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越過他的肩膀

我看見了北方廣袤的城鄉

——韓東《致某人或一個時代》

路遠大哥

認識路遠大概是在1993年。

開始不是見面，而是聽說。沒記錯的話，我是聽王正平老師說的。王正平老師是內蒙古電影廠的編劇，又是作家，他跟我父親很熟，我父親把我引薦給他。有一次我去拜訪他，他跟我說，現在有一個年輕作家剛從錫盟調到呼市工作，這個人非常厲害，國內的文學大刊如《人民文學》《十月》等經常能看到他的小說，最近《當代》剛發了他的一個小說，要改編成電影。他說這個人叫路遠。

那會兒我看的當代作家作品少，很快我把路遠的名字與路遙給弄混了，這成了笑話。等我讀完《人生》后，才知道路遙是陜西作家，而路遠就是內蒙古土生土長的人。這個笑話，后來我對路遠說過，他哈哈大笑，說那時候不止我一個人，好多人都把他和路遙混在了一起。

說起寫東西，是我高考后開始的。那時我是個待業青年，高中畢業后，家里安排我去了一個地方讀中專，那個地方離呼市有五百多公里，我讀了不到一年就不念了。我草率的決定，讓家人傷了心，他們讓我就待在家里，省得惹是生非。我呢，一個大小伙子待在家里干什么，沒事的時候，就看看書，記得看完《少年維特之煩惱》《王朔文集》和蘇童的幾篇小說后，我覺得寫小說沒什么難的，于是就開始寫小說了。

寫出來兩部小說，卻沒找到地方發表。我不知道為什么羞于給雜志投稿，這個毛病好像現在都有，就是投稿之前，我會用很長一段時間來鼓勵自己，才把稿子勇敢地寄出去。

某一天上午，王正平老師領著我來到了《草原》編輯部，這個行為肯定與他跟我父親的交情有關。對于那次場景，我有點忘了，可我知道這是個開頭，這次開頭開得很美妙，我的小說在《草原》1994年第2期上發表，是頭條，責編是路遠。那年我22歲，雖然沒考上大學，但在寫作上依稀找到了些希望。人也從之前的沮喪頹廢，開始變得愛說愛笑起來。

有了幾篇小說的交情，我沒事就往《草原》編輯部跑，感覺那里像是我精神的殿堂，里面的編輯，如白雪林、路遠老師等，如同慈祥的導師。那時經常往過跑的還有辛杰，后來他也成了雜志社的編輯，當時他還是工廠的一個青工。

我記得一個上午去編輯部，那時編輯部在烏蘭恰特舊址那里，好像是三樓或者四樓，忘了，那座樓里有不少單位，比如文化廳還有音像出版社等等。

到了編輯部，門都開著，我到了路遠辦公室，他正舉著單位的電話打電話，看上去他很愉快，聲音也是愉快的，他甚至愉快地把腳放在辦公桌上。他看見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坐，然后繼續愉快地打著電話，我聽了一會兒知道他在跟外地一家電影廠談他的小說改編事宜。

這是個讓我崇拜的背影。多少年后，這個印象幾乎定格了：那個一臉春風的路老師，雙腳放在辦公桌上，笑聲爽朗地談著小說改編。

事實上，我看到的只是個幻影中的路遠。

后來我才知道，當時路遠生活得并不輕松。那陣子他剛剛離婚，從錫盟調到呼市，帶著一個上小學的孩子。這些我當時根本不知道，從他的臉上也看不出，這些來自生活的苦惱。

一天傍晚，我去了他位于團結小區的家找他談小說。那是個建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老樓房，他的房子是租的，里面很簡陋。屋里有個昏暗的臺燈，桌子上擺放著一沓稿紙，很顯然，他正在寫東西。

我想想自己多少有點冒昧。

他似乎看出了什么，就笑呵呵地說，我正無聊呢，你能來，我很高興。

在那束微亮的光線里，我把我目前寫小說的苦惱告訴了他，他認真地聽著，沒有打斷我。等我說完，他就慢慢地開導我寫作不是件著急的事，然后他也開始向我講述他的人生經歷……那時正是深秋，呼嘯的北風從他的窗口吹過，我倆交談的影像，在燈光的照耀下不斷地放大，很久以來，我沒有這么跟人交談過，尤其是比我歲數大的人，我更是怯言。我倆聊得很愉快，路遠將一個本子給我看，打開本子，上面都是他發表的小說，他把它們從雜志上裁剪下來，粘在一個厚厚的本子上，在每一篇下面標注了小說發表的刊物和時間。

