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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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6年，具體月日不明。這有點聳人聽聞，其實原委很簡單。1982年我考入復旦，注冊報到后不久，便要辦理學校集體戶口。問到生日，我竟一時語塞。原來小學、初、高中一路讀下來，都只看年齡（實足或虛歲），無須填寫年月日齊全的生日。

我趕緊修書一封，回家問詢。那時并無堂皇的“族譜”可查，父母親想了很久，八個子女，恰恰記不清我的生日。或許本來還有些記憶的絲縷吧，然而一經查問，即告脆斷。就連出生時天氣是熱是冷，也有些模糊起來。

問生產小隊、大隊，都不得要領。最后聽說那時都要到“公社”糧站“報出生”，便又去銅陵縣和平鄉（現改為“銅陵市義安區西聯鎮”）“沿船溝”碼頭的糧站打聽。回答是確曾造冊，但登記我出生信息的那本賬簿，某年“破小圩”時被水浸泡，雖已晾干攤平，然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折騰兩周，結果如此。

幸虧學校有關部門辦事靈活，反正1966年沒錯，那就讓學生自己“決定”月日吧。我現在的生日便是這樣來的，烙上了早年鄉村生活的鮮明印記：大人們窮到連孩子的生日都記不得了。

從那以后，每逢“賤降”，我都不免忸怩，好像又在過某個不該過的節日。但暗中也有幾分得意——能夠合法合規被授權自行“決定”生日，這可并非人人都有的殊榮啊。

貧富貴賤苦樂的界線，有時還真不容易清楚地劃定。即使被斥為相對主義，我也很難斷言確切生日之有無，究竟幸乎不幸。就是此刻撰文談論“貧窮”，也頗費躊躇——應該大發愁苦之音呢，還是并無須刻意避免歡愉之辭？

2

我童年和少年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度過。那時候鄉下普遍貧窮，不必看什么權威的歷史敘述，只需讀讀年輕人喜愛的《平凡的世界》前半部分，便可了然。造成當時農村普遍貧窮的主要原因（落后的生產方式與沉重的賦稅）如今已基本解決，真乃國家民族之大幸。也要感謝路遙那一代作家忠實記錄了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普遍貧窮，也忠實描寫了當時鄉下人主觀上的“貧窮感”，即他們對自身貧窮的認識與感受。

貧窮絕非好事，知道這一點十分重要，而牢記我們曾經極度貧窮也非常必要，至少會提醒我們不要剛吃飽沒幾天，就又開始各種折騰，哭著鬧著要回歸過去所謂的黃金時代。

但貧窮的過去也不無美好的記憶。最主要的就是貧富差距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我生也晚，不像哥哥姐姐們那樣差點餓死，但除逢年過節外，也常有饑餓感。然而家家如此，沒有比較也就沒有傷害。至于一年看不到幾次的“露天電影”，或罕見的宣傳畫冊上那些富足的生活場面離我們太遠，看看也就是了。能看看其實已經很不錯，誰還想鉆進電影或宣傳畫冊里過日子？何況在一般的宣傳中，我們還相當富庶呢，至少比“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的許多同類強多了。

當然也有例外。小學三四年級時，忽然有個漂亮女生插班成了我們的同學，也是鶴立雞群的校花。她不僅長得周正，而且四季衣服齊全。秋風起了，不會還穿著夏裝瑟瑟發抖；春夏之交，也不會脫不下冬裝而捂出一身汗。她每季衣服還不止一件，可以輪換著穿。據其鄰居某男生說，她媽媽給她洗好各色夏裝，一件件疊起來，很高的一摞！

她媽媽是誰？新來的公社書記的“愛人”。這當然不會傷害我們鄉下孩子的感情。公社書記的千金，誰敢跟她比？

但也有不揣冒昧斗膽攀比乃至攀附者。我們村那個名叫“建平你”的“鬼頭”很快就給她寫信，說什么“新來的同學你好”。如此粗野魯莽，自然為大家所鄙夷，但也只是一笑了之。就連“建平你”本人，盡管被該女生（現在叫“女神”）用“公開情書”的方式加以拒絕，也并未落下任何精神創傷。阿Q偶爾還想到吳媽，“建平你”卻再也不提“新來的同學”了。

