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 引 言

我們傾向于以一種開放包容的視野來看待美國亞裔作家群體，“凡是身在美國的亞裔后裔、具有亞洲血統或者后來移民美國的亞裔作家，都可以稱之為 ‘美國亞裔作家’”，美國亞裔文學（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指的是 “美國社會中的亞裔群體作家所創作的文學”（郭英劍等 2022：總序 1-2)。 同理，美國韓裔文學（Korean American Literature）即為由美國社會中的韓裔群體作家所創作的文學，這也囊括了發表時為韓語而之后被譯作英語的文學作品。在西方權力話語語境下，“話語事件定義的不是真實的沉重存在，也不是詞語的常規用法，而是客體的秩序”（Foucault 2010：49)。誰在說、說什么、和誰說都蘊含著話語權力的博弈與分配，掌握話語權的一方也就取得了說服規訓對方的主動權。西方主流思想推崇的模范少數族裔形象是沉默寡言的，這極大禁錮了美國韓裔移民發聲的訴求與途徑。隨著時代的推移與個體意識的覺醒，一大批杰出的美國韓裔作家筆耕不輟，通過文字發聲，不僅讓社會關注到這一被長久遺忘的邊緣群體，也為探求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的至善之境奠定了基礎。

2. 美國韓裔：發聲的主體

美國韓裔，或韓裔美國人，顧名思義，即擁有韓民族血統的美國國民。根據維基百科的數據，1910年韓裔美國人僅有462人。此后的1970年人口普查中，韓裔美國人數量飆升至69130人，目前已超過185萬，成為繼華裔、印度裔、菲律賓裔、越南裔之后的第五大亞裔群體。

移民現象可以通過 “推拉” 框架加以溯源，即移出地的推力與移入地的拉力。推力包括天災人禍、國破家亡、貧窮落后等，拉力則主要表現為寬松的移民政策、安定的社會環境與繁榮的經濟。據此，20世紀美國韓裔移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Schaefer 2008：342-343)。

第一個階段橫跨20世紀初至20世紀50年代。《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的頒布限制了中國勞工進入美國，甘蔗種植園園主亟需亞洲其他地區的廉價勞動力，于是1903至1905年間出現了首次韓裔移民高峰。1910至1945年，日本占領朝鮮半島并實行殖民統治，他們不僅侵占土地、掠奪資源，還在思想上進行奴化教育，強制用日語取代韓語教學，并提出 “日韓同祖說” 以同化當地人。頻發的戰爭與嚴酷的殖民統治造成人口大量外流，此時的美國韓裔移民主要為 “照片新娘”、流亡人士、勞工等，他們的知識水平或專業技能相對欠缺；此外，移民中還夾雜著少數積極反抗壓迫、爭取獨立的知識分子與基督教人士。這一階段見證了美國韓裔文學的興起。代表作家有柳一韓（Ilhan New，1895—1971)、姜鏞訖（Younghill Kang，1898—1972)、白廣善（Mary Paik Lee，1900—1995)。其中，白廣善的自傳《安靜的奧德賽：美國的韓裔先驅女性》（Quiet Odyssey：A Pioneer Korean Woman in America，1990）是為數不多的美國亞裔女性作家回憶錄之一，也是唯一一本幾乎跨越整個20世紀的美國韓裔女性作家回憶錄。作為最早一批赴美的韓裔開拓者，白廣善對20世紀美國社會文化的審視具有先導性的啟發意義。