這是很厚的一個本子，我沒想到他竟然在國內這么多家雜志上發表過小說。

后來我記得，他跟我說了一句：你應該出去上上學，結識些優秀的作家同行。

我以為他說這話，只是個建議而已。再說那時我正在跟一個姑娘談戀愛，根本無暇思考上學的事情。

讓我沒想到的是，沒過幾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說他的魯迅文學院同學劉恪在北師大要辦一個作家班，問我有沒有興趣。我正在猶豫，他說，去吧，去了，你肯定會開眼界。

果真沒過幾天，我的錄取通知書就來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印象最深的是，馬路上跑的全是黃色的面的。北京很大，大得有點讓人心驚肉跳，盡管我也是省會城市長大的人，可第一次去北京時的那種心悸，現在還能感覺到。

那屆作家班一共七十多人，天南地北，門檻不是很高，當時在班里省刊上發表過小說的，也就是四五個人，我記得最厲害的就是湖北的陳闖（后來他改了筆名叫普玄）。班主任一個是劉恪，另一個是王一川。那時王一川在北大，見他的面少一些，見的多的是劉恪。那時劉恪三十多歲，他是很負責的老師，印象中他特別喜歡先鋒派小說。他的《紅帆船》等小說剛剛發表不久，文壇上反響很大，而且他娶了一個更加有傳奇色彩的作家老婆——陳染，為此我還專門去他家拜訪過，目的就是想去看看傳說中的陳染，可惜沒看著，后來我才知道，那會兒他們已經離婚了。

給我班里上課的，都是后來的著名的作家，如童慶炳、任洪淵、莫言、格非、畢淑敏等。一天上課前，學生還沒到齊，我坐在教室里，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坐在我的旁邊，掏出煙，遞給我一根，我倆相互點火，還聊了幾句，我以為他是過來聽課的人。沒一會兒，學生到齊，他走上了講臺，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詩人西川。

正如路遠說的，到了北京，我確實開了眼界。在北京，路遠仍很關心我的寫作，有一次他把我的小說推薦給了當時在《北方文學》擔任編輯的遲子建。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一封來自《北方文學》的信，這封信是遲子建親手寫的，她告訴我小說已經留用了，她希望再精練一些，修改后，立刻寄給她。

我很激動，這是我第一次在外地的文學刊物上發小說，而且還是大名鼎鼎的遲子建老師親自給我寫信。我用了三天很快把小說修改好，然后寄給了她。

說實話，在北師大作家班里，我漸漸地產生了另一種擔憂，就是聽完所有的講課后，發現自己不會寫了，以前所謂對寫作的理解，到了北京，已經被沖洗得一點痕跡都沒有。

畢業前夕，我匆匆地離開北京，沒有跟任何人告別。

一頭是高不可攀的文學理想，一頭是我平淡無奇的生活。

我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回來之后，我才知道路遠已經不在雜志社上班了，人已經調到作協當了專業作家。并且，他組建了新的家庭，搬了新居，生活向著更好的方向邁進。

我去過他新家幾次，在城南的雙樹一帶，那里有一片臨街的商業房，都是做買賣的門臉房，門臉房后面便是路遠的新家。讓我沒想到是，就是那片低矮的商業門面中，那時正住著幾個詩人，如廣子、趙卡、陳連進等，一次辛杰拉我去找他們玩，我愣了一下，這不是路遠家樓前嗎？這幾個詩人當時生活拮據，若朋友來了，他們買兩瓶廉潔的白酒和花生米或是釀皮招待。我坐在他們中間，一邊想著路遠，一邊再看看眼前幾個詩人的窘況，心里想，都是搞文字的，這幾個人是怎么混的？每次我再去路遠家，留了心眼，不再從商業門臉前走，擔心尷尬，而是走另一側的大門。無巧不成書，有一次偏偏遇到廣子，我正要編謊話騙他，沒想到他看穿了我的動機，這成了他日后數落我的把柄。

據我所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那幾年，路遠隨著小說《神漢》的改編，他的身份漸漸變成了編劇。那段時間見他的次數開始少了，知道他沒事的時候，去北京寫劇本。再后來，他舉家搬到北京。

大概是2000年前后。那時的北京成了呼市“文青”的藝術之都，說起誰誰誰在北京，大家都投以羨慕的目光。路遠走后，我和辛杰也紛紛效仿，去當了北漂，那時沒有高鐵，去北京要坐將近12個小時的火車，去一趟北京成了大事情。朋友們開玩笑，這倆貨去最多待不了三個月就跑回來了，果真如朋友們預料的那樣，我倆雖都買了房子，最后都以不適應為由，跑回呼市。

