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袁水拍（1916-1982）是江蘇吳縣（今蘇州）人，原名袁光楣，他最響亮的筆名是“馬凡陀”，以此為筆名出版的《馬凡陀的山歌》及其續編，給他帶來巨大聲譽。1949年7月的全國文代會上，茅盾作《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重點提到《馬凡陀的山歌》“嚴正地分析了反動統治的實質”“在風格上一致地表現著一種新的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王瑤、丁易和劉綬松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修史、“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的制定中，均把它列為國統區政治諷刺詩的經典之作。但1976年10月之后，袁水拍的名字卻在新詩的歷史敘述中成為尷尬，一度成為眾矢之的。1976年11月29日，何其芳在給馬識途的信中曾有這樣說到：

“這幾年，老實說，我不大感到，在北京有個什么文藝界。尤其是不覺得有什么文學界。被承認的文學家的有幾個人？××?！痢痢痢＿€有××。也許還有半個×××?！堑?，我還忘了有個×××，但他已不是作家了，詩人了，而是副部長了。聽說他的精力用于給江青寫黑信太多，寫了二三十封，有些不知是什么內容的信，既不敢投郵，又不敢交通信員送，甚至他自己坐汽車送都不敢，卻要放著專車不坐，一個人辛辛苦苦地騎腳踏車，遠遠地騎到釣魚臺去送。這樣，就詩也寫不出了，文也寫不出來了。而且過和他類似的精神生活的人，大概是無法寫詩，世界上好像也還沒有那樣的詩人。世界上也真是什么怪事都有。但這樣三四個人就成一個界嗎？”

考慮到特定的政治語境，這里的人名用“××”指代，其實都有實指，針對的是倒向此前的主流文學的文人，包括浩然等。其中，被何其芳提及的第四個“×××”，指的是袁水拍。他曾在1976年3月（一說2月）至10月間，擔任過文化部副部長、《人民文學》主編，1977年初被解職。這一經歷導致袁水拍的被清理，他被當作“四人幫”的幫派文人。劉錫成注意到袁水拍的尷尬，“隨著揭批‘四人幫’運動的深入，發現袁水拍與‘四人幫’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1977年12月28至31日，《人民文學》組織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座談會，茅盾對袁水拍的加以批判，“當時‘四人幫’篡黨奪權，要把他們的一個人塞進去，這個人大家都知道，叫袁水拍。他同‘四人幫’的關系很密切，效忠信不曉得寫了多少封，所以這個人得到‘四人幫’的欣賞?！?/p>

對于袁水拍這樣一位（甚至是一類）與政治有糾葛的文人，如何給予恰當的文學史評價，是1976年后現代文學研究界頗為謹慎的事。從當前學界的關注可見，袁水拍研究至今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內中原因就在于他的政治生涯同“四人幫”的關系。據韓麗梅統計，自1976年2月在《紅旗》發表《鼓舞我們戰斗的宏偉詩篇——學習毛主席詞二首》后，袁水拍在國內文壇消失長達六年之久，直至1982年3月10日組詩《漢俳學步》由《詩刊》刊出。1982年10月29日去世前，他僅有三篇文章獲得國內發表的機會。本文以臧克家《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的刪詩行為、1984年徐遲和袁鷹編詩過程為中介，努力還原有關《袁水拍詩歌選》編書與出書的歷史細節，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研究做一個微觀的個案標本。

一、《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1979年9月）的處置策略

1953年夏天，中國青年出版社委托臧克家編選《中國新詩選（1919-1949）》，這是“為了幫助青年讀者豐富文學知識，了解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發展和成就的概況”。初版于1956年8月出版，選錄二十六位詩人的九十二首詩，定價0.17元，印數2萬冊。袁水拍的詩歌入選四首，包括《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和《在一個黎明》。

敘述國統區的政治諷刺詩的時候，臧克家把袁水拍及其詩歌納入到中國新詩史的敘述框架上。他認為，“在蔣管區，政治諷刺詩，成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詩的主流。每一個詩人都在自己的詩里迸發出了憤怒和反抗的強烈情感。這些諷刺詩，不是一般涵義的‘諷刺’，實際上就是‘暴露’和‘打擊’的代名詞”，并提出：

