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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電影《黑皮膚，白面具》海報 資料圖片

法農全集封面 資料圖片

問世于1933年的龔古爾獎“桂冠小說”《人的境遇》塑造了一個青年革命者的形象。作品中，主人公陳身處波詭云譎的時代，為前途深感不安。因緣際會，陳被推向反法西斯運動。為了捍衛自由，他不惜獻出生命，以希臘英雄般的悲情方式銘刻于20世紀法國文學記憶中。

弗朗茨·法農便是如同陳一般懷有英雄情操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前往法國參與抵抗斗爭。戰爭結束后，他預見到非殖民化是大勢所趨，于是以非洲為場域，引導民眾投身民族革命。革命活動之余，他以文字和論著的形式，闡述非洲文化復興的觀念。

他既是反法西斯戰士，又是心理醫生，同時還是勤于思考、筆耕不輟的作家，以及積極介入社會活動的政治家。

1.從戰士到醫生

安的列斯群島，又稱西印度群島。根據殖民化時期的領土主權，這一地區被劃分為西班牙語系、英語系和法語系三組島嶼。

“我無疑屬于我的那個時代”，法農在處女作《黑皮膚，白面具》當中寫道。那個時代是反殖民斗爭方興未艾的年代。1925年盛夏，法農出生于法屬馬提尼克首府法蘭西堡，父親為黑人海關官員，母親是一名擁有一半白人血統的黑人混血女子。夫婦兩人共生育六個孩子，法農排行第五。在彼時的安的列斯，社會身份高低取決于膚色與家產的多寡。家庭的呵護與母親一邊的歐洲血統，令法農得以安然長大。

10歲那年，在法國廢奴運動之父維克托·舍爾歇紀念堂的參觀活動，使法農第一次了解到黑人族群的悲慘處境。時隔若干年，他回想往事，情緒十分激動：“原來人們對我講述的歷史，是書寫在否定之上的歷史，人們教導我的事物秩序，是捏造的秩序……這一天，我接受了反殖民啟蒙，從此張開眼睛和耳朵。”確乎如此，法農的生命歷程與反殖民斗爭兩相交織，他的一生，是抵抗與良知的一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適逢戴高樂將軍征召殖民地志愿軍，法農作為中學生應召入伍。戰爭臨近尾聲，法農受贈軍階與獎章，此后，他義無反顧地走上尋求心靈解放與政治解放的革命道路。

戰爭結束后，法農返回故鄉繼續中學學業。這一時期，安的列斯地區沒有大學，許多年輕人選擇前往法國本土深造。很快，他便趕赴法國里昂求學。在里昂大學，他系統地學習心理學，為日后成為精神科醫生做著準備。與此同時，他還流連于文學院，沉浸在薩特、梅洛-龐蒂等左翼思想家的名篇佳作當中，課余時間從事戲劇創作，并為一些黑人學生刊物撰寫文稿，以宣傳反殖民主義思想。

臨近畢業，法農向導師讓·德秀姆提交了論文《黑皮膚，白面具》。基于他此前生活在白人社會的主體經驗以及精神醫學的診療結果，指出自我認知失衡現象普遍地困擾著安的列斯黑人社群。在他看來，白人在社會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黑人飽受種族歧視，人格發展受到抑制，久而久之便產生低人一等的自卑情結。無論是從醫學角度來看，還是從人的“存在”角度來看，安的列斯殖民地具有的黑白種族不對等的社會結構都亟待改善。論文內容使他無法通過畢業審查，于是法農只好選擇一項更符合當時學術規范的主題作出論述，最終于1951年末通過答辯，隨即便踏上職業之路。

他先是來到法國南部山城圣·阿爾邦的精神病醫院實習。這段行醫經歷比較短暫，只有15個月，卻對其職業生涯產生尤為深刻的影響。圣·阿爾邦是戰后精神病學診療的先鋒機構，法農投入托斯克爾師門，施行“社會療法”。當時學界的主流治療方案是將精神病患者隔離起來，托斯克爾卻不贊同。他相信，即使在患者那里，仍然存在使治療關系得以建立的理性殘余。出于這一理念，他將圣·阿爾邦定位為一個幫助患者祛除苦痛的醫療機構。醫護人員和住院人員一同生活，醫生將話語權交還給病人，傾聽病人的講述。在醫生幫助下，病人的社會關系得以重構。這一醫療理念吸引著法農，影響著法農。日后他主持北非地區的精神醫療工作，便采用“托氏療法”。

