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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裔美國詩人、作家王鷗行（Ocean Vuong）2019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大地上轉瞬即逝的絢爛》（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的簡體中文版于2023年夏天上市。在此之前，他已經憑借詩集《夜空穿透傷》（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獲得了T.S.艾略特詩歌獎——這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詩歌獎之一。《大地上轉瞬即逝的絢爛》這本小說延續了他的創作主題：身份、創傷、記憶和愛，2020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

《大地上轉瞬即逝的絢爛》書封

這部小說是一封寫給他母親的信，根據他在康涅狄格州的成長經歷改編，講述了一個名叫小狗（Little Dog）的越南裔美國男孩的成長故事，以及他與母親、外婆和男友的關系。這部小說深刻地描繪了戰爭創傷對移民的影響，以及愛、記憶和美的力量。這部小說被評價為“一部關于美國的小說，也是一部關于人類的小說”。

這本書在2019年成為暢銷書，這一年他還獲得了美國麥克阿瑟獎（又稱“天才獎”）。同年，他的母親因乳腺癌去世。

給永遠不會讀到它的母親寫信意味著什么？這是《大地上轉瞬即逝的絢爛》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本書是一部小說作品，也是一封寫給王鷗行的母親“玫瑰”（Rose）的自傳。玫瑰是越南移民，從未學會閱讀，在美甲沙龍工作了25年。王鷗行有一本與母親去世有關的新詩集于2022年出版，名為“時間是母親”（Time Is A Mother）。

據多家媒體報道，1988年，王鷗行出生在越南胡志明市（舊稱西貢）郊外的一個水稻農場，他的外婆是一個幾乎不識字的越南女人。他的外公是一名參加越戰的美國白人士兵，和他外婆一共生了三個孩子，后來就再也沒回越南。他兩歲時和六位親戚移民到美國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一起住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

王鷗行常說自己是由女人帶大的——他的父親在全家抵達哈特福德后不久因毆打妻子而入獄，夫妻倆很快離婚。他小時候，母親和外婆教他田間歌謠和諺語。他的家人都是文盲，他是家中第一個學會閱讀的人。他11歲才開始閱讀，15歲時曾在一家煙草農場打黑工。他后來在小說中描述了他在農場的經歷。

目前，他往返于馬薩諸塞州北安普頓和紐約市之間，在紐約大學藝術碩士課程中擔任現代詩和詩學終身教授。也是《紐約客》、《大西洋月刊》和《紐約時報》等雜志的常駐撰稿人。他的小說已被翻譯成37種語言。

王鷗行是在他的青少年時期開始寫作的。他曾說，他最初是為了和他的美國外公溝通而學習英語，因為他的外公只會說英語，而他的母親和外婆只會說越南語。他還說，他的寫作受到了他外公的影響。他的外公是一個愛好閱讀的人，給他介紹了很多經典的書籍，比如《了不起的蓋茨比》、《老人與海》和《麥田里的守望者》。

他在高中時就開始寫詩，他說他當時感到很孤獨，寫詩是他表達自己的一種方式。2008年，他去佩斯大學學習市場營銷，希望能養家糊口，但三周后就放棄了。他后來在布魯克林學院受到了詩人和小說家本·勒納（Ben Lerner）的指導，他說勒納教會了他如何把詩歌和小說結合起來，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形式，是他讓王鷗行認識到，寫作生活是可能的。在此之前，王鷗行以為“所有的詩人都是天定的，是政府決定的，是奧巴馬或布什之類的人說，‘你，你，你’。” 王鷗行的外婆死于骨癌，當時他正在布魯克林學習。他后來在紐約大學獲得了詩歌創作的碩士學位，他說他在那里學到了很多關于詩歌的技巧和理論，也結識了很多優秀的詩人和作家。

前《紐約客》編輯Daniel Wenger評價讀王鷗行的詩就像看一條魚在游動：他以肌肉發達的直覺駕馭著英語的各種水流。精確、詩意、有力可能是對王鷗行作品語言最貼切的評價。他的作品充滿了變化、渴望和濃烈的情感，反映了他作為一個越南裔移民、一個作家、一個酷兒、一個戰爭的后代等身份的多重性和復雜性。他的作品常常展示他在文化、語言、性別之間的張力，以及他對自己身份的追求和困惑。

