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魯迅小說集《吶喊》，1923年8月新潮社初版，收其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說《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15篇，列為“新潮社文藝叢書”之一。魯迅《狂人日記》發(fā)表后，震動文壇，到《阿Q正傳》連載，茅盾更發(fā)出了“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的感嘆，陳獨秀、胡適都早早通過各種途徑，勸魯迅早日將小說集結出版，可見在當時新文化陣營內部普遍對魯迅的小說集寄予厚望。新潮社是由北京大學部分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組織發(fā)起的團體，出版有雜志《新潮》，雖然有教員如周作人等參與，但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學生社團。這樣一部重要的作品，為何會交由一個學生社團出版？魯迅選擇其作為自己第一部創(chuàng)作小說集的出版者，又經歷了怎樣的斟酌和考量？現(xiàn)擬根據(jù)所能搜集到的材料，進行歸納、梳理和推斷，對《吶喊》的新潮社初版進行溯源。

一、《吶喊》集結前的各方橄欖枝

魯迅從日本回國后，除了1913年在《小說月報》發(fā)表了文言小說《懷舊》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沒有在出版物上發(fā)表作品。1918年他為《新青年》撰寫了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此后一發(fā)不可收，到1922年11月為止，創(chuàng)作了后來集結為《吶喊》的15篇小說，分別發(fā)表在《新青年》《新潮》《晨報》《時事新報?學燈》《晨報副鐫》《東方雜志》《小說月報》《婦女評論》等雜志上。除此之外，他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fā)表雜文如《我之節(jié)烈觀》《隨感錄》等，在《國民公報》副刊和《新青年》《婦女雜志》《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晨報副鐫》上連載譯文小說如《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現(xiàn)代小說譯叢》《工人綏惠略夫》等，文藝事業(yè)呈井噴之勢。

《吶喊》要到1922年12月才集結完成，但由于魯迅創(chuàng)作小說的巨大影響，《新青年》同人對他的作品十分重視，在兩年之前就建議他集結出書。陳獨秀是認識到魯迅小說非凡的文學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催促魯迅撰寫小說最積極的一位，魯迅回憶自己發(fā)表《狂人日記》之后，“《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陳獨秀離開北京到了上海，還一直惦記著魯迅的小說。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在給周作人告知群益書社出版《域外小說集》事項的書信里，就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8月22日，魯迅小說《風波》在《新青年》8卷1號上發(fā)表前，陳獨秀又致信周作人：“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9月28日，陳獨秀給周作人的信里寫到：“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這時魯迅已經有6篇小說，包括了著名的《狂人日記》《孔乙己》等，陳獨秀想出版魯迅的小說集，他對魯迅小說的欣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可以借魯迅小說更加擴大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除此之外，此時陳獨秀已經停止了《新青年》與群益書社的合作，自己組了一個新青年社作為出版發(fā)行機構，不排除他還有出版《吶喊》以增加新青年社效益的動機。陳獨秀的信無周氏兄弟反饋的現(xiàn)存，不知道魯迅的反應。

看好魯迅創(chuàng)作小說的不止陳獨秀一人，1921年，蔡元培等發(fā)起出版《世界叢書》，委托胡適為世界叢書社審閱書稿，入選書稿由商務印書館出版。8月30日，胡適寫信給周作人：“我想你們兄弟做的小說已可以成一集,可否匯集起來，交‘世界叢書社’出版。又《點滴》以后，你譯的小說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這一集交‘世界叢書社’出版。《點滴》排印錯誤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務印刷，可無此病。”“兄弟做的小說”表明了是對魯迅和周作人的小說感興趣，但周作人主要做的都是譯文，所以這個小說集其實是指魯迅的創(chuàng)作小說。胡適希望將魯迅的原創(chuàng)小說收入“世界叢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封信由魯迅首先看到，9月4日他寫信給周作人，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彼欲印我輩小說，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叢書》不宜，而我們之譯品，則尚太無片段，且多已豫約，所以只能將來別譯與之耳。”因為“世界叢書”專收世界各國名著的譯本，魯迅否定了這個提議。他并不是不給“世界叢書”投稿，周氏兄弟后來的《現(xiàn)代小說譯叢》《現(xiàn)代日本小說集》都收入了“世界叢書”，但他認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小說集不適合入選都是翻譯小說集的“世界叢書”。從魯迅的信再結合當時的情況可以看出幾個信息，一是他也有將小說集結出版的打算；二是他沒有否定商務印書館，后者 可能此時還在他的備選中；三是他對自己的首部創(chuàng)作小說集出版非常慎重，因為這一時期魯迅的經濟較為緊張，1921年8月他問宋紫佩借錢，9月雖然周建人離開北京去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大家庭減輕了負擔，但魯迅10月還往教育部索薪，11月不僅向同事借錢，還去錢莊借了200元，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并沒有輕率地答應胡適的建議，把創(chuàng)作小說集“賣”出去，而要另找合適的出版機會，足見他對于自己第一部創(chuàng)作小說集的重視。

