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唐四方作為新一代的網絡寫作者，顯然已經超越了對傳統網絡類型小說的反思。在他的寫作中，我們看到了網絡小說寫法上的進化痕跡。這種進化既不是對傳統現實題材的照搬套用，也不是對傳統網絡類型小說的簡單拒絕，而是在吸收嚴肅文學和傳統通俗文學技法基礎上的再升級。

一如既往地回歸世俗的現實社會。無論是《相聲大師》《戲法羅》還是《中醫高源》，都將觸角伸到了時代深處，這種選擇極具挑戰性。表面上避免了題材的重復和撞車，實則需要一種超越世俗功利約束的勇氣，也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再挖掘和再建構。唐四方的選擇在某種意義上帶有“盜火者”的意味。誠然，世俗的現實世界有具體的社會變遷和復雜人性等鮮活素材，但是這類素材內容龐雜，需要高超的創作能力才能提煉出有藝術價值的文學元素，通俗文學寫作者當然也會從這些素材中獲取寫作資源，但往往因為藝術手段和方法的局限，最終只能寫出博取眼球的皮相現實或者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偽現實。由于客觀存在的難度，當下很多網絡寫作者干脆放棄這類素材。

在《相聲大師》中，人設和地域均設定在天津城郊農村，因為北方京津地區城鄉有說相聲的傳統，時間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一直寫到當下，堪稱一部民俗史和鄉村曲藝變遷史。《戲法羅》和《中醫高源》基本上也是同樣的設定，從一個孩童的視角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觀照。這樣就把歷史與當下、傳統與創新等進行了巧妙的對比與升級，既符合社會發展邏輯，也符合特殊人物的心智成長。尤其是唐四方在書中對世俗社會中的傳統文化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解剖，逐一掃描傳統文化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創作者與接受者的日常生活狀態。這種百科全書式的文化考古和人文知識梳理，提高了人們對網絡閱讀習慣的認知。

對傳統文化進行深度勘探。嚴肅文學在高舉人文性和批評性的同時，也不免弱化了對本源進行的現象學勘測。批判的武器并不等于武器的批判，因此需要重新回到生活現場。在《相聲大師》中，唐四方對相聲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尤其對相聲的語言、技法以及流派作了系統性的闡釋。小說中的人物對話和故事鋪墊大量采用相聲的語言，小說副文本就像一本“相聲集”。同樣在《戲法羅》中，唐四方對民間各種神秘的詭術進行了系統考證，尤其將“五花八門”穿插在敘事中，并對人物的活動、做派如攝影鏡頭般近景掃描，民間各種詐術和詭術具有的神秘性和鬼魅性一一得以解構。晚清以來，中國通俗小說往往將此作為架構小說的手段，這在唐四方的筆下得到了逆轉和解構，可以說填補了通俗小說創作手法的空白。《中醫高源》采用網絡小說“重生”的架構寫了一個叫高源的村醫破解各種疑難雜癥的故事，支撐起中醫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重生”的架構手法作為一種代替虛構的手段，將整部作品的核心從高源的特異功能拉回到中醫文化和中華文化本身。如此看來，這是一種寫作技法的突圍。

整體上說，唐四方的作品都以“二線并置”模式見長，一條線是人物成長的時間線，另一條是文化勘探線。前者是人物線，后者是文本線。這樣的組合雖然有些機械，但相比純虛構的人物或說明文式的知識講解，增添了人物的豐富性和文本的精彩度。

正面書寫中國農村政策及民俗變遷。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題材仍是純文學寫作的重鎮，莫言、畢飛宇等一批嚴肅作家都有這類經典之作，但在網絡小說中正面書寫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題材并不多見。尤其帶有“非虛構”特質的網絡現實題材作品，走出了慣性的擬態寫作模式，而帶上傳統的“史傳”特質和民族志的敘事手法，不可謂不是一種大膽的探索與創新。

在《相聲大師》中，有大量因文化政策的變遷和社會環境的變化給曲藝和相聲造成的影響，這種對應式寫法顯示了有據可查，也為敘事提供動力。《中醫高源》從高級社模式一直寫到當下的合作醫療，其跨度之長、復雜程度已經不言而喻。當然，這種寫法的缺陷也非常明顯，容易對號入座，導致故事簡單、相似。情節上的虛構雖不對等于歷史的路數，但是過分陷入情節的羈絆也會對現實造成傷害。這也是現實題材難以把控的原因之一。

中國網絡小說向現實題材不斷靠近，唐四方的創作態度和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同時他的寫作手法和藝術特色也極具個人特色。尤其是在倡導中國文化走出去以及提高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影響力的當下，唐四方的這些努力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任何對中國文化的泛泛而談都是不切題的，浮光掠影式地掃描中國文化也需要摒棄，只有像這樣勘探式地在文化細微處打探、挖掘乃至發現，才是一種正確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