憑借詩集和小說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后，王鷗行在大眾媒體的采訪中逐漸透露他對一些作品主題的看法，媒體曝光度讓他獲得更廣泛的關注。

英語中被忽視的有毒的男性氣概

2019年王鷗行在“塞斯·梅耶斯深夜秀”（Late Night With Seth Meyers）節目中談論他的這部小說，其中討論了語言與有毒的男子氣概之間的關系。在談完他的書以及他的名字來源之后，主持人梅耶斯問王鷗行：“你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即在英語中，‘毀滅’（destroy）一詞是如何被用來定義成功的，尤其是從男性的角度來看。你能談談這個問題嗎？”

“在這種文化中，我們通過暴力詞匯來贊美男孩，”王鷗行答道，“‘干得漂亮’（You're killing it）、‘你賺大了’（you're making a killing）、‘太猛了’（smash them）、‘干翻了’（blow them up）、‘你全力投入了這件事’（you went into that game guns blazing），我認為值得提出這樣的問題：當我們的男人和男孩能夠評價自己的唯一方式是通過死亡和毀滅的詞匯時，他們會發生什么？”

他接著說：“我認為，當他們認為只有當他們有能力摧毀事物時他們才有價值，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種有毒的男性氣概。”

2021年3月，美國亞特蘭大幾家水療中心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以及其他反亞裔仇恨犯罪增加之后，這段2019年的采訪視頻在美國社交媒體上瘋傳。美國反亞裔種族主義并不是這起槍擊案背后的唯一問題，官方稱嫌犯有性癮，將水療中心作為目標是為了“發泄”。所有這些借口疊加在一起，正印證了王鷗行所說的內容：一個年輕人越來越憤怒，將仇恨指向婦女和有色人種，并用暴力——他所知道的唯一語言——來表達這種憤怒。

為少數族裔移民發聲

王鷗行無疑是美國亞裔移民艱辛生活的見證者，他在2022年接受NPR采訪時以外婆和母親的生活工作為例，為移民正名：“難民和移民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他們具有創新精神和創造力。生存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比如，你在夾克的內里縫制口袋放錢等等所有這些事情……我甚至可以說，我的長輩和世界上許多在地緣政治暴力中幸存下來的長輩，都是生存藝術家（survival artist）。”

王鷗行也常常被媒體贊揚他為亞裔美國人發聲，不過，他對身份的劃分和“多樣性”保持警惕：“我認為，‘多樣性’的缺點之一是，它將我們符號化，或者說，它可以將我們符號化為單個傳統中的一個個小分支……比如亞裔美國人、拉丁裔美國人、土著美國人、黑人作家。但事實上，所有這些傳統都交織在黑人思想的陰影下……從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到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再到鮑德溫（Baldwin），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關于自決和自我尊嚴的反對派作品，不勝枚舉。亞裔美國作家就在這項事業的中間。因此，在每一個階段，我都必須說，我在這里是因為這些其他的人。”王鷗行認為必須將自己的寫作傳統歸功于美國的黑人藝術家和思想家前輩，“我總是在他們的蔭蔽之下工作”。

書寫酷兒身份與美國的失敗

王鷗行的走紅無法避開身份寫作這一事實。2019年他在接受GQ采訪時集中表達過有色酷兒身份在美國社會的境況：“很多‘驕傲’游行都被晚期資本主義劫持，將酷兒的身體商品化……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安全、醫療保健權利、保護彼此的法律。對我來說，‘驕傲’必須迅速轉化為‘關懷’。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軌跡，沒有從一個到另一個的橋梁，我就沒興趣了……在很多西方作品中，我們要求凝聚力，尤其是酷兒身體的凝聚力。而我想問的是，當我們的生活無法獲得凝聚力的特權時，我們如何才能寫出有凝聚力的故事？有色人種的酷兒作家要想寫出一個有凝聚力的故事，最終就是要寫一個謊言。”

