當時是歐洲六大電影節之一——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的組委會主席、選片人，也是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亞洲顧問，此前曾連任八屆威尼斯電影節的組委會主席。平遙國際電影展由賈樟柯導演創辦，馬可·穆勒曾擔任過藝術總監和首席顧問。

馬可·穆勒找到我其實是費了些周折的。每年春季，他就開始在世界范圍內為電影節選片，我的同學（第五代導演們）的部分代表作，就是在馬可·穆勒的幫助下走向國際，并斬獲大獎。他知道第五代導演中有最年輕的我，甚至知道我拍過《馬蹄聲碎》。由于沒有便捷的聯系方式，直到1993年春季，他再次到中國選片，才通過我的同學夏鋼導演的介紹，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禮堂里看到了《雜嘴子》。我當時忙于《家丑》的籌備，四處奔波，居無定所，直到有一天，我收到當時國家電影局的通知，說馬可·穆勒擔任組委會主席的洛迦諾國際電影節，向《雜嘴子》發出入圍主競賽單元的邀請，這真是喜從天降。但是不久，我們又接到上級領導決定中國電影退出那屆洛迦諾電影節的通知。得到消息的當天，我在給好友的電話里泣不成聲。對于商業上沒有好成績的年輕導演，獲得獎項是事業為繼的重要途徑。然而真像是坐過山車似的，又過了不多的日子，我忽然接到馬可·穆勒親自打來的電話，告知《雜嘴子》已入圍第50屆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馬可·穆勒親自為《雜嘴子》翻譯了意大利文字幕，他很清楚這部電影在商業方面依然是不被看好的，就主動為影片在意大利找到了一家發行公司。當年，我三十一歲，馬可·穆勒正值壯年。記得他用漂亮的中文說：“我父親是羅馬人，母親是希臘人，我身上有兩個民族的‘缺點’。”我從中聽出馬克·穆勒的幽默和自豪。

為了去威尼斯參賽，我和馬可·穆勒多次通話聯系。每當在約定的時間，撥通國際長途時，他總是讓我掛掉電話，由他打過來，他知道我這個中國導演囊中羞澀。我到威尼斯之前，有業內長輩勸我放棄，說全世界每個電影人都知道威尼斯電影節的門檻有多高。勸我不要白費氣力，空跑一回。我說：“不！砸鍋賣鐵我也要去。”扯了不足三百元人民幣的料子和一些價值幾十元的假首飾，朋友親手為我縫制了旗袍，兜里裝著一位臺灣兄長贊助我的一千美元。我就這么著去了威尼斯。

1989年，在西安郊區舅舅家的土炕上，我生下了女兒。孩子滿月后，我的全部財產還有七百元人民幣，我把七百元錢的大部分和只有五十天大的女兒留給了舅舅，返回湖南尋找工作機會。近一年后，荷包里有了些養活女兒的錢，已是單身母親的我返回到西安，女兒已能光著腳丫在村街不像樣子地奔跑了。

