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3年我寫作《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討論的是晚清到民國時期的“現代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價值取向，但當時我主要面對的卻是自己對于前途的迷茫和選擇，是指向當下的。因此，1993年我思考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既有當代性，也有實踐性，從知識分子形成時期的“源頭”中辨析三種價值取向，以知識分子的實踐經驗與教訓來檢驗其在當下社會的意義。至今已經過去三十年，中國乃至世界都發生了變化，國家權力依然是國家權力，世界霸權依然是世界霸權，但社會意識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人群的思想感情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經濟、互聯網、數碼時代、人工智能、以及虛虛實實建構起來的元宇宙，云遮霧障彌漫在天地之間，加深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難度。知識分子個人所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加艱難。當然，不選擇也是一種態度，如今青年中流行的“佛系”“躺平”等現象，正反映了當下社會的消極抵制情緒。我在三十年后重新撿拾起這個題目，雖然談的依然是晚清到民國時期的陳年舊事，但我的思考里也融入了自己近三十年來社會實踐的切實體會。我對于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是自覺的，對于知識分子崗位的理解和實踐也是一貫的，三十年來我對此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尤其是對其艱難性的感受。

在這次寫作的過程中，我的思路越來越偏離原來的設想，基本放棄了對傳統士人廟堂意識的討論，用更多篇幅來討論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與崗位意識。理由也很簡單：我所討論的主要對象，是指晚清到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價值取向，其中廟堂型的價值取向，作為傳統體制下的士人價值取向，隨著廢除科舉制度、推翻帝國、大批青年出國學習新的專業知識等一系列變化，應該逐漸被廢棄和淘汰。尤其在現代社會，如果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國家公務員以及行政管理系統，屬于社會職能部門的崗位，而不是高居社會之上的“廟堂”。兩者有本質的區別。[1]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知識分子最先接受世界新知識新思想的洗禮，成為具有新價值取向的新人，代表了最鮮活的社會進步力量。他們在長期追求民主政治理想中凝聚起來的廣場意識，以及在專業訓練下服務于社會人群的崗位意識，在他們的社會實踐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價值導向作用，應該成為多數青年人蓬勃發展的主流價值取向。

價值取向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它受制于社會發展，反過來也影響社會的發展趨勢。我們研究社會流行的價值取向，大致可以判斷社會發展的傾向性。而對于一個現代文史研究者來說，我更關心的是青年知識分子如何在現代社會進步中發揮健康作用，更好地呈現其價值所在。正是出于這樣的動機，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先驅者社會實踐的教訓方面，從他們的人生道路總結經驗，探尋走向未來的方向。我反復地描述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和崗位意識兩者的關系，反復地說，在廣場意識高漲的時候，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會受到壓抑；然而廣場意識受到挫敗時，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卻會進入新的高漲時期。但這種現象不能倒過來理解：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興衰不是由崗位意識所決定的，自然是另有原因。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雖然看似是一種平穩的選擇，卻往往承載了廣場意識所不能完成的使命，堅守崗位與超越崗位，才能真正做到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這同時也包含了下面一層意思：健全的社會形態由單一性價值取向朝著多元共存的價值取向發展，有賴于社會各類專業崗位共同建構、集體作用才能完成。廟堂型的價值取向適應于一元化的社會建制，廣場型的價值取向適應于二元對立的社會形態，而崗位型的價值取向強調的是社會的多元共存及其發展，知識分子在各類崗位上做好自己的專業工作，并且能超越崗位，對社會公共事務有所擔當，有所貢獻，現代社會才能朝著理性的方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地發展和不斷自我完善。

