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話嘉賓：

海飛（作家）

王雪瑛（文匯報記者）

電視劇《梅花紅桃》劇照。 制圖：李潔

海飛擔任總編審的《梅花紅桃》正在東方衛視、北京衛視等播出，長篇《蘇州河》《昆侖海》首發《人民文學》《收獲》后，先后出版單行本，近日又推出《海飛自選集》中短篇小說4卷本。海飛創作的諜戰系列聚焦自我青春與時代洪流交匯的命題，通過嘉賓之間的對話，讓讀者了解優秀諜戰劇有什么要素，作家如何以“故事力”駕馭小說和劇本的“雙線寫作”，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探索著文學天空下的故事海。

優秀諜戰劇不可缺的要素是深情

王雪瑛：最近出版的《海飛自選集》是4部中短篇小說的集結，不同題材不同筆法的駁雜，氤氳出你的文學氣場和故事海洋。回望近30年的創作歷程，你的創作是否有著階段性的變化？如何捕捉到“諜戰”這個創作中的關鍵詞？你如何看自己創作的發展變化與堅守不變？

海飛：我編劇的《旗袍》在2011年熱播，一些影視公司開始向我約稿。同年，我還寫了長篇小說《向延安》，主人公金喜從想成為優秀大廚到成為頂級特工，這些作品現在有了標簽：諜戰小說。2011年是我創作的轉折年，諜戰題材給了我更大的發揮空間。此后我又創作了《捕風者》《麻雀》《驚蟄》等，2017年開始我又陸續創作了“古代諜戰”《風塵里》《江南役》《昆侖海》。

我的寫作經歷了三個階段：2010年之前的現實敘事，2010年迄今的諜戰敘事，正在推進的南方懸疑敘事。“南方懸疑”稱為“迷霧海”系列，以發表于《人民文學》2022年的《臺風》為開篇，已被愛奇藝納入迷霧劇場。不論寫作題材如何變化，我始終是在寫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與剖析，寫在不同處境、時代與環境下，人性之中的良善與陰暗，糾結與掙扎，困境中對自我的認知，對人生的突圍。我在小說創作中樂此不疲，細枝末節都展現出對人性的迷戀。“迷霧海”系列將是我今后重要的創作方向。

王雪瑛：吸引力是受眾對諜戰劇的預期，如何避開各種耳熟能詳的套路和形式，以獨特性和新鮮感發揮吸引力也是主創們費心思慮的問題。你積累了豐富的諜戰劇創作經驗，但每遇一部新劇，依然會有必答題：這部劇靠什么取勝？你對正在東方衛視、北京衛視等播出的《梅花紅桃》有什么評價？優秀諜戰劇有什么不可或缺的要素？

海飛：我擔任《梅花紅桃》的總編審，這部劇的故事著力點無疑是生活與諜戰的融合，梅花與紅桃是一對夫婦的特工代號，夫婦不同的身份代表不同陣營的較量、決戰和沖突；而夫婦又代表情感、共生與合作。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核心要素，要求諜戰情節推進時，不能只專注于事件本身，更要兼顧特工任務和計劃，在“夫妻”這種特定關系中的別樣推進。在創作時不能從單場角度去判斷功效，而要在劇本中細密如織地進行情感鋪排。劇本創作如同織造一張連綿的網，情感與諜戰要連綿不絕，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優秀諜戰劇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深情”，這種“深情”不是單指愛情，還有兄弟情、戰友情、同志情、家國情懷和信仰之情。《懸崖》中的周乙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蘇聯，但他仍是抱著赴死的決心，返回哈爾濱救下莎莎與顧秋妍，這是他的深情、信仰和擔當。當周乙在墻下被執行槍決時，他抬頭望著陽光那一瞬，那一回眸勝過所有言語。

上海的磅礴與瑰麗是文藝創作富礦

王雪瑛：有位劇作家說，人生就是一個劇本，自己所有的寫作，劇本里所描繪的內容和融入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其實都是對自己人生和所處現實的隱喻。人生的劇本和我們用文字塑造的劇本是相互融合、相互襯托的，可以相互詮釋的。你有同感嗎？《向延安》《麻雀》《驚蟄》《醒來》《捕風者》《蘇州河》等作品中的人物身份各異，在烽火硝煙的生死較量中，彰顯熱血青春和堅定信仰，在驚心動魄的刀光劍影中，展現家國情懷和英雄氣質。你特別心愛的人物是誰？他們的身上寄予著你的英雄情結？

海飛：去年，我重新修訂了長篇《向延安》。今年，《向延安》被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購得話劇改編權。在重新修訂時，我發現自己再次愛上了金喜，他身上有很多現在年輕人的影子。金喜參加進步話劇團，但是他在集體里默默做事“不響”。他原本有機會第一批去延安，因為和秋田一家相識就開始了潛伏。面對喜歡的人的質問，他又“不響”，這時的“不響”從性格的內斂，變成了因為保密而選擇隱忍。他在一步步成長，他的“不響”讓人看著心疼。最后他一生也沒有去成延安。他的愛人、家人、朋友，也離他遠去。與其說我最心愛的人物不如說我最心疼的人物是金喜。

小說家有一個天賦是對細微變化的感知力，對細節的捕捉能力。小說家虛構了一個個人物后，越來越明白了“世事無常”。小說中的人生，讓我體驗了多種人生，這里不僅有英雄情結，也有生活中所有的酸甜苦辣。在思緒萬千的腦海里，看到虛構的影像，體驗多重人生，這是小說家的幸運，在人生海洋中獲得的特別獎賞。