二、新潮社及其出版物

新潮社1918年11月19日成立，主要成員有傅斯年、羅家倫、楊振聲等，胡適做顧問，后期又加入了周作人，它主要是一個學生團體。

新潮社有三種出版物，分別是《新潮》雜志，“新潮叢書”和“新潮社文藝叢書”。新潮社的成立是為了出版《新潮》月刊，1919年1月出版創(chuàng)刊號，不久就得到了魯迅的認可，認為“惟近來出雜志一種曰《新潮》，頗強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間亦雜教員著作”。《新潮》由校方給予財政支持，新潮社編輯，財政部印刷局印刷，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發(fā)行，銷量很好，廣受歡迎，一卷一期再版三次，銷售量一萬三千多冊，其后各期銷量穩(wěn)定在一萬五千冊左右，而《新青年》在最高峰時期的銷量是一萬五六千冊，可見《新潮》質量之高。

因為《新潮》賣得非常好，1919年11月19日，新潮社在京全體社員開會，決定要將新潮社擴充為學會，在雜志之外，發(fā)刊叢書，定名為“新潮叢書”。由徐彥之專籌備叢書，為叢書經理人。“新潮叢書”出版有有王星拱的《科學方法論》，陳大齊的《迷信與心理》，蔡元培的《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等。1920年4月，由于社員大量出國，新潮社為穩(wěn)定干部，邀請周作人以教師身份加入新潮社。周作人選譯世界著名短篇小說的《點滴》，也在“新潮叢書”出版。1920年10月28日，新潮社在京社員進行改選，周作人當選為主任編輯，他推薦編輯4人，為毛子水、顧頡剛、陳達材、孫伏園。孟壽椿當選為主任干事，干事6人，其中有孫伏園和李榮第（小峰）。

顧頡剛忙于畢業(yè)求職，在圖書館工作后又專注于編書和歌謠，新潮社的出版事務主要由孫伏園和李小峰負責。在周作人主持新潮社、孫伏園等任編輯期間，“新潮社文藝叢書”于1923年5月陸續(xù)推出，《吶喊》就是該叢書的第三種。

在《吶喊》的出版上，孫伏園是一個重要人物。魯迅在做紹興山會初級師范學堂的校長時，孫伏園就在此處讀書，周作人在浙江第五中學任教時，孫伏園是他的學生。1917年孫伏園投考大學未錄取，來到北京，9月在周作人的介紹下到北大國文系旁聽，當時的旁聽章程是“一年后隨班考試及格，可以改為正科生”，孫伏園因此得以在1918年正式成為北大學生。1919年4月30日，孫伏園拜訪魯迅，開始與魯迅密切往來。1919年12月，新潮社第四批入社名單里，有李小峰和孫伏園。1920年魯迅在北京大學兼任教師，孫伏園也去聽了他的課，是周氏兄弟雙重的學生。孫伏園在校內處理新潮社的出版事項，在校外做《國民公報》編輯，在出版事務上很是得力。

