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上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上，“周于旸”這個名字讓一些人感到陌生而意外。他是那份名單里最年輕的入選者，生于1996年，他入選的短篇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是他的第一本書。

近日，這位年輕寫作者的第二本書《招搖過海》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招搖過海》收錄八則故事，講述了一個個與“逃離”有關的故事：有人想逃離充滿魚腥味的小鎮，逃離“漁二代”的身份；有人想逃離以愛之名歇斯底里的母親；有人想逃離垮掉的家庭；有人想逃離人類的虛無……他們不時仰望星辰，感到渺小和孤獨，他們縱身一躍，即便最后狠狠落地。

回想上一本，《馬孔多在下雨》的每一個故事也幾乎都與“逃離”有關。

“‘逃離’是一個很難逃離的主題。”周于旸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目前出版的兩本書都是短篇小說集，介紹新書時需要提煉共性，“逃離”就是他找到的那個共性，但它并非預設的主題，“‘逃離’通常意味著出現了困境，需要尋找新的出路。”

事實上，中學時代的周于旸就將寫作視為一種逃離，他逃離課本，逃離題海，卻在想象的世界里肆意橫行。那時他成績一般，考試時唯一有興趣的就是作文題——在他看來，那是唯一一道勉強能自由發揮的題目，盡管還是命題作文。他也參加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結果獲得了第十九屆和第二十一屆的一等獎。

上了大學，他選擇了中文系，畢業后先做了幾年體育編輯。從校內到校外，人情世故，千頭萬緒，各種各樣的“規則”像一面大網撲面而來。所幸，寫作總能為生活帶來一絲輕盈，哪怕只有一小會兒的離地時刻。

“寫小說的好處是能夠讓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腦子里沒別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離了。”兩年前，周于旸已選擇在蘇州老家全職寫作。在此次新書出版之際，他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

周于旸，1996年生，江蘇蘇州人。小說發表于《人民文學》《十月》《小說界》等期刊

【對話】

澎湃新聞：少年時代想象過自己成為一名作家嗎？

周于旸：小時候我臥室里有一個書架，擺滿了我父親的書籍，他在買書這件事上從不吝嗇。我的娛樂活動不多，主要是看閑書，它們起到了關鍵作用。除了閱讀的影響外，還生發了個念頭，這么大一個書架，很想擺一本寫著我名字的書，這個念頭后來變得很強烈。我倒沒想過當科學家，小時候寫小短文，“文學家”可比“科學家”好寫多了。上了高中后功課越來越難，成績不斷下滑，思考了一下將來自己能做什么，覺得寫作是唯一的出路了。

澎湃新聞：那時候作文成績好嗎？

周于旸：我的作文成績還不錯，也是我學生時代唯一拿得出手的成績，我理科很差，尤其數學。語文成績也不算好，加上作文才好看一些。但現在反過來想，要是當時成績突出，未必會想著要走寫作這條路。

澎湃新聞：你獲得過兩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你覺得自己和韓寒、郭敬明、張悅然那代獲獎者有什么不同？

周于旸：那時一個中學生想發表作品、當作家，通常都會去參加一下新概念作文大賽，我第一次獲獎時已經辦到了第十七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已經沒那么大影響力了，一夜爆紅的時代也結束了，保送名校也不可能。相比于80后的一代，文學狂熱的時代已經過去，如今它已經變得安靜而小眾。拿獎以后，也有幸在《萌芽》雜志發表了一篇小說，這是我寫作的起點。當時還在念高中，受到挺大的鼓勵，那也是最需要鼓勵的年紀，這股盲目的沖勁就是一開始的寫作動力。

澎湃新聞：我曾和讀創意寫作專業的95后有過交流，幾位同學都提到過這代人的生活大同小異，基本是“讀書、高考、大學、工作”，因而受困于“怎么寫出與眾不同的作品”。你有過類似的困惑嗎？

周于旸：寫到現在，倒不會在“與眾不同”上產生太多的糾結了。每當覺得自己發現了了不得的東西，基本都會在后來的閱讀中見到它們。這么多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大部分的想法都已經被實施，停車場的車位早就滿了，覺得自己的作品與眾不同，很多時候可能是讀的書還不夠多。

當然，“與眾不同”仍應該是寫作者向往的境界，但它畢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像“我該如何寫好一棵樹”這樣具體的問題。抽象的目標往往會在無意中達成，寫好一個人物，講好一個故事，或者實施一種想法，就會做到一定程度上的與眾不同。

澎湃新聞：你寫作的困惑是什么？

周于旸：寫小說本質上就是困惑下一句話該怎么寫，每一句寫完的話都是答案，每一句未寫的話都是困惑。當然這么回答太討巧了，分享一個具體的困惑，比如說，在小說中寫對話時我會比較謹慎，人物的對話像口音一樣，需要去學習和模仿。不同職業的人用語習慣肯定不同，南北方人的講話口吻也不同，老人小孩也有差別，這個東西是很難用技術彌補，尤其是長對話。如果完成不好這個事，能寫的人物就少了。

澎湃新聞：在文學師承上，哪些作家或作品對你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周于旸：最早學過錢鍾書、張愛玲等一些作家的比喻句，學過王小波的敘事腔調，還有一陣子迷戀塞林格，卡夫卡、海明威、薩特、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的影響很大。最近看了馮內古特的《五號屠場》和蒂姆·高特羅的《死水惡波》，也學到些東西。另有些作家只能欣賞，比如羅伯·格里耶。

