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會議勝利召開掀開了中國歷史嶄新的一頁。相對于其他年份來說，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也顯示了不平凡的氣象。這一年《湖北日報》“東湖副刊”、《長江日報》“江花副刊”、《長江文藝》《芳草》《長江文藝評論》《新文學評論》《長江叢刊》等評論刊物（欄目），或以對話的形式，或以專欄的形式，或以專論的形式，為孵化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本文所涉及的評論文章，有不少來源于上述文學報刊。除了陣地建設，從文學批評對象的拓展、文學批評路徑的豐富、文學批評觀點的創新上，呈現出融合與深入的特點。2022年度湖北文學批評的特點體現在以下三個領域上體現最為突出：新時代文學理論的探討與開掘、跨學科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上的新進展、文學經典化探討的新思路。本文擬從上述三個方面對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展開討論。

一

新時代文學理論的探討與開掘

隨著新時代的歷史進程的深入，新時代文學作為一個重要的、自覺的理論概念浮出歷史地表。2021年10月16日，中國作協黨組在《求是》雜志2021年第20期刊發《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這篇文章被認為是文學界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命題。《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對新時代文學的歷史方位、內涵、立場和創新創造等一系列現實話題和理論話語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提煉，突出強調文學在新時代所蘊含的強大力量以及時代使命。2022年《文藝論壇》邀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吳義勤和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周新民聯袂主持“新時代文學研究”專欄。至此，新時代文學以其鮮明的理論新質得到了比較深入的探究。《文藝報》《天津社會科學》等重要媒介也紛紛發文探討新時代文學內涵與特質。在新時代文學理論內涵探究和具體問題探討上，湖北文學批評界可以說走在全國前頭，無論是在專欄組織還是專文探討上，都有亮眼的成績。

湖北批評家李遇春在新時代文學理論的探討上可謂用力甚勤，在多個方面都展開思考。在《新時代文學的理論特質與創作管窺》一文中，李遇春認為新時代文學在人民性、時代性和傳統性上都呈現出了新的理論特質。在人民性上，新時代文學致力于以文學的人民性話語為中心，同時將其與人性、民族性、人類性等話語融為一體，創造出“新人民性”。新時代文學又致力于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時代性，試圖站在大時代、大歷史的高度，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觀照新時代中國的社會現實生活與歷史，體現出“新時代性”特質。新時代文學還致力于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旨在以更加包容的胸襟復興中國文化和文學傳統，由此體現出“新傳統性”特質。《如何創造新時代的人民史詩》一文則聚焦新時代文學的人民性理論問題，認為新時代文學的人民性在人民主體性、時代主體性和民族主體性等方面，有嶄新的內涵，為創造新時代人民史詩提供了新的藝術路徑。《“人民史詩”與百年中國紅色詩歌》則以具體文學體式為例，探討了人民史詩的思想資源問題。李遇春認為，從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到左翼文學，再到“工農兵文學”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中國紅色文學一直與黨和人民的事業榮辱與共，留下了光輝燦爛的紅色文學經典篇章，是體現“大歷史觀”和“大時代觀”的“主旋律文學”。這種綿延百余年富有生命力的文學為新時代創造“人民史詩”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和藝術借鑒。李遇春強調人民性在新時代文學之中的重要性，在他眼里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他在《從“新人民性”到“話體批評”》一文認為，對人民的理解必須要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結合在一起，人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喜怒哀樂，甚至有內心的痛苦和掙扎的。