1920年9月25日，魯迅日記記載：“下午孫伏園來談叢書事。”2005年版魯迅全集注釋為“指新潮社準備出版《文藝叢書》事”。《周作人年譜》認為新潮社決定編“新潮社文藝叢書”是要到1922年3月《新潮》3卷2號停刊后。李小峰1984年回憶魯迅時說到：“1922年，其時我還在北京大學沒有畢業(yè)，他提議出版一套文藝性質的叢書，兼收創(chuàng)作和翻譯，這就是后來刊印的《新潮社文藝叢書》，由孫伏園和我管理出版的事，而發(fā)行工作則歸我獨自擔任。”也說是要到1922年才辦“文藝叢書”。那1920年魯迅與孫伏園所談的真是“新潮社文藝叢書”嗎？查周作人日記這天的活動，有“伏園來談”，周氏兄弟一起與孫伏園談論有關叢書的事。魯迅當時還未與青年們組社團，并未有叢書事業(yè)，周作人、孫伏園都已經入了新潮社，孫伏園當時在社外并無編輯其他叢書，所以三人談的應該是新潮社的相關叢書。那談的是“新潮叢書”還是“新潮社文藝叢書”？這年10月底新潮社正式改選，周作人任主任編輯，孫伏園身兼編輯及干事兩部門的職務，兩人承擔新潮社的主要事務。11月之后出版的《新潮》二卷五期中的《新潮社紀事》其中有一條為“去歲曾公推徐子俊君為叢書經理人，但現(xiàn)在徐君業(yè)已出國，而叢書諸事已經就緒，所有叢書經理人名目，即行取消”，而1922年底的《新潮社的最近》里提到，計劃中的“新潮叢書”有7種，包括《科學方法論》《迷信與心理》《點滴》《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現(xiàn)代心理學》《瘋狂心理》《倫理學》，到二卷五期已經出版五種，廣告打到第六種。

徐彥之因為出國，取消了叢書經理人身份，但“新潮叢書”還在持續(xù)推出，也就是說它是由新潮社后來主事的人接手了，10月即將擔任新一任主要工作的周作人、孫伏園在9月商量前任遺留的項目，符合11月《紀事》中說的“叢書諸事已經就緒”的情況，取消所有叢書經理人名目，也說明他們并未有推出新叢書的想法。所以周氏兄弟與孫伏園談的“叢書”，更多的可能還是“新潮叢書”，這也可見魯迅對周作人事業(yè)介入的程度之深。當然，不能排除他們可能會提起“新潮社文藝叢書”或者其雛形，《魯迅全集》這一條的相關注釋想必也是有一定依據(jù)的，不知道出處是哪里，還請方家不吝賜教。

無論1920年9月討論的是“新潮叢書”還是“新潮社文藝叢書”，其后都陷入了停滯，“新潮叢書”第六種《瘋狂心理》要到1923年4月才出版，“新潮社文藝叢書”也要到1922年3月正式啟動。猜想可能是以下原因：第一是周作人。周作人是新潮社的主任編輯，但他從1920年底就開始生病，一直到1921年9月才痊愈，很多事務難以處理。第二是孫伏園。孫伏園1921年大學畢業(yè)，主編《晨報副鐫》，工作重心相對轉移。《晨報》前身是梁啟超等研究系的機關報《晨鐘報》，1919年李大釗參加該報的編輯，孫伏園在北大讀書時，就在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手下當助理，半工半讀，所以李大釗到《晨報》后，1920年孫伏園以學生身份兼任《晨報》編輯。1921年下半年，孫伏園北大畢業(yè)，10月12日，孫伏園接替李大釗，主編《晨報》第七版“文藝欄”，并將該欄改為4版單張，獨立發(fā)行，即《晨報副刊》。《晨報》要改版、獨立發(fā)行，孫伏園又是主編，在這上面要花費很多心力，可能就無暇他顧新潮社的相關事業(yè)。