尤爾根·哈貝馬斯有一次在回答記者提出的“介入型知識分子”（the committed intellectual）衰落原因時指出：“以法國為例，從左拉到薩特，再到布迪厄，公共領域對于知識分子至關重要，盡管這一脆弱的結構正在經歷日益墮落的過程?！R分子都到哪里去了’這種懷舊意味的問題沒有說到點子上。如果沒有與之對話的受眾，就不可能有堅定虔誠的知識分子。” 哈貝馬斯指的是，歐洲社會在互聯網效應下正在發生改變，對公眾產生巨大吸引力的商業化引發了傳統公共領域的解體。在他看來，知識分子的形象是與自由主義公共領域的古典結構共命運的：“這有賴于一些讓人難以置信的社會和文化的假設，主要是警醒世人的新聞界的存在，報紙、大眾傳媒有引導社會大眾將興趣轉向那些與政治輿論有關的話題，也有賴于一個讀者群的存在——這個讀者群對政治感興趣，受過良好教育，對于輿論形成中的沖突習以為常，也肯花時間去閱讀高質量的、獨立的報道?！盵2]知識分子不可能孤立地展開活動，他的活動總是與社會環境聯系在一起的。如果當代社會連這樣一種構成公共領域的環境都不能具備，那么，何來“介入型知識分子”？對此，哈貝馬斯也感到無可奈何。但是“介入型知識分子”不存在了，不等于知識分子都不存在。知識分子會有另外一些展開自我的方法。聯系到我們討論的知識分子價值取向，也面對著哈貝馬斯同樣面對過的問題。古代士人階層之所以遵循廟堂型的價值取向，正源于傳統社會結構中廟堂一統天下；現代知識分子建構起來的廣場意識，正是誕生于整個中華民族追求民主、解放的現代化進程之中。如果社會實踐的環境發生變化，那么大多數知識分子追求的價值取向也會隨之發生改變。但是，作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及其價值取向總是存在的。我這是指一般的情況，至于少數知識精英憑著堅強意志與崇高理想介入社會運動，不撓不折，影響周圍的人群，吸引部分先覺者一起來投入，也會形成可觀的價值取向。這樣的例子永遠不會缺少。所以，我們要討論知識分子價值取向的當代性，并不限于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廣場意識也同樣具有當代性。

但是我更愿意強調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當代社會發展需要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在各自崗位上堅持專業原則，實踐科學與人文的理念，并能夠直接在社會上發揮積極作用。在一個文化普及相對貧瘠的落后國家里，有文化的人顯然比普通人（靠體力勞動謀生的人）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但是當社會進步與教育普及，一般的社會成員大都受過一點教育，腦力勞動在整個社會勞動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所謂“受過教育的人”“有專門知識的人”“腦力勞動者”在社會人群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他們漸漸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一部分，這也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鄧小平斷然指出“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3]的事實依據。知識就是力量，新知識的掌握者就是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力量。這種“新的知識”當然也包括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前沿的思想和發現。作為知識分子精英而存在的、比較接近intellectual原義的知識分子雖然相對于社會大多數受過教育、有專門知識的腦力勞動者來說是少數，但也無可諱言，他們屬于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可能是其中更擁有博愛能力、最富有正義感，同時也最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一部分，不能說，他們與一般的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完全沒有關系。在中國的語境下，精英知識分子是廣大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屬于“工人階級”即社會勞動主體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把知識分子從這個社會體制中完全剝離開去，使其成為孤立的社會存在。即使在西方社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下，作為intellectual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恢復到左拉的反猶時代，更不可能恢復到拉赫美托夫[4]的俄羅斯沙皇時代。米歇爾·?？略?0世紀80年代討論法國知識分子狀況時，分析過這樣一種情況：

知識分子現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樣”、“為普天下大眾求正義與真理”的方式出現，而是習慣于在具體的部門——就在他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把他們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醫院、精神病院、實驗室、大學、家庭和性關系）進行工作。無疑這賦予他們一種更為直接和具體的斗爭意識。而他們再次碰到的問題是專門的、“非普遍性的”、往往有別于無產階級或大眾的問題。然而我認為知識分子同無產階級和大眾的關系實際上變得更為密切，這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它成了一個真實的、物質的、日常的斗爭問題；其次，因為他們經常同無產階級面臨同樣的對手（盡管是以不同的形式），即跨國公司、司法和警察機器、財產投機商等等，這就是我要稱做的專家性知識分子(specipic intellectua），相對于普遍性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5]

