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巴金《文學生活五十年》手稿的第一頁

 1980年4月，巴金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應日方要求，他發表了兩次講演。第一次是1980年4月4日，他在東京朝日講堂發表了題為《文學生活五十年》（見《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五九頁）的講演。第二次是1980年4月11日，他在京都文化講演會發表了題為《我與文學》（見《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二六七頁）的講演。

《文學生活五十年》是巴老在上海寫就的，約七千字，譯成日文后約一萬字，在國內譯好帶到日本。行前商談日程時，日方說屆時由精通中文的八木紫上臺代讀日文稿，但在講演會舉行的前一天晚上，日方臨時決定由不懂中文的女作家豐田正子代讀日文稿，八木紫負責協助，二人同時登臺。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事務局的負責人說，如此變動，是考慮到豐田正子既是作家，也是巴金的老朋友，她講一口純正的東京話，能夠準確把握巴金的思想感情。

時任亞非作家日本委員會事務局局長的豐田正子，個子不高，齊耳短發，穿一身蠟染藍花布衣褲，樸素得如同中國農村的中年婦女。每天她與我們一起參加活動，既是向導，也是體貼入微的老大姐、“保健醫”，誰失眠、誰咳嗽、誰暈車、誰血壓高、誰胃口不好……她都仔細觀察，悉心照料。至于日方為什么改變計劃，我是在1984年8月8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豐田正子發表的回憶文章《巴金先生的講演稿》，才知曉詳細情況的——

那是1980年4月3日。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事務局設在代表團下榻的新大谷飯店。事務局里一片繁忙，但充滿了接待巴金先生一行十二人的喜悅、愉快、熱烈的氣氛……

明天，巴金先生將在朝日講堂發表為這次訪日特別準備的長篇講演。譯員八木女士把一份厚厚的稿子攤在桌子上，大概正在對照原文核對譯稿。窗外，黃昏中的東京街道已經亮起了燦爛的燈火。我突然想起已經三天沒回家了，今天晚上回去看看，夜里再趕回來。當我站起來，正準備回房間收拾一下東西時，八木女士對我說：“豐田先生，我正在核對巴金先生明天的講演稿，您能幫我把中文和日文對一下嗎？”我驚訝地說：“我能行嗎？如果能行，我愿意效勞。”我邊說邊往回走，來到桌子旁。

我看著巴金先生的講稿和日譯稿，問道：“怎么核對呢？”巴金先生講稿的字很小，但字跡清晰、瀟灑。譯稿字跡較潦草，且有多處修改。“我只懂日文，我來讀日譯稿，你看中文稿如何？我讀得慢些，如果有譯錯的地方，就能發現。好，現在開始吧。”

……

他的真誠坦率激烈地敲擊震撼著我的心。讀著讀著，熱淚奪眶而出，繼而泣不成聲，無法再讀下去了，只好停下來。我摘下眼鏡，一邊用手帕擦眼淚，一邊斷斷續續地對八木女士說：“八木，這是非常動人的講話。每一個字每一個詞，你都要用心領會，明天如果不能把巴金先生的講話準確地轉達給聚集在朝日講堂的聽眾，我們就對不起巴金先生。你可要竭盡全力譯好啊！”

可是，后來發生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八木女士明亮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說：“我看這個講稿不如由豐田先生來讀。當然，我也上臺，坐在豐田先生旁邊當助手。大家看怎么樣？”周圍的人都點頭贊同。這怎么行！我轉過掛著眼淚的臉，搖頭反對。我不懂中文，萬一讀錯了怎么辦？但周圍的人都堅持叫我來讀，無法推諉，只好擔當。此刻，在我的心里，一種重大的責任感取代了引火燒身的遺憾，決心試試看。可是，我怎樣才能把講稿讀得好一些呢？我想把別人寫的日語稿重抄一遍，這樣容易辨認，以免出錯……

開始抄寫時,已經九點多了。夜深了，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事務局，此刻一片寧靜，偶爾響起一陣電話鈴聲。一切都安睡了。我獨自一人，握著筆，抄著巴金先生的講稿……

……

東京街市的金色燈火，在黎明中，變成了淡黃色，像透明的液體似的。飯店里響起了清晨的嘈雜聲、電話鈴聲。最后，巴金先生談了對中國青年作家的期望，結束了講演。抄到這里，我的工作也結束了。我已經有八分把握圓滿地完成在朝日講堂朗讀講稿的任務，還有兩個小時的睡眠時間，我可以休息一下。