舅舅是20世紀50年代從老家大連到西安投奔我母親的。當時，母親完全有能力為舅舅在西安市的工廠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母親卻因為舅舅一家是農村戶口，就把他們安排到郊區做了棉農。后來母親工作調動到寧夏，舅舅一家則繼續在西安務農。童年時，我偶爾去舅舅家過暑假，舅舅、舅媽也到寧夏小住過。父親去世時，我只有九歲，母親的身體和精神幾近崩潰，舅舅家成了我們的大后方。雖然舅舅家是村里唯一的外來戶，舅舅和舅媽卻靠著吃苦耐勞與人為善，贏得了村民的尊重。村里的紅白喜事總是舅舅、舅媽打頭陣。舅舅去幫忙做菜、管賬，舅媽為亡人凈身、趕制壽衣。人民公社時期，舅舅做過大隊支書、會計。改革開放后，舅舅帶著表弟開了個小型的蜂窩煤廠，父子倆干得紅紅火火，成了村里的第一個萬元戶。表弟婚后不久，媳婦就懷孕了，表弟卻死于車禍。舅舅、舅媽求媳婦生下孫子再做打算，媳婦娘家不答應……家務事總是一言難盡。我坐月子時，和舅舅、舅媽睡在一個炕上，夜里舅媽幫我照顧孩子，有時孩子會突然間莫明其妙地大哭，舅媽就會對著窗外喊表弟的名字說：“福林、福林……你走吧，不要惹娃……”說得我頭皮發麻。除夕夜，舅舅會在院子里掛上燈籠，給回家的表弟引路。我能體會到舅舅舅媽悲苦到無淚的心情。表弟去世后，舅舅無心再辦蜂窩煤廠，開始經營桃園，桃子熟了，女兒跟著舅舅去賣桃，不到兩歲的她就會叫賣了。我女兒在麥草垛上打滾，在鄰居家吃饃饃，睡著了鄰居就把孩子抱回舅舅家。像所有父母、長輩一樣，孩子剛會開口說話，大人總會以特有的方式和孩子交流，訓練孩子的表達能力。每當我回到舅舅家，舅媽總會讓女兒給我表演節目。舅媽表情豐富、語音詭異地啟發道：“老鼠呢？”女兒指著屋頂說：“在那兒！”農村老鼠多，夜半會在屋頂竄奔，舅媽和女兒于是就有了這個保留節目。舅舅家養了一條名叫莎莎的大黃狗，女兒每天跟莎莎一起搭伙吃饃饃，自己吃幾口，再遞到莎莎嘴邊，讓莎莎吃，等莎莎吃過，女兒又接著吃。舅媽也管不了，任由女兒了。后來莎莎死了，舅媽和女兒又創作出了新節目。舅媽說：“莎莎呢？”女兒說：“埋了。”舅媽說：“埋在啥地方？”女兒說：“后院。”這兩個節目反復上演，一老一少兩個演員，總也演不厭。后來不免又有了一些新節目，女兒就這樣完成了大連腔和陜西方言混搭的語言訓練。有一次，村街上來了個收廢銅爛鐵的，女兒以為是賣零食的貨郎，鬧著要吃，舅舅直接從廢銅爛鐵中找出個小鐵棍給了女兒。我驚詫到失色，舅舅卻顯得淡定：“讓她吃一口，她就知道了。”女兒把小鐵棍果真塞到嘴里吃，但立刻就吐出去扔了。就是這樣零碎的一些往事記憶，在證明著我就是這樣子過來的。

回想自己四十年來的創作經歷，《雜嘴子》最為特殊。先要說到作家楊爭光，時間是1991年，我怎么在西安電影制片廠認識了作家楊爭光，具體細節已記不大清楚了，也許是看過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雙旗鎮刀客》之后吧。時間太久，一些本應記住的事情會顯得模糊。楊爭光是個極有感染力的人，時任西安電影制片廠專業編劇，他說他小時候村里人都叫他“雜嘴子”，就是說多嘴多舌的孩子。西安電影制片廠當年是中國文藝電影的旗幟，西影廠文學部那幢灰色的磚樓正對著招待所，那個在今天看來很寒傖，或許已經不存在的舊樓，當時卻是藏龍臥虎，出出進進的不乏文學界、電影界名流。

我那時不滿三十歲，和西影廠的同行、朋友們一起經歷了許許多多高談闊論的白天和夜晚，興起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而至于按捺不住，引吭高歌。那可真是激情飛揚的一段日子。說到怎么起意動念寫《雜嘴子》，我記不清了。可以確定的是，《雜嘴子》劇本創作之初，是我約楊爭光寫一個劇本。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無論是導演、編劇、作家都還沒有契約意識，只要有了創作火花就寫起來，至于稿酬、版權幾乎是不被在乎的。楊爭光很快就完成了初稿，我們努力爭取西安電影制片廠投拍未果。我帶著兩歲多的女兒回到湖南，又向我的工作單位瀟湘電影制片廠投稿，依然沒被接受。楊爭光決定先改成小說發表，他那時候已經是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作家，文學名刊《收獲》常發他的小說。在全國只有十來家電影制片廠具備拍片資格的年代，一個電影劇本的投拍是非常不容易的，只見開花不見結果，任何一個創作者也是耗不起的，所以楊爭光的要求完全合理。時過不久，楊爭光的中篇小說《雜嘴子》發表了，拍電影的事反倒被擱置。

沒有電影可拍的我無異于失業，好在單身母親的孤獨寂寞讓我有更多時間胡思亂想。每當夜深人靜，有關此前人生經歷的種種，有關《雜嘴子》，總是不能讓我安然入睡。在一個深夜，我鬼使神差地從床上爬起來，開始了劇本《雜嘴子》的修改，一發不可收拾。從童年開始在舅舅家的鄉村生活、表弟的離世、女兒的出生，還有舅舅家那個村子的鄉親們，包括在寧夏西海固的歲月和著楊爭光的《雜嘴子》，一股腦兒地涌現到我的字里行間，剛開始是繁亂無序的，漸漸變得清晰起來，靈動踴躍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仿佛在選擇我，而不是我選擇它們。直到那年除夕夜，新年的鐘聲敲響，整個城市鞭炮齊鳴，濃重的火藥味從窗縫飄入，我淚流滿面，渾身顫抖，依然無法止筆。這真是一次高峰體驗。都說好作品應該是零度寫作，“野渡無人舟自橫”，一派蕭然忘我才是。我做不到這境界，我倒海翻江，幾近失控。或許這樣的寫作并不成熟，不能成為經驗用以自勉分享。但平生有一回這樣的體驗是非常珍貴非常必要的。