請注意?？碌谋硎觯核阎R分子的“普遍性代表”“為普天下大眾求正義與真理”的屬性視為一種存在方式，而不是天賦的特質，它是可以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演變而變化的斗爭形式。?？滤f的現代西方社會的“專家性知識分子”和“普遍性知識分子”，從價值取向的角度來理解，有點接近崗位型知識分子和廣場型知識分子，如果可以用符號來指稱，也就是說“五四”時期的中國社會，“普遍性知識分子”是主流，廣場也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但發展到現在的環境，知識分子的崗位型價值取向要比廣場型的價值取向重要得多，廣泛得多，?？滤f的“專家性知識分子”的現象將會越來越普遍。我注意到福柯在這里分析的正是專家性知識分子的斗爭方式和意義，他并沒有把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從intellectual的概念里驅逐出去。這就說明，在西方主流的意識形態里面，也沒有一個intellectual以外的“知識分子”的概念。

所以，我們對于《現代漢語詞典》里“知識分子”條目的詮釋[6]，盡管不全面，但也用不著耿耿于懷，也不必在西方intellectual面前自慚形穢，似乎我們連“知識分子”的稱號都不配。中文的“知識分子”條目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實際狀況的一種描述，關鍵詞是“從事腦力勞動者”，前提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后面的補充說明也只是對知識分子的崗位做出某種限定。這種限定是必要的，屬于知識分子的“腦力勞動”的崗位，并不包括官吏、政客、資本家、土地出租者等職業崗位。[7]但是在這個基礎條目之下，還可以分為多種“知識分子”，如我們所討論的“專家性知識分子”“普遍性知識分子”“介入型知識分子”等等，還可以做進一步的定義和分類，把知識分子概念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充分包含進去。其實像哈貝馬斯、?？逻@樣的不同背景下的西方學者比我們要瀟灑得多，也現實得多。他們都是從已然的社會現狀出發來重新考慮知識分子的作用和斗爭責任?；仡櫸覈闹R分子的實踐之路，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引導中國幾代知識分子（主要是知識青年群體）實踐的價值取向，是以廣場型價值觀為主導的，而知識分子的崗位往往被混同于一般的社會職業，非但得不到張揚，反而被時時防范，視為革命的對立面，社會不斷對之進行思想改造。一般來說，在一個欠發達的社會里，大部分社會人的生活過程中，都必須通過某種職業性勞動來換取生活資料，作為腦力勞動者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與之相聯系的是，在社會主義價值觀里，職業性勞動價值曾經獲得普遍尊重，勞動成果的社會意義更是被強化宣傳。但隨著20世紀中期社會大動亂以后，歷經上山下鄉運動、國營企業轉型、工人下崗失業，以及農民工進城，從事大量低回報、強勞動的工作等等，傳統社會主義理想型的價值觀消解殆盡。1990年代隨著資本主導社會發展，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觀很少再被主流媒體所強調。在社會流行的價值取向中，勞動僅僅是人們換取生活保障、延續生命繁衍的主要渠道，勞動價值觀與工資待遇、崗位等級聯系在一起，勞動者價值的社會意義，非但不再為真正的體力勞動者所關心，反而被視為諷刺的虛偽說教。然而，相反的情況是，在高科技引領下的當代經濟社會發展中，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貶值，但腦力勞動——尤其是高端知識開發的腦力勞動，在當代社會發展中越來越受到重視?！以谶@個前提下討論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雖然主要是講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的崗位型價值取向，其意義同樣包括了科學技術領域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實踐性，是與某種社會職業聯系在一起的，但職業只是形成崗位意識的第一步，我特意為知識分子的崗位添加了兩個修飾詞：“專業”與“民間”?！皩I”是指崗位內在的規范與標準，“民間”是指崗位外在的社會立場（知識分子作為普通人的立場，保護社會弱者群體的立場，而不是為權力或資本服務的立場）。知識分子從事的專業，無論是教育科研、著書立說、新聞傳播、藝術創造，還是其他服務于社會人群的行業，都含有人文性的理想和精神性的超越，這是與一般體力勞動的職業相區別的地方。如果把知識分子的崗位僅僅等同于獲取生活資料的社會職業，那么知識分子專業的人文性和精神性就無法彰顯，崗位的意義也是缺失的。而且，知識分子崗位所體現的人文性與精神性，除了指代專業本身包含在內的人文特性外，還具有崗位的超越性，即在特殊情況下對社會邪惡力量的抗衡與戰斗，以捍衛專業的純粹性和科學性。