湖北批評家通過組織文學活動進一步深化了新時代文學理論的討論。湖北省作家協會于2021年10月26日在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舉行第十五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這次青年批評家沙龍聚焦新時代文學筋骨的討論。《新時代文學的筋骨——第十五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宜昌研討會實錄》對這次討論成果做了全面的記錄。討論會從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煉新時代文學筋骨的內涵與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討論會圍繞新時代文學筋骨的內涵、形態，作家們如何創作出有筋骨的文學作品的路徑與方法，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幾個方面展開討論。討論的問題既有宏觀問題也有微觀創作上的問題，豐富了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內涵與外延。《新農民形象塑造的“得”與“失”——第十一期“東湖青年批評家沙龍”》將新時代農民形象的塑造引入到一個比較宏闊的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視野，在討論中出現了一些很有理論見解的觀點。例如，李漢橋認為，塑造新農民形象仍然要注意人性的復雜性，以避免虛造的農民形象出現概念化和符號化的傾向。陳國和認為，要把與時代同構、精神引領作為農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內涵，同時要把新農民的塑造和如何敘述當下鮮活的鄉村經驗、講述“中國故事”結合起來。葉李認為，應該以一種農村“內視角”的方式去書寫新農民形象。劉天琪認為，塑造新農民形象既要注意發掘新農民所體現的社會政治含義，也要格外注意人物形象的審美價值。李雪梅認為，要注意到本鄉本土成長起來的新農民形象。朱旭認為，新農民形象是具有主體性的農民形象，本質上是對鄉村主體性的發現和重視。方越認為，新農民形象是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主體意識構建的人物。上述觀點從不同方面豐富了新時代文學關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理論內涵，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湖北文學批評家們還對新時代文學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比較深入的探討。蔡家園的《走向寬廣與深邃——關于主題創作的思考》把主題創作看作是主旋律創作在新時代的新發展，是一種立場鮮明的人民敘事，主題創作以描寫人民生活、抒發人民情懷、為時代記錄、為國家存史為創作導向，具有突出的國家書寫意識。該文豐富了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劉波的《介入寫作、現實主義精神和難度意識——兼論新時代詩歌的審美話語尺度》認為，相較于新時期、新世紀詩歌的創作而言，新時代詩人們從內心的喧囂回到創作的常態，對時代現實的介入力度更大，釋放出了更為強大的悲劇精神和人文關懷，體現了新時代詩歌嶄新的內涵。湖北批評界在關于脫貧攻堅文學的思想與價值的討論上也很有特色。陳國和陳詩晴的《論新時代脫貧攻堅小說的藝術價值》認為脫貧攻堅題材中短篇小說的藝術新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構建新時代鄉村精神共同體、書寫新時代農村新人形象、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彰顯在地性的藝術特色等。該文認為，脫貧攻堅小說不僅表現了新時代的鄉村共同體，書寫了一系列脫貧過程中的新人形象，更重要的是能夠以人民為中心來構建故事情節，表現不同地域的特色，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史。葉李的《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書寫如何走向開闊的道路》認為鄉村振興文學要有文學史上包容性，包容相關文學題材與主題。同時也要寫出最深刻的人性狀態，鐫刻大時代里更完整的人，同時，鄉村振興的文學應該向民族敞開、向世界敞開。周新民的《風景：根植于“山鄉巨變”與民族文化》則從風景的藝術呈現的角度，深入細致地探討了新時代“山鄉巨變”書寫與風景之間的深刻聯系。

總體上看來，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在新時代文學理論探討上，既有總體性的理論深度研究，又有豐富的個案探討，為新時代文學的理論建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二

跨學科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上的新進展

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家在跨學科文學批評理論建設和實踐上也收獲頗豐。概而言之，湖北文學批評在數字敘事與網絡文學、生態文學、文學地理學、比較詩學等維度來開展跨學科的文學批評理論探討和批評實踐，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數字技術不僅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而且在敘事領域占據了重要位置，對經典敘事學構成了顛覆性的挑戰。因此，重新思考敘事學基本理論成為敘事學理論擴展的一個重要方向。胡亞敏的《數字時代的敘事學重構》是一篇系統論述數字時代敘事學理論新變的作品。胡亞敏認為，當下出現了超文本小說、互動影視作品和人工智能寫作等三種數字敘事的類型。這三種數字敘事對經典敘事學提出了嚴重的挑戰：視角和敘述者不再處于敘事的焦點、敘述時間的空間化、二元對立結構的坍塌。與此同時，呼喚新的敘事規則和審美體驗的新的敘事類型出現了。胡亞敏注意到，數字敘事是一種具有高度互動性的敘事，“交互”成為數字敘事與經典敘事學的最顯著的區別，碎片化已成為數字敘事的常態，基于感覺經驗、具有全身心地愉悅的快感成為數字時代敘事的新的審美體驗。胡亞敏對于數字時代的敘事學理論框架和基本觀點的建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黎楊全一直堅守網絡文學研究，醉心于網絡文學理論建構與批評實踐。與一般性的技術分析、文化分析不同，黎楊全的網絡文學理論建構一直從印刷時代與網絡時代敘事的差異入手，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網絡文學理論與批評特色。《加速、重置與日常化：網絡多維時間與藝術的變革》一文從網絡文學的多維時間和印刷文化的一維時間的差異性入手，分析了網絡文學在時間處理上的特性。文章認為，時間重置帶來了新的藝術可能性，在時間重來的故事框架中，借助虛構與現實的本體越界，實現游戲與敘事的融合，成為當代數字藝術創造力的源泉，時間的日常化造成藝術共享時間的縮減，彈幕積累了碎片化時間，形成虛擬的共時性，帶來文藝接受與生產機制的變革，在文化象征形式上，呈現了由印刷時代敘事文化走向網絡時代數據庫文化的趨勢。《從網絡性到交往性——論中國網絡文學的起源》一文在確認網絡文學的起源上另辟蹊徑。網絡起源說一般有以下幾種：1996年的“金庸客棧”、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等作品形成了網絡文學這一“現象”“網生起源說”等。黎楊全還是從印刷文學和網絡文學的根本差異入手，認為交往性是中國網絡文學的獨有特點，它呈現了互聯網這一特殊交流媒介興起后文學活動的深刻變遷。他認為，對中國網絡文學的本質屬性的認識應從網絡性走向交往性出發：交往人群數量的多少、交往頻率的密度大小，決定了它可以有多種類型、多種發展的可能性。由此，黎楊全認為，ACT（1992年海外華人在Usenet上開設了alt.chinese.text）是中國網絡文學的起點。