澎湃新聞：你現在是全職寫作的狀態嗎？在那之前，你做過哪些工作，辭職時有過顧慮嗎？

周于旸：我在2021年夏天辭了職，之前在上海做體育編輯，每天看NBA，寫體育新聞，倒挺有興趣。2021年到現在，一直都是自由寫作的狀態，辭職時已經把該考慮的事想過一遍了，沒有什么顧慮，因為在上海生活開銷太大，每月工資花完，還需要倒貼稿費進去，實在不劃算。

澎湃新聞：那現在的寫作與生活狀態是什么樣的？

周于旸：每天睡到中午，下午出門寫作，通常找咖啡館或者書店。晚上看狀態，有時候還要繼續寫點，有時候就玩游戲，一直玩到睡覺，睡前會看點書。總體來說比較散漫，自律程度不高，若是狀態不好，絕不強逼自己。

澎湃新聞：你會因寫作感到焦慮或自我懷疑嗎？

周于旸：不僅為寫作焦慮，還會為生活中的其他事感到焦慮，為焦慮本身感到焦慮，我周圍的寫作者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焦慮，屬于職業病。很多時候不知道在焦慮什么，一旦思維密度過大，就會產生某種焦慮的感覺，實際上還是不夠信任文學，文學本身會給人提供精神答案，不論是否從事寫作。另一方面，如果對自己的工作產生信念感，焦慮應當也會減少。

澎湃新聞：除了純文學，你也會嘗試一些類型小說的寫作，比如科幻小說。這類嘗試帶給你怎樣的感受？

周于旸：今年出現了ChatGPT，外星人的事情也被熱議。以往寫到人工智能和外星人，通常會被劃分為科幻小說，現在它們已經成為了現實。放在幾十年前，小說里寫到視頻通話可能都算科幻，現在早已成為日常。時代已經先往上靠了，小說應當走在時代前面。科幻小說是個寬闊的場域，可以放肆地想象，將時間和空間擴大，能玩的東西更多。小說也是個把玩時間和空間的藝術，這點和物理學一樣。科幻小說也更考驗想法和設計，很多我們自以為別出心裁的構想早就被科幻作家們寫過了。

澎湃新聞：在寫作之外，你日常有哪些興趣愛好？你似乎對夜空、天體很有興趣，我發現新作里數篇寫到了主人公仰望星辰月亮的時刻。

周于旸：寫作這個事情占據了大部分的時間，沒有精力再培養第二個正經的興趣了，剩下的無非是一些娛樂項目，打球、打牌、下棋等等。我小時候對物理學感興趣，看了很多物理學家的傳記，還有科學發展史之類，直到我的課表中出現了物理這門課，我徹底失去了興趣。我在小說中寫到物理學時，還在吃小時候的老本，比如《鸚鵡螺紋》寫到的永動機，最早是在一本講文藝復興的書里看到的，說那時候的科學家都熱衷于研究永動機，書上還有一些造型插圖，看到之后我停頓了一會兒，想象著自己制造的永動機，將近十年過去，2019年我寫《鸚鵡螺紋》的時候，它在這篇小說里派上了用場。

澎湃新聞：從第一本小說集《馬孔多在下雨》到新作《招搖過海》，你筆下的許多故事都有關“逃離”：逃離一個家庭、逃離一種身份、逃離一次命運……還有很多時候，主人公偏愛于隱身或消失。你自己有注意到這一點嗎，為什么格外偏愛“逃離”這個主題？

周于旸：“逃離”是一個很難逃離的主題，它是一個很大的口袋，什么都能往里塞一點，就好比一本書介紹說是寫人生的，等于白扯，什么小說不是寫人生的？“逃離”也差不多到這個程度了。我出的這兩本都是短篇小說集，介紹新書時需要提煉一點共性，“逃離”是我找到的一個共性，它不是預設的主題。“逃離”通常意味著出現了困境，需要尋找新的出路。在《招搖過海》里，有意要寫這個主題的只有兩篇，同名篇《招搖過海》和《雪泥鴻爪》。《退化論》雖然是個關于逃離人類社會的小說，但更多的是想寫人的異化。

澎湃新聞：《退化論》寫到了一個人辭職去動物園當動物，但最后他發現，“人世間是一個更大的玻璃罩子”。進入成年時空后，你會覺得生活充滿了更多的無奈和無處可逃嗎？

周于旸：當然是這樣，哪怕在成年之前，待在學校里也會有無處可逃的感覺，實際上那會兒更無奈，因為連寫小說也是件不務正業的事情。有句話講，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感到無奈和無處可逃，很多的時候可能是勇氣的缺失。

澎湃新聞：有人將寫小說視為情感抒發，有人將寫小說視為一種謀生……你覺得寫小說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寫小說是否也是你生活中的“逃離時刻”？

周于旸：情感抒發或謀生都有更好的選擇，寫小說是痛苦的行當，尤其是想把它寫好的時候。但寫作是回報率很高的工作，寫一行就是一行，寫一篇就是一篇，不會白忙活。人吃飽喝足之后，總想尋找一點意義，寫作能提供這樣的意義，也能化解一些無意義。寫小說的好處是能夠讓人集中精神，注意力一旦聚焦，腦子里沒別的事情，自然而然就逃離了。

澎湃新聞：最后我想問，你對你現在的工作——寫作，有信念感了嗎？

周于旸：信念感和虛無感像一個東西的正反面，信念感是一個很飽滿的狀態，認真、專注并且有所相信，最后才能產生信念感，有時候多想一分就虛無了。寫小說要虛構，虛構時想的比較多，思索越多也越容易產生懷疑。在不寫作的狀態談論這個事情，信念感是很足的，一旦進入寫作狀態，又是另外的感受。不過我還是有一些信念的：文學被邊緣化的時代，恰恰是最需要文學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