路遠待住了，從各種人的口中，傳來了路遠的消息，什么北京買了幾套房，買了什么樣的車，寫影視劇稿費高得讓人咂舌。總之過了2000年之后的路遠成了傳說。等到路遠回來，再見面，正是韓日世界杯決賽，我們一起在一家飯店里邊吃飯，邊看著大屏幕的比賽，此時路遠已經跟走時判若兩人，他成了成功者。看球的時候，他依舊像以前那樣說笑著，可我有點自卑，莫名傷感涌上心頭，看看眼前的成功者，再看看自己，三十多歲，一事無成，不免心生恓惶。我記得他問過我，有沒有寫影視劇的打算，我自己搖了下頭。他見我這么堅定，就說反正你不缺錢，就好好寫小說吧。

那時路遠的影視作品處于井噴狀態。《快嘴李翠蓮》《京華煙云》《躍龍門》《關東大先生》等等，陸續進入我們的視野，電視劇有好幾部在中央一套或是八套的黃金時段播出。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他成了一個“名人”。

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十幾年就過去了。

等我到北京再見他時，他已經搬到了和平門位置的樓房，前門大街上，這個位置是北京的市中心，每次吃飯聚會，有荊永鳴，偶爾興安也會來。大家在一起聊的最多的不是影視，而是文學，我記得路遠那時總說，等他再寫幾部影視劇后，就回去寫小說。

荊永鳴總勸他，現在就寫吧，劇本會把你寫壞的，現在國內文學稿費給得也很高。

后來，路遠果真開始回來認真寫小說了，這大概是在2010以后的事，每次我見他開玩笑說，這可能都是因為他同學莫言獲獎對他的觸動。路遠笑笑，不置可否。

他出手確實很快，當我們還在酒桌上吹牛的時候，沒想到路遠已經悄悄地把40萬字的《紅狼毒》和30萬字的《布里亞特女裁縫》拿了出來。這是路老師呀，寫作快得讓人瞠目結舌。

說實話，他后來的長篇小說，明顯有了影視化的痕跡，這可能跟他長年寫電視劇有關，小說里沖突也好，因緣巧合也罷，我的意思是不自然，有人為的操作痕跡。當然他編的故事依然精彩，很多想不到的橋段，都會意外地出現在你的眼前，讓你激動。

疫情期間，我坐在家里無事，突然看到書架里一本他的小說，那本書叫《荒漠之吻》，據說是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11萬字，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不是很長，是他三十歲時寫的。三十歲？我在這個年齡在干什么？

當我讀了兩頁后，突然被路遠神奇的講述迷住了，一種久違的閱讀快感油然而生。路遠營造了一個荒漠上的愛恨情仇故事，小說行云流水的敘述，讓你很快地進入了一個充滿野性之地的疆域，每個人的欲望都是那么強烈，他們為了生存，開始了爭奪，但最后人性中的善改變了一切。說實話一直以來，我讀路老師的小說讀得不是很多，讀過了《神漢》《荒漠之吻》《紅狼毒》《布里亞特女裁縫》等等，我佩服他編故事的能力，天馬行空的敘述，可在他的小說中，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我發現了他小說寫作上的一個“硬傷”，就是聰明，作為讀者，你很容易在他的語言中讀到他的“聰明”。我一直覺得這是寫小說的忌諱，小說家需要慢下來，要笨一點，這樣你可以保持最大的誠意跟你的讀者進行交流，而不是凌駕于小說之上，依靠“聰明”來統治你的小說。

這些可能是我的“誤讀”。

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突然這個詞，闖入了我們的世界，我們年輕瀟灑的路老師突然之間到了退休年齡，突然之間五六年過去，突然之間他成了六十大幾的人了。

這幾年，每次見面，我發現在路老師的身上依然沒有看到衰老跡象，他還是那么健談，愛說笑話，對比他年輕的小說同行，從來都不以老師自居。每次吃飯我們習慣了叫他路老師，他笑呵呵地說，別叫老師，生分，叫大哥。

對呀，就叫大哥吧，一個可以永遠能稱得上大哥的大哥。

片段冉平

記得賈平凹有段話，他大致意思說人要圓滿，辦三件事，讀奇書，見奇人，干奇事。我認識冉平，就是為了見奇人。

早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就知道內蒙古有一個人叫冉平，他獨來獨往，很少有場合能見到他。那幾年隨著他編劇的《東方商人》《武則天》熱播后，這個人更加神秘，會讓你覺得跟他似乎不是生活在同一個時間維度中。對于這樣的奇人，我很想讓人家指點指點。