《馬凡陀的山歌》就是這樣一些作品里代表性較強的一種。他站在革命的立場上，利用山歌的形式，對于蔣介石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分子進行了有力的諷刺，在青年知識分子和市民層中間發生相當大的影響。由于它的內容富于現實性和斗爭性，而形式又比較通俗，所以，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常拿它做朗誦的材料，有些詩歌如《丈夫去當兵》、《發票貼在印花上》、《大膽老面皮》等，得到了普遍的流傳。

……抗戰以后，袁水拍寫了不少鼓舞人民、保衛祖國和反映人民抗戰時期生活情況的詩篇，《寄給頓河上的向日葵》就是為人所知的比較優秀的作品。《馬凡陀的山歌》和這些作品比較起來，不論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不相同，它比那些作品的政治性加強了，在表現方面，更顯得樸素、平易、深入淺出?！恶R凡陀的山歌》所以比他以前的作品更受到群眾的歡迎，在政治斗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編選者臧克家看來，袁水拍的詩歌是1945年后國統區諷刺詩的“代表作”。他還贊揚《馬凡陀的山歌》在藝術形式上的特殊貢獻，“打破了一般新詩的習用形式，采取了民歌、歌謠、五七言的形式和格調，這種形式和格調，容易懂，容易上口，為廣大人民，特別是一般市民所喜聞樂見”。《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二版出版時，臧克家并未改動袁水拍的詩歌史敘述和入選篇目。1979年9月推出第三版這一新版時，臧克家在《新版后記》中特別交待《中國新詩選（1919-1949）》“作了一些新的調整。”新版與第二版相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一是代序文字的再修訂與部分詩人的詩歌史陳述變化甚大；二是入選詩人的變化與詩作入選的增刪問題”。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臧克家對袁水拍的態度的重大變化。

新版里，臧克家對袁水拍的詩歌徹底刪除，這是目錄給讀者最醒目的修改，具體文字的變動則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關于國統區諷刺詩的敘述，新版序言文字的變動。此前第二版（1957年3月）并沒有“發生了較大影響的，有《馬凡陀的山歌》，臧克家的《寶貝兒》《生命的零度》等諷刺詩集”這樣的文字，這算是在新的政治語境下臧克家對戰后國統區諷刺詩敘述的改動，有敘述人物（從袁水拍到臧克家）過渡之考慮（凸顯臧克家在1945年后詩壇的位置）。按照1950年5月教育部《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初稿來看，“七月派”文人綠原是不能涉及的，他是胡風分子，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成員后，此時還沒平反。袁水拍也受詬病，盡管臧克家在《人民文學》《詩刊》和《文藝報》三家刊物的編委會聯席會議（1978年10月20-25日）上說“我對童懷周心里抱愧。（《詩刊》編輯部）編輯不敢為天下先。到了立于不敗之地時，才敢發表。這是很不好的”，但在實際編輯新詩選時，他保持著頗為謹慎的態度，試圖撇清新版可能帶來的政治糾纏。二是在《“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代序中，臧克家刪除了初版、二版對袁水拍論述的全部文字，整整兩段近四百字。

刪除袁水拍的詩后，臧克家要補救1945年后國統區諷刺詩的歷史敘述，必然要用新的政治諷刺詩來替代，使之符合最初編選時對新詩歷史的構想。新版中，他對自己的詩歌篇目進行了調整，用《生命的零度》取代《老哥哥》。《老哥哥》創作于1932年，是其早期詩歌代表作，表達作者“對黑暗現實的憤慨”，他還在散文創作中以同題寫“老哥哥”。《生命的零度》創作于1947年，屬于典型的國統區詩歌，也是臧克家自認的諷刺詩代表作，曾列入1954年1月作家出版社、195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臧克家詩選》。這種替換的微妙變化，悄悄地實現了臧克家的目標：一是讓政治諷刺詩的歷史脈絡得到接續，與此前的新詩史構想統一；二是使自己的詩歌地位得以鞏固，從三十年代延展到四十年代。要知道，1976年10月后，臧克家亦面臨很大的政治壓力。他參與復刊的《詩刊》的編務工作過程中，少不了與“四人幫”有歷史糾葛。