美國韓裔移民的第二個階段發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彼時的朝鮮半島一分為二，分別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朝鮮）和大韓民國（韓國)。1950 年，朝鮮戰爭爆發，第二次大規模移民—— “戰爭新娘” 移民浪潮應運而生。此外，20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經濟在美國的扶持下飛速發展，1965年的《移民與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放寬了對留學生和各國高素質人才的引進條件，一大批教育水平較高、專業技能過硬的韓國人涌入美國，加速了第三次大規模移民浪潮。伴隨兩次移民高峰，美國韓裔文學得到了長足發展，作品數量激增，題材多樣，背景涉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制勞動罪行、朝鮮戰爭中的兵戈相向及外來女性與混血兒童的邊緣處境。此階段的文學作品歷史印記明顯，如，瑪格麗特·K. 帕伊（Margaret K. Pai，1914— ）的《兩個移民之夢》（The Dreams of Two Yi-min，1989）與加里·樸（Gary Pak，1952— +）的《米紙飛機》（A Ricepaper Airplane，1998）折射了韓裔移民在夏威夷的早期群居史；金恩國（Richard Eun Kook Kim，1932—2009）的《犧牲者》（The Martyred，1964）與克里斯·麥金尼（Chris McKinney，1973— ）的《刺青》（The Tattoo，1999）探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朝鮮戰爭等災難帶給個體的創傷記憶。在戰爭對女性的摧殘方面，宋凱西（Cathy Song，1955— ）的詩集《照片新娘》（Picture Bride，1983）與諾拉·奧卡佳·凱勒（Nora Okja Keller，1965— ）的小說《慰安婦》（Comfort Women，1997）和《狐女》（Fox Girl，2002）均著眼于女性被物化的處境，揭露了在 “血緣身份（長幼輩分）體制和社會等級制度的主導權”（李娟 2010：152）支配下女性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與心理重建的掙扎。 此外，崔淑烈（Sook Nyul Choi，1937— ）的《無法告別的一年》（Year of Impossible Goodbyes，1991)、李昌來（Chang-rae Lee，1965— ）的《手勢人生》（A Gesture Life，1999)、帕蒂·金（Patti kim，1970— ）的《“可靠的” 的士》（A Cab Called Reliable，1998）聚焦家庭中相濡以沫的愛抑或緊張的代際關系。金蘭英（Ronyoung Kim，1926—1987）的《泥巴墻》（Clay Walls，1987)、瑪麗·李（Marie Myung-Ok Lee，1964— ）的《尋找我的聲音》（Finding My Voice，1992)、李昌來的《說母語者》（Native Speaker，1995）等小說則展現了韓裔移民在融入美國生活時舉步維艱的處境，探討了人際關系的疏遠和背叛的主題，也關注社會文化中種族、性別和階級關系的不對稱所帶來的沖突與誤解。同時，此階段還涌現出了一批突破傳統行文布局的先鋒作品，如，車學慶（Theresa Hak Kyung Cha，1951—1982）的小說《言說》（Dictee，1982)、金晏密（Myung Mi Kim，1957— ）的詩集《在旗幟下》（Under Flag，1991）等等。