截稿之后，我壯著膽子把劇本寄給了梁曉聲先生。梁先生時任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藝術副廠長，我期待著他身為優秀作家的判斷；還有一個原因是《雜嘴子》可以歸類為兒童片，投石問路也應該問到合適的門徑。兩個月后，我戰戰兢兢地給梁曉聲先生打了電話，好消息讓我喜出望外，他說劇本真好，很久沒看到這么好的劇本了，他請我去北京接受中國兒童電影廠的正式組稿。我這才告訴楊爭光，自己貿然改了劇本，并已得到兒童電影制片廠的接納。他當然是高興的，同意我與他共享編劇署名權。在劇本通過，決定投拍的同時，我把外景地定在寧夏西海固，那里有我父兄兩代人的足跡，有比關中平原更具視覺沖擊力的黃土高原，有從少年時期深刻影響了我精神內涵的整體氛圍。到西海固拍電影在我算是蓄謀已久。

1992年，《雜嘴子》攝制組在西海固進行勘景工作。我冒失地闖到固原地委，向地委書記李國山請求支持。李書記提出要看劇本，沒想到奉上劇本不久，他就看完了，只給了兩個字的評價：“干凈！”隨后立即召開了有各縣領導參加的協助《雜嘴子》拍攝的會議。會議精神很快得到貫徹，我們到當時的彭陽鄉勘景時，鄉黨委書記親自接待，攝制組十來個創作人員，分食著一大盆熱乎乎的羊肉揪面片，少言寡語的鄉黨委書記站在一邊看我們吃，那模樣就是個再厚道不過的莊稼漢。對我們的創作人員來說好像不過是一頓便飯而已，只有我知道，相對于當時鄉上的條件，已經是美餐了。選定隆德縣作為主場景地后，我們發現了一處典型的西海固地貌山體，正適合搭建電影中的村小學，但是沒有路可以讓拍攝所需的車輛抵達。李國山書記批示免費修筑了14.7公里的簡易公路。開拍那天，李書記親自率隊助陣。

1993年，《雜嘴子》在意大利威尼斯電影節獲獎后的晚宴上，評委會主席、澳大利亞導演彼得·威爾對我說：“你太堅強了，不能想象你能用七十多萬元人民幣拍出《雜嘴子》。”當陳凱歌導演翻譯了他的話之后，我很想對他說，不是七十多萬啊，不能用錢計算的。后來，我看了彼得·威爾導演的《死亡詩社》，突然明白了他為什么力主將“國會議長金獎”授予《雜嘴子》，為什么馬可·穆勒要力挺這部影片，為什么在威尼斯放映《雜嘴子》之后，來自各國觀眾的掌聲持久、熱烈。因為愛、堅忍和悲憫聯結著相互陌生的我們。“國會議長金獎”旨在表彰影片傳達的人道主義、人文精神。這在我是一個持久的激勵和追求。很多年后，北京電影學院的校友告訴我，當年《雜嘴子》在電影學院放映時，同學們反應非常熱烈，放映廳里大家跟著電影呼喊，觀影后同學們還在重復影片中的對白。《雜嘴子》給我最重要的創作經驗是：藝術創作要直抒胸臆，要舍得和敢于揭自己的傷疤。文學藝術中的優秀作品往往含有隱蔽的自傳性。

相關補記：

一、《雜嘴子》有七個兒童演員，主演李磊當時才九歲。女主角由我的師姐曹翠芬飾演。開拍前，我們讓曹翠芬大姐帶著七個孩子住到老鄉家，與老鄉同吃同住同勞動。主演李磊是陜西西鄉縣人，父母是在縣城工作的干部，與其他農家孩子相比，家庭條件是比較好的，他又是獨生子。有一次，曹翠芬大姐悄悄跟我說，李磊想吃一碗細掛面。當時沒有滿足孩子，因為要努力讓他進入角色，也是因為劇組生活條件有限，要照顧就須都照顧，不能只照顧一個孩子。那時候，孩子來拍片，是不準家長陪伴的。九歲的孩子遠離父母，在拍片中只是想吃一碗細掛面，都沒能滿足他。這許多年來都是我心里難以釋然的一個事兒。