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的實踐需要有強大的主體精神來支撐。說到底，就是要用最專一的情懷投入到專業理想中去，愛自己的專業，愛自己的崗位，沒有一種外在力量可以剝奪這種執著的感情。我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聲音：“我是想好好工作，但是現實的環境太惡劣，弄得我一點心思也沒有，我怎么安得下心來工作呢？”在互聯網時代，這類似是而非的虛幻的感嘆，正說明崗位意識的薄弱與混亂。20世紀30年代國事蜩螗，這類聲音常常會轉換為“華北之大（或者中國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一類的聲音……于是很多青年就放棄了書桌，奔赴戰場；但也有那么一批知識分子，他們輾轉千里，在云貴高原的山洞和農舍里，在敵寇飛機的狂轟濫炸下，堅持學術研究和教學，培養出一批優秀青年人才，心之所向，無問西東。這就是知識分子兩種價值取向的并行，在戰爭時代是必須的；然而在正常的社會發展中，真正的崗位意識似乎更需要堅定意志的支撐。在這里我想轉述一個知識分子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然是發生在特殊的年代：

中國著名新月派詩人陳夢家，其專業工作是從事古文字和古代青銅器的研究。1944年他應邀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學三年，遍訪美國大小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搜尋、研究流落在美國各地的中國古代銅器，編撰了《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錄》等珍貴文獻。工作完成后，他決然回國，任教于清華大學。20世紀50年代，隨著政治運動和院系調整，陳夢家受政治牽連被迫調離清華，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他在那里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拿的是最低薪水，不斷受到政治運動沖擊，他的太太、翻譯家趙蘿蕤一度精神失常。但即使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陳夢家還是有一處可以躲避外來風雨、保持心靈寧靜之地，那就是他的考古專業的崗位。我讀的是一篇記敘陳夢家晚年的文章，作者寫道：

（陳夢家）暗下決心要夾著尾巴做人，逆來順受，與世無爭，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到做學問搞研究上。幸運的是他遇到了夏鼐，讓他的心愿得以實現。夏鼐一介書生，官也不大，卻具備高超的領導藝術。他知道陳夢家如此復雜的舊社會經歷背景，政治上是無可救藥的。所以他主導的考古所對陳夢家采取了“兩面派”的做法，政治上絕不給一點好處，像薪水只能評最低檔，一來運動就先把他揪出來批倒批臭，而業務上則繼續器重他、使用他……到考古所后，夢家幾乎是一邊不斷做檢討，一邊又始終擔負著重要的業務工作。夏鼐委派夢家去安陽指導殷墟考古發掘，頂著巨大壓力，執意讓夢家擔任《考古通訊》副主編，主持刊物的編輯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務之外，陳夢家的學術研究也漸入佳境，進入了一個成果迭出的巔峰時期。大量的學術文章之外，像《殷墟卜詞綜述》《西周青銅斷代》等重要學術著作都是在這一階段創作完成的……[8]

陳夢家在逆境下的學術成就還遠不止這些，直到1966年5月出版的《考古》雜志上還發表了他的考古文章，身后也留下多篇文字。一個在人格上受盡侮辱、政治上受盡迫害的知識分子，竟能創造出一流的學術成果，超越了同時代的許多精神猥瑣、道德可疑的同行。陳夢家這個偉大名字就這樣銘刻在知識分子崗位的豐碑之上。[9]我曾經在一篇舊文里極為感動地贊美過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之死，也講述過日本棋手在蘑菇云下完成圍棋賽的故事[10]，然而陳夢家先生的專業崗位精神，完全可以與古希臘哲人與日本棋手媲美，成為知識分子崗位上的第三豐碑。這是人類具有的最高貴也是最勇敢的職業精神——自我犧牲的精神。我們當下即使遭遇到任何“惡劣的環境”，又能與之相比么？關鍵還是我們自己有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和意志定力堅守住知識分子的精神崗位。