1992年的 “429暴亂” 激起了韓裔群體的身份意識，“他們認識到，僅僅有經濟上的成功還不能保證他們在美國的地位，此時韓國移民的身份開始轉移，韓裔美國人的身份終于誕生”（Lah 2017)。鑒于文學創作是構建韓裔美國人身份的有力途徑，20世紀90年代之后，美國韓裔文學走向繁榮，進入 “亞裔美國文化生產的黃金時代的開端”（Elaine 1992：xi)。此階段的作品中，小說仍占主要比重，詩歌、戲劇也盛況空前，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在題材方面，與家庭成員的和解以及對殘酷戰爭的反思得到延續，代表作包括小說家娜美·文（Nami Mun，1968— ）的《遠方》（Miles from Nowhere，2009)、倫納德·張（Leonard Chang，1968— ）的《觸發線》（Triplines，2014)、凱瑟琳·鐘（Catherine Chung，1979— ）的《遺忘的國度》（Forgotten Country，2012）及劇作家茱莉婭·趙（JuHa Cho，1975— ）的《杜蘭戈》（Durango，2006)。新時期的美國韓裔文學還呈現出一系列新特色：其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地域流動性的加強，美國韓裔文學作品不再局限于本區域、本種族的敘事建構，而是將視野投向其他地域與族群。蘇吉·克沃克·金（Suji Kwock Kim，1968— ）的詩集《來自分裂國家的筆記》（Notes from a Divided Country，2003）背景跨越紐約、舊金山、首爾多個城市，挖掘殖民主義、戰爭、移民、種族主義等主題，思考家園共同體的意義；揚·吉恩·李（Young Jean Lee，1974— ）的戲劇《裝船》（Shipment，2009）采用全黑人演員陣容，融合舞蹈、歌曲、單口喜劇、滑稽小品等形式，力圖打破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與刻板印象；保羅·尹（Paul Yoon，1980— ）的小說《帶我到地球》（Run Me to Earth，2020）時間跨度長達六十余年，地域涉及老撾、紐約、西班牙、法國，通過語言迷宮微妙地還原歷史真相。其二，與時俱進，緊跟社會現實，體現出對社會熱點的洞察與對邊緣群體的關切。蘇珊·崔（Susan Choi，1969— ）的小說《信任練習》（Trust Exercise，2019）反映了階級隔閡與女性權力等深層社會問題，與 “我也是”（# MeToo）運動遙相呼應；卡西·樸·洪（Cathy Park Hong，1976— ）的自傳《微妙之感：美國亞裔的清算》（Minor Feelings：An Asian American Reckoning，2020）將親身經歷與宏觀歷史結合，兼論文化批評，揭示了美國猖獗的種族歧視行為，與2021年 “停止對亞裔的仇恨”（Stop Asian Hate）運動相得益彰。其三，構思巧妙，別出機杼。李敏金（Min Jin Lee，1968— ）的《柏青哥》（Pachinko，2017)，再現了家族四代人的飄零起伏，堪稱史詩般的歷史巨著；多恩·李（Don Lee，1959— ）的《黃色》（Yellow，2001）虛構了海灣小鎮上幾位美國亞裔青年的愛恨情仇；南希·金（Nancy S. Kim，1966— ）的《如疾風沖向巖石》（Like Wind Against Rock，2021）借用日記這一極具個性的文本形式將兩個家庭相似的命運與交織的情愫娓娓道來；戲劇家揚·吉恩·李的《李爾王》（Lear，2010）則在莎士比亞同名悲劇的基礎上增加了荒誕離奇的后現代元素，對名著進行戲仿與解構。總體上看，此階段作品具有 “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開闊的文化視野、兼收并蓄的藝術自信與多元的藝術風格”（郭英劍、張國慶 2019：57)，關注個體在歷史與當下的身份變化、家庭關系和倫理選擇，呼喚不同種族、性別間的平等與共贏。同時，在對家庭關系、生老病死、身份問題與種族關系的思考中肯定家庭、愛情與友情等普世價值的意義。

3. 文學藝術：發聲的方式

作品主題與敘述技巧是文學文本必不可少的兩大因素，其思想性和藝術性構成了美國韓裔文學的兩大特征。韓裔作品涵蓋長短篇小說、詩歌、戲劇、故事吟唱劇、散文、傳記等體裁，其中小說還可進一步細化為科幻小說、懸疑小說、青少年小說等類別，呈現出精湛的敘述技巧與先進的藝術手法。

諾拉·奧卡佳·凱勒的代表作《慰安婦》曾獲美國圖書獎和夏威夷文學獎。她在一次訪談中提及這本小說的創作初衷：小說面世之前，在搜索框中輸入 “慰安婦”，只會彈出一些關于家政的雜余信息，嚴肅的歷史記憶所剩無幾，缺乏 “超驗時間和空間中女性生活的超個人傳記”（Masami 2004：255)。和大多數文人一樣，凱勒希望自己的文學書寫能夠使現實產生積極正向的改變，能夠與整段歷史和人們越來越強的身份認同產生聯系。《慰安婦》的發表把此前一直被遺忘、被忽視的無名女性請到臺前，將這些 “歷史的受害者” （Min 2013：204）提至平等的視閾與高度，解構了 “二元對立的邏輯和語音中心主義思想”（梁琰、張生庭2021：113)，使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關注、關愛這個多年被禁言、被失聲、被遺忘的群體。