三、商務印書館

如果魯迅與孫伏園在1920年9月就已經商議過“新潮叢書”或“新潮社文藝叢書”，再結合魯迅1921年對胡適信的意見，可以看出魯迅當時并未考慮將《吶喊》給新潮社，他可能只是對該叢書的規(guī)劃提出了一些意見。《吶喊》出版，更好的選擇應該是商務印書館。從1919年廣告看，當時北大的各種叢書，如“北京大學叢書”、“尚志學會叢書”、《北京大學月刊》都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fā)行，在商務出版是北大很多人的選擇。商務印書館是出版界的巨擘，原本注重古籍和教材，到新文化運動時漸漸跟不上形勢，被目之為守舊，張元濟為此銳意革新，1919年與北京大學簽了《北京大學月刊》的出版合同；1920年延攬胡適編輯叢書；1921年初，鄭振鐸、沈雁冰、周作人等發(fā)起成立文學研究會，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文學研究會的一批人進入商務印書館，推動改革。《小說月報》從1月開始由沈雁冰接手，魯迅此后在《小說月報》發(fā)表了很多文章。3月鄭振鐸和商務談妥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事宜，4月開始跟魯迅通信往來。魯迅跟商務印書館的合作漸增。1922年5月，鄭振鐸主編的“文學研究會叢書”開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同月魯迅的《工人綏惠略夫》在商務出版，7月出版《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以上三種都收入了“文學研究會叢書”。魯迅認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小說“不宜”于“世界叢書”，從題材來看，《吶喊》其實是適合“文學研究會叢書”的。但是，1922年8月，魯迅的《桃色的云》被商務印書館退稿。

《桃色的云》1922年5月至6月在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上連載，7月2日校改完畢，當月大概就寄給了商務印書館，8月10日，魯迅日記記載“午收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所寄《桃色之云》稿本一卷”，被出版社退稿。

從魯迅之前在商務出的幾種作品來看，《桃色的云》的去向應該也就是“文學研究會叢書”，為何會被退稿？1924年孫伏園化名曾秋士替魯迅打抱過不平：“他（魯迅）說中國人現(xiàn)在應該趕緊讀外國作品。鄭振鐸是已經投降了群眾了，說譯作至少要做到‘看得懂’，其實‘看得懂’的定義很難下，凡看不懂譯作的人大概是一輩子看不懂的，不看可也，硬看亦可也，去牽就他做什么！他的譯作《工人綏惠略夫》，他的譯作《桃色的云》，他的譯作《一個青年的夢》，都是極好的作品，但聽說可憐都只銷了數(shù)百部。”從這段話來看，退稿可能是兩個原因，一是“文學研究會叢書”主編鄭振鐸的翻譯理念與魯迅不合，現(xiàn)存的材料里，并無鄭振鐸直接說翻譯應該“看得懂”的文章，但他在1921年的文章《語體文歐化之我觀》里說：“不過語體文的歐化卻有一個程序，就是：‘他雖不像中國人向來所寫的語體文，卻也非中國人所看不懂的。’”。這使得鄭振鐸本身對魯迅的翻譯風格持保留意見。其次，魯迅的《工人綏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的銷量不如預期，這可能使得鄭振鐸更確定了自己翻譯理念的正確，導致了《桃色的云》被退稿。當然，這些都只是猜測，魯迅的《桃色的云》不一定是給“文學研究會叢書”，退稿不一定是與鄭振鐸相關，唯一能確定的，是商務印書館退了《桃色的云》。1925年胡也頻在《民眾文藝周刊》上有一則通信，說“魯迅先生所譯之《工人綏惠略夫》只售了二三百部，聽說，現(xiàn)在所未售的也還堆積在商務印書館之存書室”，此時胡也頻在給荊有麟主編的《民眾文藝周刊》寫稿，荊有麟經常拜訪魯迅，胡也頻的信息來源，可能來自于魯迅；胡也頻和鄭振鐸是好友，只是無法確定兩人結識的時間，胡也頻的信息也可能來自鄭振鐸。無論消息來自哪里，譯本的銷量問題確實比較刺激到魯迅。我們無法得知魯迅在稿子被退時是否還聽到了退稿意見，或者僅僅是他自己推斷的，但從孫伏園的說法來看，魯迅應該就是如此認為。此時“新潮社文藝叢書”已經正式提出并準備啟動。《桃色的云》最后在新潮社出版，是“新潮社文藝叢書”的第二種，在第三種《吶喊》之前。

