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故鄉“土氣”

福克納曾說：“我一生都在寫我那個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尋根究底，誰的故鄉不是小得像一枚郵票呢？在這盈寸之地，優秀作家們的如椽之筆皆可大顯神通。他們筆下的這枚小郵票，似乎有無限大，可以講出無數故事；似乎也可以走得無限遠，寄給無數人。票面之內信息豐富，經得起反復研析，票面之外也有一個廣大的世界，載著人心馳騁翱翔。

近些年來，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了故鄉于我的意義和價值。我的老家在河南。所謂的鄉土中國，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的河南，在“鄉土”一詞上帶有命定的強大基因。“土氣”濃郁的河南，不僅豐產糧食，也豐產文學。新時期以來，諸多杰出的前輩都在這個領域體現出了極強的文學自覺，豫南之于周大新，豫北之于劉震云，豫西之于閻連科，豫東之于劉慶邦，豫中之于李佩甫……他們筆下的中原鄉村都如喬典運的那個比喻“小井”，成為他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也通過他們各自的鐫刻而成為河南乃至中國文學地圖上閃閃發光的存在。

說來慚愧，作為一個鄉村孩子，很年輕的時候，我一直想在文字上清洗掉的，恰恰就是這股子“土氣”。如今人到中年，經過這么多年生活的捶打和文學的浸潤，我方才逐漸認識到這股子“土氣”是一筆怎樣的資源和財富——這股子土氣，往小里說，就是我的心性。往大里說，意味的就是最根本的民族性。也方才開始有意因循著前輩們的足跡，想要獲得這“土氣”的滋養，被這“土氣”恩澤和護佑。

這些年，我去過許多村莊：山東贛榆，福建福鼎，浙江吉安，甘肅甘南……這些地方最基層的村莊我都去過，感受到了豐富的氣息。當然，感觸最深的還是河南鄉村，信陽的郝堂和辛集，商丘石橋鎮的孫遷村，我豫北老家的大南坡和一斗水等等，無論走到河南的哪個村莊，都會讓我覺得像是我的楊莊——《拆樓記》《最慢的是活著》里的那個原型村莊，都會讓我有骨肉之暖和骨肉之痛。

也是這些橫向的行走和縱向的惦念讓我了解到，這些村莊正處在各種各樣的變革中。我意識到這是一個無限多樣的素材庫，“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在這些鄉村現場，我的寫作欲望總是會被強烈地激發出來。想要寫，且努力去寫好。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孩子，欲養久違“土氣”，便在《寶水》的創作過程中踟躕尋歸，幸好為時不晚。

現實主義怎么寫？

想來想去，肯定還是那四個字：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是鄉村寫作的優秀傳統”，人們通常都會這么說。容我根據閱讀經驗冒昧推斷一下：在談及小說創作方法的時候，現實主義應該是最高頻率的詞，沒有之一。寫作這么多年來，我越來越覺得，一切寫作，都和現實有關。所有人和所有題材的寫作，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的寫作。因為被最高頻率使用，它幾乎成為了一個習慣的固化定語。但其實，它豈止是一種創作路徑？在路徑之下，鋪墊著堅實的寫作態度，這種態度，意味著謙卑、忠直、敬重和審慎，意味著發現、批判、理解和關懷，意味著包容，意味著寬闊，也意味著豐饒。而在路徑之上，它也是一種思考力的呈現，意味著一個總體性的認知立場。

何為現實主義的“實”？我想，這個“實”，不是描摹的紀實，不是愚蠢的頇實，而是最深的真實，和最高的誠實。如對鄉村，這個“實”，固然是指鄉村實體，可這個實體卻也有無限漫漶的外延邊緣。這個“實”，固然是鄉村的現實，可這個現實卻也不能脫離歷史的長影而孤存。因此，認識鄉村，寫作鄉村，從來就不能僅限于鄉村的事，而是對個體與整體、歷史和現實、地緣和血緣、中國與世界等多方位多維度的觀照和把握。這意味著作家的視域寬度、認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還意味著在合乎文學想象和生活邏輯的前提下，作家是否有能力參與宏闊的歷史進程，以文學的方式描繪出富有價值的建設性圖景。