1953年，法農通過了公立醫院主治醫師資格考試，隨后前往諾曼底彭托松醫院工作。在這家醫療機構，他試著將“托氏療法”付諸實踐，把話語權從醫護人員手中交還給病人。某日，他簽下一份授權書，允許護士陪同病人在工作日時間前往市場采購。然而，這卻為院方所禁止。次日，許多病人發起罷工，醫院幾乎處于癱瘓狀態。不久，一名新的主任醫師取代了他。同一時期，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布里達-柔安維爾精神病醫院出現職位空缺。法農獲悉后立刻提出申請，隨后前往新職位赴任，由此便開啟了人生旅程的非洲之行。

2.“希波克拉底在非洲”

“我愿在判斷力所及范圍內，盡我所能，為病人謀利益，杜絕一切墮落及害人的行為……無論在何處，無論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是奴隸，對他們一視同仁，為他們謀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公元前四世紀，希波克拉底為希臘人奠定這番醫事規范。如果借此對法農的醫者生涯加以審視，尤其是對其非洲之行加以審視，便得以窺見一個心懷大愛的白衣天使。

法農到來之前，布里達-柔安維爾醫院主要收治來自阿爾及利亞各地的重癥患者。這里規模不大，僅能容納800名病人，然而實際情況遠遠超出預期。1953年，住院病人高達2000名，而院內只有4名主治醫師，接診壓力十分沉重。不僅如此，醫院還面臨著設備短缺、工作人員缺乏訓練等問題。這一情況下，聘用新人已是迫在眉睫，法農正是應召而來。

自20世紀30年代起，阿爾及爾學派在北非精神醫學界占據主導地位，他們是一些畢業于法國專業院校的白人醫生。他們竟認為北非居民有著與生俱來的基因缺陷，大腦無法達至成熟狀態。在他們看來，正常的非洲人等同于大腦額葉被切除的歐洲人。這一理念不僅給予種族歧視專業鑒定，而且影響了當地的行醫風尚。法農到達布里達-柔安維爾之前，院方遵循阿爾及爾學派，將一些歐式治療方法，如大腦額葉切除術、胰島素療法、電擊療法等套用在病人身上，然而治療效果不盡如人意。此外，院方還實行分診原則，歐洲病人與當地病人被隔離開，不同病房無法開展社會交往，病人與醫生之間亦缺乏互動。

法農來到布里達，為眼前的景象震驚不已：病房內擠滿了蓬頭垢面的病人，如同囚犯一般被捆綁在床上，那些身患肺結核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多數禁閉在隔離室里，用鐵鏈捆綁著，幾乎全身赤裸。安頓下來之后，法農決定實施改革。在其主導下，病人走出病房，與醫護人員一道修補斷裂已久的社交網絡。勤于思考的法農發現，法國醫生往往以歐洲社會為參考對象，忽視北非地區的民生民情，如果將當地風俗融入診療方案，或許可以令當地病人產生情感認同，加快病情好轉。于是，他組織醫護人員開展摩爾人咖啡聚會、裁縫工作坊、說書人晚會等活動，幫助患者解除盤踞于意識深處低人一等的自卑感。這一療法以重建患者人格尊嚴為核心理念，引領著北非殖民地的精神醫學革命。

3.黑色西西弗斯與《大地上的苦難者》

法農駐足布里達的時期，殖民統治日漸嚴苛。阿爾及利亞作家卡邁勒·達烏德在《默爾索案調查》一書中寫道：“獨立戰爭之前，人們日復一日地茍活，從不知道今夕何年，生活中無外乎是傳染病、鬧饑荒之類的事情，我的外祖母死于斑疹傷寒……這段往事持續一年之久，足夠寫滿整整一本記事簿。”

1954年起，民族獨立浪潮席卷阿爾及利亞。法農終于承認，也許醫療手段無法治愈民眾的心理障礙，只有徹底改變社會關系，才有望擺脫精神枷鎖。他加入國民解放陣線，成為官方媒體《斗士報》的編輯，密切關注著非洲的發展前景。1958年，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命為非洲巡回大使，足跡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區。1960年末，法農罹患急性白血病，即便重癥纏身，仍然致力于阿爾及利亞的革命事業。