有一次我忘了哪一年（大概也是1997年左右），我送一個同學去北京，這個同學已經在北京混得人五人六，坐火車基本都是軟臥，我跟著他把行李放進他軟臥的房間里。就在我倆準備下車抽根煙時，對面的軟臥鋪上來了一個人，那人可能也就是三十多歲，臉很白，人也很消瘦，進來得無聲無息。當我看到他的面容時，我差一點叫出了聲，他竟然是冉平。雖然沒跟他見過面，可我在一張報紙上見過他的照片，報紙上大概寫著他寫電視劇寫得快吐了之類的話，他的想法還是要寫小說。在狹小的空間里，因為突然，因為陌生，卡在我嗓子里的聲音，始終沒有發出來。

出來抽煙時，我腦子里還想著車上的冉平，多好的機會，只要我叫他一聲冉老師，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可我沒叫，這多少有點讓我懊惱，多少次想認識他，可今天近在咫尺，我居然說不出話來。

這是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我倆的認識就這么錯過了。

到了1998年，電視劇《水滸傳》熱播，滿大街都唱著“天上的星星參北斗”“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主題歌，編劇冉平的名字被人再次提起。

我感覺自己跟冉平這輩子不可能再見面了，人家已經成了著名編劇，用當時的話叫“腕兒”了，火得一塌糊涂，而我呢，不過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學青年”，籍籍無名，找不到北。

那段時間，我個人情況很糟糕，二十幾歲，發表了些小說，到了眼看三十歲，什么都寫不出來了，就是寫出來、寄出去，也很快被退稿。自己很沮喪，覺得寫作這條路離自己越來越遠，雖心有不甘，可一點辦法都沒有。

2005年前后，隨著我組建了小家，漸漸地內心這個文學夢變得遙遠又模糊了。每到夜里，當我攤開了稿紙，腦子里幻想著自己能像大作家一般，洋洋灑灑地寫出漂亮的文章，可真正落筆時，卻是一片虛空，什么都寫不出來，我只能懊惱，只能唏噓不已。

說來很巧，也就是那年秋天，我去《草原》雜志找辛杰玩，那時辛杰已經是《草原》的編輯。我去的時候，正好李悅老師在，我們聊了半天，聊完天后，大家要一起去吃飯。這個時候，大概已經是十一點半左右，我突然想起了冉平，因為李悅老師歲數大結交人廣，我就順便問了他一句，你認不認識冉平？讓我沒想到是，他說，太認識了，老朋友，怎么你想見他？他的話把我說愣了，很快我點了點頭。

他說他要是在呼市，肯定來，要是在外地，以后再說了。于是他就給冉平打了電話，很巧，冉平就在呼市。按道理，這個時間點約人家，多少有點不禮貌，沒想到冉平在電話里爽快地答應了。

冉平就坐在那里，他頭戴著一頂黑色的哈雷帽，人很瘦，看上去要比上一次遇到時年輕很多。

我和辛杰因為早到，上前跟冉平打起招呼，冉平說他也剛到，就坐在大廳里聊起天。

這家酒店是辛杰姐夫開的，在呼市算是中檔飯店，因為能打折，折合下來跟小飯店也差不多了，很快這里成了我們聚會常去的地方。

本以為冉平這么大的腕兒，說起話來應該是端著的，讓我們沒想到的是，冉平一點架子都沒有。我跟辛杰見冉平第一句話，不是跟他聊文學，而是問冉平頭上戴的帽子是在哪兒買的。冉平也沒隱瞞，就告訴我倆在大學西路附中東巷里。后來我和辛杰按照他的話，一人買了一頂，這是后話。

中午吃飯，冉平話很少，我記得我手里拿著一本《青海湖》雜志，上面有我剛發的小說，我送給了冉平，希望他能提點意見。那天中午我們喝了點酒，冉平不喝酒，只喝茶，大家聚了很晚才散了。臨走時，冉平對我和辛杰說，你倆沒事就找我玩去，我現在就待在家里寫小說，也沒什么正經事。

這一次見面，冉平給我的印象是人很謙和，從他不抽煙不喝酒上能看出，他人也很自律。跟他說話時，他也很熱情，說話也不藏著掖著。

沒多久，我和辛杰兩個人就去拜訪他了。他家住在鼓樓立交橋一帶，平日里我沒少從那里走，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冉平竟然住在這里。這是一片有點年頭的老樓房，是電視臺的家屬樓。他家位于一進家屬院的第一個單元。我和辛杰敲了半天他的家，門沒開，以為他不在家，正打算離開，突然門開了。冉平一見是我倆，很高興，熱情地把我倆讓進了屋里。冉平家不大，兩室，估計也就是七十多平方米，但家里裝修得很有藝術氣息，他把我倆讓進了他的書房。