主題創作

《寶水》是命題作文嗎？有人這么問。因最近在做新書宣傳，按慣例總是會有些標簽詞來定義，《寶水》的這些詞是新時代，新山鄉，美麗鄉村、鄉村振興，等等。再加上又入選了中國作協首批“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名單，作為一個從業多年的寫作者，以職業經驗我也能推測出某些人會想當然地疑惑這小說是不是主旋律的命題作文。《寶水》出版后召開過一次線上研討會，評論家李國平在發言中提到了主題問題，他說：“寶水不是命題作文，如果說有領命和受命的意思，也是領生活之命、文學之命、尋找文學新資源之命，作者面對文學、面對生活，反映現實、表現生命的理解的自覺之命。”這詮釋非常精準。我最初想要寫這個小說，肯定是屬于個人的自覺性。后來這種個人的自覺性與宏闊時代的文學命題相邂逅，如同山間溪流匯入了江河，某種意義上就是作品的際遇。對于這種際遇，我從來不追逐。但既已邂逅，也不回避。回避也是一種矯情。

鄉村固然一向就是一個宏大主題。有意思的是，似乎有太多力作證明，主題創作的細節更要經得起推敲。越是宏大的主題，可能越是需要小切口的進入和細微表達，才更能讓人信服。有西諺云：“細節之中有神靈。”常常的，細節中蘊含著難以言盡的豐富的信息量。在村里采訪的日子里，我住在村民家里，吃他們的農家飯，聽他們說自家事。柴米油鹽，雞零狗碎，各種聲息雜糅氤氳在空氣中，深切地感受到，所謂巨變都必須附麗在細節里，這細節又由無數平樸之人的微小之事構建，如同涓涓細流終成江河。

唯有生活

前些時，一個朋友忽然發來微信，說讀了我剛出版的小說《活水》，感覺如何如何。我笑。把《寶水》稱作《活水》的，不止他一個。倒是有趣。這固然是筆誤，可為什么不止一個人這么筆誤呢？如此不約而同的筆誤，是不是也有可琢磨的地方呢？

《寶水》自面世以來，就有很多人問過為什么要以《寶水》為書名，我回復說，表面原由是村中有一眼泉水，泉眼狀如元寶，因此得名寶水泉，村名也便叫了寶水村。小說寫的是村中故事，自然就以此取名。深層所指則是寶貴的民間智慧和人民力量。正如小說中村里的每戶人家，都懷揣著對幸福生活的熱望生生不息地努力向前，他們的精氣神是《寶水》的靈魂。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什么又是《寶水》的活水？當然是生活，唯有生活。為了創作《寶水》，在對新時代鄉村持續跟蹤體察的過程中，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先生的話說，我也深切感受到了“生活是創作的寶水”。

比如素材。小說寫了寶水村的一年。為了寫這一年，我的素材準備時間用了七八年。主要的準備就是“跑村”和“泡村”。不管去哪里的村莊，不管呆多久，可以確定的是，每次去到村里，就一定能有新收獲。好多東西還真不是想當然坐在那想的，你只有到實地后才能知道它們能多么出乎你的意料。如果你不是走馬觀花，而是稍微沉浸式地去看，那就能感覺到這種新。這種新，就是屬于生活本身自帶的生生不息的鮮靈靈的新。

比如結構。該怎么結構這一年？山村生活的自然性決定了按照時序敘事成了必由之路。開篇第一小節是《落燈》，民間講究的是正月十五、十六鬧花燈，正月十七這天開始要落花燈、吃落燈面。最后一小節是《點燈》，民間也有講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墳，要請祖宗回家過年，叫點燈。從《落燈》寫到《點燈》，整個小說首尾呼應。章節題目從第一章“冬——春”、第二章“春——夏”、第三章“夏——秋”，直到第四章“秋——冬”，期間每個季節的重復銜接也是必然，小說里的樹木莊稼也都需對應季節，因為生活它就是如此啊。而作為一個文學創作的鄉村，這一年如一個橫切面，還意味著各種元素兼備：歷史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植物學等，這也應是信息、故事和情感高度濃縮的一年，是足夠寬闊、豐富和深沉的一年。以上所有，皆取自于生活的饋贈。

還有語言。當我決定寫這小說時就已經很清楚，這小說的性質決定了語言的主體必須是來自于民間大地。而這民間大地落實到我這里，最具體可感的就是我老家豫北的方言。雖然人在京城，但我現在和老家人聊天依然且必然是這種語言。在寫作《寶水》的這幾年里，我總是隨身帶著一本老家方言的資料書，寫小說時方言聲韻就一直在心中回響。越寫越能確認，這是被生活反復浸泡才能獲取的語言。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寶水》的創作讓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躬行之地，唯有生活。生活中有創作需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