“人比人，氣死人”的鐵律，到此似乎失靈。不是不想攀比，是實在夠不著啊。鄉下人對于大有來頭的貧富差距可謂服服帖帖，“命該如此”，不會有半點腹誹。

3

具體可感的貧窮或“貧窮感”總是由“人我對照”產生。我與別人、我家與別家兩相對照，這才顯出差距，也才切切實實地讓人知道什么叫“貧窮”。

所以“貧窮”總是相對的。“絕對貧窮”，只是有司根據特定時間地區特定人群的收支狀況，參照同一時間地區其他特定人群而劃出一條線，由此得出“絕對貧窮”的標準，說到底還是相對的——應該叫“相對的絕對貧窮”吧。倒是“相對貧窮”的標準游移不定，容易變成“絕對的相對貧窮”。任何人站在遠比自己富有的別人面前，都會覺得貧窮。

人類的自私、貪婪、爭競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公，這既造成他人“相對的絕對貧窮”，也讓自己陷入“絕對的相對貧窮”。前者或可根除，后者卻是難以治愈的頑疾。除非蹲在“信息繭房”，那樣一來便是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讀上千萬遍，也經歷不到震撼靈魂的“人我對照”，不會陷入難以忍受的“貧窮感”。

但生活總在變化。樹欲靜而風不止，一旦亟需“用錢”卻又捉襟見肘，“貧窮”的寒風就會沖擊“信息繭房”，緣隙而來，無處躲避。

總有一群人不會馬上感到寒氣的襲來。這就是小孩子們。

若說小孩子心目中也有“貧窮”的概念，那無非就是缺少零食、“小畫書”、學習用品、逢年過節的新衣服之類。但“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即使天天吃不飽，天天羨慕別人的“小畫書”與學習用品，每年都眼巴巴盼望做新衣而不得，你也不能完全奪去他們與生俱來的歡樂。他們不必讀《論語》，也知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不必懂“開卷有得，欣然忘食”，也能像陶淵明那樣“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至于“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竟是“天地之無盡藏”，更不必非要讀了蘇軾，才恍然大悟。

張煒、莫言、余華等當代作家既充分描寫了1950至1970年代農民的貧窮和貧窮感，也經常寫到農家子弟無憂無慮的玩耍——不是他們沒心沒肺，而是他們確實擁有尚未被大面積污染的空氣陽光和雨水，確實無師自通地領受著普遍恩典和誰也奪不去的賞心樂事。

“貧窮”的寒風主要從大人們那里吹來，首先遮擋這風的也是大人。吹到孩子們身上，已經帶著大人們的體溫，風力和寒冷程度都有所減弱。但恰恰因為經常如此感受到大人們的體溫，“貧窮”的寒風也會在孩子們敏感的心靈中由弱轉強，最終將大人小孩一同擄掠。

4

我小時候經常聽父母皺著眉頭念叨造房子、娶親、“門攤頭”，這三件大事無一不和“貧窮”有關。

現在一說“造房子”，馬上就會想到鋼筋水泥、樓上樓下、隱蔽工程、內外裝修。其實這不過是近二十來年才有的新鮮事。鄉下70和80年代“造房子”，只有兩個等級。第一等級是里面“原木屋架”，外面磚墻瓦頂。縱無任何“裝修”，也相當氣派了。但這屬于特別“興旺”的家庭才能完成的不朽之盛事。更常見的是第二等級：推倒搖搖欲墜的老屋，里面換一副較好的“原木屋架”，外面仍舊泥墻草頂，只是換了更高更厚的土墻，更新更多的草頂。或者“原木屋架”不變，翻新一下外面的泥墻草頂。即便如此，也并非易事。

兩個等級的“造房子”都與我家無緣。記憶中我們的老宅是一座略微高出地面的泥墻茅屋，年久失修，漏風漏雨，四季悶熱陰暗。除了隆冬貓在屋里，大人小孩其他時間都寧愿待在戶外。我父母心態好，從不在孩子們面前議論自家如何無力造房子，只是偶爾來了親戚，才會真誠地夸贊人家“撐傘”一樣造房子。“原木屋架”拆舊換新，可不就像“撐傘”嗎？

每次聽大人們講到“撐傘”，我心里總要“咯噔”一下。為勞苦的父母擔憂，也為兩位哥哥發愁。遠近鄉鄰都夸我的兩位哥哥魁梧帥氣，“長得像板門一樣”，但就是遲遲找不到對象。原因很多，沒房子是最大的短板。這是娶親成家最基本的條件，女方要求并不為過啊。