奧林帕斯山巔上也許僅有一個宙斯，但藝無止境，學無止境。對于一個求知途上的攀登者來說，生有涯而知無涯，是一對永遠的矛盾。在我看來，崗位上的堅守者所面對的最大挑戰，還是來自自己，即自己究竟有沒有足夠的生命能量來支持自己繼續攀登，有所創造。個體的生命總是有限度的，生命的生理能量到達成熟以后就會轉向衰弱，不再有創造力，于是生理意義上的生命在成熟以后需要繁衍后代，延續生命能量，使得種族生命得以傳承。然而生命的精神能量的創造力要比生理能量強大得多，也長久得多。人文學者大器晚成、大藝術家衰年變法，生命達到爐火純青以后，還是可以再一次啟動自己，創造更高的境界，類似例子比比皆是。這就是生命的精神能量所創造的奇跡。一個自覺的崗位型知識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專業研究和創造之中，他的生命能量無意中也被融入自己創造的精神產品里，恩澤后世，造福于未來。這樣一種將有涯之生融化于無涯之知的方法，解決了這一對永恒的矛盾。還有一類知識分子，晚年沒有產出重要的傳世之作，但他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教書育人的責任上，培養了幾代優秀學生，把知識分子人文精神通過幾代人傳承光大。這也同樣是“生”與“知”的精神轉化，他們的生命能量依然富有巨大的創造力。

最后我想說的是，無論是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還是廣場意識，都是具有實踐性的。廣場意識是通過當下的社會實踐來完成的，崗位的當代性也同樣包含了實踐性。1993年發起的“人文精神尋思”大討論中，我不止一次被人質問：什么才是人文精神？你能不能具體列出幾條標準來說明何為人文精神？我曾經想過這個問題，似乎也無法具體列出幾條內容，人文精神畢竟不是中藥鋪，可以從組合的抽屜里拼湊起來。我回答的是：人文精神就是人在社會實踐中煥發出來的精神力量，并沒有形而上的先驗的人文精神，唯有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進行探索，才能體現出真正的人文精神，無論在何時何地，人的社會實踐都是在探索和回應同一個問題：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和可能性。崗位意識的實踐同樣是人文精神的實踐，就像我在《從廣場到崗位》一書中[11]舉例過的斯多克芒醫生，他是一個專業崗位上的知識分子，但是面對了社會“大多數”的負面力量，他也會勇敢地站出來接受挑戰，成為一個大寫的戰士。這就是人文精神在專業崗位上的體現。1996年在早稻田大學做演講的那次聚會上，日本著名學者木山英雄向我提過一個問題，他說“崗位”這個詞是一個軍事術語，你為什么要用這個詞來形容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我一時無言回答，其實我起初并沒有從詞的屬性來考慮它的功能，但是“崗位”一詞的含義確實與士兵守衛的地點有關，由此再引申為一般工作責任所在的位置。經過木山先生的點撥，我承認我把知識分子的實踐與崗位這個概念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我確實有一種類似參與到戰爭狀態的感覺。這是我在1993年面對市場經濟社會大潮時的真實感覺，直到現在，我的意識里還會隱隱的生出一絲“馬思邊草拳毛動”的幻覺。

寫到這里，本文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我言猶未盡，手指眷戀地在鍵盤上來回撫摸。我再一次閱讀了三十年前寫的文章《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情不自禁抄錄當時寫下的幾個段落，作為本文的結語吧——

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堅持人文理想，還只是知識分子崗位意識中最表層的部分，盡管它已經包括了知識分子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但我們所指的知識分子的崗位，還蘊含了另一層更為深刻也更為內在的意義，即知識分子如何維系文化傳統的精血。知識分子說到底不是一個社會的經濟概念，而是一種文化價值體系的象征，代表了人類社會中最高的文化層次，將對未來以至永恒都有意義。不管社會多么腐敗與墮落，只要真正的知識分子在，文化的精血就不會消亡。我曾多次捧讀路德維希的《德國人》一書，他是這樣充滿感情地描繪十八世紀德國上空涌現出來的七顆燦爛明星的：