小說家、編劇、制片人倫納德·張（Leonard Chang，1968— ）先后畢業于哈佛大學與加州大學厄溫分校，是新生代美國韓裔作家的個中翹楚。其作品跨學科色彩濃厚，被外譯至多個國家，受眾廣泛。他的《十字路口》（Crossings，2009）升華了純粹的愛情故事，暗含對非法移民偷渡等社會問題的影射。移民如何獲得身份認同也是他孜孜探求的話題。在黑色小說三部曲《回頭》（Over the Shoulder，2001)、《未殺死》（Underkill，2003)、《褪色到透明》（Fade to Clear，2004）中，二代移民艾倫·崔將自己的姓氏由韓國化的 “崔” 改為美國味十足的 “Choice”，試圖通過減弱異國特征來融入當地社會。名字屬于符號的一種，“符號的科學是關于主體如何歷史地建構的科學”（Hutner 1999：454)，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反映出對于新生活、新身份的訴求。值得注意的是，Choice與崔（Cui）的首字母仍保持一致，說明他并未陷入只保留單個屬性的極端，而是在兩種身份、兩種文化之間游刃有余地穿梭。文化身份不是囿于出生地的單一固定屬性，它會隨著個體的地理位移與心理變化處于動態調節之中。韓裔移民在平衡母國傳統與美國現實的過程中，經歷了自我認知層面的諸多蛻變，主動轉變視角，辯證審視自身位置，努力在嶄新的異國文化中揚棄創新，并最終獲得整體的歸屬感。

崔東美出生于韓國首爾，是美國韓裔詩人兼翻譯家，現于西雅圖從事成人基礎教育研究。她著有《晨間新聞激動人心》（The Morning News is Exciting，2010）、《幾乎無戰爭》（Hardly War，2016）以及其他一些詩歌和散文集，曾獲懷丁作家獎、萊南文學獎、美國翻譯協會 “盧西恩·斯泰克” 翻譯獎，德國柏林藝術家項目獎學金。在藝術風格層面，《DMZ 殖民地》（DMZ Colony，2020）將詩歌、散文、照片、圖畫以及幸存者敘述巧妙融合，借拼貼式的藝術形式來暗示殖民地人民支離破碎的生活。在主題內容層面，崔東美精準捕捉被戰爭殖民所戕害的小人物的生活，“把個體置于政治大背景之下，探索了美韓兩國交錯重疊的歷史，呼吁讀者正視過往、探尋真相……商品經濟時代沖擊下，部分人放松警惕，歷史感逐漸消弭。崔東美試圖重新喚起對于暴力、恐怖、戰爭、不公的社會記憶”（宋曉涵、郭英劍 2021：99)，促使讀者在當下居安思危，避免重蹈覆轍。

需要注意的是，文學藝術并不僅限于小說、詩歌、戲劇等體裁，“文學的邊界一直在拓寬”（郭英劍 2016)，從傳統意義上的書面創作形式擴展到多媒體表現形式。 美國韓裔在演藝、視覺藝術等領域亦成就不斐。安必立（藝名 Pillip Ahn，1905—1978）是較早進軍好萊塢的亞裔男明星之一，共拍過八十余部影片，好評如潮。二戰期間，他在《東方的背叛》中飾演殘暴的日本軍官，這一角色激發了美國人的愛國熱情與反戰情懷。白南準（Nam June Paik，1932—2006）被看作視覺藝術的開創者，他的先鋒派作品《影像旗》堆疊數個熒幕，通過輪流展現美國現代史中標志性圖景、代表性人物相貌變化以及文化新聞元素等，將藝術與科學巧妙結合，充滿了對人類與技術關系的超前思考。拓寬文學的疆域，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將目光投向原本處于邊緣異域的小眾文學形式，有助于打造博采眾長的文學殿堂，為美國韓裔文學的萬花筒增添一抹亮色。