他抱歉地說剛才在戴著耳機聽音樂，所以沒聽見敲門聲。

我倆有點發傻，在呼市很少有大下午，一個人聽音樂享受孤獨的，我倆頓時感覺自己很俗氣。冉平家的書房，書并不多，可能就是二十多本，不像有些所謂“大作家”的家里，一堵墻全是書架，說起書，冉平說，這二十本也有點多了，人到老了，事實上有一本讀就夠了。

接下來，冉平講起《青海湖》上我寫的小說，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過警察，那篇小說寫的是一個警察的故事。我搖頭說沒有，虛構的。他說我寫的小說，語言出現了問題，我的語言有點太滑溜了。

他問到我從事的工作，我如實地跟他說在單位里是個文秘，每天要寫很多的公文。他聽完擔心地說，這會損傷你的語感的。一個寫作的人，武器是什么？就是語言，你大量地寫公文，你語言里獨特的東西會一點點被消耗掉的。

他一語中的。那段時間也是我最痛苦的時候，寫不出來，又找不到癥結所在。冉平對此也深有同感，他說他最初的理想是寫小說，可影視成功了，他就身不由己地當編劇，當他一年寫過一百萬字的時候，他說自己都不想看自己寫的東西了，一看就惡心。這兩年他選擇回到呼市，就是重新回到寫小說的狀態，用他的話來說：“寫小說如同見初戀情人。”那么要回到原先的狀態，怎么才能回去？就是去掉自己身上所有的經驗，一切從零開始。

那天他的話，對我，可以說是醍醐灌頂。

我的問題就是拿不起放不下啊。

怎么辦，就從語言開始。

在聊天中，我才知道，冉平是在寫一部有關成吉思汗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也就是后來著名的《蒙古往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冉平曾編劇了一部有關成吉思汗的電影，導演是麥麗絲，這部電影影響很大，后來冉平想把這個題材寫成一部真正屬于自己語言的小說，于是他放棄了很多稿費極高的影視劇創作邀請，安心在呼市寫小說。

他說他要寫一部跟以前不一樣的小說，語言和態度都不一樣。于是他找到了《蒙古秘史》，是秘史中的語言，讓他找到了希望。在《蒙古往事·后記》中，冉平這樣寫道：“我對自己的語言敘述久有不滿，掙扎不出來，而《蒙古秘史》的語言方式恰好使我看到了某種可能，我想我可以用這個題材做一點努力，讓我的敘述與語言表達拉開一點距離，由此展開自己的文學想象，準確地說，這應該稱作關于歷史題材的一次文學行動。”

在《蒙古往事》沒出版前，我就看過冉平的手稿。那時我也暗下決心，也要找到一段自己熟悉的生活，進行一次所謂的文學行動。我在翻看地方志時，突然發現了一個人物，這個人叫王同春，他波瀾壯闊的一生，很適合我的胃口。加之我在河套地區生活過兩年，對那里的環境還是了解的，于是我也有了寫長篇小說的想法。

在我沒動筆之前，冉平送了一本他寫的《隨想錄》，這個有點類似寫作筆記的東西，確實給我打開了思路，上面有他閱讀小說的思考，有處理文學技術的反思，有對生死的看法。總之那段時間，可以說，我基本算是冉平手把手教出來的，從語言到結構，從文學的態度到閱讀的選擇。

有一天，可能他的小說寫完了，叫我和辛杰一起吃飯，那天我們的情緒很高，談古論今。后來吃完飯了，我提議再去酒吧坐一會兒，于是我們三個跑到了位于鼓樓立交橋橋下的藍色陽光酒吧。在那里，冉平也開始喝起啤酒，平時他很少沾酒。大家聊什么，我都忘了，從酒吧出來，余興未消，當時我家沒人，建議到我家里再小坐一會兒，于是冉平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那天在我們家的小書房里，三個人激情滿懷，不知不覺地聊到了半夜兩點多鐘。那晚有一句話，我記得特別清楚，冉平說，作品下功夫的地方，就是要把主人公逼到死胡同里，然后給他找出路。

從那以后，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影視創作方面，我能感覺出來，冉平是有意想培養我的。有一次冉平問我寫過電視劇沒。我愣了一下，很快搖了下頭。

冉平說有一個電視劇，制片人找到他寫，他希望讓一個年輕人來寫，于是他想到了我。我確實沒寫過，擔心自己會搞砸了。冉平說，你這么年輕，可以去試試，練練手，實在不行再推了。