1976至1978年的政治形勢下，《中國新詩選（1919-1949）》新版的編選過程中，臧克家進行“新的調整”，切合時代語境和個人的自我申辯，也是詩人的自保策略。作為歷史細節的處置方式本無可厚非，但是，從《臧克家全集》收錄的懷念故人文章篇目來看，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們并未發現臧克家寫袁水拍的懷念文章。袁水拍缺席在懷念老友名單的這一事實，可見詩人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高。如果結合此前此后臧克家與姚雪垠、劉再復的論爭，似乎又可以理解臧克家的這一行為，但還是給人一種怪異之感。

二、袁水拍去世后的兩則材料及其附帶發現

1979年8月17日，袁水拍的妻子朱云珍離世，這是袁水拍隔離審查八個月后16遭遇的第一件大事，給其晚年生活增添了無盡的痛苦。目前無資料披露，袁水拍有沒有讀過《中國新詩選（1919-1949）》的第三版，讀過之后的感想是什么。晚年袁水拍，一面遭遇同輩人的“多所詬病，不屑往來”，一面“自己更覺難見故人，封閉起來”“蟄居家中，悔恨苦悶，精神極度壓抑”。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去世。

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袁水拍同志治喪小組”，1982年11月4日曾發過一則訃告：“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人員、著名詩人、中共黨員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經友誼醫院久治無效，于十月二十九日晨七時四十分逝世，終年六十六歲。定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十時半，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向遺體告別，不舉行追悼會。”訃告強調袁水拍遺體告別中“不舉行追悼會”這種儀式，對于一個失意的政治家、落魄的詩人意味著什么，明眼人自可理解。香港《明報》用很短的篇幅轉載袁水拍的死訊，通告其海外友人。1982年12月10日，《詩刊》報道了袁水拍去世的消息：

詩人袁水拍同志逝世

著名詩人袁水拍同志因患肺間質纖維化病，醫治無效，于10月29日在京逝世，終年66歲。

袁水拍同志在1944年到1948年曾用馬凡陀的筆名，發表了300多首政治諷刺詩，結集為《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山歌續集》。他的作品還有：抒情詩集《人民》（1940年）、《冬天，冬天》（1942年）、《向日葵》（1943年）、《沸騰的歲月》（1947年）、《解放山歌》（1949年）、《詩四十首》（1954年）、《歌頌與詛咒》（1958年）、《煤煙和鳥》（1958年）、《春鶯頌》（1959年）和政治諷刺詩集《政治諷刺詩》（1964年）；詩和通訊集《華沙北京維也納》（1953年）；論文集《文藝札記》（1959年）、《詩論集》（1958年）。譯作有：詩集《五十朵番紅花》（1954年）、《伐木者醒來吧！》（1958年）、《我的心呀在高原》、《旗手》、《土耳其詩選》、《哈羅爾德的旅行及其他》、《新的歌》；論文集《馬克思主義與詩歌》（1950年）、《詩與評論》、《現代美國詩歌》、《論詩歌源流》等，與他人合譯的作品有《聶魯達詩文集》、《巴黎的陷落》等。

這是《詩刊》代表官方對袁水拍的文學定位和歷史評價?？梢钥闯?，官方對他的政治判斷有松動，“著名詩人”“同志”的背后深藏的特殊含義，還是能夠讓人捕捉到細節信息。盡管通稿中省略了袁水拍的政治生涯描述，真正的生平文字介紹不足四十字，但能夠詳細羅列他出版過的作品集，說明官方對他的文學限制出現了“松動”，亦看重他在中國新詩歷史的地位與貢獻。《詩刊》編排了袁水拍的遺詩一首（《煙囪自吹》），隨同這則消息刊載，表達對他的悼念情感。

