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劇作家陳欣欣

從事編劇工作40余年，我一直在“生活”這個礦藏里跋涉、尋寶，創作的每一部劇本都是生活的饋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就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個人的能力總是有限的，但是，無限豐富的人民生活，給予了我們無限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使得藝術家擁有深刻的思想，得以把生活變成藝術，用藝術表現生活。

福建東山縣有一個叫銅體村的小漁村，當年國民黨撤離大陸之前，曾在此補充兵源，村里幾乎所有男子都被“抓壯丁”押往臺灣，使得這個小漁村淪為了“寡婦村”。在這個村子我聽到一個故事：一對新婚男女分別之際，新郎望著頭上插著發簪的新娘說：“你插上發簪水當當的（閩南語美麗極了的意思），無論我走到天涯海角，每年都要為你買一把發簪。”此后，兩岸隔絕的30多年間，“寡婦村”里的91位婦人無一人改嫁，她們成了望海的女人，年復一年地盼夫歸來。但這位新娘并未盼來她的丈夫。1987年，中國臺灣當局終于開放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一位臺灣老兵為這位妻子帶回了丈夫的骨灰和30多把閃閃發亮的發簪……當她流著淚將那30多把發簪插在頭上的一刻，她那張布滿皺紋的臉上煥發出了奪目的光彩！如此凄美的愛情令人心碎。

聽到這個故事時，我不禁潸然淚下。這30多把發簪見證了兩岸分離給百姓帶來的痛苦，也見證了這對夫妻的生死之愛。我被這個故事深深地震撼，這個真實的細節在我的心中珍藏了二三十年，直到前兩年，我為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戲劇團創作了高甲戲《圍頭新娘》。圍頭是閩南晉江的一個小漁村，它離金門縣只有5.2海里。以前圍頭人和金門人親如一家，但兩岸隔絕后，圍頭和金門依然雞犬聲相聞，卻老死不相往來了。可是圍頭卻出了位奇女子，她在海上遇到一個金門的年輕人并愛上了他，在兩岸堅冰尚未融化之時，這位圍頭女子沖破重重障礙，敢為人先，勇敢地嫁到金門，從而打通了兩岸的通婚路，使圍頭村成了兩岸通婚第一村。在處理這個題材時，那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30多把發簪，突然浮現在了腦海，由這個故事我設計了奶奶烏英這個人物。1949年兩岸突然隔絕之時，烏英的丈夫正在金門做生意，從此就回不了家了。一道海峽讓兩岸無數百姓生離死別，烏英一輩子望穿雙眼，盼望丈夫歸來。可她終究沒能等回丈夫，只等到別人帶回的那35把發簪……烏英的悲劇令所有人心碎！為了不讓爺爺奶奶們的悲劇重演，圍頭新娘堅定地沖破一切阻擋，跨越海峽，嫁給金門的心上人。

在多年的創作中，我非常珍惜像這樣真實的生活細節。這樣的細節生長在泥土里，生長在人民的生命中，是編劇坐在書桌前無論如何也編不出來的。只有真實的藝術細節才能產生出如此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行船走水七分險”，海上翻船是常有的事兒。在圍頭村就有這樣一個風俗：凡是海上的浮尸都是“好兄弟”，都要帶上岸埋葬。這是多么人性化的風俗。中國民間有許多如此美好的風俗，讓人們重情重義，心中充滿悲憫。在以“口述歷史”的方式編著的圍頭《八二三炮戰紀事》里，我看到圍頭人口述的一件事：“八二三”炮戰中，圍頭人曾在海里撈到一具浮尸，可這具浮尸卻穿著國民黨的軍裝，他到底是敵人還是“好兄弟”？圍頭人最后還是按鄉俗認他為“好兄弟”，不但讓他體面地入葬，還讓他的墓碑朝著金門，讓他天天都能看見家鄉。即使在戰爭中，圍頭人仍然堅守人性，心懷悲憫。我就是用這一真實的事件結構了《圍頭新娘》。