生態文明是新時代治理建設的重要內容，具有和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處于同樣重要程度的文化建設內涵。中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就有作家和批評家關注到生態文學，至新世紀生態文學創作開始成為一股強勁的文學潮流。與此同時，生態文學理論建構和批評實踐也成為一股重要的潮流。生態文學理論與批評借鑒生態文化介入文學研究，具有典型的跨學科屬性。汪樹東多年來一直從事生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研究，對于生態文學理論建構和批評具有持久的思考。《當前生態文學熱潮及其啟示》比較系統地討論了生態文學的特性。他認為，中國的生態文學體現了中國精神與中國經驗。中國的生態文學一方面是對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及時回應，另一方面，它實現了中國文學人學視野的后現代超越。此外，他還認為，生態文學是要重新打通與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態智慧的秘密通道，是重建大自然近于神圣的價值地位。汪樹東對于生態文學的談論不是簡單地橫移西方生態文學理論，而是結合中國自身文化傳統來考察，這是他的理論探究上的特色。《詩歌與生態的融合與交響——當代生態詩歌發展綜論》一文以當代詩歌史為研究對象，梳理了當代生態詩歌發展的歷程和價值。汪樹東認為，當代生態詩歌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為中國新詩重塑了生態維度、為中國新詩重振了地方維度、重新復活了古典山水田園詩歌的文學傳統、促進了當代生態文明建設。汪樹東的《為大自然布道——論傅菲的生態散文》一文認為，傅菲的生態散文倡導自然萬物共生共榮的生態倫理。在表達方式上，汪樹東認為傅菲的生態散文自覺接受了華夏古典詩詞的美學浸潤，從而構建了人與自然、寫意與寫實、古典與現代交融的山地美學。

文學地理學也是重要的跨學科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的理念自從晚清萌發以來，歷經百余年的發展，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相對成熟的跨學科研究方法。湖北文學批評界也有學者投身于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劉保昌、劉川鄂、鄒建軍、李莉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代表。文學地理學研究慣常著眼于一地文學上特殊性，往往難以從整體性的視野來觀照文學的發展狀況。因此，條塊分割是當下文學地理學研究面臨的較大問題。劉保昌的《地域文化視野中的兩湖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版）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上有新的創建。該著從兩湖（湖北、湖南）歷史性上的整體性、現實性上的共同性，來探究兩湖文學的特征、審美價值、思想意義。這種整體性觀照地域文學的視野，對于當下文學地理學研究有啟發意義。劉川鄂的《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是一篇總結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與實踐的文章。除了梳理新時期文學地理學發展歷程之外，文章還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整合提出了看法。文章認為，與文學地理學相關的核心概念“地域文學”“區域文學”“地方路徑”，缺乏明細的整合，導致在使用時出現了自說自話的理論困境。這篇文章對于文學地理學的理論建構走上自覺道路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

