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到美麗的清華園，參加由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與中華書局聯合舉辦的“紀念傅璇琮先生90誕辰暨《傅璇琮文集》發布會”，其盛況是近年類似會議所罕見。據主辦方說，限于規模，很遺憾，還有很多學者不能到會。與會者的發言，大多從“傅璇琮先生是著名學者”這個角度，談傅先生的唐代文學研究成就，以及對中國學術發展的貢獻。作為出版界參會者，筆者以“作為出版家的傅璇琮先生對中國出版的意義”，簡要談了幾點想法。會后，又認真拜讀了24冊的文集，特別是其中10冊《駝草集》，對“傅璇琮先生是著名出版家”有了一些新認識，愿與出版同行分享。

我本人最早知道傅先生的名字以及他的書，是《李德裕年譜》，緣由是一直記得家鄉北固山上的宋代鐵塔文字介紹中提到李德裕。由于筆者2003年至2018年主持鳳凰出版社工作，與傅璇琮先生有一點交往。2013年10月，在鳳凰出版社成立30周年前夕，傅先生為我們題“為文化傳播，為大眾服務”，予以勉勵。傅先生去世后，我曾寫了《我與傅璇琮先生的幾次交往》，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傅璇琮紀念文集》。

《傅璇琮文集》“出版說明”中，對傅先生的評價是兩點，一是“著名出版家”，一是“著名學者、學者型編輯的杰出代表”。我以為，出版界對作為“著名出版家”的傅璇琮先生的研究，遠不及學術界對作為“著名學者”的傅璇琮先生的研究，這確實有些遺憾。老一輩出版家，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的出版理念或編輯思想，多體現于具體出版編輯實際工作之中，很少空談，傅璇琮先生也是如此，這就需要我們加強研究和挖掘。

傅璇琮先生的編輯生涯

傅璇琮先生從1958年3月由北京大學調至商務印書館、7月“調轉至中華書局”起，直至2003年退休，從事出版工作45年，一生服務中華書局與出版事業。應該說，傅璇琮從事出版編輯工作，并不是自己主動選擇的，原本已在北京大學教書和做學術研究的他，因所謂“同人刊物”，遭不公正對待，“身心俱受打擊”。即便如此，包括其后處各種逆境時，他總以“屈子行吟的故土總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自勵（《駝草集》第1334頁。下文中的頁碼均為該集），當時就“立下一個志愿：我要當一個好編輯，當一個有研究水平的專業編輯”（1365頁），“我那時就想嘗試一下，在出版部門，長期當編輯，雖為他人審稿、編書，當也能成為一個研究者。我們要為編輯爭氣，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家學者的”（1366頁）。可以說，編輯學者化或稱學者型編輯，是傅先生的自覺追求，他不但自我實踐，而且在不同時期文章中，多次提出這個問題。所以我認為，這就是我們今天認識、理解和研究傅先生作為當代著名出版家最好的切入點。他曾多次說過這樣一段話：“回顧本世紀的出版史，凡是能在歷史上占有地位的出版社，不管當時是賺錢或賠錢，它們總有兩大特點，一是出好書，一是出人才。我們一提起過去的商務，總會自然想起張元濟、沈雁冰、鄭振鐸、傅東華；一說起開明，就會想起夏丐尊、葉圣陶、徐調孚、周振甫。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有馮雪峰、周紹良、顧學頡、王利器、舒蕪；而中華書局當時則有張政烺、陳乃乾、宋云彬、楊伯峻、傅振倫、馬非百、王仲聞。出版社要具備文化學術意識，就得在編輯部中有專門家、學者，他們可以不受某種潮流的沖擊，甘心于文化學術事業而操勞一生。因此不妨提倡，編輯應當把學者化作為自己進取的目標。”（1226頁）