我安心地躺在床上。

1980年4月4日下午，由朝日新聞社主辦的“巴金來日紀念講演會”如期舉行，偌大的講堂里座無虛席。

主持人先請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全體成員登臺，一一介紹后，宣布講演會開始。舞臺中央有一個講臺，講臺左側放置了一個長條桌，在熱烈的掌聲中，巴老走到講臺前，豐田正子和八木紫隨著巴老走過來，在長條桌處就座。巴老說：“我是一個不善于講話的人，唯其不善于講話，有思想表達不出，有感情無法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紙筆，讓在我心上燃燒的火噴出來，于是我寫了小說……”

在講演中，巴老回顧了自己如何接近文學，如何苦苦尋找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如何講真話、講實話，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他無情地解剖自己，敞開心扉，掏出一顆赤誠的心。豐田正子眼含熱淚，懷著對巴老的景仰，把巴老那發自肺腑的心聲，連同自己的感動、共鳴，送到每位聽眾心里……

講演結束了，好像所有聽眾還沉浸在夢中，先是稀疏、零星的掌聲，而后是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從埼玉縣趕來的若生愛子當場寫了一封信，讓我轉交給巴老，她稱巴金先生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用一支筆探索人生，鞭撻黑暗，歌頌光明。石上韶正在學中文，巴老把心交給讀者的精神使他深受觸動，他說：“這是一位多么正直、真誠的人啊！別人都在控訴，喊冤叫屈，展示自己的傷疤，而他卻用刀子解剖自己，割心頭的肉，批判自己的靈魂。”

巴老的第二篇講演稿《我與文學》約四千字，是在旅途中趕出來的，篇末注明“四月九日凌晨一時于廣島寫完”。一路走來，巴老是全代表團最忙、最累的人，他不僅要會見官員、作家、讀者、記者，還要接受報紙、雜志、電臺、電視臺的采訪。我心疼巴老，勸道：“不是有《文學生活五十年》的講演稿嗎？到京都念一念就行了。日程每天都排得很滿，再趕稿子，太累了，我怕您吃不消。”但巴老說：“不能炒冷飯。人家來聽講演，總要有些新東西才好。”為了趕這篇講演稿，巴老在結束一天的行程后，一直寫到了凌晨。他說：“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愿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決不停止手中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

巴老在京都文化講演會講演完，聽眾都站起來用力鼓掌，以此表達他們的敬意與感動。

至于巴老這兩次重要講演的手稿，并沒有帶回國。應日本友人的要求，他把手稿留在了日本。

那是1980年4月9日，我們結束在廣島的訪問，乘新干線去京都。車廂里人不多，很安靜，巴老讀了會兒報紙，又看了看窗外掠過的風景，若有所思。遠處的山巒間有幾簇櫻花，在蒙蒙煙雨里時隱時現，好像萬綠叢中一抹粉紅色的水霧……

這時，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歡迎中國作家代表團委員會事務局的主要負責人清水正夫走過來對我說：“我有個想法，想把巴金先生的講演手稿留在日本。不是我個人想保存巴金先生的珍貴手稿，而是想把它捐給日本的文學館或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巴金先生是有世界影響的著名作家，不少作家推薦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他的作品也深受廣大日本人民的喜愛。如果在日本的文學館或博物館中陳列巴金先生的手稿，可以告訴我們的下一代，偉大的中國作家巴金帶著他對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誼，不顧年老體弱來到日本，發表了真誠友好的講演，這對促進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有重要意義。”

我和清水正夫走到巴老身邊，對巴老講了此事。巴老說：“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給你們做紀念，但不值得作為文物陳列在博物館里。如果它能喚起人們的美好記憶，使我們共同珍重友情、發展友情，我就感到很榮幸了。”

正說著，巴老從隨身的手提包里找岀《文學生活五十年》和剛剛在廣島寫完、準備在京都發表的《我和文學》的手稿，交給清水正夫。

《文學生活五十年》的手稿共十五頁，用的是“杭州文藝”三百字稿紙和“杭州市文化局群眾藝術館”三百二十字稿紙；《我和文學》的手稿共八頁，前六頁用的是“人民文學”二百四十字稿紙，后兩頁用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三百二十字稿紙。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為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大會的特別榮譽客人赴日本訪問，5月17日下午，清水正夫和豐田正子來看望巴老。清水正夫對巴老說：“您的兩份手稿還在我這里，可否捐給文學館或博物館？”巴老說：“可以。”清水正夫說：“您在朝日講堂講演時，我在后臺，聽著聽著，不禁流下了眼淚，后來輪到我講話，我都講不出來了。”巴老說：“主要是因為你們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你們不請我來，我也寫不出來……”

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時我留下做紀念的手稿復印件的墨跡越來越淺，有的地方已經看不清了。想必再過幾年，紙上的字跡會消失殆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