鄒建軍的《以詩的方式建立一個“地理中國”——楊克詩歌中的“愛國主義”新形態》討論了詩人楊克的創作呈現“地理中國”的美學追求。鄒建軍認為楊克最近二十年特別關注與自己的祖國相關的自然地理現象和人文地理現象，從詩人的自我身份出發，力求以一種全新的詩歌話語和藝術技巧，建立起一個地理上的中國：一是建構了以自然地理為對象的中國；二是建構了以人文地理為對象的中國；三是建構了以地理感知為起點的中國；四是建構了以地理想象為途徑的中國；五是建構了以高科技空間為視點的中國。鄒建軍的這篇文章其實不僅僅是簡單地運用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視角來觀照楊克的詩歌，而是把文學地理學和講述中國經驗有機結合，把中國精神與文學地理學研究有機結合，值得重視。

李莉的《文化傳播視域下的少數民族文學地理創作》將文學地理學和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結合起來，認為少數民族作家一旦將“本土”“本族”“陌生”的地理知識和文化知識融入創作，其文本產生的“陌生化”效果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她還引入傳播學的視角，認為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學地理寫作對本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傳播亦具有超越預期的效應。李莉的文章擴寬了湖北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視域，對于湖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具有重要現實價值和意義。

比較詩學是近四十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野，也是文學批評廣泛采用的方法。不過，在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階段，比較詩學的視野以比較、辨析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為基本思路。新時代比較詩學的運用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基于文明互鑒的基礎上來使用比較詩學是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的重要特色。在比較詩學理論探討與實踐中，也有湖北文學批評的聲音與特色。

樸婕的《“人民”眼中的世界——1949-1965年間中國文學的世界書寫》討論中國文學呈現出來的多層次的世界。文章認為，這一世界形象不僅因時代而動態變化，也包含“冷戰”二元對立、被壓迫人民的反抗與團結、資本主義世界的內部沖突、古典文明的傳承等多重圖景。同時，文章運用比較詩學的視角來解讀中國文學建構多層次世界的努力，認為中國基于自身的文化主體判斷，建立了一個多維度的立體世界，中國也在世界書寫中確認了自己的主體性、文化特征和未來發展方向。基于文明互鑒基礎上的比較詩學的運用，發掘了建國后中國文學主體性的建構歷程和特點，頗有新意。這應該是文章在2022年度中國文聯“啄木鳥”杯推優中勝出的一個重要原因。

朱旭的論著《中國文學傳統與北美新華文小說》也是基于文明互鑒基礎上運用比較詩學來開展文學批評。朱旭認為，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北美新移民華文作家們，接續未完成的“五四”使命，以跨域、跨文化的視角，站在全人類的高度，由批判國民性轉化為凝視民族性。文章在此基礎上探究北美新移民華文文學在西方思想、文學外發作用下，對內生的中國文學傳統進行的革新與創造性轉化。論著從民族性話語言說主體的精神建構、民族性話語言說話題、民族性話語言說方式的角度進行觀察、探討，以中國文學傳統的承接和創造性轉化為內在線索，彰顯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的主體性問題。雖然研究對象和樸婕的文章有所差異，但是二者的研究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位年輕學人體現了湖北文學批評的新氣象。

三

經典化探討的新思路

文學批評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篩選優秀作品，為作家、作品經典化提供重要的基礎性和關鍵性支撐。如何發掘作家和作品的文學史價值是文學經典化的必由之路。這個工作既包括為已經經典化的作家、作品提供新的經典化內涵與路徑，也包括為尚未納入經典化的作家、作品提供經典化參照。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在作家、作品經典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新的探討。

劉醒龍是一位經典化的作家，這是不容置疑的文學史事實。他的小說《鳳凰琴》《天行者》也是經典化的作品。對于劉醒龍的文學史定位一般是從現實主義文學史的角度來展開討論的。但是，李遇春的《重構中國知識分子傳奇的敘事傳統——從〈鳳凰琴〉到〈天行者〉》另辟蹊徑，從中國傳奇敘事傳統的創造性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角度來確定《鳳凰琴》《天行者》的嶄新文學史價值，從另外一個角度確立了劉醒龍作品的經典性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李遇春認為，劉醒龍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傳奇敘事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藝術探求，繼承了從吳敬梓到魯迅的中國知識分子傳奇敘事的批判精神或啟蒙傳統。以從吳敬梓到魯迅的知識分子傳奇敘事的文學史線索來確定劉醒龍的文學史經典地位，這種理論發現的確富有新見。