幼時的我經常琢磨如何改善我家的形象。想來想去，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將房前屋后里里外外盡量打掃干凈，將堂屋中有限的幾件家什、全家胡亂丟得一地的鞋子以及靠墻隨手擺放的農具盡量歸置得整齊一些。堂屋地面只是簡單擂平的干土，晴天灰白色，接連幾個雨天就轉成深褐色。不管灰白還是深褐，表面都有一層浮土，每當我用力打掃，很快就煙塵斗亂，這樣漸漸就被我掃得矮下去好幾公分，中間還形成明顯的凹塘，大哥二哥不得不經常挑新土回填。

這甚至也讓我養成日后喜歡歸置物品和勤于打掃的習慣。數十年輾轉漂泊，我總是堅持將無數暫時的寄居之地打掃干凈。我掃過多少地啊！這或許是我對所經各處作出的最值得紀念的貢獻，也是忙碌至今主要的一點成績。盡心盡力的掃地者，符合我在這個世界的真實身份。這個近乎偏執的習慣，就源于少年時代企圖以一己之力戰勝貧窮的良好愿望。

我的努力很難入二哥法眼。每次見我操起掃帚，他總是眉心緊蹙，大搖其頭。我當然領會他的意思，心里不免又“咯噔”幾下。

所幸我的“咯噔”并未持續太久。80年代初“包產到戶”，我家也不時“撐傘”。房子越造越大，兩位哥哥先后娶親成家，父母親總算了卻他們最大的心愿。

“撐傘”實在重要。過去我總以有沒有像樣的房子作為衡量鄉下人是否貧窮的標準。不料時至今日，更適合這個標準的已經不再是鄉下，而是大都市的千家萬戶了。

我鄉方言“門攤頭”，指一戶人家日常的交際費，包括逢年過節親戚間必備的禮品錢物，紅白喜事的賻金賀儀。在古風猶存的熟人社會，“門攤頭”好比無法逃避的債務，其可怕程度不亞于將少年閏土逼成中年閏土的苛捐雜稅。親戚們固然為“門攤頭”所苦，但喪誕嫁娶的主家也并非可以高枕無憂地收取錢物。所有你曾收取的，到時都得歸還。“門攤頭”面前，人人平等。

比較而言，一生一死，一誕一葬，最好對付。給嬰幼兒辦滿月酒或“抓周”，幾乎成了遠古的傳說。偶爾有人家講究一番，也不會大操大辦。至于家里“走了”老人，喪事也都從簡，很少有人單單由此論斷兒孫輩孝順與否。嫁女也一樣。雖說“窮養兒子富養女”，但父母兄嫂完全可以根據自家經濟條件決定陪嫁多少，婆家或新娘子本人不會太計較。

最頭痛的是“娶親”。造了房子，不能空殼，還要有家具（架子床、床頭柜、幾口大衣箱），毛巾棉被，面盆痰盂。此外“扯布”做衣服、“辦喜酒”、答謝媒人，也一樣不能少。但最大的問題還是房子。只要有能力“撐傘”，多少總有些余力應付其他開銷。

小時候最讓我感到無法抗拒的恐慌的襲來，就是不經意間聽到父母親圍繞造房子、“門攤頭”和娶親這三件大事不停地念叨。在少年時代的我的字典里，父母親的這些念叨，以及他們念叨時滿臉的憂戚之色，名字就叫“貧窮”。

“貧窮”的寒風曾經從父母親身上吹進我們的心坎里，但愿以后別再從我們身上繼續吹進我們的孩子的心里吧。

韓愈寫《送窮文》，反而被“窮鬼”們一頓搶白，弄得“垂頭喪氣”。他最后是否成功地“送窮”，不得而知。魯迅也想寫一篇說“窮”的雜文，終于未能下筆，但跟學生說過一些設想。我豈敢論“窮”送“窮”，只因偶爾說到生日，遂又散漫地回想起那并非總是寫滿“貧窮”二字的如煙往昔，心懷感恩，又悵惘若失。

郜元寶，1966年生，安徽銅陵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現任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著有《拯救大地》《在語言的地圖上》《魯迅六講》《說話的精神》《惘然集》等專著和論文隨筆雜集。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