我便答應下來。這部戲就是后來很有影響的《喬家大院》，他將以前編劇的稿件發給我，我對影視一點經驗也沒有，看了以前那個編劇的劇本，大概有三十集，我徹底沒了想法，我直言告訴冉平老師，我說人家寫的這么好，我寫不了……

冉平沒有勉強我，這件事就過去了。

冉平又回了北京。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

這以后，我們見面不多，偶爾會打個電話，聊上一會兒，到了春節，拜個年什么的。

我還是在呼市老老實實地寫著小說，時間不緊不慢地過著。

2010年春天，我正在內蒙古大學上文研班，突然有一天接到了冉平的電話，他問我在忙什么呢，我就把自己的情況告訴他。他說你現在有沒有寫影視劇的想法，他手里有一個電視劇，需要一個年輕點的編劇。我記得很清楚，我想都沒想地說，我不想寫劇本。冉平聽完后，說，你既然不想，就好好寫小說吧。

那年的七月，他回到了呼市，我和辛杰、趙卡三個人，與他見了面，吃飯的時候，他說起春天的那個劇本的事。他告訴我要改編的是畢飛宇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推拿》。我一聽頭大了，啊，原來是《推拿》，我后悔自己怎么這么草率下決定，假如就是寫不成劇本，能當面見見畢飛宇老師，也是件幸事。后悔歸后悔，可這件事畢竟過去了。

說實話，那段時間，我要說自己不想去寫劇本，那是假話，每次看到身邊的人，寫出影視作品，心里也癢癢，總幻想著自己什么時候，能過一把影視癮，可一想到劇本創作是整體行為，我呢，常年習慣于我行我素，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所以每次真正機會來了，我選擇了逃避，擔心沒完沒了的修改，會把我的大好青春全浪費掉。

文研班畢業后，還有一次冉平問我寫不寫電影劇本。寫電影劇本時間不會太長，一百多場戲，我想嘗試一下。

這部電影是寫知青的，我記得冉平跟我說，寫電影就跟你寫一個中篇小說一樣，不要拘泥，放手寫就行了。他為了我能安心寫，提前給了我一萬訂金。這是頭一次，活兒還沒干，人家就給錢，這對我是多么信任，我有心把錢退回去，冉平告訴我，這是行規，你就寫吧。

那個電影是寫知青題材的，我記得跟著劇組到錫林浩特和北京采風走了一個星期，回來后，我開始寫大綱，寫了大概有三稿，冉平看完后，總說感覺不對路，這事搞得我也挺苦惱，我懷疑自己天資不夠，就對冉平說，這活兒我實在干不了，我把訂金退給你吧。

冉平說那訂金是你的辛苦費，你若實在干不了，就算了。我能聽得出，他有些惋惜。

現在想想，我確實是吃不了影視這碗飯，有這么優秀的編劇在幫你，有這么現成的好題材，你為什么干不了？后來，我想自己還是不想吃苦，吃不了苦，就真的端不了這碗飯。

從那以后，我倆見面再也不談編劇的事了。

這幾年，冉老師很忙，每次見面都是匆匆的，見面時，我們的話題圍繞著冉老師剛剛完成的影視作品，他編劇的作品都是大資金投入，票房都是上億的，后來聽說光是《封神榜》三部曲，投資就是30個億，如今他早已成了國內著名的一線編劇。

面對這些贊譽，他卻總笑著說寫小說的事，他對我說，你看你，現在寫小說多舒服，自由自在，要是搞影視，會很累人的。

說這話時，我有點恍惚，感覺十幾年的時光沒變，冉老師還是那個溫和的長者，我呢，還是那個被逼進死胡同、找不到出口的人。

馮苓植老師二三事

有一次朋友聚會，我跟大家聊起馮苓植老師，讓我意外的是，竟然在座的人反應很遲鈍，話題沒有再繼續下去，這讓我有點不理解。后來我還是理解了，我猜人們反應遲鈍的原因無非有三：一是馮苓植歲數大了（1939年出生），已經到了登八望九的歲數；二是他有影響的作品大多是20世紀80年代，雖然后來還在寫，影響早已不在；三是他為人低調，很少宣傳自己，尤其上了歲數，“躲進小樓成一統”，很少跟人走動。

說實話，像我這樣七十年代長大的人，在寫作之初，對內蒙古作家的作品，基本也是一片空白。我印象深的是，我只讀過一本江浩寫的短篇小說集，書名忘了，那時（二十多歲）我感覺有些作家寫的東西，語言有點繁瑣，用一句專業的話說，重抒情，感覺字里行間全是作者的感情，一片烏云，也要寫上三行半，故事有點簡單，不怎么吸引人，后來讀到艾特馬托夫的小說后，總覺得眼熟，漸漸明白，許多作家真正的師傅原來是他。

