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黃修己老師193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0年畢業后留校任教。我1972年到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讀書，1975年畢業留校，有幸認識黃老師。1976年冬，系里成立現代文學教研室，我成了現代文學教研室的“小字輩”，名義上是給黃老師當助教，其實是由黃老師做我的指導老師，督導我進修。黃老師要我下決心搞現代文學，并提出五點要求：一是有堅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守道堅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受外界干擾；二是要有“下地獄”的精神沉下心來讀書研究，既要經得住“猛火熬”，也要經得住“慢火燉”；三是要有古代文學、文藝理論、外國文學作基礎。現代文學當然有與古代文學的淵源，然而更直接給以影響的是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歐文學和俄羅斯文學，有了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這兩根拐棍，才能站穩腳跟；四是要有比較，要擺脫前人和名家學說的束縛，思想要開闊，不要做井底之蛙；五是要有一個好身體，身體好才能拼搏，這是最大的本錢。

除此之外，黃老師說得最多的是做學問要有真切的藝術感受力，要有氣魄，敢于超越，大膽講出自己獨得的見解，并幫助我擬定必讀書目。在談到以誰為楷模時，黃老師對個別追隨權勢沉浮的風派人物深惡痛絕，說他們不做學問，全憑政治，“踩踏時唯恐踩踏得不狠，吹捧時唯恐吹捧得不高”，希望我把專業和學問放在第一位，做一個稱職的教員。并再三叮囑說學習是持久戰，要想在學業上有成就那是一輩子的事。他舉出幾位四十歲左右就出了名的學者，后續無力，權威成了“明日黃花”，要我從中汲取教訓，確立較高的目標和追求，自強不息，永不懈怠。

黃老師的這些教導，正是他的從教經驗和科研心得。他自己就是這么做的。秉持這種世界觀和方法論，黃老師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治學特色可以歸納為四點：一是打通現當代研究，趙樹理研究就是打通現當代的范例；二是由“專”到“博”，由研究趙樹理起家，擴展到整部文學史；三是走史論相結合的道路。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簡史》和《現代文學發展史》，都是論從史出的成功之作；四是從“史料”里找“文獻”，從“文獻”里找“史料”，《新文學史編纂史》被譽為是“專精”與“博通”的交融。黃先生靈敏睿智，極想有為，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第二代學者”中的佼佼者，走的是一條創業的路，《趙樹理評傳》《現代文學發展史》《新文學史編纂史》都極具“學術上的沖擊力”。更難能可貴的是黃老師是教授中的通才，“研”“講”俱佳，聲情并茂。論著有雄辯的特點，口才也是超一流。課堂上的黃老師激情洋溢，幽默風趣，常常語出驚人，聽眾沒有不夸贊的，說他像個演說家。

我在系里講的第一堂課是《小說的藝術構思》，時為1976年11月29日，當時講了什么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備課時向黃老師請教過。講過《小說的藝術構思》沒多久，黃老師到我家商議下學期的教學計劃，要我在他講授的現代文學課上也講一個專題，是30年代的文藝。

這個專題分兩次講。春節后我開始備課，黃老師多次登門指導，告訴我說讀歷史要注意年月日。又說不怕不懂不會，就怕不思不學。“學問”二字的含義就是“學”和“問”。“問”能看出一個人的思考、思維、邏輯、方法和風格，很多人怕露怯不敢“問”，希望我不要怕難為情，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遇到疑難問題可以隨時去問他，不過自己的路還得自己走。

這之后，黃老師講文學史課總會安排我在他的課上講一兩回，希望我通過鍛煉，在實踐中多感悟，積累經驗，盡早獨當一面。見我有畏難情緒，黃老師開導說：“一堂課50分鐘，只要有5分鐘是你自己的，就可以了。”隨后講到他的閱讀體會。他說讀一篇文章，能記住一兩句話就很不錯。《人民日報》發表了那么多社論等文章，他能記住題目的只有“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了61個階級兄弟”“小車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產主義”。用這些切身的體會激勵我打起精神，確立自信。“一堂課50分鐘，要有5分鐘是你自己的”，這“自己的”，指的是原創性的，是自己的創造和突破，這個要求是很高的！ 可在40多年前確實成了我走上講臺的源動力。我敢于走上講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了黃老師這番話的鼓勵。

黃老師的志向十分高遠，對我的期望也格外殷切，這在我的日記中時有記載。1977年5月5日記：“上午講課。”5月6日記：“黃老師留條：‘堅定信心把課講好’。”那時我住在校內19樓，黃老師住在校外承澤園。按說黃老師親臨課堂聽過我的課，有什么意見課間課后就都跟我說過了，第二天又特地趕來，一定是他又想起來什么，覺得非叮囑不可，只因那時不像現在這樣有電話有手機可以隨時聯系，讓他撲了空。可這張紙條讓我特別感動。

值得回憶的事情還有很多。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集體學習多，各種觀點可以暢所欲言。組織生活多，“批評和自我批評”成了常態。聽到有關我的批評，黃老師總會及時告訴我，要是批評得對，會提出整改的建議；要是受了委屈，也會開導我“風物長宜放眼量”，諄諄教導只能用耳提面命來形容。生活上的關懷，也是無微不至。大約是1984年，黃老師家買了彩電，就常常約我到他家看電視。那時彩電還是個稀罕物，我到他家看過好幾次，覺得那是一種享受。看電視的間歇也談讀書和進修，因為有師母以及公子水清和女公子水嬰在場，氣氛十分輕松，但記憶是深刻的。有一次談起魯迅先生的《讀書雜談》，黃老師特別推崇這兩小段：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里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后決擇而入于自己所須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62―463頁）

“腦子里”不要“給別人跑馬”“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使所讀的書活起來”，黃老師用魯迅的話教導我要有獨立精神和奮斗精神，并一再強調“一堂課50分鐘，要有5分鐘是你自己的”。我深知遠未能達到黃老師的這一要求，但黃老師的話我一直銘記在心里，常念常新。

1987年黃老師調離北大，千里迢迢到中山大學執教。系里的老師都感到很詫異，直到今天還在說黃老師真不該走。一些年輕的朋友知道黃老師要調離北大，都要我勸黃老師留下來，我哪里勸得了呢！ 黃老師看似隨和瀟灑，其實是很強韌的，他認定的事情一定會堅持到底。見黃老師留不住了，朋友們都為我惋惜，說黃老師這一走少了一位提攜我的老師。讓我感到很欣慰的是，黃老師到中大后對我的指導從未間斷過。北大仍然是黃老師的“精神家園”，黃老師仍然把我視為他的助教苦心栽培。見面少了，精神上卻更親近了。黃老師對學問懷著熱愛，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被評為“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家”。盡管教學和科研都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但他仍然不斷地拓寬研究領域，攻堅挫銳，精進不懈，同時也熱切地盼望我在教學和科研這兩個環節都能有進步。

近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授與黃老師“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并與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聯合召開“黃修己先生學術研究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主辦單位安排我在會上作主題發言，我把黃老師對我的教導和鼓勵歸結為兩句話“致學存乎心，補拙莫如勤”，與朋友們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