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家融入現代傳播格局的實踐

文學作品的主要呈現載體是紙媒，包括報紙、雜志、書籍等。在電子媒介時代，小說改編為影視劇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特別是一些通俗文學作品成為“一時之熱”，如“瓊瑤熱”“金庸熱”等。但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中，讀者、觀眾聚焦的依然是作品——作家的文字作品以及由其改編而來的影視作品，作家的熱度只是順帶而來的。到了數字媒介時代，網絡興起，網絡交流的互動性和即時性增強，作家在傳媒世界中的“生存”狀況似乎有了比較顯著的變化。作家們不只依靠學術演講、人物訪談等傳統形式抒發己見，而是積極融入新興媒體平臺，獲得了較高的曝光度。

莫言、畢淑敏等作家進駐抖音，借助短視頻分享點滴感悟，成為擁有百萬級粉絲的創作者；西川、梁鴻等亦變身“up主”，在嗶哩嗶哩平臺上持續更新作品，“B站”里余華單個視頻的最高播放量突破700萬；劉震云憑借在《脫口秀大會》《向往的生活》等綜藝上的幽默表現，數次登上熱搜；王蒙、梁曉聲、阿來、麥家等作家做客“東方甄選”直播間與觀眾互動，每場直播都能賣出數萬冊圖書，銷售額動輒數百萬。

與此同時，各類機構和組織積極推動文學活動的“盛典”化。2022年的“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將文學頒獎典禮與舞臺表演形式相融合，讓35位獲獎者分別亮相。人民文學出版社籌劃的“百位名人迎新領讀——2023文學中國跨年盛典”，云集百位文化名人線上領讀；2023年春在廣州舉辦的“有風自南——花城文學之夜”盛典活動，匯聚10個原創文學主題節目，并邀請首屆花城文學榜的上榜作家走上舞臺。這類盛典活動通過網絡直播，使優秀作家作品得以更加直觀地抵達廣大讀者和觀眾面前，擴大了文學的影響力。

值得關注的現象還有，文學類紀錄片與綜藝不斷推出，反響熱烈。《文學的故鄉》（2020年）、《文學的日常》（第一季2020年、第二季2022年）等紀錄片為莫言、賈平凹、阿來、遲子建、麥家等作家量身定做，讓觀眾與他們的故鄉風景、日常生活完美邂逅。文學類綜藝《我在島嶼讀書》（第一季2022年、第二季2023年）邀請余華、蘇童、西川、葉兆言等作家在分界洲島上相聚，以生活漫談的方式陪伴觀眾開啟書香之旅。《文學館之夜》（2023年）由李敬澤主持，李洱、戴錦華等作家評論家圍繞7個公眾話題侃侃而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從以上不完全的列舉中，不難發現作家身份的微妙位移。他們不再只是隱入作品背后的“陌生人”，而是身兼真人秀演員、帶貨主播、短視頻創作者等種種新身份，并通過互聯網與萬千觀眾親密互動。視頻播放量、粉絲量等指標證明，當代作家在網民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在他們博得公眾的廣泛關注后，我們應該繼續思考：在多種平臺加持下的作家破圈，會給嚴肅文學帶來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呈現文學的人情味、生活味、文化味

長期以來，嚴肅文學依靠雜志社、出版社、以高校為核心的學術評論圈等，建構出一個自洽的園地。一個圈外的讀者要加入嚴肅文學的討論，往往需要投身學院，接受長時間教育后才能掌握一套“行話”，具備進圈發言的資格。久而久之，嚴肅文學一方面在文學史建構、語文教育中不斷被經典化，另一方面卻逐漸與大眾讀者“隔”了開來。因此，作家積極融入現代傳播格局，能讓嚴肅文學不再“端著架子”，讓大眾親近文學原有的煙火“三味”。

作家的真情流露，讓觀眾體會嚴肅文學背后的“人情味”。文學首先是“人學”，蘊含著活潑的情感與深切的關懷。但長期接受義務教育的大眾讀者，早就習慣了碰到嚴肅文學時要揣度“中心思想”，分析“藝術手法”，可憐巴巴地追求命中“參考答案”。這種被考試支配的“創傷性記憶”，讓不少讀者對嚴肅文學敬而遠之。于是當作家笑瞇瞇地出現在手機屏幕上，的確讓人眼前一亮。原來那一個個“不茍言笑”的鉛字背后，是一個個感情豐富的具體的作者。原來作家也會對語文考題無所適從，也會在寫作中苦惱，對同行嫉妒，對文學界的批評心懷不平。這種真實情緒的流露，讓作家在讀者心中真正具備了肉身感，讓文本賞析不再是卷面上的“搶分作戰”，而是文字里人情的共鳴。“up主”狂阿彌采訪余華時，分享了妻子讀到《活著》中“月光照在路上，像是灑滿了鹽”一句時的感動。余華感嘆“為了找到這句話，我停了兩三天的時間”，并解釋“鹽”這個意象一方面潛藏了與“傷口”的關系，另一方面與農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這過程中，作家對小說人物、語言的考量，與讀者對人物命運的感慨，有了一次真摯的相遇。