也正因有如此認識，傅先生在不能發表論文的處境中，一邊審讀、加工書稿，一邊做楊萬里、范成大、黃庭堅研究資料匯編，并以此為他的學術研究起點，他后來總結說：“我是一個編輯，編輯當然首先要把本職工作做好，審讀稿件，把住質量，開闊視野，組織選題，但同時還要提高本身的文化素質和學術修養，盡可能使自己在某一專業領域發展。學術研究與審讀書稿，是互為影響，互補互長的。”（1367頁）出版社編輯學術水準高低決定著選題與圖書質量，這本身并不難理解，但要成為一名被公認的“學者型編輯”，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振甫先生編輯錢鐘書先生《管錐篇》，已成為中國出版史上的佳話。傅先生曾說：“我已立志于一輩子做編輯，中華書局在我之先的就有周振甫。”（1394頁）

“編研相輔相成”

觀當代出版行業，如周振甫、傅璇琮這樣的“學者型編輯”確實不多見了。近些年來，出版界很少再提“學者型編輯”，談得更多的是“復合型人才”。這樣的人才固然好，但現實中確實難得，且不說“復合型”何以定義，容易造成出版人才概念化和形式化，甚至容易造成少數夸夸其談者受到追捧。好像有人說過：現在一些似乎什么都懂的所謂專家，其實離什么都不懂也不遠了。現實中看，這話多少有點道理。傅先生的文章中，也談到過類似現象：“現在，社會上有些人，被捧為什么‘大師’，有時卻連起碼的常識性錯誤也會在筆端中流出，卻頤指氣使地訓斥別人。”（1319頁）雖然我們所處的出版環境發生了變化，但出版所承載文化傳承、傳播的本質與功能并沒有改變，隨著出版業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特別是學術出版，從某種意義上講，“學者型編輯”將是決定中國出版未來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從傅先生早期為幾部中華書局圖書如《詩經通論》《全唐詩》《清人考訂筆記》等寫的“出版說明”就可見，沒有相當的學術修養，很難寫成這樣的文字，而那時他才二十幾歲。

劉躍進先生在紀念傅先生的文章中有這么一段話：“都說教學相長，其實編研亦相輔相成，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同時，也可以把自己嫁出去。”隨著時間推移，傅先生這一代學者型編輯，會給后人更多的啟示。有人會說，“學者型編輯”主要是針對從事學術出版的人而言。其實同理，任何門類的出版，編輯在這個領域專業程度的高低，同樣決定著出版物的質量。所以，對于編輯學術研究與圖書出版之間的關系，傅先生特別強調二者間的相互促進：“出版社的編輯工作，確實有所謂‘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味道，但真正投入者會有大學、研究機構所不易具備的求實、廣學、高效三者兼備的機能。在專業性較強并有一定學術環境的出版社，只要自己努力，是能夠在學術上有所成的。即使在商品經濟體制下，我想這種情況也是不會改變的，中國的出版社，應該說已與大學、研究所一起，成為有較強發展前途的學術研究基地。”（1394頁）傅先生對編與研如同教與學相長關系深有體會，“我始終覺得當編輯是一個樂事，從來不相信‘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話。編輯的勞動不純粹是支出，稿子無論合用不合用，經過閱讀，付出了勞動，同時也增加了知識，長進了學問”（937頁）。由知之好之樂之，我們就不難理解，傅璇琮先生為什么能夠成為當代“學者型編輯”的杰出代表，他在編輯、策劃、主持出版了眾多影響中國學術發展的圖書的同時，在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唐代文學研究以及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學術影響，《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等，都已成為公認的當代學術經典。

作為“學者型編輯”的杰出代表，更讓人敬佩的，是傅先生對“編輯學者化”所持非狹隘性觀念，他說：“編輯學者化，并不是說編輯一定要作一個專業學者，而是說編輯具有一定的專業志趣與成就，就有利于與文化界的交往，促進出版業務的發展。”（2223頁）而且，他能依據出版環境的變化，對“編輯學者化”有與時俱進的思考：“我曾經提出‘編輯學者化’。現在出版環境變化了，編輯學者化的說法不一定合適，可以改成‘編輯工作應該注意社會化’，更好地面向社會，而不僅是專注于某一個專業。比如古籍整理除了專業工作以外，還存在一個普及工作，應該有一個傳統文化現代化的觀念，思考古籍文化如何與現在的讀者溝通、結合。”（2417頁）我在想，如今的出版業態較之以往確實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商業出版”的邏輯已普遍為從業者所推崇，甚至“出版家”也被重新定義并日漸泛化，但能對出版本質的認識與實踐合一者，傅先生這一代出版家，不但沒有被超越過，而且似乎越來越少。