王雪瑛：上海，是一座被無數次表現過劇情的城市。除了古諜系列，你的諜戰作品中的故事，幾乎都發生在上海，為什么對上海情有獨鐘？你如何理解城市與文學創作的關系？

海飛：諸暨是我的精神原鄉，上海是我的文學故鄉。我母親是上海人，少年時我的寒暑假在楊浦區龍江路度過，弄堂里住著揚州人、紹興人、南通人和寧波人。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過來，操著各不相同的口音。我喜歡這樣的“匯聚”，所有匯聚是一種“潮”，澎湃而有力。小說何嘗不需要這樣的“勁道”。那時我除了愛在附近的滬東工人文化宮閑逛，就沉迷在舅舅的書架前。后來我寫小說和電視劇《麻雀》時，外祖母家附近的新滬鋼鐵廠、六大埭菜場都被我寫成地下黨接頭地點。

上海這座城，是文藝創作的富礦，有著龐大的資源，潮起潮涌，多少人間事都在談笑間奔流，兼容著煙火弄堂與巍峨都市。上海的細枝末節都是最好的創作資料，磅礴與瑰麗共存。地域文化是作家創作的底色。城市蘊藏著無窮的秘密，城市有多大，城市小說就有多大。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就是一座城。城市文學是多元的世界，不同的讀者會看到小說中對應的自己。身居上海時，我熱愛提籃橋那一帶的陽光，和外祖母家只有四站路的車程。這也許是我和城市文學的距離，看上去不遠，但永遠在前方。

王雪瑛：古諜系列繼《風塵里》《江南役》后，你又推出長篇新作《昆侖海》。這類作品的創作緣起，創作的難度體現在哪里？經過這三部作品的創作，你的寫作有怎樣的提升？

海飛：開始創作“錦衣英雄”系列前，我翻閱了大量明史等歷史書籍。真正的創作難度并非是對歷史事件的逼真敘述，而是如何虛構一個凌空而起的故事，如何在人物群像塑造與事件推進節奏上標新立異。《昆侖海》等作品主要人物眾多，派系林立，而諜戰創作又講究草蛇灰線，伏脈千里，如何樹立眾多人物與推進主線敘事之間的鋪排是創作的難度。

這三部小說的創作是我在新類型新題材創作中摸索前行的范例。《昆侖海》在人物設置、故事構架等諸多方面，都有提升。這是一組特別的人物關系，容易生發故事；這也是相對穩固的故事構架，各色人等在此間上演恩怨情仇、家國大義的情節。小說扎實的故事中有著豐沛的情感，也有著綿密、冷峻中透著詩意的語言。有時候我以為自己是一名古代俠客，穿行在樹叢一樣繁密的小說中。

小說改編成影視劇的關鍵在于人物

王雪瑛：“故事”生長在小說的創作與審美中，故事性強和人物強的小說易于成為影視劇的母本。你從哪一年開始小說創作與劇本創作的“雙線寫作”？依據你多年雙線寫作的經驗，說說你對編織故事的理解，善于編織故事是成功駕馭小說和劇本兩種文體的關鍵嗎？《昆侖海》扉頁上題寫的“故事海”，是你倡導的小說創作的理念，請解讀“故事海”。

海飛：判斷一部小說是否易于成為影視劇母本，最關鍵還是看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是否剖析了人的精神內核，讓讀者和觀眾看到了人性和人心，認識了“人”。《人世間》改編自梁曉聲同名小說，編劇王海翎將人生百態寫得扎實，充滿了溫暖與感傷的歲月感，沒有以起伏跌宕的故事來博眼球，是豐富的人生滋味讓觀眾有了強烈共鳴。打動讀者內心的小說才是好小說，才適合改編。

2009年我開始寫《大西南剿匪記》劇本，2010年我創作電視劇《旗袍》劇本，從此開始了左手小說，右手影視的雙線寫作。這樣的寫作讓我痛苦又暢快，沉浸在汪洋的故事海里，沉浸在每個角色的掙扎與糾結中，有些像吃辣椒，辣得你生疼，又讓你暢快。相比于故事性，我更以“故事力”來說事。“故事力”是用精彩故事剖析人性，用故事解析人的精神內核，用故事構建不同人生，傳達人生經歷中的各種況味。具備一定“故事力”是寫好小說與劇本兩種文體的關鍵，這種力量，一半靠天賦，一半靠后天磨練。

“故事海”提倡“讓小說有精彩的故事”。從文學價值來說，故事能讓文學傳得更廣，流得更遠。而文學氣象和故事海洋是一種要求，也是一種目標：故事中充滿著文學性，文學中包含著好故事，這就是我提倡的“故事海”。

王雪瑛：作為作家的小說創作，對你的劇本創作有怎樣的影響？劇本創作對你的小說創作又有著怎樣的影響？長年的“雙線寫作”實踐中，你有著怎樣的甘苦？什么是你需要突破的瓶頸？

海飛：小說提供了文學氣息，類似嫻靜女子坐在花園長椅上的氣質。如果故事是小說骨骼的話，那文學語言、對白、場景描寫等，就是血肉。小說家寫劇本，會讓劇本更充滿彈性，文學的質感與意蘊。創作劇本要構建人物關系，構架故事，所以在謀篇與布局上需要有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用于長篇小說的創作，結構會十分穩固，妥帖與有力。

作為小說家與編劇的雙線寫作，我同樣面臨著左右手互搏時不協調的矛盾。寫小說時，我更在意留白，特別在意落筆第一句帶來的韻味；寫劇本時，更在意戲劇沖突與人物張力，不需要太多的閑筆，講究干凈利索。但凡優秀劇本一定是充滿文學性的，好小說也會有一個天下流傳的故事。我常年撰寫諜戰劇，求新是特別重要的任務，而求新又何其艱難，求新并不是只要人物換個職業，敘事換個角度，這不叫創新，只是換了一層皮。諜戰劇有著創作方法和規律，我想能發力創新的是人物關系和劇作表達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