四、魯迅的選擇

魯迅要出版《吶喊》，他當時可供選擇的出版社有哪些？理論上，只要是出版社都可以出版他的書，但現(xiàn)實中符合條件的并不多。中國大型的綜合出版社如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主要是做教科書和工具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的出版理念有一定的距離。上海新文藝書店雖然已經出現(xiàn)，比如有泰東圖書局，但主要出版創(chuàng)造社一系的書籍，魯迅與其毫無交往，新書業(yè)的銷行，也要到1923年之后才開始興旺。查看《新潮》的隨刊廣告，當時魯迅所在的北京大學，教授們出書，一般是有幾個選擇，一是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在外地找其他發(fā)行商，比如上海的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二是改革后的商務印書館，如胡適、陳大齊、周作人等就在商務出版有“北京大學叢書”；三是亞東圖書館，如胡適在亞東出版發(fā)行《嘗試集》；四是新潮社，比如王星拱、周作人等出版有“新潮叢書”。在以上出版社中，亞東圖書館屬于陳獨秀、胡適一系，魯迅與其無交往。群益書社與陳獨秀交好，出版發(fā)行了《新青年》，但在1920年與陳獨秀分道揚鑣。周氏兄弟1921年出版修訂后《域外小說集》，是由陳獨秀替他們張羅聯(lián)系群益書社，隨著陳獨秀的另立門戶，魯迅再去與群益合作的可能性較小。《吶喊》原本最理想的出版方式是送到改革后由文學研究會掌握一定勢力的商務印書館，但魯迅的譯作偏偏被商務退了稿, 從人之常情推測,既然一本書已經在商務印書館被退貨，無謂將自己的小說集再送過去碰壁。魯迅當然也可以不考慮以上因素，直接把《吶喊》送到上海的群益書社、亞東書館、泰東圖書局，以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的鼎鼎大名，這些出版社對《吶喊》肯定很歡迎，但雙方交情既不深厚，又相隔千里鞭長莫及，魯迅無法對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擁有很大的話語權。此時，新潮社就成為魯迅最近最可靠的資源。

那么，魯迅在何時確定要把《吶喊》放入“新潮社文藝叢書”出版？

《吶喊》最后一篇《不周山》落款1922年11月，《<吶喊>自序》落款1922年12月3日， 19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上有一篇《新潮社的最近》，提到“《文藝叢書》是最近的計劃，其稿件之已經預備就緒者有六種”，其中《桃色的云》《吶喊》分別是第二、三種。所以最遲到1922年12月，魯迅已經確定《吶喊》將在新潮社出版。

此時的新潮社，出版前景并不讓人看好，新潮社的組織章程中，規(guī)定其社的干事只“議定本志印刷款式及銷售方法”，凡銀錢出入，“概不經手”，導致其編輯出版不能正確的判斷市場，羅家倫在出版“新潮叢書”時，1920年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出版了一萬本，周作人《點滴》出版了七千本，到1922年底還沒賣完，造成了商品的大量積壓。新潮社的書籍印刷費由北大墊付，發(fā)行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兼辦，政府財政危機后，印刷費用被一并拖欠了。這兩點造成了新潮社的資金周轉困難，一共虧欠印刷費二千余元。新潮社“變了一個一面積貨一面負債的團體”。

在危機之中，新潮社又有很多其他出版社不具有的優(yōu)點。

首先，新潮社新的編輯班子孫伏園、李小峰都有出版經驗，在《點滴》等書籍大量積壓的情況下，他們將這些書籍拿到北大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場特價發(fā)賣，兩天就賣了280多元，新潮社社員首次自己經手資金，結果是比較成功的。出版部準備將這筆錢作為印書的資本，賣一種，收回錢來，再印第二種。這說明孫伏園等很有市場嗅覺，也很有辦事的實際才干。

其次，新潮社的出版由周作人、孫伏園辦理，魯迅有較大的自主權。魯迅是一個對印刷質量頗有要求的人，李小峰回憶說：“魯迅先生對印刷也不放松。他曾說過，‘書要印得好，小印刷局是不行的’。在北京的時候，設備完善，印刷精美的印局，要算‘京華’和財政部印刷局，因此彩色的封面，都是委托這兩家印，印樣都經魯迅先生仔細看過，并征求了作畫者的意見，認為滿意后才付印。” 1926年魯迅給韋素園等人的信里建議他們如果印果戈理像，“不如在京華印，比較的好些。”后來印《墳》的封面時，魯迅再三要求用京華。這里的“京華”是指京華印書局，與財政部印刷局是北京兩大最有名的印刷機構。財政部印刷局一直與新潮社合作，《新潮》和“新潮叢書”基本都由其印刷，包括了周作人的《點滴》。