作家的敏銳觀察，讓觀眾感受嚴肅文學的“生活味”。文學從不只是孤懸于半空的語言系統，而是根植于作家對豐富生活的觀察，啟發著讀者對生活進行“再發現”。正如《文學館之夜》的開場白所言：“讓我們談論與文學有關的一切，其實，一切都和文學有關。”在“第二夜”中，李敬澤與戴錦華、李洱等，談論“為什么愛上一只貓”。他們從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小區里的貓、村里的貓，談到老舍的《貓城記》、夏目漱石的《我是貓》、阿瑟·米勒的《貓和水暖工》，再分享冰心的貓、夏衍的貓身上的傳奇故事，極大拓展了話題的寬度，呈現出一只只迷人的“文學的貓”。話題在作家們的閑聊中不斷走向深入，發掘了我們習焉不察的生活哲思。他們從“送別一只貓”談到對生命歷程的演練，從“寵物”概念的追溯映射出時代的變遷，亦從現代人對貓的偏愛理解了年輕人對處理親密關系的恐懼，討論當下“宅生存”的生活困境。在文學館典雅的書架前，作家們一步步帶領著讀者，從人和貓的情感關系中感受到復雜的況味。觀眾由此發現，文學的深刻和宏大其實并不遙遠，就在無數人平常的生活當中。

作家對作品的精彩演繹和解讀，讓觀眾領略嚴肅文學的“文化味”。紀錄片《掬水月在手》（2020年）生動講述葉嘉瑩先生的艱難遭遇和奮進故事。這位“穿裙子的先生”的吟誦，展露出她在長期詩歌研究中沉淀下的學養，也傳達了她在詩歌傳統中安身立命的寄托。《我在島嶼讀書》的讀詩會上，西川背對海潮，以手擊鼓，縱情朗誦他的詩作。至詩歌高潮處，浪愈急、鼓愈密、聲愈壯，獨特的氣韻涌出。葉嘉瑩、西川的獨特朗誦，讓不少網友感慨，“原來詩還可以這樣讀”。文字再也不局限在紙面上，而是與作家的精神氣韻合二為一，發出有情、有力、有韻的聲響。

當作家成為觀眾閱讀的“引路人”，讓嚴肅文學原本的人情味、生活味、文化味更真切地向讀者和觀眾呈現，嚴肅文學才能真正走出“內循環”的限制，進入更廣闊的讀者群。

從作家破圈，走向作品破圈

“破圈”一詞之所以令文學界念念不忘，絕不是為了爭奪市場、流量或話語權，背后的核心關切在于：在新時代語境下，嚴肅文學如何建立起與社會大地、人民大眾的血肉聯系，重新建構一種有活力的文學生活。文藝的人民性體現在，在創作層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接受層面堅持以人民為“閱卷人”，讓作品獲得人民的關注與討論。作家破圈固然可喜，但在傳播過程中不能只滿足于個別作家的“真人秀”，應將討論重點從作家慢慢引向作品，讓觀眾不只成為“作家的粉絲”，更是成為“作品的理想讀者”。因此，在破圈實踐中，作家既不可“端著架子”，也不可削高就低、故意迎合大眾，而應以平等的對話姿態，成為讀者與作品的橋梁。

一方面，作家的出鏡應警惕商業營銷中刻意制造“人設”，避免被“單向度”化。余華的再度爆火便是一個值得細察的例子——在縣文化館里“摸魚”、安排史鐵生當守門員、裝病被割掉闌尾，這些令人捧腹的軼事成了最為流行的“余華段子”。在短視頻里“活著”的余華被戴上“段子手”的帽子。這與寫出《活著》的“作家余華”反差何其巨大，出現了“人和書各火各的”典型癥候。然而這種“人設”的過分營銷也引發了余華本人的不滿。余華在受訪時重申自己不是有幽默感的人，強調在紀錄片《一直游到海水變藍》（2021年）中自己其實也說了很多嚴肅的話，但是大多被剪掉了。在此后的綜藝節目中，余華也更加嚴肅地談起史鐵生、談起35歲時和魯迅的“相遇”，展現出自己“認真”的一面。造“梗”式的傳播損害了作家本身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最終損害的依然是文學本身。

另一方面，作家也應借助破圈實踐，在與大眾的互動中發現最真實的現實痛點，在對話中生成最鮮活的思想話語。隨著作家出鏡次數的增多，他們也會主動或被動地參與到當下熱點問題的討論。在“空心人現象”“年輕人的上香熱”“戀愛腦問題”“ChatGPT的未來”等話題討論中，作家的意見逐漸占據了一定的地位，作家也由此更加理解當下的社會現實。莫言在抖音節目《莫言的奇妙故事會》（2022年）中，不僅與江南、徐則臣一起“大開腦洞”，推薦最新力作，還與“元宇宙”虛擬人物柳夜熙相遇，探討“人”的定義、人生的意義等諸多命題。這些新鮮嘗試也讓莫言感嘆：“與時俱進，就是要跟年輕人溝通，人越老越應該向年輕人學習。”作家勇于與社會熱點密切聯動，有利于激發文學與當下現實對話的能力。

總之，在新媒介語境中，嚴肅文學的創作與批評將面臨全新的機遇和挑戰。如何引導作家破圈的潮流，展現作家的寫作智慧，而不淪為噱頭的制造；如何讓文學作品真正破圈，增強作品“對話”現實的能力，而不局限于在綜藝節目中推出漫長的書單；如何讓文學批評呼應大眾讀者的關切，將讀者意見更好地納入評價體系，而不僅僅是在嘉賓對談中插入微博話題的鏈接……這些問題關系著嚴肅文學如何真正“放下架子”，有效地與人民大眾重新聯結，不斷增強新時代文學生活的活力。新時代給予了作家破圈的機遇，為嚴肅文學創造了縱向生長的契機，也對文學寄予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作者系青年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