《大地上我們轉瞬即逝的絢爛》在移民故事中加入了一個具有悲劇性的酷兒敘事脈絡，不過，王鷗行不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故事。他解釋道：“作為一名作家，我知道我不想寫悲劇。我想寫的是美國的失敗。因為當我們想到悲劇時，我們會想到它與酷兒身體的關系：酷兒身體失敗了，所以是悲劇。但我想重塑的或許是，美國的男性氣概本身就是一種失敗，沒有人在其中茁壯成長，包括書中的人物。人們迷失在阿片類藥物中，這是美國的失敗。這并不一定是將酷兒視為悲劇，而是我們所知的美國正處于悲劇的軌跡中。這就是為什么這本書沒有以死亡結尾，而是以一位亞裔美國女性的笑聲結尾，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越南裔美國詩人、作家王鷗行（Ocean Vuong）

對話

王鷗行和他的作品對身份、創傷、記憶和愛進行了令人驚嘆、充滿詩意的探索，小說也引起了許多中文讀者的共鳴。不過，讀者的激動與他關系不大。他是一名佛教徒，現在住在鄉下，非常佛系。在休完了悠長的假期后，王鷗行施施然地回答了一部分采訪問題，雖然簡短但也頗有啟發。以下是他的回答。

澎湃新聞：在閱讀了《大地上我們轉瞬即逝的絢爛》并聆聽了由你朗讀的有聲書之后，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個地方：一個是無處不在的創傷影響，另一個是你作為一個非母語者對英語的理解。我們先看創傷這個主題。書中很多的篇幅寫到越南戰爭給外婆“蘭”（Lan）帶來了精神和身體上的傷害。這本小說在2019年出版的六個月后，世界遭受了一場大流行病的襲擊，導致了廣泛的社會創傷。考慮到這一背景的持續影響，你覺得讀者可能會從“蘭”克服創傷的韌性中獲得哪些啟示？

王鷗行：我不敢說創傷是可以“克服”的，更不敢說文學可以成為克服創傷的媒介。我更感興趣的是用故事構建一個架構，讓讀者在其中體驗快樂和創傷。畢竟，閱讀是一種行為藝術。只有在閱讀之后，文字才會變成故事——而這個夢會在讀者的心靈舞臺上上演。作為一名作家，我沒有刻意追求意義的目標，也沒有想讓人們感受到什么的計劃，這并不是因為我認為抽象是優越的，而是因為我認為那是徒勞無益的，而且會忽視讀者創造意義的自主性。我不愿意將我的作品貼上“創傷”或“戰爭寫作”的標簽，因為我認為它們遠不止于此，這取決于讀者。

澎湃新聞：很顯然，你對語言的感覺很敏銳。你也在很多采訪中表達了你對語言的批判，比如你在2022年出版的詩集《Time is A mother》中有一首《Old Glory》表達了“英語語言如何被用來強化有毒的男子氣概”的觀點。這些觀點受到讀者的高度認可。這讓我想起中國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語言包容性小組”。這個小組提問道：我們有沒有發現，很多中文詞匯的誕生，來自一個個痛苦的人？呼吁人們重新思考日常用語中的權力關系。比如，為什么我們習慣叫客戶們“爸爸”、腱鞘炎也會被稱為“媽媽手”、因為你做錯了事，對方可能會教訓你“你媽沒教你嗎”。當然，也有人反對，認為使用語言應避免過度政治正確。作為一個對語言使用十分精確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語言在現在這個時代的發展？

王鷗行：我沒有聽說過 "語言包容小組 "的這一倡議，謝謝你提供的信息，這是一個迷人而美好的重新發現，也是我以后會思考的事情。

至于語言的演變，我相信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一個詞的意義在于它的使用”。也就是說，是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掌握著語言的最終權力，而我們很快就會死去，下一代人將會根據他們的需要來塑造這項技術。我認為，專注于保留語言的舊的、過時的和原始的含義將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如果把我們在地球上的短暫時光都花在這上面，我們就會生活在過去，無法真正體驗現在或未來。