縱覽美國韓裔文學的發展史，從20世紀初期至今，美國韓裔作家的數量呈階段性增長，作品日益豐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重視。早在20世紀70年代趙健秀（Frank Chin）等人合編的《唉咿！美國亞裔作家選集》（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1974）中，并沒有美國韓裔作家作品的一席之地，但是在21世紀相關專著編排中，韓裔文學已然占據了獨立章節或完整書目。此外，近十年來也出現了專門研究李昌來等美國韓裔作家的博士論文與評論文章，這說明美國韓裔文學研究勢在必行且將不斷深入。

4. 反思前行：發聲的意旨

美國韓裔文學作品的敘事主題廣博，層次豐富。微觀上，韓裔作家憑借深厚的人文關切，反對男性權力中心，思索個體命運，重構家庭敘事，特別是后代身份認同問題；宏觀上，韓裔作家憂國憂民，聚焦韓國獨立運動、二戰、朝鮮戰爭，回擊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壓制，探索國家歷史與民族品質，兼具對全球范圍內其他族裔的關注，亦不乏對當下社會熱點的探尋。美國韓裔文學發聲的初衷，可以概括為對過往多維度的反思，從而更加穩妥地前行。

當今時代背景之下，研究美國韓裔文學的意義有三，即反思歷史、關懷現世、共建未來。

其一，反思歷史，美國韓裔文學再現了歷史長河中的標志性事件，并對其進行總結反思。 縱覽美國韓裔文學從成型到發展再到繁榮的軌跡，可以窺見韓裔群體在美國的經濟社會生活概況。一部部文學作品影射互文，不斷拼貼出一幅美國韓裔在歷史潮流中奮力創生的畫卷。雖然與歷史傳記這類嚴肅文本相比，小說等文學作品具有虛構性，但是其真實性恰恰就存在于這種虛構性中。美國韓裔文學這一場域承載著作家的良知良能，從而為記錄歷史、探尋真理提供依據。

對于歷史上的宏大敘述，讀者需要綜合考量不同的聲音。要想獲得盡可能客觀真實的認知，回歸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與見證者是必由之路。美國韓裔作家或回扣自己的個人經歷，或傾聽當事人的講述，通過文學藝術的形式盡可能客觀地再現當時的歷史背景、國家命運與個人遭遇，形成歷史文化的副文本，待讀者考證與判斷。這種文學記憶是一種銘記歷史的方式，無論是廣大韓國民眾在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期間所遭受的苦難，還是韓裔移民進入美國后如履薄冰的艱辛，都有了具像化的表達。

其二，關懷現世，美國韓裔文學對當下社會發展與人類福祉給出借鑒。韓裔作家對于戰爭創傷記憶的書寫，直觀真切地反映了歷史的瘡痍與戰后重建的艱辛，展現了 “創造一個新的自我與世界”（Fenkl 2001：xvi）的意圖。作家自身經歷與作品的最終呈現之間具有微妙聯系，反映出現實與文學絲絲入扣的連結與互動。這在如今風云變化的國際形勢下凸顯出重大的警示意義：“世界和平” 從來就不是一句無足輕重的口號，相反地，它是普通民眾平穩生活的基本保障與殷切希望。重視普通民眾的意愿選擇與生存發展狀況，也就抓住了解決大部分問題的主要矛盾。如若戰爭文學在文學創作與批評中形成可觀規模，將有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或抑制戰爭的爆發。