無獨有偶，周新民的《不一樣的〈如果來日方長〉》也注意到劉醒龍延續魯迅傳統來敘述災難、疫情的視角，該文也是以魯迅為文學史坐標來確立劉醒龍的文學史價值。文章認為，劉醒龍的《如果來日方長》所采用的敘述疫情的方式，是中國文化的內視角敘事。這是魯迅之后的中國作家敘述災難、疫情的主要視角，有別于西方文學敘述災難和疫情的敘述方式。由此，周新民認為劉醒龍的《如果來日方長》延續了其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小說創作強化日常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的創作道路，讓瑣碎的日常生活有了別具一格的價值和意義，從而確立了與“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所書寫的欲望敘事、日常敘事完全不一樣的文學史路徑。周新民認為劉醒龍對于日常生活敘事的價值和意義敘事，拯救了日常生活敘事審美的庸俗化傾向，他的研究從另外一個路徑確立了劉醒龍的文學史經典地位。

對于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的高度發掘，是近些年文學經典化的重要路徑。湖北批評家也注重從文學傳統轉化的角度來厘定作家的文學史價值，常常有新意呈現。葉立文的《道德辯難、意圖痕跡與“當代性”問題——重讀〈分享艱難〉》從劉醒龍的《分享艱難》對中國傳統小說的“雜體”特征出發，探究了《分享艱難》在思想表達、道德沉思、反映現實等方面的獨特性。這是闡釋《分享艱難》這部經典小說的獨特理路。湯天勇的《在閎約深美的路上——劉醒龍論》從劉醒龍小說傳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史傳傳統”與“抒情傳統”的角度來確認劉醒龍小說的重要價值。正是這兩種傳統，確立了劉醒龍文學創作的重要特征：深沉的歷史情懷、史詩風范、對于大善與大愛的張揚。

王仁寶的《二元補襯和而多諷——於可訓教授文學創作論》認為，於可訓的小說創作采用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互補的“二元補襯”模式，在文化上充分發掘了鄂東自古文化混雜性特征，將道教、禪宗、儒家思想化入作品。樊星的《命運如煙，詩意如歌——讀格非小說有感》也是從中國古典傳統的角度分析格非的小說。樊星認為，從《錦瑟》和《涼州詞》開始，格非的小說開始對古典詩意進行改寫，“江南三部曲”以中國古典詩意的筆觸寫出了傳統文人的襟懷，都接通中國“詩意”傳統。葉李的《故事“新編”與文化“探真”——論吳仕民長篇小說〈佛印禪師〉的寫作策略與文化意識》也偏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發掘。葉李認為，吳仕民的長篇小說《佛印禪師》以中國傳統“文化典型”為書寫的出發點，重鑄中國思想文化的理想文化人格。江清和的《為一群行走鄉野的民間文化人樹碑立傳》發現了李專散文對于咸寧的文化和文化生態的發掘的重要意義。楊彬的《回望故土用筆留下被風吹過的人和事》發掘了謝倫散文的“文化鄉愁”底色，肯定了謝倫散文在表現中國文化根性上的價值和意義。陳國和的《〈崇山之陽〉：地方志鄉土散文的藝術探索》發掘了李專散文的地方志意義上的文化價值。劉波的《民俗風、返鄉記憶與人文地理學——論溫新階散文寫作的幾個面向》肯定了溫新階散文的民俗文化的記憶，肯定了他的散文在書寫文化鄉愁上的獨特性。