隨著袁水拍的去世，蓋棺定論對詩人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1976年10月后，中國現代文學史修史中產生最大影響的著作，莫過于三卷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此書為“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唐弢、嚴家炎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第三卷第二十章為“國統區文學”，其中第三節標題為《<馬凡陀的山歌>等詩歌和雜文、散文》。袁水拍被予以重點敘述，占據八頁的篇幅，可見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性。但在作品選的配套資料《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的“新詩選”三卷并無袁水拍，這又讓人明顯感到，此時有關袁水拍詩歌的編選仍是敏感的：既要讓中國現代文學史呈現出袁水拍的文學史地位，又不愿讓讀者看到他的具體詩歌作品。

既然在現代文學史的脈絡中要有袁水拍的敘述空間，出版他的作品（詩）選，應是遲早的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很快意識到這一問題，做出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決定。按照徐遲的說法，是“一些老同志的委托”。這些老同志到底是誰，至今無材料披露。但真正要來編選袁水拍的詩文時卻有尷尬，還是呈現出某種政治的壓力。找誰來編袁水拍的詩選，是很棘手的事。連老熟人如臧克家都極力回避（新詩史敘述），在《中國新詩選（1919-1949）》第三版中刪除袁水拍的詩歌，教育部委托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亦故意回避袁水拍的詩歌?！芭f日好友幾無往還，甚至有斷席絕交者”。按相關信息所示，袁水拍的子女都不在文化界，他們參與編選的可能性不大。其他老朋友能否從同時代人的政治觀念上轉身走出來，參與到《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呢？

1985年7月，《袁水拍詩歌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分精裝、平裝兩種版式，印數一萬零五百八十冊。這對于袁水拍這樣的詩人來說，其實是蠻不錯的印數，“這是對水拍的最有價值的紀念”。1986年1月6日，《人民日報》第八版對《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發表了推介語：

袁水拍詩歌選

袁水拍同志是我國詩壇上一位著名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作出過重大的貢獻，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詩歌早在三十年代就蜚聲文壇。1944年到1948年間，他在國民黨統治區所寫的大量的政治諷刺詩，是用的馬凡陀的筆名。其《馬凡陀山歌》采用我國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歌、民謠以及五七言詩的形式，廣泛而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歷史時期反動統治者內部極端混亂和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狀況。作者以火熱、犀利的筆觸，辛辣地嘲諷了國民黨官僚階層利欲熏心、昏庸無能和崇洋媚外的惡性面目，活畫出一幅黑暗、落后的舊中國的官場現形記。其代表篇章如：《發票貼在印花上》《四不象》《凡爾賽的槍彈》等，都是絕妙的好詩歌。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袁水拍詩歌選》是從作者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五十年間出版的十余部詩集和未及結集成書的詩稿中廣搜博求，仔細篩選的選集，共收入詩作二百余首。包括情詩、山歌、政治諷刺詩三部分。作者善于把尖銳的諷刺與幽默的嘲弄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濃烈的時代感和獨特的藝術魅力。他擅長以活而美的口語入詩，不雕飾詞藻，詩句通暢，幽默辛辣，耐人尋味，給人以美感和啟迪。

書前附有作者的生活照片和手跡多幅，并收有徐遲同志寫的序文；書后附有袁鷹同志寫的后記。序文和后記以飽含深厚的情感，真摯的筆觸，精辟地概括了袁水拍同志一生坎坷的經歷及其詩歌創作的成就和特點，表達了對袁水拍同志深切的懷念之情，可說是知音之論。（劉蘭英）

從1982年病逝后不到四十字的生平介紹，到1985年詩歌選的隆重介紹，近三年的時間里，時局對袁水拍的評價已有較大的松動。徐遲為《袁水拍詩歌選》寫的序言《談袁水拍的詩歌》，1984年4月6日完成，首次發表的時間為1984年11月10日。當然，這也可理解為是為《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造勢。但發表于《讀書》這個思想敏銳的期刊，顯然并不偶然的安排。