二、《雜嘴子》拍攝完后，我去固原地委跟李國山書記告別。我特意買了一套精裝本《三十六計》連環畫，作為禮物送給他。連環畫是很有品質的白描勾線，我猜想只有這樣的禮物李書記才會收下。果真他欣然接納。后來，李書記調回國家民委，我很想去探望他，但最終沒去添麻煩。如今他應該有九十多歲了。在我心里這是一位慈祥的有擔當有魄力的長者。一件事可以記一生情，我對李國山書記就是這樣的。

三、1993年，馬可·穆勒終于看到《馬蹄聲碎》。在他的推薦下，《馬蹄聲碎》入選第11屆意大利都靈國際電影節特別展映，使這部電影在中國公映五年后走向世界。此后，我們延續了三十年的友情。直到2018年《紅花綠葉》完成，馬可·穆勒在北京觀看了影片，立即決定向由他出任藝術總監的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推薦該片，《紅花綠葉》也不負他青眼推薦，在平遙獲得了觀眾票選獎。五年后，在馬可·穆勒關注下，《帶彩球的帳篷》再次入圍第七屆平遙國際電影展首映單元。三十年來，馬可·穆勒在我最艱難的日子里，每到中國必定要想辦法找到我。他跟我說：“你應該回意大利，回意大利治療。”他的中文不可能有語病，他說“回意大利”，并沒說“到意大利”。一個“回”字暖徹人心。

四、1993年，在威尼斯電影節，我認識了馬可·穆勒的前妻杜阿梅女士（中文名）。馬可·穆勒和杜阿梅雖然離異，卻始終保持深厚的感情，他們活躍在世界影壇，在一些重要的國際電影節出任策展人、評委、選片人。他們是電影教育家、理論家、評論家，用一生最好的年華致力于推動一代代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人走向世界。杜阿梅女士最后參與的電影作品是《帶彩球的帳篷》，她在臨終前，完成了影片的英文對白字幕翻譯。有評論道：“……杜阿梅的辭世，意味著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的終結。”杜阿梅在電影界的影響如是。2018年，我在北京和遠在巴黎的杜阿梅大姐通話，她說：“苗苗，你好好的，到巴黎就住我家。”她一定了解我經歷過人生的至暗時刻，她完全理解我們中國人對另一個人說“你好好的……”意味著什么。在杜阿梅帶病完成《帶彩球的帳篷》英文翻譯過程中，我是有機會和她通話、視頻的，但是我沒有，我寧可記憶中永遠存留散發著迷人魅力的她。馬可·穆勒和杜阿梅這樣的人，讓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高貴。杜阿梅在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帶彩球的帳篷》這部美好的電影。”如果這算是杜阿梅留給我的遺言的話，那么這樣的遺言讓我痛徹心扉。

五、2022年除夕，我的胞弟劉桐渤辭世，享年五十九歲。弟弟在北大獲得碩士學位后，去美國留學五年，此后回國工作。他是我的同修，更是諍友。在他看來，我不算個知識分子，我的知識結構有很大缺陷。我并不否認，也樂得向他討教。弟弟的腦袋里裝著許多知識，我每每遇到新的電影創作題材都會和他討論，他幾乎可以輕松面對我的所有提問，向我推薦參考書目，甚至一些非常專業的歷史背景、具體教據，他都了解得很準確很翔實，真是信手拈來，讓我佩服。弟弟不喜歡電腦，戲言電腦是少數聰明人讓大多數人變成傻瓜的發明。弟弟在美國的華文報紙上看到了《雜嘴子》入圍威尼斯的報道，《雜嘴子》獲獎后，弟弟在通話中說：“我猜到你會得這個獎。”后來，弟弟非常鄭重地對我說：“什么是人文精神？真正的人文精神是身體力行。”這應該是弟弟含蓄地提醒我，在他看來，我還不夠寬厚無私，還不具備更徹底的犧牲奉獻精神。……弟弟再也不能到我的攝制組探班了，他留給我的課題我要用余生來完成。

【作者簡介：劉苗苗，1982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馬蹄聲碎》獲第十一屆意大利都靈電影節特別展映；《雜嘴子》獲第五十屆意大利威尼斯電影節“國會議長金獎”、首屆大學生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家丑》獲第二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紅花綠葉》獲第三十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獎”、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年度十佳國產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