把評論對象納入到文學史視野中來考察是經典化的重要思路。總體來講，在這一方面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內容很豐富，恕不一一展開。僅以於可訓先生在《芳草》雜志主持的“新世紀批評家檔案”專欄為代表來做典型性分析。“新世紀批評家檔案”顧名思義要著眼于新世紀有影響的批評家。專欄對這一批批評家展開集中的、多維度的研究。尤其是於可訓先生撰寫的“主持人說”值得注意。它不僅僅敘述當期批評家的特點，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從文學史視野中來考察批評家的價值。例如，於可訓先生認為，他認同賀桂梅關于自己的學術“原點”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完成的說法，進一步從批評史的視野來厘定賀桂梅的文學批評特色與價值：“這個‘原點’確立之后，她就開始以她自己意識到的獨特的‘這一個’，與此前的八十年代的學術和批評展開對話。這個對話，不但使她從八十年代的學術文化和文學批評中，發現了許多不同于九十年代的異質因素，同時也發現了這前后兩個年代之間的聯系與變化。進而又由此上溯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乃至五四和中國古代傳統，從中提出了許多當代學術文化和文學批評必須面對的‘中國問題’。”賀桂梅作為九十年代孕育的批評家和八十年代孕育的批評家譜系和特征之間的“異質因素”，使得賀桂梅的文學批評富有新質。在關于李云雷的評價之中，於可訓先生把李云雷文學批評的特點置于當代文學批評史視野中來考察，發現了李云雷和胡風、周揚的文學批評之間的歷史聯系：“在李云雷身上，我常常看到他們的影子，如他提倡‘底層文學’和講述‘中國故事’，跡近胡風的敏銳，而對‘新文學的終結’和‘新時代文學’的論述，則有周揚的雄視。他自己也說，‘從整體而言，我覺得自己的長處在于對時代與文藝思潮變化較為敏感，能夠率先或較早提出新的思想命題’。”於可訓先生主持的“新世紀批評家檔案”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他注意到了新世紀文學批評家的世紀新現象，更重要的是他從文學史的角度來“歷史化”文學批評。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經典化、歷史化一直是文學史敘述的難題，而文學批評的經典化、歷史化更是少有學者注意。從這個角度來說，於可訓先生主持的“新世紀批評家檔案”的價值就不言而喻。

周新民的《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是一部從文學史的視野出發來研究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著作。當代小說理論主要是小說批評理論，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研究領域。《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發展史研究》把當代小說理論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來研究，考察其歷史的發展道路，發掘在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西方小說理論、現實的社會政治、小說學“四方會話”之中的復雜歷史狀貌。這一文學批評史的經典化思路，和於可訓先生主持的專欄一起構成了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經典化新的圖景。

考察文學期刊與文學史之間的經典化路徑也是湖北文學批評的重點。蔡家園的《日常敘事中的美學新變與精神建構——〈長江文藝〉雙年獎獲獎小說讀札》關注到文學期刊與文學史之間的互動關系。這是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在文學經典化上的新視野。該文從“當今中國文學發展的趨勢與特點”的文學史視野出發，審視《長江文藝》刊發的小說在文學發展態勢中的“樣本”意義，為中國當下文學經典化與文學期刊的關系打開了文學史的視野，避免了從傳播與接受的單一視角來研究文學期刊的單一路徑。竇金龍、翟傳秀的《何以“先鋒”與“先鋒”何為——以〈收獲〉為中心的1980年代“先鋒小說”生產語境考察》與蔡家園的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通過考察八十年代《收獲》欄目設置、文體結構、作家構成特點，編輯、作家、批評家間的互動，探究1980年代小說何以“先鋒”的評價標準，以及編輯、作家、批評家三方對“先鋒”何為的認識考量，挖掘與呈示“先鋒”在1980年代的多重意涵。

文學作品的歷史化、經典化也是湖北文學批評不可忽視的內容。周新民的《有關“屋”的三重敘事——淺談〈有底線的人〉》把荒湖的作品《有底線的人》置于中國當代文學史“造屋”敘事傳統中來考察其文學史價值和意義。李雪梅、李麗霞的《日常敘事、平民英雄與紅色精神的傳承——評牛維佳的小說〈褐紙鴦〉和〈天下母親〉》則把《褐紙鴦》和《天下母親》置于紅色文學歷史譜系之中加以考察。吳佳燕的《“桃花灣”里笑春風——重讀映泉中短篇小說》從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到反思文學的文學流變史的視野出發考察映泉小說的特色，充分發掘了映泉小說的思想內涵和藝術追求。朱旭的《離開的意義在于回家——讀林白〈北流〉》把《北流》放到林白文學創作史中，來厘清《北流》在林白所構筑的“文學的故鄉”上的價值和意義，勾勒出林白的從“離開”到“回家”的創作軌跡。

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在新時代文學理論的構建與實踐、跨學科理論的探討、文學經典化新路徑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稱道的成績，這是不容忽視的。這份成績的取得與文學領導和組織的引導分不開，也和湖北學術界的努力有必然的關系，是兩方面通力協作的結果。2022年湖北文學批評如果說有所遺憾的話，主要有兩點：一是在文學批評理論建設和實踐的前沿領域尚未充分展開，文學批評界投入的精力、產出還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湖北學術界雄厚的學術實力尚未轉化為強大的文學批評理論和實踐的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