三、徐遲、袁鷹關于《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細節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打算安排劉嵐山、袁鷹編輯，他們本為袁水拍的故舊和同事，且都生活在北京，著手編選更為便利。因劉嵐山患癌癥處于治療階段，后改為由徐遲、袁鷹編選。最初不考慮徐遲參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是有現實原因的。一方面，是徐遲主要生活在武漢；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徐遲和袁水拍的斷交。據馮亦代透露，徐遲到北京“只找我和袁水拍，那時還有‘文革’的遺風，朋友們不敢往來，更不能暢所欲言，他一向總認為他的朋友中第一是袁水拍，第二就算馮亦代了。”1976年徐遲與袁水拍斷交，“因為他認為受了袁水拍的侮辱”。但“徐遲是十分篤于友情的”，他還是承擔起《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工作，1984年4月6日前已將詩歌篇目編選完畢。序言中，徐遲談及其在編選過程中的情感：

關于這個編輯工作，原先想把他的自由詩、山歌和譯詩合起來編選一大本的。但數量過多，只得把譯詩分出去，也許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他解放前出的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和頗有影響的《馬凡陀山歌》、《解放山歌》等共出了七本。其中還另有的一本《詩四十首》，則是他解放前那些詩歌的自選集，正好成了我這個選本的一個藍本。那本自選集，選得太苛了些，許多好詩并未選入，因此我將它擴大了。共選進了一百三十首，說起來也還是相當苛刻的。開國以后，他的詩集有六本之多。它們是《春鶯集》、《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和詛咒》和《馬凡陀的山歌》的自選本（它也是我選山歌時的一個藍本），還有《政治諷刺詩》、《煤煙和鳥》，加上未出版的《云水集》，也共七本。從質量來講，他的詩歌不如以前，我就選得更嚴一些?！墩沃S刺詩》《煤煙和鳥》就沒有選上一首。而《春鶯頌》也成了我選他的開國后的一個藍本。這七本我共選了五十首。這樣，解放前和開國后，共選一百八十首之多。

可以看出，徐遲在實際的編選過程中，一面扼腕嘆息袁水拍的悲劇人生，“愿他的靈魂平安”，一面又為老友的“喜劇”慶幸，因為“他的詩歌活下來了，還會長久地活下去，并且寫入文學史的”。經過徐遲精挑細選，最終確定一百八十首詩歌進入《袁水拍詩歌選》。

袁鷹也接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安排，參與《袁水拍詩歌選》的編選工作。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徐遲在武漢編選，袁鷹在北京編選，人民文學出版社最終進行統編。袁鷹的編選工作結束于1984年9月，他對袁水拍這位老友有深刻情感，以《詩人遠去詩常在——<袁水拍詩歌選>后記》作了記錄，載于《人物》1985年第2期。為了給這篇文章作注，文章寫好后又曾登門拜訪華君武，華君武憶及“除四害”時袁水拍生活的細節，重繪《袁水拍除四害》，隨同袁鷹的文章刊載。這幅漫畫后來編入《袁水拍詩歌選》內，是華君武與袁水拍友情的見證。袁鷹選輯的袁水拍詩歌篇目為兩百首，顯示出與徐遲的差異。后記里，袁鷹特別交待了文革前的文化部批判（波及袁氏）和文革結束后的政治清理，與徐遲文字的形成互補，畢竟徐遲在文革前就離開了北京，相關細節袁鷹更清楚。他提及文革初期袁水拍的被整遭際和《人民文學》復刊的具體細節：

瘋狂的大風暴一起，中央宣傳部被肆意誣陷為“閻王殿”，部長們既成了“閻王”，處長們當然就是“判官”，概屬于打倒和揪斗之列。這樣鬧了一陣，就信息杳然，聽說發配到賀蘭山下牧驢去了。某次牽驢歸來，驢不肯走，他就高聲吆喝：“快走！快走！”我聽到這則被當作笑話的“干校軼事”時，只感到一股凄楚情味，依稀看到一個身穿破衣、手持短棍、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的蹣跚身影。