澎湃新聞：小說開頭引用了中國詩人北島的《同謀》：“自由，不過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距離。” 小說繼而寫道：“牛犢最自由的一刻是籠門打開，它們被趕到卡車上，送去屠宰的時候。所有的自由都是相對的，有時候你以為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不過是籠子越變越大，離你越來越遠。”看起來你贊同北島對自由的詮釋，你是否認為這種詮釋是由亞洲文化中關于自由的歷史敘事形成的？

王鷗行：我認為不可能將亞洲文化歸結為“一種” 歷史敘事，尤其是考慮到這些歷史是如此龐大、錯綜復雜，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例如，日本的“自由”與其帝國主義時期的征服是什么關系？北島的這句話非常有價值，主要是因為它打破了特定的、靜態的自由觀念，堅持自由的相對性（獵物逃離獵人）及其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流動性。這幅圖景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于它對“地方”（land）的關注——而這正是大多數關于自由的論述的落腳點（例如：美國的“自由之地”），而是一個人在這塊土地上的所作所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彼此的所作所為。

澎湃新聞：近年來有關美國亞裔移民的文藝作品多了起來，如《好想做一次》（Never Have I Ever）、《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和《怒嗆人生》（Beef）等都引起熱烈討論，這些對話也已不再關于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作為一名越南裔美國人，你如何理解自己的亞裔身份？關于種族問題，你也在小說里提到一個姓名不詳的黃皮膚尸體沒有被當成“人”而未能獲得公正的判罰，因為當時法律界定人的概念時，只描述了白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你評論道：“有時候，連說出自己是誰的選擇都沒有，就已經被抹去了。”你對移民的名字如何影響他們在新家園的身份和歸屬感有何看法？

王鷗行：我很高興西方出現了以亞洲人為中心的文化敘事，但我在興奮之余也對這種情況能否持續深表懷疑。我擔心美國人的想象力很快就會“厭倦”這股新浪潮，并要求回到過去。因此，我正拭目以待，靜觀其變。

我自己與我各種身份（包括性別身份）的關系是，它們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不能被 "解釋"。我反對必須對生活或藝術中的任何事物進行詮釋的觀點，因為問題在于：為誰詮釋？還有更迫切的問題：為什么？我們不要求白人作家詮釋他們自己。我們不要求披頭士樂隊詮釋他們的重要性。他們的價值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如果這種與生俱來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堅持認為，包括亞洲藝術家在內的所有藝術家都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當我把自己的身份視為需要向別人解釋的東西時，就是我把自己貶低到別人之下的時候——我根本做不到這一點。在這一點上，藝術不再是在創造新的東西，而是在肯定一種對已有事物的錯誤信念。

澎湃新聞：小說中的“我”——小狗（Little Dog）和他的朋友崔福（Trevor）是兩個在性別、毒癮和歸屬感中掙扎的年輕人，你是如何描寫他們之間的關系的？在書寫酷兒群體的愛與欲望時，你面臨哪些挑戰？

王鷗行：在寫小狗和崔福的故事時，我最希望表現的是，他們的性取向實際上是他們生活中的一種財富，它促使他們相互了解，而如果他們是異性戀，這種了解是不會發生的。他們的性取向將他們推向了“第三空間”，這個空間不是由社會為他們提供的，而是他們自己發現的。換句話說，他們的關系開拓了新的領域。通過這種方式，我希望把他們的性取向表現為一種擴張的力量，而不是一種限制的力量，因為在關于酷兒群體的故事中，性取向經常被描繪成這樣。

澎湃新聞：讀者想了解更多你的近況，現在你在馬薩諸塞州教書和生活，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王鷗行：我在鄉下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周圍大多是樹林、玉米地和瓜田，我喜歡這樣的生活。我的朋友大多不是作家，而是農民、面包師、醫生、雕塑家和哲學家。我盡量遠離“文學文化”，堅守平凡的世界，因為無論如何，所有的文學都來自平凡的世界。我一直非常懷疑那些因職業環境和距離而產生的友誼，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犧牲和互惠紐帶，后者存在于職業關系之外。目前，我正在努力做好我弟弟的哥哥，他比我小十歲，四年前母親去世后不久就搬來和我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