由于新潮社欠款太多，財政部印刷局不肯交貨，無法繼續(xù)合作，胡適信里說《點滴》“排印錯誤太多，殊使人失望”，說明財政部印刷局的印刷質量并不盡如人意。“新潮社文藝叢書”從第一種《春水》到《桃色的云》和《吶喊》，用的都是京華印書局，可能就來自于魯迅的推薦。為何說這是魯迅而不是周作人或孫伏園的意見，因為在其他幾種“新潮社文藝叢書”中，周作人《陀螺》用的是京華，《雨天的書》用的是北大印刷科，李金發(fā)的《微雨》用的是志成印刷館，李小峰《兩條腿》用的是北大印刷科。說明周作人跟孫伏園、李小峰并不堅持一定要用京華。

魯迅對書籍裝幀和版式設計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說：“我于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后，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來，卻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并不依所注的辦。”出版社這種節(jié)省成本的版式設計，“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fā)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魯迅是很不滿意的，認為很少“讀書之樂”，且連人生都沒有“余裕”。新潮社出版的《吶喊》就基本按照魯迅的想法來操作，整部書前面有副頁，天地頭很寬。《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的初刊，標點在字的右邊，密密麻麻，望之局促；它在《吶喊》的初版，間距拉大，標點置于文字之下，也占一份空間，整個版面十分疏朗，讀者的閱讀感受更加良好，符合魯迅的要求。

第三，人情。“新潮社文藝叢書”是周作人在負責新潮社后唯一辦理的一項事業(yè)，魯迅作為兄長，勢必要對此作出支持。關于“新潮社文藝叢書”，周作人說自己很少插手：“其時該社名義上由我負責，所以《新潮社叢書》算是我編輯的，雖然事實上的編排原自歸作者辦理。”但這是在提到《吶喊》時說的，那時周氏兄弟已經失和，周作人把自己和《吶喊》的相關性盡量撇清，是可以理解的。仔細考察“新潮社文藝叢書”，從1923年到1927年，一共出版11種，按次序如下：

1.冰心《春水》

2.魯迅譯《桃色的云》

3.魯迅《吶喊》

4.cf女士（張近芬）譯《紡輪故事》

5.孫福熙《山野掇拾》

6.李小峰譯《兩條腿》

7.周作人譯《陀螺》

8.李金發(fā)《微雨》

9.廢名《竹林的故事》

10.周作人《雨天的書》

11.李金發(fā)《食客與兇年》

其中冰心的《春水》手稿由周作人保存，“這說明他當時確實親自審定了‘文藝叢書’第一種《春水》書稿。”《桃色的云》《吶喊》是周作人長兄魯迅的作品，《陀螺》和《雨天的書》都是周作人作品，《兩條腿》是新潮社員李小峰作品，《微雨》《食客與兇年》作者李金發(fā)由周作人發(fā)掘推薦，《竹林的故事》作者廢名是周作人的學生，這整套叢書，都鮮明的打上了周作人的烙印，可以看出他為此花的心血。1924年魯迅想替許欽文出版作品，致信問孫伏園說：“現(xiàn)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問其可收入《文藝叢書》否？”這說明了周作人對“新潮社文藝叢書”的掌控力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們看到叢書中不僅有《桃色的云》和《吶喊》，魯迅還幫忙校訂了孫福熙的《山野掇拾》。孫伏園對魯迅來說，也并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編輯。魯迅在《我與〈語絲〉的始終》里提到《晨報副鐫》時的孫伏園：“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系罷，似乎也頗受優(yōu)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吶喊》從醞釀到出版的這幾年，正好是魯迅經濟最為窘迫的時期，錢款對魯迅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一方面，北洋政府從1915年起經濟困難，發(fā)的工資有時是加蓋“北京”二字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鈔票，中交票不能十足兌換，往往要打六折左右，相當于無形減薪，又常常延遲發(fā)工資，到1921年10月，教育部已經欠薪5個月，魯迅不得不與部員一起“往午門索薪水”，向政府討薪；另一方面，1919年周氏三兄弟購買八道灣宅子，1920年周建人之子豐二生病，1921年大半年周作人因肋膜炎養(yǎng)病，錢款大多由魯迅支出，導致他不得不頻繁向同事和好友借款，甚至借過高利貸。魯迅從1918年發(fā)表《狂人日記》，到1921年為止，就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50多篇文章，但《新青年》從1918年的四卷一號起已由按稿計酬的普通刊物轉變?yōu)闊o償供稿的同人刊物，所以魯迅當時在《新青年》上寫的文章雖然多，沒有報酬。1919年孫伏園主編《國民公報》的文藝版面后，馬上向魯迅約稿，此后的《晨報副鐫》也是如此，這些都是付酬的刊物，對魯迅當時的經濟情況有一定意義上雪中送炭的作用，從上述魯迅對孫伏園的記敘里可以嗅出他對孫伏園的感激意味。周作人和孫伏園的新事業(yè)，魯迅必定要鼎力支持。