“這是一種新的由一個國家的藝術家形成的藝術，以后，還沒有任何人達到或超過他們的水平。妙不可言的連續性，把七位音樂大師連接在一起，在德國歷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就像一枚戒指，被一代代地傳下去。韓德爾幾經斗爭，把它傳給了在倫敦的格魯克，格魯克傳給了海頓，海頓熱愛他的學生莫扎特，莫扎特深為自己的學生貝多芬的天才感到驚訝，而貝多芬則在自己臨死之前，對舒伯特高度評價，把戒指傳給了他。還有哪個國家的歷史能與這段歷史相比呢？一個一千年來長期處于松松散散，彼此之間沒有約束的國家，一旦出現了這一脆弱的傳統聯結，是多么令人感動??！”[12]

每念誦及此，我總是心潮起伏，嗚咽不已，這遠非學術責任所能羈系，而是一種人類思想精神與世俗權力的徹底決裂，這七位大師在世俗生活中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困頓厄難、備受恥辱，但他們在精神王國中卻翱翔縱橫，異彩奪目，他們的生命，仿佛就是為了證明這顆無價之寶的戒指而生的。這戒指，就是傳統文化的精血所在。

以此類推，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帝王、中國東周時代的諸子百家，盛唐時代的詩壇巨擘，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法國啟蒙時代的精神戰士，德國哲學巨匠的代代承續，俄國文學傳統的前赴后繼……人類歷史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不就是知識分子的文化歷史么？他們在人類社會充滿暴力與殘酷的歷史進化過程中，另塑一個溫馨無比的精神發展王國，與冷酷的世俗權力抗爭，與卑瑣的動物本能抗爭，繼絕存亡，薪盡火傳，這，才叫知識分子，才叫知識分子的文化傳統。我相信，真正的傳統應該從我們自己做起，要做出一個開端。只要意識到了，開始做了，即便是以我們的失敗來證明一代無家可歸的精神浪子的悲劇，也實屬亡羊補牢之舉。那么，下一個世紀中的文化價值重建，希望也許不會太渺茫。

注釋

[1] 1959年10月26日，新上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1898-1969）接見全國勞動模范、北京掏糞工人時傳祥（1915—1975），劉少奇發表著名講話：“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蹦莻€時候，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才半年（4月18日當選），我理解他是有意識地找到這個機會公布自己的“廟堂觀”，他把國家領導人的工作與掏糞工作并置在“人民勤務員”的價值層面上視為同列。這是對傳統的廟堂意識最尖銳最徹底的顛覆。這不能理解為新的廟堂意識，而是共產主義者對舊廟堂意識的徹底否認與批判，徹底把廟堂改造為工作崗位。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探討的一個社會主義體制下官員屬性的理論問題。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長期的過渡時期，需要借助舊國家機器形式來實行自己的治理和發展，傳統封建時代的意識形態，包括士人的廟堂意識及其價值取向，不可能銷聲匿跡，還會長時間地隱蔽在現實社會，像腐尸那樣發臭，發散出毒氣來迷惑、引誘、腐蝕青年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的人們，用錯誤的權力觀、財富觀和官場潛規則來敗壞社會風氣和凝結錯誤的意識形態。如錢理群教授批評的所謂“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就是這類廟堂意識殘余勢力哺育出來的怪現象。如何討論當下社會的廟堂型價值取向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覺得條件尚不成熟。暫且不予討論。

[2] BORJA HERMOSO：《康德+黑格爾+啟蒙+去魅的馬克思主義=哈貝馬斯》，沈河西編譯，“澎湃新聞?文化課”2018年6月6日，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74825。

[3] 參見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原話是“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

[4] 拉赫美托夫是俄羅斯作家、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么辦？》里塑造的革命知識分子形象。

[5] 參見?？拢骸墩胬砼c權力》（訪談錄），錢俊譯，中譯本改篇名為《?？茖ＴL錄（節選）》，初刊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等單位主編：《東西方文化評論集》（第3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頁。