……水拍被任命為《人民文學》主編。一方面是小平同志有明確的批示，大意是《人民文學》應該恢復，但靠現在的文化部領導，辦好不容易。另一方面是江青、張春橋和他們卵翼下的文化部，竭力進行干擾和破壞。在這針鋒相對的尖銳矛盾中，主編是很不好當的。但是《人民文學》恢復的第一期上，仍然推出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這篇小說，盡管限于當時歷史條件有許多不足和不妥，但卻以要把經濟搞上去和要整頓企業這樣具有強烈的戰斗性和鮮明的傾向性的主題，振聾發聵，于萬馬齊喑中表達了黨中央正確的聲音和人民的意愿。發表這樣的作品，主編是擔了風險的。

如果辯證地和歷史地加以看待，袁鷹已經看到袁水拍也是當時政治運動的受害者。至于為人（茅盾、何其芳等）詬病的《人民文學》主編的罪責，袁鷹超越了同時代大部分人，以理解、同情的態度設身處地地為詩人當時的處境著想，讓人看到袁水拍性格背后的復雜性。

徐遲、袁鷹在《序》和《后記》中回顧袁水拍的生平時，均沒有提及他在文革的“自殺行為”。逝去的歷史雖不容假設，但如果袁水拍真的自殺身亡，學界對他的評價肯定是另一面孔。后來的人生命運，正如海外友人們看到的，“卿本佳人，奈何從賊”，有惋惜、責備，但“更是深知其人的體諒”，他的悲劇“是某一類知識分子的共同悲劇。”

《袁水拍詩歌選》最終選輯198首，徐遲、袁鷹的編選篇目的框架結構是這部詩歌選集定稿的基礎，是研究界觀察徐遲、袁鷹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學觀念、政治觀念的重要材料?！对脑姼柽x》相關詩歌篇目的來源分布圖，這里簡單予以說明：

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入選詩歌，主要集中在《人民》（新詩社1940年1月，選錄十七首）、《向日葵》（美學出版社1943年5月，選錄十二首）、《冬天，冬天》（遠方書店1943年11月，選錄二十二首）、《沸騰的歲月》（新群出版社1947年4月，選錄三十八首）、《馬凡陀的山歌》（生活書店1946年10月，選錄二十三首）、《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生活書店1948年6月，選錄二十二首）、《解放山歌》（新群出版社1949年6月，選錄八首）七部詩集里，考慮到有重疊的詩篇（《人民》與《向日葵》就有《不能歸他們》《雨中的送葬》《陸地上的船》《祖國的憂郁》《悲歌》五首重疊），實際選錄總數為一百三十七首。

人民共和國以來入選的詩歌，主要集中在《華沙?北京?維也納》（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11月，選錄十七首）、《歌頌與詛咒》（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選錄二十四首）、《煤煙和鳥》（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7月，選錄七首）、《春鶯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9月，選錄十七首）、《政治諷刺詩》（作家出版社1964年11月，選錄一首）、《云水集》（文革前編訂，未出版，選錄十一首），另有未入集詩歌九首。除去重疊的詩篇（《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之間就有《“溫和派”艾契遜升官記》《迎接巴黎世界和平大會》《美國駐滬領事的請帖》《黑暗的審判》《可恥的失敗》《在西伯利亞火車中》《兩個耳光》《一幅崩潰的大廈里》《印度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擁抱》《地球上各處的人都來到了維也納》《阿根廷兒童說話》《蘇丹青年》《向偉大的和平戰士的英靈致敬》十七首重疊；《煤煙和鳥》《春鶯頌》之間就有《新的歷史今天從頭寫》《紅色的戰斗機群》《我們要喝時間賽跑》《太陽鳥》《青年女工》《第3924輛汽車》《資本的廢墟》7首重疊），實際選錄詩歌總數為六十一首。