法農離世之前，曾赴美國接受治療。在寫給朋友的私人信函里，他感慨自己時日不多，無法繼續進行反殖民斗爭活動：“死亡永遠伴隨我們，重要的不是避免死亡，而是全力地實踐自己的理念。如今躺在病床上，我感到力氣將盡。然而，令我驚駭的不是自己就要死去，而是自己竟然會因為急性白血病而死于美國……人生在世，倘若不能為民眾、正義、自由而服務，那么我們就什么都不是。即使在醫生都感到絕望的時刻，我仍然牽掛，喔，朦朦朧朧地，我仍然牽掛阿爾及利亞民眾，牽掛第三世界民眾，我能夠支撐到現在，都是為了他們。”法農病逝后，人們根據遺囑將他安葬于阿爾及利亞，以陣亡烈士的紀念儀式予以追悼。

《大地上的苦難者》是法農晚期代表作之一，創作于1960年至1961年間。由于作者臥病在床，只好口授觀點，由助手做記錄，于匆忙之中寫就。全書標題取自巴黎公社成員歐仁·鮑狄埃為紀念公社運動所寫的《國際歌》歌詞“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書中重點關注的對象不是那些在19世紀末的工業化國家里高唱“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的歐洲無產階級，而是非洲民眾。他們的訴求一貫為人忽視，他們的口舌一貫為人噤聲，憑借此書，他們得以吶喊——“起來！”“團結！”“斗爭！”

在全書結尾，作者向非洲民眾發出倡議：我們曾經沉陷于廣袤黑夜，如今我們必須撼動它。曙光已經升起，讓我們離棄歐洲。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書中結合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的歷史經驗，系統性地闡明非洲文化復興的理論方案。

作為當地民族獨立運動的親歷者與參與者，法農覺察到，反殖民意識的發展成熟給阿爾及利亞民族文化帶來一系列變化，大致可以歸入“拿來主義”“文化自覺”與“文化自為”三個階段。

民族文化的第一個發展階段是缺乏判斷、全面吸收殖民者文化的階段，近似于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殖民統治之下，阿爾及利亞民族文化停滯不前。成長于這一時期的本土文藝家幾乎被法國文化同化，對于民族傳統缺乏了解，只能在法國文藝家身后亦步亦趨。

民族文化的第二個發展階段是民族意識有所醒悟、產生文化自覺觀念的階段。阿爾及利亞本土文藝家開始認識到掙脫法國文化統治的必要性，決心挖掘民族歷史，卻由于尚未完全融入革命活動而倍感無助，于是只能攀附法國文化系統、采用“他者”視角闡釋本民族文化。盡管如此，這在客觀上為推進民族解放進程做著準備。

民族文化的第三個發展階段是民族意識徹底覺醒的階段。這一階段當中，本土藝術家投身于解放斗爭，與廣大民眾站在一起，采取各類宣傳手段對民眾進行精神動員。可以說，這一階段是民族文化振興的關鍵時期。在法農看來，喚醒民族意識、推動民族文化向前發展，是實現阿爾及利亞乃至非洲文化復興的關鍵所在。在殖民主義根深蒂固的非洲大陸，各民族處于歐洲占領者包圍之中。這一現實基礎決定了非洲各族民眾的命運休戚與共。非洲文藝工作者應當以紙筆為戰斗武器，喚醒非洲民眾，激發民族自信心與民族認同感，為推進社會制度變革做思想準備。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非洲殖民地相繼宣告獨立，民眾的身份認同訴求不再是反殖民抵抗的現實需求，構建新型民族集體意識成為其首要需求。法農洞察新形勢，他主張非洲各族民眾應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多元互動、合作共贏的意識，向兄弟之邦的文化展開胸襟。這就是說，應當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礎之上展望世界，并且對自身在世界之中的主體位置有清晰的認知；不僅要借鑒不同的文明，還要與不同的文明進行對話，為世界的和而不同作出貢獻。

其實法農寫作這本書的時期，阿爾及利亞的革命進程反復無常。盡管如此，他仍然憧憬勝利。然而余下的日子越來越少，1961年末，他終于長眠于夜色，再無氣力目睹曙光出現。第二年秋季，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長達130年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他的愿景終于成為現實。

根據《荷馬史詩》記載，英雄西西弗斯由于觸犯神意而被施以嚴厲懲罰。他傾盡氣力，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石頭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滾落下去，他千百次重復同一個動作，直至耗盡生命。在加繆筆下，西西弗斯成為反抗苦難的悲情英雄：“他蔑視神明，仇恨死亡，對于生活充滿激情，必然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而這是出于對大地的無限熱愛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既然這世界看似山窮水盡，應當如何應對？法農給出的答案也是西西弗斯式的：去思考，去熱愛，去行動，去反抗。在炫目而短暫的一生中，法農構想出非洲文化復興的理論方案，堪稱殖民文化創傷的心靈療愈師。

（作者：宋心怡，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