我讀馮老師的作品，也是在認識他之后。這是后話。

我和馮老師的認識當然還得從他“影響大”開始，有一年（大概也是在我二十多歲左右），《內蒙古日報》上有一篇寫他的文章，文章具體內容已經記不清楚了，大概意思說他為人豪爽，喜交朋友，其中有個細節，說馮老師“觸電”的事，說他的小說《駝峰上的愛》被影視改編，談到版權費時，馮老師（好像喝了點酒）激動地說了只要能拍，一分不要了之類的話。

看了這篇文章，我喜歡上這個性情可愛的“大作家”。

于是產生了要去拜訪他的念頭。

那時我很迷茫，總希望找個“明白人”給指導指導。可那時在呼和浩特找個喝酒的，一個電話能來一大幫，但要是找“明白人”說說話，是件挺困難的事。一日傍晚，我和辛杰、趙卡帶著找“明白人”給我們指明方向的迫切感，前往馮老師家。路上，我記得趙卡搓著手興奮地說，他要是給四大刊推薦咱們，發表幾篇小說，就太好了，咱們可一下就成名啦……

馮老師家住在文聯家屬大院，那個大院位于新華小學對面的巷子里。幾個人到了馮老師家已經是晚上七八點了，在他家說了點什么，現在有點想不起來了，好像馮老師說你們要好好工作、多讀名著之類的話。我記得交談不甚愉快，不愉快的原因，可能是我們想得到人家認可或是一些鼓勵的話，卻什么都沒有，尤其是趙卡，妄念成灰，一臉悻悻。三個人灰溜溜地從他家出來后，外面已經華燈初上，三個人垂頭喪氣，坐在馬路牙子上，感覺前景黯淡，無路可走……

后來和馮老師很久沒見過面。有關他的消息，聽到一些，但不多，聽到的是他人已經退休了，很少見人，深居簡出，生活習慣還保持著晚上寫作白天睡覺……

再見面，我已經是四十歲了。

那一年，我的小說《叛徒》意外地被《小說選刊》頭條轉載。有一天，我接到了馮苓植老師的電話，他讓我去趟他家聊會兒。

我按他在電話里告訴的地址，找到了他家。如今他已經不在文聯大院，而是搬到離我家不遠的居民樓里，他家位于六樓，我上樓時，有點氣喘吁吁，心想上了歲數的人，這樓上樓下地跑，確實不易。到了他家，門早已打開，可能我在樓下按門鈴時，他做好了待客的準備。

我進了他家，馮老師笑呵呵地坐在沙發上，手里夾著煙，熱情地招呼我，看得出他快八十的人，身體非常好，他抽的煙是大青山牌的，這煙是老牌子，價格不貴，我拿出我的煙，他擺了擺手說他抽不慣，現在他只抽大青山。說著他指了下柜子下面，那里有一捆塑料布包裹著的大青山，大概有八九條的樣子。他說他抽煙抽得厲害，一天大概抽三盒左右。我問他那難受不難受，他說習慣了。

我倆的聊天就這樣開始了。

這一次跟二十年前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倆說話無拘無束。我們先從我的小說《叛徒》聊起，他說這些年，很少看見有人寫呼和浩特，寫內蒙古西部這類小說，大意說這個路子要堅持，要抓住這里的特點。我清楚地記得，他提到一個“灰”字，在內蒙古西部，“灰”字是好與壞之間一個過渡的詞，比如這個“灰老漢”“干了點灰事”之類的。這就是特點。然后我倆的話題變得豐富起來，從為什么要寫作到寫作的經歷、困惑。他談的時候，我在思考；我談的時候，他在思考，兩個人越談越歡……他把他新寫的作品讓我看，我這才發現他還是在用手寫，鋼筆字寫得很規矩，十六開的稿紙寫得整整齊齊，有修改的地方，他基本全是用修改液進行涂改……他把自己的影集打開給我看，影集里是他和我平日仰慕的大作家，比如陳忠實、馮驥才、賈平凹等在各種筆會上的合影。那個時候，馮老師風華正茂，頭戴一頂禮帽，一只手插在腰間……我平日里抽煙不算太多，那天跟著馮老師抽煙的節奏，幾乎在短短的兩三個小時，抽了快一盒。外面已經天黑了，我才意識到有點晚了。