[6] 《現代漢語詞典》的“知識分子”條目內容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12頁。

[7] 這里所說的知識分子概念不包括官吏政客，是指中國學界對“知識分子”的一般理解。在國外情況不一樣?！斗▏R分子史》對知識分子“介入型”的解釋，是指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政治生活。這種參與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間接的：“直接參與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直接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擔當角色，成為‘當事人’，和其他社會政治因素發揮同樣的作用。例如，擔任政府公職參與制定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黨，宣傳該政黨的政治和社會主張，在公共領域內為該政黨爭奪公共輿論等。其二是充當‘見證’，通過公共領域和意識形態內部的爭論，知識分子能將當時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焦點問題和社會問題反映出來，或者梳理清晰。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闡明社會問題的作用，也可能由于他們觀察問題的獨特視角和不同的思想傾向，起到放大或者縮小這個問題的作用。間接參與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參加前兩類知識分子的活動，但是在知識界發揮影響，對一個時代的重大意識形態問題的定位起決定性作用，進而成為當時流行的文化氛圍的一個要素?！币妳我幻?、朱曉罕：《法國知識分子史·緒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頁。

[8] 葉燕鈞：《寒灰寸寸待重溫——陳夢家最后的十個黑夜》，《點滴》2022年第2期。這篇文章所敘述的事實，我找來子儀編撰的《陳夢家年譜》核實過，大致無誤，見《史料與闡釋》總第5期，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對于考古所領導夏鼐的描述，我覺得作者似有美化。我只能說，夏鼐在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下，他能力所能及把事情做得周到些，還是有點人性，他給陳夢家創造了工作條件，使陳夢家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最大的創造力，以證明了陳夢家的知識分子價值。但是從人格、人性、人權的角度來說，當時環境下，即使用政治上無情打擊、業務上放手使用的“兩面派”策略對待一個熱愛工作又極有才華的天真的知識分子，依然是極不公正、令人發指的。這當然不是夏鼐個人的品質問題。

[9] 陳夢家（1911-1966），詩人，考古學家。1966年8月24日受到考古所的紅衛兵批斗羞辱，憤而服藥自殺，未遂，9月2日又自縊身亡，年僅56歲。

[10] 我在那篇《致胡廷楣（談〈綠的雪〉）》中提到了日本棋史上著名的“核爆下的本因坊戰”事件。接下來我寫道：“我是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我呆呆地坐了很久，看著書房的窗外。我在想：廣島原子彈的準確爆炸時間是1945年8月6日上午9點14分17秒，而在廣島市大毀滅的狀況下，三位棋手居然還‘匆匆收拾了一下對局室后，下午再次一頭扎進棋盤之中’。也就是說，從原子彈爆炸一直到下午，這震驚世界的幾個小時里，這三位日本棋手，可能還有周邊的其他人，也許他們并不清楚10公里以外的廣島市區究竟發生了什么，但身邊突發如此巨大的異?，F象，他們竟置若罔聞，就在死神的眼皮底下收拾場地，繼續下完了這盤棋，決出了勝負。這需要有什么樣的心理定力才能夠做到？圍棋真有這樣超越生死的力量嗎？“我聯想到著名的阿基米德之死。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在家里研究圓形幾何圖，全神貫注，當敵人士兵破城沖進他的家，他只顧大呼不要碰壞了地上畫的圓，結果慘遭殺害。我一直把這種對專業的癡迷精神視為知識分子崗位意識的最高境界。日本棋手的故事又一次召喚了這種境界。其實，不是圍棋或者幾何學具有這樣的魅力，而是棋手和科學家們對專業的極度癡迷，他們在工作時刻完全把自己的生命融化到對象當中去，已經很難在他們與對象之間準確區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性了。一個圍棋手與他的棋盤，一個表演藝術家與他的舞臺，一個科學家與他的實驗室，一個作家與他的創作……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無法與他的工作崗位截然分開，這樣的主客體如膠似漆渾然自在的生命現象，才是真正的具有創造性的生命藝術。”見陳思和：《文學書簡》，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54-255頁。

[11] 《從廣場到崗位》是我剛剛完成的小冊子，其第十四章《知識分子崗位的超越性》，修改后發表在《南方文壇》2023年第3期。

[12][德]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楊成緒、潘琪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