此外，美國韓裔作家還將聚光燈投向少數族裔、女性、新興移民等亟需話語權與發展機會的群體，給予他們足夠的認可與鼓勵。概念是建構而來的，以往的白人至上觀念、男性中心主義等形而上在場只會加劇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性別間的異化與疏離。美國韓裔作家駁斥批判這些狹隘自私的觀念，用追求至善的文學倫理不斷感化讀者和受眾，主張尊重個體的平等地位。21世紀以來，美國韓裔作品的表現手法大膽直接、深入淺出，堅持客觀簡潔、點到為止，引導讀者走進作家精心打造的文學后花園，同時避免在讀者心里種下先入為主的批評范式，便于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從文學作品中汲取文化營養，增強批判思維與學術修養，最終得出獨立判斷，這也是對消除作者中心地位、呼喚他者主動解讀的有益嘗試。

在移民作品集中關注的身份認同問題上，美國韓裔作家所倡導的身份建構方式與霍米·巴巴（Bhabha 1994：218）的 “第三空間” 理論不謀而合：“全球和民族文化的非同步性開辟了一個文化空間，即第三空間，在這里巨大差異得以調和，創造出一種臨界存在所特有的張力。” 流散族裔在第三空間重新審視自己的多元文化身份，解構了傳統意義上的純正核心。勢不可擋的流動性決定了我們要以一種開放的態度看待世界范圍內的人口流動，移民不必刻意迎合趨于某一端，他們可以在母國與移入國之間靈活轉換身份。至此，移民不再是邊緣人的代名詞，相反，多重的生活經歷賦予了他們在第三空間坦然自若探索體驗的不二法門。

其三，共建未來，美國韓裔文學為構建美韓文化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積蓄力量。美國韓裔文學將具有相似發展脈絡與文化認同的作家作品凝結為完整的聲音,進而團結聯系起所有韓裔個體，一同為其民族品質發聲并代言。美國韓裔作家 “不只是想要顯現他們的存在，他們還要親自定義他們的顯性形象” （Elaine 2004：12)，其作品既有對自由、和平、平等的渴望，亦不乏對親情、愛情、友情的呼喚，堅持歷史的沉淀與現世的關懷齊頭并進。這一系列全人類同共價值憑借關系與愛的紐帶進而得以將整個人類大家庭聯系在一起，即使對于那些沒有移民經歷的他國讀者，也能引起他們的共情與同感。在此基礎上，美國韓裔文化共同體將凝練出擲地有聲的話語權，與其他不同種族平等交流、分享經歷、增進了解、消除隔閡。認識正確是闡釋正確的必要條件，“各種文化有其特殊性，但也有其同質性和關聯性，因而也就有了互動性”（郭英劍 2002：40)。每種文化都是非同一的多元的存在，只有差異之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同文化背景的個體朝著 “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的目標前行，從而達到文化共同體所不懈追求的至善境界。簡言之，美國韓裔文學作品超越了種族、地域、性別、階級等形而上的束縛，展現出人類對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有利于共同體中的成員實現共情互動。

文學經典的確立和修正，是文化共同體想象性建構的重要途徑。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之間的關聯日益密切。在此大背景之下，我們對美國韓裔群體的關注，亦可以由小及大，折射到對整個少數族裔群體的關懷，映射出多元背景下的社會現實與歷史印記。這種關懷強調互通有無后的治愈彌合，顛覆了 “他人即地獄” 般的異化疏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益實踐。

5. 結 語

伴隨著美國韓裔移民的三次浪潮，美國韓裔文學近百年來經歷了備受忽略、穩步成長、蓬勃發展的階段，成果日益豐富，呈現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視覺藝術等領域百花齊放的局面。美國韓裔文學作品具有嚴肅的思考、深刻的思想以及創新的藝術形式與表現范式，飽含對過往歷史的反思和對當下社會的關注。隨著全球化趨勢與地球村形態的不斷加強，世界各國之間的人員流動愈加頻繁，包括韓裔在內的赴美移民賦予了美國比 “大熔爐” 屬性更為豐富的含義，呼喚新加入血液的勾勒與解讀。當下，加強美國韓裔文學研究，既是對前期美國亞裔文學成果的細化與補充，也是完善少數族裔文學版圖的應有之義，有助于構建起多種族和諧相處的文化共同體。