這時馮老師家的飯也做熟了，我正要起身告別。他說別走了，你回家也是吃飯，就在我這里吃吧，大燴菜。

那天我倆談話的地方又轉移到了餐廳，接下來馮老師的愛人戴阿姨也加入了我們的聊天，說馮老師當年在阿拉善、在巴彥淖爾，為了寫小說的諸多故事，在各種運動中，他吃了不少的苦頭……我一邊吃一邊想象馮老師當年寫作的環境，還原他在那段時光那片土地的具體樣子。

飯吃飽了，煙抽足了，我跟馮老師告別，下樓時，我突然閃出當年從他家下樓時的樣子，頓時有些恍惚，一時辨不出哪個虛幻哪個真實。

那次見面后，沒多久，馮老師給我寫了篇讀《叛徒》的讀后感，發表出來，這是我在內蒙古第一次有寫作前輩給我寫文章。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無意間在家里的舊雜志上看到馮老師的一個短篇，那是本《人民文學》，這個短篇叫《碾子》，我一看，立刻對他服氣了，這篇小說簡潔的對話，干凈的敘事，迷人的傳奇，完全沒有我之前對這里作家繁瑣語言的印痕，后來我見他，提到這篇小說時，他愣了一下，看樣子，他幾乎快都忘掉了。

開全國作協九大時，內蒙古作協的錫林主席安頓我一個任務，讓我一路上多照顧這個年逾八十的老作家。對于這個任務，我當然高興，此時我感覺我跟馮老師，已經不是什么前輩晚輩，也不是大作家小作家，我倆完全就是忘年交。跟他在一起，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就是那個木訥的郭靖，而眼前這個老頭就是古怪好玩的周伯通。

到北京，我按時按點，去叫他吃飯或是開會，沒事的時候，我就在他屋里坐著，他知道我的腰不好，就對我說你要是累就躺著。我也不客氣，就躺在他的屋里跟他說話。那次開會，大家都是一個人一個屋，有一天，他說你晚上就住這屋吧，正好咱倆說說話，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擔心他睡不好，就沒答應。

開會的那幾天，我才知道馮老師的影響，每天他屋子來訪的客人一波接著一波，我負責端茶倒水，有時候也負責遞煙，這些人來自上海、天津、山西等地，都是他的老朋友、學生，我坐在一旁，看著他們笑呵呵地說話，心里想，馮老師怎么會是這么一個快樂的老頭！大家在他的面前回憶著說笑著，濃濃的暖意在屋里流動。

“九代會”要結束的時候，在金色大廳開一場文藝晚會，我扶著馮老師進了會場，找到了他的桌簽后，他剛要落座，一個微胖的陜西作家，站起來跟他握手，我一看桌簽，原來是紅柯，他握住馮老師的手說，馮老師，我是您的讀者，上大學的時候，我讀到您的小說《虬龍爪》，里面很多細節到現在都記得非常清楚……

那時候，我在想：一個內蒙古作家，在全國能得到優秀同行的認可，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就是靠他的作品。多少年來，馮老師就是通過他的一部部作品讓大家記住他，喜歡他。

從北京開完會后，我去馮老師家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說起話來更加自由隨意，他對我寫作很關注，聊起內蒙古西部傳奇的事來，他說他有一本關于“鞭趕子”的資料想給我，我了解了一下，覺得確實稀罕，可又轉念一想，不好奪人所愛，就謝絕了。

這個時候，我父親病重，說來也巧，我父親跟馮老師是同年生人，每次我與病重的父親說話時，腦子就會突然想起馮老師。一次我與家父說起馮老師，父親年輕時候喜歡過文藝，他知道馮苓植，他說他可是個大作家。

后來家父亡故，有很久沒見馮老師。再去他家，他墻上多了一幅字，寫著“放下”兩字，字是馮老師寫的，看上去有些顫抖，這一年他八十一歲。

我坐在他的面前，恍惚之間，覺得他很像我的父親，他問我最近在寫什么、看什么書、工作情況之類的，我倆就這么慢悠悠地聊著天，聊著聊著，他突然顫巍巍地走到了他的屋子里，然后拿出一件皮夾克，是皮毛一體的那種。他說，你過來試試，這件衣服買上一直沒穿，我孫子又給我買了一件，我看你個子跟我差不多，來試試。

我愣了一下，我正要擺手，他說試試看。

我只好站起來走過去，穿上那件皮夾克，很暖和，大小也正合適。我心里想著這有點不合適，有心要脫下來。

他走到我面前。

別脫，我看看，嗯，正好，這件衣服就是給你買的。

他說。

拖雷，本名趙耀東，生于1972年。曾在國內文學期刊發表小說一百余萬字。有作品被《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轉載。著有小說集《為誰演奏》《饑餓之年》，長篇小說《尋仇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