徐遲在序言中說到，《詩四十首》和《春鶯頌》明顯帶有作家自選集的“性質”，是他編選過程中的參照藍本?！对娝氖住分饕槍Φ氖恰霸诮夥徘笆觊g（一九三九-一九四九年）所寫的一部分詩，選自過去出版過的幾本詩集：《人民》《向日葵》《冬天，冬天》《沸騰的歲月》《解放山歌》。從一九四四到一九四八年，以‘馬凡陀’筆名發表的作品，不包括在這里?！薄洞胡L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建構的大型文藝叢書，主要是為十周年的國慶獻禮，“是我從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到一九五九年夏季所寫的詩”，所收錄的詩歌主要來自于《華沙?北京?維也納》《歌頌與詛咒》《煤煙和鳥》三種詩集。還有部分沒有入集的詩歌，應該指的《云水集》和晚年創作的幾首詩?！洞胡L頌》收錄詩歌總計四十七首，編選到《袁水拍詩歌選》的僅僅十七首，占的比重三分之一強，但與這三部詩集詩歌的篇目總量相比，還是顯得非常的少。

從詩歌選的正式出版篇目來看，袁水拍的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入選詩歌總計為一百三十七首（來自六部詩集），此后的詩歌集入選六十一首（來自七部詩集）。以詩人的詩歌創作生涯來衡量，1949年10月后袁水拍的詩歌創作并不少，但兩位編選者都對人民共和國以來的這些詩歌表達出不滿，“他已不再是一個唱諧謔調的山歌歌手，更談不上作一個熱情奔放的抒情詩人。他只能寫一點淡而無味的政治諷刺詩，說教式的論說文”“難以避免知識分子的某些弱點，并且不能逃脫由于歷史和社會種種原因形成的對知識分子的厄運”。文革后至逝世前，袁水拍的詩歌發表數量不多（筆者統計，共7首），兩位編選者對這些詩歌的態度并不一致：徐遲認為“不如早期的詩歌那樣生氣勃勃”，袁鷹則認為“這些詩歌在藝術上可能不及中年時期那些享有盛譽的力作，更說不上是他一生詩歌創作的峰巔，但也許算得上一首雄壯的交響曲中一個和諧的休止符。”從這個細節性評價來推斷，編入詩歌選內的1982年公開發表的七首詩歌，顯然是袁鷹的編選意見。這也讓人看出：袁鷹試圖體現出袁水拍詩歌創作的內在線索，“從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體上總是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值得注意的細節是，袁水拍的兩首特殊的詩歌《搖頭》《官僚架子滾開！》亦列入。《搖頭》發表于《人民日報》1957年4月18日，是鳴放時期很有代表性的詩歌?！豆倭偶茏訚L開！》發表于《人民日報》1957年5月10日，針對當時的官僚主義作了辛辣的諷刺。它是對轟動一時的“左葉事件”的諷刺，差點讓袁水拍“跌入‘右派’深淵。”這兩首詩的入選，編者尤其是袁鷹的意圖很明顯，試圖讓讀者看到袁水拍諷刺詩歌寫作的內在脈絡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曇花一現。

應指出的是，《袁水拍詩歌選》的出版可以看作是袁水拍的老友們為詩人文學正名的一次集體行為，“為選集出版盡力者均系作者生前好友”，徐遲、袁鷹承擔的具體編選工作最為繁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老友們的名字響亮地結集在書內，不僅有徐遲飽含深情的《序》、袁鷹傾訴真誠情誼的《后記》，還有郁風參與設計的書籍封面（向日葵），丁聰為詩歌繪制的插圖五幅（《大人物狂歡曲》《主人要辭職》《美術家的難題》《民國三十五年的回顧和民國三十六年的展望》《萬稅》）。書前的插頁顯然也經過精心篩選，除了作者本人的家庭生活與創作相關圖片，還選輯了袁水拍與友人的合影圖片三幀，分別是：《作者與艾青、力揚在北京》（1949年）、《作者與徐遲在北京》（1975年）、《作者與袁鷹、方成在北京》（1960年）。華君武刻畫袁水拍生活細節的漫畫《袁水拍除四害》，亦收錄其中。郁風1940年為《人民》出版設計的封面，放置在書前的插頁里。

面對袁水拍這樣一位在政治上有污點的詩人，徐遲、袁鷹、郁風、華君武等生前好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明的政治態度，顯然值得研究界好好反思?！对脑姼柽x》的背后，參與編選過程的人們突破的，不僅是對袁水拍詩歌歷史的史料立體呈現，更是一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觀念突破的標志。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思想與文化中，這仍舊給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一定的反思空間。