劇中，圍頭新娘洪飛燕的奶奶和父親當年冒著巨大的風險，偷偷埋葬了一個國民黨軍官，而他正是后來和洪飛燕相愛的金門青年唐越的父親。唐越是遺腹子，父親去世時他還未出生，沒見過父親成了他一生的遺憾。唐越母親說：“哪怕天塌地陷，我也要娶這個媳婦！你們對阿越他爸如此重情重義，這樣的親家滿世界都找不到！”于是，在圍頭人和金門人的共同努力下，斷絕了幾十年的兩岸通婚路終于被打通。這樣的故事讓我們相信，兩岸同胞的情感是從生命里長出來的，無論兩岸風云如何變幻，但隔閡一定只是暫時的，而同胞間血濃于水的親情卻是永遠割不斷的。

劇作家創作的每一部戲都需要接受觀眾的檢閱。《圍頭新娘》創作以來，在閩南已演出八九十場，而每場的上座率都在八九成以上。聽劇團團長說，很多圍頭人看戲時都流下了眼淚。能得到觀眾的認可，對編劇來說是莫大的欣慰。如果不是生活留下了這么多動人的故事，我作為編劇又怎么能寫出這樣的劇本？

在我們福州，有一個評話伬藝傳習所，是第一批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單位。福州的評話、伬唱極具特色，但卻是瀕危的藝術品種。這幾年，我幫助這個傳習所創作了兩出大型曲藝《風雨蒼霞人》和《滴水人家》，反響強烈。《風雨蒼霞人》是歌頌政府在10個月的時間里讓“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閩江疍民（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故事。面對這樣的題材，如果不能超越單純的歌頌性，就很難讓作品具有藝術感染力。我們整個創作團隊決心對這樣的題材進行攻關，按照藝術創作的規律，回到生活中，去尋找最真實的材料，采訪了許多當時的原住民和親歷者。

采訪中我了解到在蒼霞棚屋區里有一間132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27戶連家船民，卻只有4張飯桌，27戶人家要輪流吃飯。這個房子在一角拉上布簾，里面就是洗手間，坐在外面的人能聽得到里面的動靜；如果哪戶人家孩子要結婚，也只有在房間找個角落，拉上布簾，支一張小床。有一個小學生在題為《我的夢》的作文里寫道：“希望家里能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我可以不蜷縮在床上寫作業……”聽到這些，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人怎么能活得這么苦，這么難。我的耳邊立即響起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詩句。在同情他們的同時，我們也感恩幫助百姓解決困難的人。誰為百姓做事、造福百姓，我們就理直氣壯地歌頌他。

《滴水人家》講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福州南臺藤山弄因自來水供水管徑小且地勢又高，水壓上不去，致使居民們長期缺水，每日只能等到半夜，其他地勢低的地方的居民都休息了不開水龍頭了，藤山弄的自來水管才開始滴水，所以這里的居民常常要通宵接水。居民們四處反映這個問題，卻久久不能解決，可在福州新上任的市委書記“馬上就辦”的工作精神指導下，不到一個月就解決了。這么簡單的材料怎么能寫出劇本？還是老辦法，我們立即采訪藤山弄的居民，聽他們講述當年怎么通宵接水，怎樣珍惜每一滴水甚至無奈去偷水等等。這些故事令我萬般感慨，我們的心被生活的艱難所觸動，悲憫之情油然而生。因為悲憫，我們的心終于和創作題材發生了共振，因為悲憫，我們對創作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我們盼望弱勢群體能得到更多的關注，希望有更多的人像張桂梅這樣，在飛速前行的社會中，依然守護真情，給予社會以溫暖和慰藉。

藝術以悲憫親吻世界。創作者有了悲憫之心，才能撫摸時代的傷痛，凝望時代的進程；才能以不憚的勇氣體察人生的孤獨苦難與世間的憂患艱辛，令作品蘊含深情。弘揚主旋律的題材在創作方法上并無特別，若不想讓作品陷入概念化、表面化的表達，心懷悲憫、抒寫真情，就是創作者唯一的密鑰。而要寫出真情，我們就必須走進生活，走近人民。

藝術創作者總是經年尋覓、收集著生活中的每一個偶然事件和人類心靈的每一次細微跳動、每一次深邃的思考，期望將這些生活的微粒鍛成自己的作品，讓這些生活中最真實的故事產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洪流之力。因此我想感謝生活，感謝生活的給予、感恩人民的滋養，并愿永遠當好生活中的尋寶者，永遠做人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