出版的文化本質屬性

我認為，傅璇琮先生之所以倡導并實踐“編輯學者化”理念，與他始終堅信出版的文化本質屬性相關。早在初中階段，他即受出版家葉圣陶、夏丐尊主辦的刊物和著作影響，對編輯行業有了初步認識；1958年到出版社以后，“我特地借閱張靜廬輯注的兩部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書（中華書局20世紀50年代出版）。看了以后，我打開眼界，不由得對出版行業心向神往，油然生情，還使當時雖只有二十幾歲的我，已判然地意識到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發展，確與出版關系密切，要研究近現代文化史，斷離不開出版史研究的”（2070頁）。中華書局的歷史，也堅定了他的這一想法，“中華書局竟還是出了那么多值得人評說的書，可見，盡管人事倥傯，文化還是能在時間上站得住腳的”（1223頁）。因此，他堅信：“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素質的重要體現，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精神的源泉，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在歷史上對古代中國和中外文化交流都有過巨大的貢獻。隨著歷史的推進，在現代化進展的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仍有其現實意義，應該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石。”（2846頁）

正是他這些一貫認識，使他一生致力于出版編輯事業，始終堅持出版的文化本質，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對自己總有著“一種高層次文化導向的自期”（1563頁），并以此為基點，在幾十年的出版編輯生涯里，不管時勢風云如何變幻，甚至個人遭“因所謂世態炎涼而致的落井下石”（2288頁）的不公遭遇時，也從沒有懷疑或放棄作為編輯應該有的“文化學術意識”以及“學者化的抱負和氣質”（1969頁）。由此，就不難看出，傅先生極力提倡和實踐“編輯學者化”，其實是對“出版”這一具有文化屬性的人類文明行為的準確認識與把握。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業隨著市場經濟興起，行業間對出版物的文化屬性和商品屬性、圖書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不同的觀點與追求，傅先生說：“我也是搞編輯出版工作的，深感在當前的情況下，出版工作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不能一致，如何抉擇，就顯出當事者的眼光和魄力。”（454頁）我想，大多出版從業者在實際工作中，對“兩個效益”統一的問題是有體會的。但這并不表示傅先生不講出版物的“經濟效益”，包括他極力促成《萬歷十五年》出版、策劃《學林漫錄》、提倡古典文學普及等，都是在探求兩個效益結合；但他又不是概念化地講“兩個效益有機統一”，而是講“結合點”。進入本世紀，出版體制改革，傳統出版觀念受到挑戰和沖擊，一段時間把圖書等同于一般商品的看法甚至成為實際工作中的主流，這時的傅先生應該已經退休，但他對這個關乎行業發展的關鍵性問題，還是有著鮮明觀點：“我們出版業正處于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刻，面臨出版改制，注重市場經濟，但我們還是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以此為基點，尋求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點。”（2223頁）傅先生在這里講“結合點”，正是一個出版家實事求是精神的體現。

在傅璇琮先生留下的數百萬字著作和文章中，雖然沒有一篇專門系統談自己的出版思想或編輯理念，但從上述點滴文字中，我們是可以看到其中所蘊含的極具深刻性的出版思想和理念。

以出版實踐支撐的出版理念

當我們談到傅先生作為著名出版家、學者型編輯的杰出代表，自然而然會想到他主持出版了眾多對中國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著作，除了《文集》發布會上大家提到的《啟功叢稿》《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萬歷十五年》等，以及傅先生晚年付出許多心血的《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大型項目，我特別留意了傅先生自1991年到1997年任總編輯期間中華書局的書目，許多書至今仍是從事相關學術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全唐詩補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全清詞·順康卷》等等。凡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期在出版社工作的人都有體會，對于一時洶涌而來的商品浪潮，堅持學術出版是非常不容易的，我想，這些書的出版，固然與中華書局的出版傳統有關，但也一定與主持書局編輯業務的傅先生的膽識、學識與遠見有關。如果我沒有記錯，1990年代末的五六年間，中華書局由于主要負責人變動，書局出版偏向，讓不少學者、讀者為之痛心。