結束語

1976年11月28日，身處文壇邊緣的穆旦在給巴金的信札中提到袁水拍，“聽說袁水拍正在挨批，因為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大概為‘四人幫’污染了，很可惜?！薄昂芸上А边@三個字，表達其對袁水拍文學才華的惋惜。袁水拍希望自己的文學創作能面世，這從1980年4月8日給劉嵐山的信札可看出。1976年10月至1982年1月前的特殊政治語境下，未作政治定論的袁水拍想要發表作品何其艱難，可能他的文稿轉給的不僅僅是劉嵐山這樣信任自己的摯友。遲至1982年第3期《詩刊》刊登了他的《漢俳學步》組詩。這是袁水拍的名字在文革結束后的首次詩壇亮相。他參加的第一場公開的文藝活動，應為1982年1月14日《詩刊》編輯部舉辦的創刊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徐遲看到的袁水拍是“一個疾病纏身、異常頹廢的老人”。1982年4月上海《新民晚報》復刊時，趙超構曾給袁水拍熱情復信和約稿。這對處于政治困境中文學作品發表頗為艱難的袁水拍來說，無異于一種特殊情感期待。

徐遲在編選《袁水拍詩歌選》的過程中，欲言又止的語氣里飽含對老友人生命運的感慨：既有痛恨，更有惋惜。他說，“詩人要桂冠，勿要烏紗帽”，表達的依舊是袁水拍晚年的政治失誤，但他看到了袁水拍中國新詩史的貢獻?！对脑姼柽x》因體量的限制最終舍棄了譯詩，徐遲希望“將來可以另編一本譯詩集”。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籌劃并出版“詩苑譯林”叢書時，徐遲向主事者彭燕郊建議“可以出一本袁水拍的譯詩”，但彭燕郊“當時不便答應?！母铩胚^去沒好久呢?！边@也從側面證明，1979年《中國新詩選（1919-1949）》重版時，臧克家內心的緊張心態，是很正常的。雖然彭燕郊沒有答應徐遲，但徐遲仍未放棄，1984年第3期《外國文學研究》提前刊出《袁水拍譯<聶魯達詩文選>再版序》，談到袁水拍翻譯聶魯達詩的意義：“這次湖南人民出版社《詩苑譯林》收入并重印的這本書，原來只有九首詩，現補入發表于五十年《詩刊》創刊號上袁譯的一首《國際縱隊來到馬德里》，共得十首。這十首詩是奈魯達的代表作，是詩中之詩，是不朽的名篇。譯者雖是從英文轉譯它們的，但是，眾所周知，詩只能由詩人翻譯，所以袁譯的這些詩確是能保存原詩詩味的珍品?！边@個出版計劃最終夭折，但研究界仍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徐遲對袁水拍的特殊友情。

《新文學史料》曾于1992年第4期、2002年第2期分別刊載劉嵐山的《我和袁水拍》和一組袁水拍專輯文章，這背后離不開牛漢的助推，劉嵐山在回憶錄中曾提及“牛漢囑我寫寫袁水拍?！苯裉炜磥恚瑢Υ倪@位復雜的詩人，如果仍停留在“四人幫”幫派文人集團的政治視野與學術框架里，以政治的眼光回避對他的中國現當代詩歌創作現象的研究，這只能證明研究者還停留在淺層的現象描述上。但是，到底該如何把捉并展開論述，顯然需要智慧，畢竟在研究時也不能回避袁水拍文革后期陷入到幫派文人的怪圈。

由《袁水拍詩歌選》編選的這一歷史經歷和此后《新文學史料》對袁水拍紀念的編輯行為來看，當代文學面對包括袁水拍在內的人（包括臧克家、姚雪垠、浩然、汪曾祺等）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行為與寫作的學術研究時，的確需要一種智慧的學術眼光和態度，才能真正揭開對他們當時復雜的文化選擇的真正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