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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評論董狐、《左傳》評論《春秋》，以至于司馬遷之評論《春秋》，以及班彪、揚雄等評論司馬遷《史記》等，都是對后世有很大影響的史學批評見解。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學批評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個問題，即為什么對同一史事會有不同的評論，并試圖從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史通》中有《鑒識》《探賾》篇，是為集中闡述史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專文，因涉及一些實例，讀來不使人覺得枯燥，反而饒有興味。

史學批評的幾種誤區：猜度、穿鑿、憑虛

根據劉知幾的概括，史學批評大致有這樣幾種誤區。

一是猜度。劉知幾針對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的說法，認為這是“強為庸音，持為足曲”的做法。劉知幾從春秋時期“諸國錯峙，關梁不通”的歷史實際，說明“史官所書，罕能周悉”，同漢代“四海一家”史官所具備的條件是不可等量齊觀的。他又舉出《左傳》詳載戎子駒支、長狄、郯子之事，證明《左傳》并不是要通過記載之略以表示“賤夷狄”的思想。他還指出《漢紀》取材于《漢書》，“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并不是有意于“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這是劉知幾在史學批評上表現出來的民族問題方面的鑒識，實為難能可貴。

二是穿鑿。葛洪評論《史記》說：“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于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劉知幾認為這屬于“強為其說”。他指出，司馬遷著《史記》，“馳騖今古，上下數千年”，春秋時期以前，得其遺事者，只有伯夷、叔齊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隨而編次”，屬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他進而論證說，如果一定要認為司馬遷是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那么《史記》所記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等人，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呢。劉知幾從客觀歷史和史書編次兩個方面批評葛洪，所駁甚是。

三是憑虛。隋朝內史李德林在北齊時，曾就《齊書》起元（紀年之始）事與魏收討論，有書信往還。他在答魏收書中有一句話是：“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劉知幾把此事概括為：“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按：即《三國志》——引者），黨蜀而抑魏。”劉知幾是尊漢的，認為劉備“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可是陳壽的評論“抑其所長，攻其所短”。他還認為，曹操是“罪百田常，禍千王莽”式的人物，曹丕也不是像樣的君主，而陳壽對他們的評論，“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知幾的結論是：《三國志》“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陳壽本是蜀漢臣子，后為西晉史官。他撰《三國志》，于蜀、魏關系的處置上，頗為棘手。但西晉“受禪”于魏，故《三國志》以魏為“正朔之國”，在當時實別無選擇。劉知幾尊漢情重，對此缺乏冷靜分析，故認為陳壽“曲稱曹美”，“虛說劉非”，似有未妥。李德林從正統觀念出發，也是尊漢的，認為“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既為蜀人，必當“以魏為漢賊”。應當承認，劉知幾對李德林的批評在總的結論上是對的，而他在批評李德林中涉及對陳壽的許多指摘，有些是難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憑虛之嫌。

如何避免發生“出自胸懷”“妄加向背”等錯誤的史學批評

上述種種誤區，帶有舉例的性質，尚難以概括這一問題的全貌。史學批評的目的，是為了鑒別歷史撰述在史事、思想、體裁、體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優劣，考察史家的素養、職責和成就，探索史學在社會中究竟起了何種作用，以辨明得失，總結經驗，推進史學的發展。那么，史學批評家怎樣才能走出史學批評的誤區呢？或者說，怎樣才能不陷入或盡可能少地陷入這種誤區呢？在劉知幾的史學批評論中，他沒有著意于從理論上來正面闡述這個問題。他的見解，多包含在具體的批評之中，從上文所述可窺其大概。不過，他在《鑒識》篇開篇時提出的“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的命題，對于強調批評者應重視鑒識的錘煉，是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他引用“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的古訓，作為人們提高鑒識水平的途徑，也是有方法論的價值的。他在《探賾》篇中寫道：“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颣，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這是指出了史學批評中應取辯證的態度，不苛求也不掩飾前人。此篇末了又寫道：“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這是總結了史學批評往往是在眾說紛紜中展開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以尋求正確的評價，避免發生“出自胸懷”“妄加向背”等錯誤。他的這些認識，結合他在一些具體的評論中提出的見解，大致反映了劉知幾關于如何開展正確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