有學者說：“傅先生的工作在中華，但他的學術舞臺卻是全國的。”我也套用一下：傅先生的工作在中華書局，但他的出版格局卻是全國的。據《中華書局百年大事記》，傅先生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計劃和十年規劃起草小組組長。《文集》“出版說明”中也提到，傅先生直接參與制定《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同時，傅先生領銜和參與了如《全宋詩》《全宋筆記》《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宋登科記考》等非中華書局出版項目，當我們談到作為出版家的傅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一部部與中國學術發展密切相關的著作，有中華書局出版的，也有非中華書局出版的，這就是一個出版家的大格局。另外，《駝草集》中收錄了一百多篇傅先生為別人、特別是年輕學者著作寫的序，也能說明這一點。

傅璇琮先生作為出版家的遠見，還體現在兩個方面：提倡重視傳統文化普及和古籍整理出版的現代化手段。上世紀80年代初，傅先生在《重視古典文學研究的普及工作，加強書評，提倡正常的學術批評風氣》一文中，指出學術研究中應該具有提高和普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且不可偏廢，“普及的工作之所以不受重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被人看不起，認為沒有學術價值，這其實是一種傳統的偏見。普及的工作真正要做的好，沒有專門的研究基礎是不行的”（308頁），并特別把普及的問題提到“牽涉到我們搞社會科學的人怎樣更好地聯系實際、面向廣大群眾的學風問題”（308頁），并結合一些出版社在傳統文化普及讀物方面的選題，指出：如果“沒有對于該選題作專門的研究，要在短短數萬字中概括而清晰地介紹出來是不可能的”（308頁）。他后來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普及的層次》（604頁），從自己讀朱自清《經典常談》的體會，就針對不同讀者人群，提倡古籍普及的多層次，反對簡單化、一體化。可以說，傅先生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沒有停止思考和呼吁。他在為三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一書所作序中，再一次提出古籍普及的層次問題，“我以為對古籍的整理，古書的普及，現在應該作深層次的研討，不要停留在簡體橫排體現普及方向這樣表面性的言論上……普及也應注意不同層次，不能把普及僅僅歸結為白話翻譯、漢語拼音，或加一些艷文麗詞的裝飾作現代商業性的包裝”（1349頁），并再次倡導普及的“中間環節”以及向下延伸的做法。二十多年過去了，傳統文化普及仍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遺憾的是，傅先生指出的一些問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

傅璇琮先生最早提到古籍整理出版現代化手段問題，是1993年，在《力求務實創新，切忌急功近利》一文中說：“電子計算機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展示了極為廣闊的前景。特別是中文信息工作的長足進步，使電腦這一最現代化的技術與中國古籍這一古老文明得以結合。如果我們現在要求創新的話，其中一個重要課題即是研究如何加快古籍整理出版手段現代化的步伐。這不單單是為了提高整理的速度，計算機的推廣應用，還必定會使我們的整理研究在質量上出現新的飛躍。”（1002頁）如今的學術、出版界對此早已有了共識，古籍數字化也已成為發展趨勢，并上升到國家文化發展層面，取得豐碩成果，傅先生當時提及的一些問題，也被后來的古籍整理出版所證明。但在30年前傅先生呼吁這個問題的時候，恐怕就未必如此了。想想當時，圖書出版尚未完全告別“鉛與火”，電腦在出版社還是“稀罕”物品，包括筆者在內身邊許多出版從業者，甚至學會使用電腦的幾項簡單功能，也是幾年以后的事。在國家古籍出版規劃中，直到2001年，才在“綜合參考類”中列了一個項目。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其中，對“做好古籍普及”和“推進古籍數字化”，有非常強調的表述和明確要求。這是一份引領新時代古籍工作的綱領性文件，筆者曾經預言，未來回顧和總結這個時期古籍工作成就，上述兩項將是重要指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傅璇琮先生在三四十年前提出這兩方面問題，的確難能可貴。

我以為，加強傅璇琮先生這一輩出版家、學者型編輯的研究，對中國出版未來發展具有特別意義。

（本文作者為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鳳凰出版社原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