1923年5月20日，魯迅日記記載“伏園來，……付以小說集《吶喊》稿一卷，并印資二百。” 魯迅在1922年12月就確認要在新潮社出版《吶喊》，卻要到1923年5月才將稿件交于孫伏園，這5個月時間的空檔，有兩種可能。一是在校稿， 我們可以看到，《狂人日記》初刊中“眼色”之類的錯別字都改正了。第二種更大的可能是在排隊，《桃色的云》1923年5月付印，7月出版，《吶喊》6月付印，8月出版，都是比較正常的出版周期，冰心的《春水》作為“新潮社文藝叢書”第一種，1922年12月即已經付印，卻不知因為何種因素，到1923年5月才出版。新潮社新編輯班子之前已經確定好了編輯原則：“一種書印好，發(fā)賣完了，將錢收回來，再印第二種。”

但《春水》才出版，新潮社沒有那么快的時間回籠資金，又在同一個月將《桃色的云》拿去付印，即使有一些結余的款項，也用的差不多了。《春水》定價大洋三角，《桃色的云》定價大洋七角，魯迅不能預料《春水》的銷售情況，但他自己之前在商務出的譯作，《一個青年的夢》等等，銷量都不太好，如果要前兩種賣得差不多了籌到《吶喊》的資金，不知道要等多久。所以魯迅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讓《吶喊》可以及時出版，并盡量得到精良的印刷，墊付了200元印資。魯迅自己出資，可能還有一層考慮。陳子善老師的《〈吶喊〉版本新考》提供了新材料，根據(jù)孫福熙的說法，魯迅一開始只想印五百本，但第一版印了1000本，導致他十分氣惱，說“印一千本，有誰要呢？”《域外小說集》和幾本譯作的銷量，可能導致魯迅對自己作品的受歡迎程度產生了懷疑，所以即使這是創(chuàng)作小說集，也不敢出版太多，甚至怕賣不完，連累新潮社雪上加霜。魯迅自己出錢，相當于自費印刷出版，至少不占用新潮社的資金周轉。魯迅慷慨出資，這時期他的經濟比較寬裕嗎？事實并不如此。1923年魯迅的日記里，教育部的欠薪在開年幾個月一般差4個月左右再逐月發(fā)還，再加上版稅，所以魯迅在5月能拿出這筆錢。但隨后工資又逐步減少，到8月份才發(fā)2月份的工資，并且只發(fā)4元，只夠給工役做過節(jié)的賞錢。根據(jù)陳明遠的計算，1923年魯迅年收入2304元，是魯迅1913年到1936年24年間收入最低的一年，魯迅這年過得十分拮據(jù)，書帳花了149.2元，在歷年間排倒數(shù)第四，從這里更可以看出魯迅對《吶喊》的慎重態(tài)度。

在《吶喊》印數(shù)上，雖然有材料顯示魯迅只想印五百本，但1922年12月27日的《新潮社的最近》說的很清楚：“我們決定一個方法，就是每種書只印一千；無論這部書有二千可銷也好，有三千可銷也好，我們?yōu)轭櫲@有限的資本起見，都只能印一千，寧可到不夠分配時再版。”所以這應該是“新潮社文藝叢書”一開始就確定好的印數(shù)。《吶喊》8月22日初版，賣了一個多月即銷售一空，11月就需要啟動再版程序，使得魯迅對此心存疑慮，也從側面反映出魯迅這第一本創(chuàng)作小說集在大眾間的銷量是多么盛況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